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战人物传记系列”自出版以来,不仅成为统一战线工作者的案头书,更受到众史学工作者和读者的欢迎。从统一战线的视角、采用纪实的手法,聚焦钩沉老一辈革命家与爱国民主人士的历史交集、人生交往,以丰沛的细节再现中国近现代史的演进历程,本套书属于首创,是中共党史研究、中国现代史研究的一项富有开拓性意义的重要成果。
这本《邓小平与包玉刚》(作者余贤群)是其中一册,通过描述改革开放大背景下,国家领导人邓小平与一代船王包玉刚的交往过程,展示了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与港澳同胞情真意切、肝胆相照的风雨历程,生动地勾勒出包玉刚心系祖国、回报桑梓的赤子情怀。
《邓小平与包玉刚》通过描述改革开放大背景下,国家领导人邓小平与一代船王包玉刚的交往过程,展示了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与港澳同胞情真意切、肝胆相照的风雨历程,生动地勾勒出包玉刚心系祖国、回报桑梓的赤子情怀。通过包玉刚响应邓小平的号召,创办实业、繁荣香港等爱国爱乡的实际行动,形象地展现了邓小平卓越的统战艺术和崇高的人格魅力。
《邓小平与包玉刚》的作者是余贤群。
犹如人永远不能征服自己一样,征服太空,征服海洋,也只是人类永远的梦想。人类要学会与海洋共存,通过强海来强国,通过利用海洋来开发自身,这也许是船最深层次的价值。
从人类用船的历史中我们可以探寻人类探索海洋的轨迹。
遥望蔚蓝色的海洋,浩瀚、深邃,人类对其充满神奇、充满梦想。当我们翻开历史的扉页,浏览中国古代造船史时,那一片片绚丽的“光环”,无不令每一位华夏炎黄子孙感到激动、骄傲……
早在殷商时期,中国便有木板船往来于江河海湖之间。据有关史料研究表明,殷人曾有东渡拉美的历史。
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各国的舟师、战船已是决定交战双方胜负的重要筹码,并在天文定向、地理定位、海洋气象、海洋导航等诸方面积累了一定的经验。
秦汉时期,船只向大型化发展,出现了控制航向的设施——尾舵。秦人徐福两次以求神山仙药为名,率船队东渡日本,开创了中国有史记载的第一次成功的大规模远航。西汉时期的远洋船队曾驶出马六甲海峡,到达印度半岛南端,开辟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条印度洋远洋航线——“海上丝绸之路”。
隋唐时期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生产力的发展,科技的进步,国际交往的增多,极大地推进了中国航海业特别是造船业的发展。这一时期是我国古代造船业发展较快的阶段,所造海船能远航西洋,并以体大坚固、抗风力强著称于世。据《蒲寿庚考》记载:“唐末五代间,阿拉伯商人东航者皆乘中国船。”
宋元时期,是中国航运和造船业的全盛时期,出现了升降舵及披水板等船具,并在航海技术上开始取得具有世界意义的重大突破,以海船上开始装备罗盘导航、天文定位与航迹推算为标志,中国航海技术由此进人“定量航海”阶段。中国的远洋船队可以说是“虽天际穷发不毛之地,无不可通之理焉”。元代著名航海家汪大渊曾两次远航,足迹遍及东亚、东南亚、南亚、西亚、印度洋与地中海广大区域100多个国家,其所著《岛夷志略》的意义可与马可·波罗的《东方见闻录》媲美。
明代是中国古代造船业的转折时期,著名的郑和下西洋的壮举就是在这时候开创的。
据《西洋记》记载,郑和船队是一支混合舰队,由宝船、马船、粮船、坐船、战船组成,其中最著名的要数宝船。梁启超称宝船之大,超过了近代美国制造的世界上最大的商船,曾发出“不可思议”的感叹!孙中山对此更是叹为观止,称宝船“为中国超前轶后之举”!
郑和下西洋,不仅扩大了中国的政治影响,促进了中外经济文化交流,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中国和世界航海事业的发展,加强了中国的海防建设,成功地解决了当时中国发展海洋事业的一系列战略性问题,使中国经略海洋处于世界领先地位,成为世界大航海时代兴起的先声。
世界著名科技史专家李约瑟先生在其名著《中国的科学和文明》一书中指出,中国的海上舰队,在公元1100一1405年之间,肯定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明代海军在历史上可能比任何亚洲国家都出色,甚至同时代的任何欧洲国家,乃至所有欧洲国家联合起来,可以说都无法与明代海军匹敌。
然而,由郑和下西洋开始的中国远洋航运业和造船业只是昙花一现,自明朝后期开始实行海禁,长期的闭关锁国,使中国的造船业渐渐衰落了。
到了近代,尽管徐寿、华蘅芳、李鸿章、左宗棠及后来的国民党政府都或多或少为中国的船舶业做出过努力,也曾使中国近代的航运业和造船业有过短暂的发展,但终因帝国主义和封建统治的双重桎梏,中国的船舶业总是举步维艰。恩格斯曾说,远洋航运最初是在封建和半封建的形式中进行的,然而它毕竟在根本上与封建制度格格不人,航海事业是一种毫无疑问的资产阶级企业,这种企业的反封建特点也在一切现代舰队上打上了烙印。恩格斯的这段话,道出了中国航海和造船业衰落的本质。中国造船业衰落实际上是中国封建主义闭关锁国、僵化没落的必然结果。
与此同时,西方诸国在18世纪工业革命后,随着以钢铁为船壳、蒸汽机为动力的轮船的问世,世界造船及航海业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造船技术的落后,使中国人丧失探索海洋的信心及捍卫海权的能力,从此,洋人以海洋为突破口开始了宰割中国人的历史,这是何等沉重、惨痛的教训!
