本书是上海、台北、香港三城记系列小说之台湾卷。本书从台湾2000——2001年的小说创作中精选了13个中短篇。既有台湾文坛实力派作家朱天文、骆以军的新作，又有台湾文坛新人——伊格言、蔡逸军、陈思宏、何宜玲的代表作品和获奖作品；此书以陈映真的中篇《忠孝公园》压卷，这篇小说以台籍日本老兵寻求政治赔偿为情节线索，沉重地展开了关于罪与罚、救赎与死亡问题的探讨。

　　本书是上海、台北、香港三城记系列小说之台湾卷。本书从台湾2000——2001年的小说创作中精选了13个中短篇。既有台湾文坛实力派作家朱天文、骆以军的新作，又有台湾文坛新人——伊格言、蔡逸军、陈思宏、何宜玲的代表作品。

序：撕裂年代的小说/黄锦树

E界／朱天文

运尸人／骆以军

叫魂／童伟格

祭／伊格言

伯公讨妾／甘耀明

蝴蝶／阮庆岳

复眼人／吴明益

蓝色的马／蔡逸君

挂满星星的房间／陈思宏

鼠类一代的父亲／何宜玲

打个比方／黄国峻

望乡／李永平

忠孝公园／陈映真

作者简介

“嗨!”李国忠看见吴伟奇，停止喊叫，打招呼说，“买东西?张先生好像不在，等一下吧!”吴伟奇把捷安特停好，在杂货店外的长板凳坐下，李国忠也挨到他身边坐下。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吴伟奇和他的老师，坐在板凳上等，他们看着前方的大马路，马路再过去，是一棚一棚种丝瓜的棚子，再过去，是大片大片的杂木林，再过去，一条轻轻浅浅的小溪，再过去，一道突然高起的山壁。吴伟奇看着，总觉得有点不对劲，对了，他突然想到，为什么除了他和李国忠外，到处一个人也没有?不只到处一个人也没有，大马路上，一辆车也没经过，丝瓜棚下，一朵黄花也没开放。

“啊……”李国忠打了一个响亮的酒嗝，高声念起，“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念完，舌头“啧、啧、啧、啧”在嘴里抠着牙缝，好像在品尝那首诗。

吴伟奇觉得好尴尬。

李国忠说：“断魂的雨，在我前面，没有下，卖酒的地方，在我后面，没有开……但是，明天就是清明节，清明节还是要过的，因为，清明节的目的，是，这个，为了，纪念……这真的是……太……”吴伟奇抬头看了看李国忠，他真怕他的老师又哭了，还好，李国忠并没有哭，他正缓缓伸出两手的大拇指和食指，在面前搭成一个方框，透过那个方框，不知在看些什么。

学校里的人，都管李国忠叫“李疯子”。吴伟奇读小学的第一年，李国忠驾了辆前后都没有保险杆的裕隆房车，冲进烟沙滚滚的小学操场，差点没撞上升旗台。李国忠下车的第一件事，就是哭，那是他转到这所山区小学来任教的第一年，但是他逢人便大力握手，凄凄地说，他说不定马上就要调走了。所以，会好好珍惜和大家相处的时光。每年学校的尾牙宴，李国忠都会这样哭一场、闹一回。这样过了好多年，到了吴伟奇升上六年级时，李国忠成了吴伟奇班上的导师。

最近一次学校的尾牙宴后，据说，李国忠趁着醉意，开着他的裕隆房车在山上飙，一头撞到山壁上，差点没把自己撞死。

“吴伟奇、吴伟奇、吴伟奇……”李国忠突然两手围成扩音器状，不断向前方呼唤吴伟奇的名字，他转头对吴伟奇哈哈大笑，又继续叫着：“吴伟奇、吴伟奇、吴伟奇……”他问吴伟奇：“为什么大家那么喜欢叫你的名字?”

