赢政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国家的皇帝，本书对赢政进行了全面而综合的研究，并不是简单地对赢政的一生作总体的介绍与评论，而是要将赢政作为一个思想家来加以评介。从有关赢政的史料中去勾稽他一生的心路历程，总结出他的思想及其在思想指导下的活动，并作出客观、公正的评价。重点对赢政思想的形成及特点进行了概括与总结，从思想家这一新的角度来认识与评价赢政这个对中国历史产生过重大而深远影响的历史人物。

本书对赢政进行了全面而综合的研究，结合当时时代发展的大趋势，对他一生的活动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并依据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力求对其作出客观、公正的评价：本书还重点对赢政思想的形成及特点进行了概括与总结，从思想家这一新的角度来认识与评价赢政这个对中国历史产生过重大而深远影响的历史人物。

《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序

第一章 具有传奇色彩的一生

 一、扑朔迷离的身世

 二、风云变幻的战国形势

 三、历史眷顾的幸运儿

 四、初试锋芒的铁腕君王

 五、扫荡六合的盖世英雄

 六、名垂千古的秦始皇帝

第二章 历史功过评议

 一、统一国家的奠基人

 二、专制独裁制度的创始人

 三、千古唾骂的暴君

第三章 赢政思想评议

 一、赢政即位前秦国的社会思想与政治

 二、吕不韦、韩非、李斯对赢政思想的直接影响

 三、赢政思想刍议

附录

 一、赢政年谱

 二、引用及参考书目

索引

 一、人名索引

 二、词语索引

后记

第一章 具有传奇色彩的一生

赢政生于公元前259年，死于公元前210年，享年五十岁。他所经历的这半个世纪的一生，是具有传奇色彩的一生，也是命运之神十分眷顾他的一生。他的一生，可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他从一个为质赵国的秦王国的落魄王孙，继而成为秦王位的继承人，接着又顺利继承王位，成为秦王，这段时间共有十三年（前259～前247）。在这十三年中，赢政还是个懵懂无知的孩童，完全受命运的摆布。应该说这十三年在年幼的赢政命运中，充满了太多的危机，也充满了太多的不确定因素。但是，命运之神给予他特别的照顾，使他在浑然不知中，安然度过了一次次危机和常人难以逾越的障碍，登上了秦王的宝座。当然，这一阶段对他命运起决定性影响的人是吕不韦。第二阶段：赢政从十三岁登上秦王宝座到二十二岁亲政（前247～前238）这九年，是他的身体、性格和思想走向成熟的阶段，也是他逐步摆脱别人对他命运的控制与影响，成功地掌握自己的命运并掌控他人命运的阶段。第三阶段：从公元前238年到公元前221年的这十七年，是赢政奋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御宇内，扫荡六合，统一全国，充分展现他的政治、军事才华的阶段。第四阶段：从公元前221年赢政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国家的皇帝，到公元前210年他死于出巡途中的这十一年，是他完全沉浸在空前的功绩之中并力图个人及其子孙永久享受权力与荣华却又力不从心的阶段。在这一阶段，从表面上看，他好像完全主宰着自己的命运同时也主宰着全国人的命运，实际上他却常常受他人控制与摆布，像唐吉诃德那样疯狂地与山斗、与鱼斗、与反对自己的人斗、与自己的命运斗，结果只能以无可奈何的失败而告终。但就赢政的一生来说，他除了在长生不老这一目标的追求上曾尝受过失败的痛苦外，其余均为成功给他带来的快乐，这也是命运之神对他的特别眷顾吧！