那么,谁能重塑中国古代造船业的辉煌?
伟大的中国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在设计中国未来发展蓝图时,曾提出:“自世界大势变迁,国力之盛衰强弱,常在海而不在陆,其海上权力优胜者,其国力常占优胜。”鉴于此,孙中山在其洋洋洒洒十余万言的《实业计划》中极力倡导要发展造船业,提出中国起码得拥有千万吨的航海船队和数以万计内河船舶、渔船来发展水上航运和渔业。可惜,孙先生壮志未酬身先去,留下宏图未竞时。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高瞻远瞩、深谋远虑地提出要大搞造船业,建立一道“蓝色海上长城”和“海上铁路”。在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领导下,不仅恢复和发展了旧中国留下来的船舶工业,而且依靠自己的力量,建立了一支实力雄厚、经验丰富、专业配套、具有较高科技水平的科研队伍;形成了一个专业齐全,科研、教育与生产相结合,中央、地方协调发展的现代船舶工业体系。然而,好景不长,爆发了“文化大革命”,由于极“左”路线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推行的一系列错误的政策措施,致使中国的船舶工业一再错过了发展的良机。
历史不能说明现在,也不能据此预测未来。但鉴古知今,人们可以从中总结经验,吸取教训,并从中摸索规律。
纵观古今,放眼全球,开放是一种潮流,是一种趋势。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开放则兴,封闭则亡,已是治国安邦者必须明白的一个基本道理。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曾深刻地指出:“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新的工业的建立已经成为一切文明民族的生命攸关的问题;这些工业所加工的,已经不是本地的原料,而是来自极其遥远的地区的原料;它们的产品不仅供本国消费,而且同时供世界各地消费。旧的、靠国产品来满足需要,被新的、要靠极其遥远的国家和地带的产品所替代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的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这段话虽然是针对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提出的,却深刻地揭示了在贸易相互依存增强、生产和资本国际化趋势加剧、科技研究的国际合作日益密切的国际大背景下,国际经济发展的普遍规律,对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同样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指导意义。 邓小平曾意味深长地说过: 因为现在任何国家要发达起来,闭关自守都不可能。我们吃过这个苦头,我们的老祖宗吃过这个苦头。恐怕明朝明成祖时候,郑和下西洋还算是开放的。明成祖死后,明朝逐渐衰落了。以后清朝康乾时代,不能说是开放。如果从明朝中叶算起,到鸦片战争,有三百多年的闭关自守,如果从康熙算起,也有近二百年。长期闭关自守,把中国搞得贫穷落后,愚昧无知。P2-4
时间能使历史变得久远,时间也能使历史变得更为真实。家父包玉刚离开我们已有九年了,邓小平先生离开我们也有三年了,可家父与邓先生在长期交往中结下的那份诚挚的友情,却随着时间的变迁弥足珍贵。作为包玉刚的长女,我曾有幸多次随家父会见邓小平先生。他俩之间的友情,不单是对儿女家人之关怀,更在政治、经济上磋研,起了重要作用和深远影响。在我眼里,邓小平先生不仅是一位伟大的政治家,也是一位让人备感亲切、令人尊敬的长者。为纪念家父与邓小平先生的密切关系和友情,我很高兴能看到《邓小平与包玉刚》一书的出版,情景仿佛历历在目……附上1999年中秋思父的小诗一首,以表达我对家父与邓小平先生的怀念之情。
九年前今日,中秋翌日晨。
先父壮年逝,雄心未全酬。
思其生前作,勤劳为家国。
坚韧排万难,赤手建船务。
短短三十年,国际威名扬。
为港中央联,东奔西跑频。
小平同志结,相会洽谈浓。
八一年初会,市场经济论。
详解开放要,踏入新世纪。
先父慷捐银,邓领政制改。
同心助中国,雄登世贸位。
包陪庆
2000年5月7日
《统战人物传记系列》是本社列入国家“九五”规划的重点图书。初版时,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央统战部部长王兆国同志亲自作序,并指出:“编撰和出版这套丛书,既具有重要文化价值,更可以发挥以史为鉴、以史育人的作用。”丛书自出版以来,不仅成为统一战线工作者的案头书,更受到众史学工作者和读者的欢迎。从统一战线的视角、采用纪实的手法,聚焦钩沉老一辈革命家与爱国民主人士的历史交集、人生交往,以丰沛的细节再现中国近现代史的演进历程,本套书属于首创,是中共党史研究、中国现代史研究的一项富有开拓性意义的重要成果。
为满足广大读者的需要,特别是为满足今日青少年学习历史、汲取智慧、健康成长的需要,本社决定修订再版此书。在此,我们向给予此书诸多支持的作者们、读者们表示深深的谢意!
华文出版社
2012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