次年春，袁世凯的堂叔袁保恒回到故乡。这时袁保恒已官至户部左侍郎。他本是回故乡探亲，却见袁世凯已无师授读，恐其荒废学业，回京时便将袁世凯一同带走，特地为袁世凯聘请了三位老师。三位老师均有分工：举人周文溥教其作诗；进士张星炳教其书法；举人谢廷萱教八股文。另一堂叔袁保龄也参与管教。当时，袁保龄在北京官至内阁中书。他曾在致袁保中的信中说道：“凯侄资质并不高，而浮动异常。细询其故，大约前在南时，所从师亦不切实，好在目下谢子龄兄之为人事事求实际。为置一桌，即在先生案侧……使凯侄逼近师长，以束浮嚣之气。晚间则均在书房套间，与先生比屋而居，夜课至亥正，晨以日出为始……晚间先生学生咿唔四起，月下听之亦颇可喜。”从此，袁世凯在两位堂叔的严厉管教下，“昼习词章，夜究兵书”，“昼夜并进，每寝不及二三时”。苍天不负有心人，经过一段时间的苦学，袁世凯已把《四书》《五经》背得烂熟。同时，“八韵(试帖诗)颇长进”，然而“文章尚不人门”。尽管袁世凯在这段时间顽性有所收敛，但恶习终究难改，仍时常巧妙脱身，跑到八大胡同的秦楼酒馆鬼混，这是他文章始终“尚不入门”的重要原因。
同治十三年十月(1874年11月)，袁世凯的生父袁保中病死在乡下。按照当时的封建礼教，父死儿子需守丧三年，且不得参加任何科场考试。但因他已过继给堂叔袁保庆，故未居丧。1876年秋天乡试时，袁保恒仍叫他回到河南去应试举人。结果榜上无名，落第而归。同年10月，他与陈州一于姓女子成亲。于氏也非等闲之女，而是名门闺秀，时年19岁，比袁大两岁。
袁保恒得知袁世凯乡试不中，便写信对其谆谆教导，力劝其苦读经史，致力于闱艺策论，期望他来年能乡试夺魁。可是袁保恒哪里知道，袁世凯这次科场落第，早已丧失信心。他哪里还坐得了冷板凳面对寒窗去受苦？他不敢再梦想以文章去猎取功名，也深知自己不可能从青灯黄卷中获取紫袍玉带。他思想上开始萌动着一条升官发财的捷径。心想，从科举出身，再按资格升补，也不知何年才能爬上高位，倒不如等待时运，另辟蹊径，说不定一两年即可飞黄腾达，光宗耀祖。因此，这次落榜之后，他把所有书籍统统束之高阁，再也不去问津。在那个混乱年代，他有如此想法，也许正是他的聪明之处。
1877年2月，袁世凯回到北京袁保恒处。当时袁保恒刚调任刑部左侍郎。因其工作十分繁忙，故袁世凯被逼一面读书，一面帮他办点公务。清末的官场十分黑暗，受贿行贿，买官卖官，贪污挪用，奸诈伪善，污秽不堪。年轻的袁世凯在那样腐败的政治环境里耳濡目染，深受影响。他虽然读书不行，但对官场的腐败却心有灵犀，一点就通。因他生性机敏，办事能随机应变。故而深得两位堂叔的欢心，夸他是“中上秀才”。
这年秋冬季节，河南大旱，庄稼枯死，蝗虫遍地，连野草都未能幸存。一时间饿殍遍地，甚至出现了人吃人的悲惨景象。为稳定社会秩序，安抚民心，朝廷罢免了河南巡抚李庆翱的职务，由河道总督李鹤年接任巡抚之职。12月，又命袁保恒赴河南帮办赈灾事务。为了培养袁世凯的才能，袁保恒让袁世凯随行，一道来到开封府。遇有“密要事案，均令往查，并参佐一切”。意图多方培养，以让他适应未来官场。
袁世凯在帮助堂叔处理公务之中，很快就适应了官场那套虚伪狡诈等腐败习气。虽然河南饿殍遍地，但他并没有表现出任何同情，相反担心饥民在数月之后可能成为强盗。他在给二姊的信中写道：“赈务实属万难，南阳匪徒猖獗……顷有人自渑池、洛阳等处来言，伊地人肉卖二十文一斤，孙杀其祖母而卖之，弟杀其兄而卖之，种种未闻之奇不一而足……数月之后，遍地皆成寇矣。”这里，他把为了求得生存而被迫铤而走险的灾民一律称之为“寇”，完全站在苦难灾民的对立面。
1878年夏天，袁世凯的养母牛氏生病，袁世凯从开封回到老家看望。不久，袁保恒因染时疫，病情危急，催其速回开封。当他赶到开封时，袁保恒已经病逝。这时袁保龄、袁世勋也已赶到开封。袁世凯即返陈州请阴阳先生静忙看风水，择吉地，准备下葬事宜。料理完丧事，袁世凯并未回项城袁家。他在陈州有一处住宅，便和妻子于氏在陈州住了下来。