一、扑朔迷离的身世

司马迁的《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秦始皇帝者，秦庄襄王子也。庄襄王为秦质子于赵，见吕不韦姬，悦而取之，生始皇。以秦昭王四十八年正月生于邯郸。及生，名为政，姓赵氏。”这段文字，交待了秦始皇的父亲是秦庄襄王，他在赵国当人质时，见到吕不韦的姬妾并爱上了她又娶她为妻。然后在秦昭王四十八年（前259）正月、赵国的都城邯郸生下了秦始皇，并让秦始皇姓赵，名政。应该说司马迁已经将秦始皇的父、母及出生的时间、地点甚至连姓、名都已交待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了。可是，对于一般的读者来说，立即就会产生一个疑问：秦始皇明明姓赢，本书的书名也是《秦始皇（赢政）评传》，为什么司马迁要说他姓赵呢？原来在我国的古代，姓的作用是表明血缘集团所属，以区别婚姻的双方来自于不同的血缘集团；氏的作用是表明家族的社会地位，以区别不同的家族社会地位的高低。这就是古人所说的“姓以别婚姻，氏以别贵贱”。例如夏王族姓姒、殷王族姓子、周王族姓姬、秦王族姓赢等，这里的姒、子、姬、赢都是姓，而像司马、西门、王、张、赵、李等，原本都是氏。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逐渐就以氏为姓，姓氏的区别也就逐渐泯灭了。例如孔子本是宋国的贵族，是殷王族的后裔，他应姓子，可是他的家族以孔为氏，用久了，就以氏为姓了。姓是不可改变的，氏却可以因为封地、官职或家族中的排行、出生地等各种原因而改变。秦始皇是秦王室的后裔，当然姓赢，由于他出生在赵国，就以出生地为氏了。司马迁说他“姓赵氏”，就是说他以氏为姓。当时，人们还是称他为“赵政”而不称他为“赢政”的，如与司马迁同时代的刘安，在其所著的《淮南子·人间训》中，就有“秦王赵政，兼吞天下而亡”的记载。如果他一直生活在赵国，并没有回国当秦王，他就会始终以赵氏为姓。正因为他后来回国当了秦王，后人为正本清源，当然就不再称他为“赵政”而称他为“赢政”了。此外，因为他生于正月，故给他取名为“政”。其实，按当时的惯例，他还应该有字。名是父母亲给自己孩子的一个称呼，字是贵族在男孩子长大成人、举行成人礼也即是冠礼时，由一个参加典礼的贵宾给他取的一个正式的名称。从此以后，他将以这一正式的名称步人社会，除他的父母、长辈或特别熟悉他的人外，别人只能称他的字，而不能直呼其名，否则，就是对他的不尊敬。对赢政来说，他的冠礼是在他成为秦王后的第九年才举行的，当时他已经二十二岁了。任何一部史料中均没有赢政之字的记载，是当时没有给他取字，还是尽管给他取了字，但由于他是秦王，已无人敢用他的字来称呼他而使他的字失传？作者就不好妄加猜测了。但是，赢政在赵国生活了十三年，当时他只是一个秦国的未成年的王孙公子哥儿，人们当然就只能以“赵政”相称了。

赢政的父亲是秦国的庄襄王，为什么会在赵国为人质呢？这是因为当时的国与国之间如有某种协议，为保证协议能得到忠实地履行，协议的各方不仅要在神前起誓，还要互派人质。如有一方不履行协议，则人质就会被对方杀死。这种人质最合适的人选，往往就是国君的子孙。赢政的父亲是在秦昭王当政时被派往赵国为人质的，他本名异人，是秦昭王的孙子，他的父亲安国君赢柱在秦昭王的四十二年（前265）被确立为秦国的太子，他是安国君众多儿子中排行居中的一个，他的母亲夏姬又是安国君赢柱众多姬妾中一个不受宠爱的女人，因此，到赵国当人质的命运就降临到他的身上。这可是一个随时随地有生命之忧的苦差事，因为当时的秦国，正在不断地向外扩张，赵国正是它向东方扩张的大敌，两国的关系变化莫测，赢政的父亲就如同砧上的肉、釜中的游鱼，任人宰割与煎熬，其命朝不保夕。

赢政的母亲原是吕不韦的姬妾，吕不韦是一个商人。《史记·吕不韦列传》记载他是阳翟（今河南禹县）人，往来贩贱卖贵，成为家累千金的大富翁。当他来到邯郸经商时，结识了正在赵国当人质的赢政的父亲。他看到赢政的父亲一方面因为秦赵两国的关系紧张而受到赵国的冷遇，一方面因为在秦王室中的地位无足轻重，因此经济拮据，景况凄凉，不禁起了同情之心。当他得知赢政的祖父已经成为秦国的太子而太子妃华阳夫人自己却没有儿子时，马上以一个精明商人的直觉，感到赢政的父亲是个“奇货”，完全可以利用他做一笔政治上的大买卖，不禁脱口说道：“此奇货可居也！”据《战国策·秦策五》的记载，吕不韦在决定做这笔大风险的政治投机买卖前，曾与自己的父亲作过如下的一番讨论：

吕不韦问：“耕田之利几倍？”

父亲回答：“十倍。”

吕不韦问：“珠玉之赢几倍？”

父亲回答：“百倍。”’

吕不韦又问：“立国家之主，赢几倍？”

父亲回答说：“无数。”

于是吕不韦下定决心说：“今力田疾作，不得暖衣余食，今建国立君，泽可以遗世，愿往事之！”

吕不韦的目的就是要买通华阳夫人把赢政的父亲认作亲生的儿子，好让他成为赢政祖父政治上的唯一继承人。这样，在赢政的祖父去世后，赢政的父亲就会成为秦王，他的这桩政治上的投机生意就大功告成了。吕不韦行动的第一步，就是与赢政的父亲商量。因为这个计划首先要让赢政的父亲知道，他们才能协调一致地行动。《史记·吕不韦列传》记载了他们商量的经过：