吴伟奇不说话，他心想，还不是你李国忠害的。规定完大家每天都要写日记的第二天，李国忠不知从哪里弄来了一个水族箱，放在教室后面，李国忠说，为了让大家“深刻地感受水对生物的重要性”，他现在要发给每人一条小金鱼，希望大家好好照顾。吴伟奇领到一条红白相间、额头带黑点的，连同其他七位同学的七条鱼，一同养在水族箱里，每天午休时，大家像养鸡一样，把大把饲料洒进水族箱，引得众金鱼凶猛抢食。抢得多的发育得快，渐渐显出胖瘦之别，但大致上，每条鱼都长大了，水族箱就显得空间不够了。

某个星期一，大家放完假回到学校，发现吴伟奇的鱼首先出局了，它身上所有突出的部位，包括眼、尾、嘴、鳍，都被啃掉了，翻起白肚，像一颗球，被水族箱箱底冒出的气泡串推着，在水中一跃一跃地，既不整个浮上来，也不完全沉下去。从此以后，“吴伟奇、无尾鳍、吴伟奇、无尾鳍……”大家总是这样笑他。

“你好像很不喜欢说话。”等不到吴伟奇回答，李国忠这样说。

吴伟奇还是不说话。

“没关系，”李国忠说，“有的人话很多，有的人话很少，有的人讲话很直接，有的人讲话总是绕圈圈，只要别人可以谅解就好……不要像我一样就好。你知道我有时候觉得自己像什么吗?我像一颗高尔夫球，那边有一个洞，让我滚进去吧，哈哈。”吴伟奇看了看李国忠，他觉得李国忠，真是个好人。P.37-39

政治的变迁虽然不一定全然决定了文学的变迁，但若要说前者不受后者的影响。那难免是欺人之谈。而要谈论台湾这几年的小说，一个基本的背景是，2000年后的政党轮替，国民党五十年来第一次沦为在野党，以台独为其党纲的民主进步党首度取得政权，是为所谓的绿色执政。然而边缘与中心的颠倒、压迫者与被压迫者的易位却并没有缓和前此以被压迫者的受难经验为动力资源的革命清算，而是继续地被深化为主政者的政治资源，用以掩盖主政者急速腐化——如同第三世界本土政权最常见的毛病：财物上的巧取豪夺，权力上的鸡犬升天——的难堪事实，及消减甫易位的反对者批判的道德根基。同时而生的，是公共教养的更其沦丧，一切基础价值、抽象价值都被政治言谈——对掌权者的巧言令色，对敌人的恶言相向——取而代之，只要它宣称是符合本土的基本教义。另一方面，伴随着本土这政治主导意识形态的——所谓的主流民意——是民粹主义的普遍化，且一切以蓝绿划分敌我，政治的忠诚考核无所不在，而随国民党败退台湾的外省族群(残存的第一代及正当中壮年的第二代)首当其冲，被总体化为昔日压迫者的代罪羔羊。爱台湾(血统纯正者的特权)取代戒严时代的三民主义万岁，一种替代性的政治主导文化形成中。这种伴随着台湾本土运动、台湾民族之想象建构而逐渐深化的族群撕裂，在政党轮替后随着掌权者不加节制的操弄，使得2000年甚至比1987年的解严成为更严重的历史断裂点，普世文明的基本价值在权力与政治的现实里，让位于新的政治教条，台湾走上第三世界历史常见的土著政权翻云覆雨下的价值毁坏之路。

在建制上，是台湾文学所及台湾文学系从北到南，纷纷成立。大有取代论证流亡国民党政权国家意识形态的中国文学系之势；只有为它找到利禄之途，新国语方能找到现实的立足之地。再则是台南台湾文学馆于2003年正式开馆营运。一如大学中文系文学研究近十年来的主流趋势，现代文学早已悄悄地被台湾文学取代；而在台湾文学这样的政治空间里，外省原罪一直是识时务者不证自明的立场。政治区隔，随着台湾文学的专名化，它的世界其实严重地变小了。在这样的价值毁坏的年代，文学有什么用又再度成问题，论证当家做主的台湾本土认同?还是被宣判没资格爱台湾的外省族裔之流亡情绪?这一点，大部分的文学写作者其实并不像评论者那般立场鲜明——也许后殖民论述或文化研究典范下的文学研究原就像极了政论大字报之故——成熟期的作家大部分进入创作的空窗期，或间歇期，虽然还不能确知是否有意的缄默。造成的直接后果是，小说选集的作业面临技术上的困难。恰好这两三年有一大批新人出版他们的第一本小说集，因而这本小说选有半数是新人的作品，顺带得以考察一下这价值毁坏年代的新人的文学。