袁世凯为何不愿回到老家而愿住在陈州呢？原因十分简单。他已习惯于城市生活，对乡村生活感到乏味。而陈州乃是“舟车骈会财赋之区”，地处豫东交通要冲。袁甲三在世时即已在陈州城里购置了一座大宅院。两相比对，袁世凯当然选择了陈州宝地。就在这一年的12月，袁世凯的长子出世，取名袁克定。
袁世凯从小因受家人影响，不仅相信风水，还喜欢谈神论鬼。他认为，过去他家之所以祖辈官运亨通，正是因为祖坟选得好。如今父辈老人都在五十岁上下便相继去世，于是怀疑起后来的宅第不祥。于是他卜宅兆，作道场，为袁家祈福消灾。
可是，不管他如何求神拜佛，仍然无法挽救这个封建大家族由兴盛走向衰败的必然。据史载，袁家后来“人人坐食，而兼习嗜好”。俗话说坐吃山空海也干，何况这个大家族里的人还都各有不同的嗜好呢？再后来又有人“已成废人”，于是你争我夺，是非不断，矛盾重重，“四世同堂”的局面再也无法维持下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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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的一生，横跨晚清与民初两个历史时段。他出生官宦之家，世受皇恩，晚清时又成了清王朝的重臣。辛亥革命不久，他摘取了革命果实，登上了民国大总统的宝座。他的一生经历了一个新旧更迭、改朝换代、斗争极其复杂而残酷的动荡时代。特殊的时代孕育出了这样一个在中国近代史上有着重要影响的特殊的历史人物。
有关论及袁世凯的著述甚多，绝大多数都将袁世凯钉在“窃国大盗”与“卖国贼”的耻辱柱上。说他“窃国”，主要是指他“篡夺了民国大总统的宝座”继又“帝制自为”；论及“卖国”，则以他与日本签订的《二十一条》为主要罪证。
毫无疑问，袁世凯打青少年时代起即有极强的权欲、统治欲。他聪明机敏，富于权谋。在辛亥革命前后所发生的一切重大事件，他几乎都是主要参与者与策划者。为了登上权力的巅峰，他可以口是心非，出尔反尔，甚至不择手段。
然而，要解读袁世凯其人，必须将其置于那个特殊年代极其复杂的历史背景之下。许多重大事件的演变，既有袁世凯个人意志的影响，也有不以袁世凯个人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因素，使本来就复杂多变的事物变得更加扑朔迷离。因此，笔者认为，对袁世凯其人不是以简单的“窃国者、卖国贼”六个字所能概括得了的。
袁世凯之所以能登上民国总统的宝座，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近代化军事集团与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武装力量，在实力对比上本来就十分悬殊。当时，倘若孙中山领兵北伐，显然不是袁世凯的对手；在政治上，袁世凯不仅得到北洋军事集团的拥戴，且赢得了部分革命党人的信任，并争得了外国列强的支持；在经济上，袁世凯已掌握了轮船招商局、电报局和一部分铁路权、滦州煤矿的开采权，以及开办盐局、铜元局、银元局，创办印花税等，这就为北洋军事集团奠定了较为雄厚的经济基础。这一切都是革命党人无法与之相匹敌的。基于上述三点，笔者认为，袁世凯在当时具有别人不可替代的影响力，故总统的宝座已非他莫属。
其次，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迫切期望结束中国几千年的封建专制而建立共和制国家。倘袁世凯所掌握的10万北洋近代化武装力量坚决站在清王朝一边，则革命党人一时不具备推翻清王朝的实力，对此，革命党人心中十分明白。因此，他们寄希望于袁世凯，希望他能逼清帝退位，这样可少费枪弹而能达到结束中国几千年封建帝制、建立民主共和国的伟大目标。这一点，孙中山当时讲得十分明确：只要袁世凯推翻了清王朝，并拥护共和制，信守《临时约法》，南京临时政府的总统立即让位给袁世凯。对于一位由清王朝一手培养起来的重臣是否真心拥护共和、遵守“约法”，则似乎无暇顾及。而老谋深算、生性机敏的袁世凯，则早已看透了革命党人的这一心态，当时为顺应汹涌澎湃的革命洪流，他再三宣布自己“拥护共和”、“恪守约法”的政治主张，以此迎合革命党人的这一政治需求。与此同时，他又深藏幕后，通过北洋军阀们给清廷施压，逼清帝退位，终于赢得了多数革命党人的信任。基于以上原因，袁世凯最终登上民国总统的宝座则是顺理成章的事。为登上总统的宝座，袁世凯的确玩弄了不少权谋，耍了很多花样，但不能因此而简单地给袁世凯下“窃取”总统宝座的结论。袁世凯之所以能当上民国总统，既是时代的产物，又是软弱的、不成熟的资产阶级共和派拱手让与的结果。
关于袁世凯与日本签订《二十一条》，亦不能简单地用“卖国”二字加以概括。首先，在《二十一条》的问题上，袁世凯并无卖国的主观故意。当日方提出的《二十一条》拿到袁世凯面前时，袁首先表示“大为惊愕”，继又无比愤怒，甚至伤心流泪。他不止一次大骂日本欺人太甚，经派人与日方多次交涉无效时，他甚至搬出了19省将军联合签名，摆开了与日本决一死战的态势。谁知日本人根本不吃他这一套。袁世凯这下慌了，面对强大的日本，他显得无可奈何，只好退而求其次，提出了《二十一条》的修正案，力求挽回一部分主权损失。经反复讨价还价，袁世凯最后只好命全权代表与日方在《二十一条》的修正案上签了字。
日本之所以敢于向中国提出《二十一条》，主要基于四个方面的原因：其一，日本深知当时中国仍处于政治纷争、南北不和的状态，袁氏政权尚不巩固；其二，无论在军事上还是经济实力上，中国都无法与日本相抗衡；其三，当时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西方列强无暇东顾，无法保护他们的在华利益。这是日本取列强而代之的最佳时机；其四，日本早知袁世凯有复辟帝制的欲望，欲求日本支持，日本便以支持袁世凯复辟帝制为诱饵，逼袁就范。因此，《二十一条》的出笼，虽有袁世凯媚外自保的原因，但从根本上讲，应是中国积弱遭凌的产物。
袁世凯的一生最糟糕的事莫过于搞洪宪帝制。大量史料证实，袁世凯从登上民国总统宝座的那天起，压根儿就没有打算遵守《临时约法》。他认为当时的中国非实行高度的中央集权不可，只有实行专制独裁，才能确保国家的统一。这便是袁世凯当时的治国理念。早在辛亥革命爆发后，他就认为这是“败坏法度，殄灭伦理，倒行逆施，上尤下效，使我两千年声明文物之邦，几一举而陷于盗贼禽兽之域”。他还一再表示，“余不能为革命党，余子孙亦不愿为革命党”。因此，洪宪帝制的成因从主观方面而言，是袁世凯自身帝王思想的复萌。在客观上，他的长子袁克定的极力怂恿和‘筹安会六君子”的推波助澜也起了重大作用，这已为大量史料所佐证。为促使袁世凯下决心当皇帝，当时的“筹安会”简直是不择手段，甚至编造民意，散布假新闻，用以蒙哄袁世凯，还有人竞荒唐地散布见到袁的真身乃是一条黄龙，他家的祖坟上也出现了“真龙垂象”。本就迷信思想很重的袁世凯听到这些无稽之谈不是加以斥责反而暗自欣喜。
除此之外，列强的支持，也为袁世凯壮了胆。帝制初起时，为了争得对北洋政府的控制，列强皆争相怂恿袁世凯称帝。最早支持袁称帝的是德国，德皇威廉二世曾对袁克定反复陈述中国必须实行帝制的道理，这与袁世凯的想法正好不谋而合。接着日、英、美等围也各自从自身利益考虑，纷纷对袁世凯称帝表示赞同或不加干涉。