新人中童伟格(1977生)、伊格言(1977生)、陈思宏(1976生)和何宜玲(1980生)都不满三十，甘耀明(1972生)、吴明益(1971生)和更早成名不算新人的黄国峻(1971—2003)均为三十出头，都是台湾政治解严后、经济起飞中成长起来的一代。在他们接受高等教育及尝试写作的年代，其时以台北与高雄为主要标的的台湾的都市空间已然与世界同步，也即是被论者指称为后现代的年代。那同时是台湾闽南人以二二八及五十年代白色恐怖的政治伤痕为动力、以日本殖民统治的遗产为资本建构新国族的年代，相关的论述成为台面上的主导论述，而生活空间上城乡距离进一步拉大。如果说城市进一步国际化、世界化，乡村则几如异国那般被置于分岔小路的尽头，在山的包围里，河的另一岸，隧道的那一头，在都市之外的另一个空间里。或许因为这样，这些年轻的小说写手——一如所有的新人，几乎都以早年的生活经验为灵感的来源——营造出那么具有魔幻般的乡土，魂灵游荡的小村庄(如童伟格《叫魂》)，或是对神祗的召唤(甘耀明《伯公讨妾》，伊格言《祭》，没收入本选集的童伟格《王考》，吴明益《虎爷》)，或是超自然超现实化的存有状态(如何宜玲的《鼠类一代的父亲》及老新人阮庆岳的《蝴蝶》、吴明益的《复眼人》)，不论是为了救赎还是驱魔，台湾本土文学的中部教父宋泽莱在更早的年代就预演了类似乡土的着魔与灵异(见其《血色蝙蝠降临的城市》、《热带魔界》)。虽然，年轻写手有节制得多，并不那么非理性乱“起乩”，但显然的，乡土不复是安憩的田园了。台湾毕竟太小，都市的政经噪音确然辐射进所有的场所，神的场所也不例外(《伯公讨妾》)。

但何以超自然物竟成为共同灵感的来源?

历史地看，从日据时代以来，台湾文学一直存在着它自身的悲情乡土的脉络。不论是殖民地游魂赖和、日据时期台湾日文小说三大家(吕赫若、张文环、龙瑛宗)及杨逵的反殖民叙事，书写台湾乡土的殖民创伤经验，还是祖国认同的原乡叙事(钟理和《原乡人》)、悲苦的双乡记(吴浊流《亚细亚的孤儿》)，终归是往返于斯土斯地的感性经验与被殖民的大共同体妾奴般的命运之间。然而启蒙理性的基调未尝稍离。五O年代以后，经历了脱殖民，流亡政权的血腥镇压，白色恐怖与戒严，文学版图重整，大量有能力书写的新移民进驻，华语中文成为主导语言。最优秀的台湾日文作家如果不是死于人祸、被迫沉默，就是潜入地下，这也决定了其后乡土文学的基调——创伤的本土——尤其在乡土文学论战之后，它很明显地自觉承载了白色恐怖时代的历史创伤，而后更进一步转化为以怨恨为动力、族裔化的本土论述。相较于六O年代现代主义世代乡土书写的微妙低调，不论是牧歌还是悲歌，都不如稍后长篇巨制的乡土家族史长篇小说之自觉的召唤建构中的想象共同体。族裔膨胀为民族，但恰恰在解严后，几位本土文学阵营的代表性小说家，宋泽莱、李昂及舞鹤，在书写中分别呈现出精神的附魔与性的疯狂。

是民族或乡土大叙事瓦解后的必然效应?

再从当代台湾文学史的脉络来看，台湾刚经历的是政治伤痕文学(80年代以降，应属于后殖民论述脉络：集体心灵)及以身体为中心的情欲文学(90年代，女性情欲及同志文学，情欲论述：身体)，前二者的动力是否已然耗尽犹未易断言，但明显的佳作已颇少见。疲惫的身体，苍老的心灵，迫使新一代过早地以书写进行丧葬仪式(如伊格言《瓮中人》之所为，组合舞鹤为本土《拾骨》的丧悼仪式及骆以军转折期的感伤抒情体)；沈从文一黄春明式略嫌天真的田园诗模式解体后，叙事的魔术让日常空间呈现微微谐谑的魔幻感，仿佛有鬼有神(童伟格《王考》)，或是后身体时代超现实主义女性的狂想(《鼠类一代的父亲》)，或是在近乎被劫毁的自然物里出神(《复眼人》)，悼祭那满刻文明创伤的生态；或是九二一大地震后大地的精灵隐隐道出救赎的希望(阮庆岳《蝴蝶》)?