除了列强的支持，袁还错误地估计了国内局势。他认为自己的北洋势力已遍布全国，资产阶级革命派已不成气候，立宪派也断无发难之力，江山已经稳固，帝制万无一失。
综上所述，袁世凯搞洪宪帝制决非偶然，既有主观上的欲望也有客观上的促成。
由于袁复辟帝制不具有合法性，没有道义基础，何况袁当时并没有树立起自己的绝对权威，加上袁氏政府面临着严重的经济困境等诸多原因，便注定了洪宪帝制是短命的。
笔者认为，袁世凯是个极具个性的历史人物。他确有狡诈阴险、富于权谋、出尔反尔等个性特征，也有破坏民主、丧失主权、复辟帝制等倒行逆施。然此人也并非一无是处。就以他培养北洋军事集团为例，尽管袁世凯的动机是为巩固自身地位，用以对抗革命党人武装，但在客观上，他是以西方先进的军事理论为指导，并聘请德国等军事专家训练部队，购买西方先进的武器装备，培养了一支强大的近代化部队，这不能不说是中国军事史上的一大进步；为增强北洋政府的经济实力，尽量减少向外国银行团的借款，他也曾适应上升时期民族资产阶级发展民族工业的要求，对新兴的民族实业予以扶持和保护；在教育上他还主张学习西方兴办学堂，学生不再读八股文而改学数学、物理、化学、地理等文化科学知识，甚至主张义务教育以开发民智；在大抓权力的同时，他在官吏的任用上却逐步推行文官制度，颁布了带有官治色彩的法规等等。尽管袁世凯的治国理念和一切举措都具有强权专制的特点，但仍具有现代化导向的萌芽。对此，似不应一概否定。 本书本着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运用大量民国时期的政府档案、报刊文献、时人回忆及其他文献史料，全面反映了袁世凯从青年从军到登上民国总统之位，以及复辟帝制，最后忧郁而终的人生历程，力求还袁世凯以本来的面目。
本书编写过程中，得到了王朝闻、贾植芳、王元化、梅志等著名学者的指导和帮助，并吸取了部分前人的研究成果，在此一并向他们致以诚挚的谢意。由于作者水平所限，本书不免会有诸多不妥与错漏之处，敬请读者朋友们批评教正。
作者
2010年5月
袁世凯，字慰庭，别号容庵，河南项城人，故人称其为袁项城。生于清咸丰九年(1859年)八月二十日。早年投靠淮军首领吴长庆，捐得同知衔，后任驻朝鲜通商大臣。1895年在天津小站编练新建陆军。1898年戊成变法期间，伪装赞成维新运动，却暗中向权臣荣禄告密，出卖维新派，取得了慈禧太后的宠信。1899年升任山东巡抚，残酷镇压义和团。1901年继李鸿章之后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成为北洋军阀的最高首领。1911年辛亥革命时，他眼看清廷气数已尽，决定逼清帝逊位，骗得革命党人信任，攫取了中华民国总统之位。1915年12月复辟帝制，半年后在举国人民的一片声讨中忧愤而终。
本书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客观、公正、准确地描写了袁世凯从青年从军到称帝归西的主要人生经历。其中包括袁世凯二赴朝鲜、小站练兵、组建北洋军、镇压义和团、逼清帝退位直至当上民国大总统、镇压革命、破坏民主、复辟帝制等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全书史料翔实，结构严谨，层次分明，语言朴实流畅，适宜各年龄层次的读者阅读。
本书本着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运用大量民国时期的政府档案、报刊文献、时人回忆及其他文献史料，全面反映了袁世凯从青年从军到登上民国总统之位，以及复辟帝制，最后忧郁而终的人生历程，力求还袁世凯以本来的面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