但即使是都市，就如同上个世纪超现实主义者早已发现的，原即是一个光影与速度的奇幻空间，蚁聚的人，飞速移动的超自然机械。骆以军的《运尸人》借一具尸体(沉睡如陌生人)，以捷运为移动的舞台，把都市的这种奇幻的日常中的荒谬感展露无余。死去的母亲的身体作为舞台：梦境，乱伦欲望，都市中的穿越。再如同蔡逸君《蓝色的马》，都市奇幻空间里迷失的自我，疲惫的灵魂，在失神中寻找自己的定位点；就如同朱天文尝试捕捉的《E界》，药物与临界经验，新世代残破的语言与过度消耗的感官，网路时代的虚拟空间，神游之所；或者如陈思宏《挂满星星的房间》社会新闻版常见的通俗剧式的外遇与救赎，残破的情欲，反复的人生母题。

台湾毕竟是个移民的社会。虽然老移民(所谓本省人)歧视新移民(所谓外省人及外籍新娘、外劳)，但城市的人口仍不断地在流动，不论是在城乡间，还是地区与地区间。出生于马来西亚婆罗洲、成年后即往台北——他心目中的中国——朝圣的李永平，《望乡》是其《雨雪霏霏》的压卷之作，把自己游子的心境类比于二战前客死南洋、思乡却无缘无颜归乡的日本妓女，为百年来华裔子民的乱离的心灵历史，补上极其悲伤的一笔。

这本小说选以台湾最后的老左派作家陈映真的中篇《忠孝公园》为压卷。这篇小说非常有意思地把台湾寻求政治赔偿的台籍日本兵的历史问题(作为皇民遗绪)和伪满洲国亲日汉奸(具多重认同多重身份的历史变形虫，屠戮同胞的特务)的历史问题，在台湾一个最常见的公共空间(公园，以忠孝命名者，国民党戒严时代的权力符号游戏)里嘲谑地相遇，让两种昔日皇民的相互比较，而展开罪与罚、救赎与公义等等历史哲学论辩。相较于这本选集中的其他小说，陈映真显然是拉出一个较大的思辨战场与历史空间，而这一条思索之路，显然还大有可为。

最后，这本小说选收了篇2003年自杀的年轻小说家黄国峻的一篇颇具谐趣的遗作《打个比方》，这篇名或许恰好隐喻了文学和世界之间的关系，尤其在这政治着魔的年代。

感谢王德威教授的信赖，委以重任；特别感谢挚友骆以军先生，不少人选与篇目都幸亏有他可以反复商榷，尤其是新人的部分，有的还是出于他的力荐。另外谢谢联合文学蔡逸君、麦田胡金伦资料上的帮忙，高嘉谦同学代为处理若干杂务。

2004年3月17日 埔里

一位优秀的作家生活在哪里并不重要，写什么题材也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如何来感受生活、理解生活和表达生活。我为本辑上海卷挑选这五篇作品，与是否描述“都市”并无关系，我所看重的仍然是文学中的人性力量与审美精神的独特。

——陈思和

从热恋痴迷的同性恋到机械麻木的“齐人之福”，从爱情文具、美人鱼等魔幻寓言到母女、母子之间的现实畸情，从解析舞蹈般的做爱姿势到爱上女儿的情人……香港的地志学因此不妨与香港的情欲学相提并论，香港的历史就是香港的罗曼史。

——许子东

在这样价值毁坏的年代，文学有什么用又再度成为问题，论证当家作主的台湾本土认同?还是被宣判没资格爱台湾的外省族裔之流亡情绪?这一点，大部分的文学写作者其实并不像评论者那般立场鲜明——成熟期的作家大部分进入创作的空窗期，或间歇期，虽然还不能确知是否有意的缄默。造成的直接后果是，小说选集的作业面临技术上的困难。

——黄锦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