（吕不韦）乃往见子楚（赢政的父亲，他本名异人，这是后来华阳夫人给他取的名字）说曰：“吾能大子之门。”

子楚笑曰：“且自大君之门，而乃大吾门。”

吕不韦曰：“子不知也。吾门待子门而大。”子楚心知所谓，乃引与坐深语。

吕不韦曰：“秦王老矣！安国君得为太子。窃闻安国君爱幸华阳夫人，华阳夫人无子，能立适（嫡）嗣者，独华阳夫人耳！今子兄弟二十余人，子又居中，不甚见幸，久质诸侯。即大王薨，安国君立为王，则子毋几得与长子及诸子旦暮在前者争为太子矣！”

子楚曰：“然，为之奈何？”

吕不韦曰：“子贫，客于此，非有以奉献于亲及结宾客也。不韦虽贫，请以千金为子西游，事安国君及华阳夫人，立子为适嗣。”

子楚乃顿首曰：“必如君策，请得分秦国与君共之！”

P1-6

匡亚明

伟大的中华民族在长达五千年连绵不断的曲折发展过程中，像滚滚东流的长江那样，以磅礴之势，冲破了重重险阻，奔腾向前，现在更以崭新面貌，雄姿英发，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奇迹。产生这一奇迹有诸多原因，其中十分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勤劳、勇敢、智慧的各族人民，在长期的生产活动、社会活动、思维活动和对外交往以及抗击外来侵略过程中，逐渐创造、积累、发展了具有以生生不息的内在思想活力为核心的优秀传统思想文化。这是一种伟大、坚强的精神支柱，是我们民族凝聚力和生命力之所在，是历史留给我们所有海内外炎黄子孙引以自豪的无价之宝。

当然，和各国各种不同传统思想文化一样，在中华民族的思想文化传统中，也是既有精华，又有糟粕，因而全盘肯定或全盘否定，不对；一知半解、信口开河或裹足不前、漠然置之，也不对。郑重而严肃的态度应该是对它进行实事求是的科学的研究和分析，取其精华，弃其糟粕，继承和弘扬这份瑰宝，振兴中华，造福人类。人类历史发展的连续性，就是在不断去粗取精、继往开来和改革创新过程中实现的。继往是为了开来，开来不能离开继往。民族虚无主义和复古主义，都是违背历史发展的辩证规律的。

现在我们国家正处在一个新的继往开来迈向四化的关键时刻。继往就是继民族优秀传统之往，开来就是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之来。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从广度和深度上进行系统研究，实现去粗取精的要求，正是继往开来必须完成的紧迫任务。我认为这是中国各族人民，首先是文化界、学术界、理论界义不容辞的光荣职责。但面对这一时间上长达五千年，内容上涉及人文科学、自然科学等各个领域的传统思想文化，将从何着手呢？毛泽东同志早在1938年就说过：“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①这是很有远见而又切合实际的英明建议。从孔子到孙中山这两千余年是中国历史上思想文化最丰富的时期，如果总结了这段历史，也就基本上总结了五千年传统思想文化的主要内容。当然，基本上不等于全部。孔子以前和孙中山以后的情况，可以另行研究。因此，我认为首先最好是在时间上从孔子开始到孙中山为止，方法上采取《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的形式作为实现这一任务的开端。这就是从这段历史的各个时期、各个领域和各个学科（包括文、史、哲、经、教、农、工、医、政治等等）有杰出成就的人物中，遴选二百余人作为传主（一般为一人一传，少数为二人或二人以上合传），通过对每个传主的评述，从各个侧面展现那些在不同时期、不同领域中有代表性人物的思想活力和业绩，从而以微见著、由具体到一般地勾勒出这段历史中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总体面貌，揭示其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的主要内涵，以利于开门见山、引人人胜地批判继承、古为今用，也为进一步全面系统地总结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打下基础。自从毛泽东同志提出上引建议后，半个世纪以来，不少专家学者已从各个方面做了许多工作，但对全面完成这个任务来说还远远不够，还要在深度和广度上继续努力。作为“抛砖引玉”，本《丛书》只是这个继续努力所应完成的工作的一部分。《丛书》凡二百部，约四千万言，自1990年开始陆续出版，争取十到十五年全部出齐。

《丛书》所以用“中国思想家评传”命名，主要是考虑到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的核心是生生不息的内在思想活力，而历史事实也反复证明，凡是在各个不同时代不同领域和学科中取得成就者，大多是那些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自觉或不自觉地认识和掌握了该领域事物发展规律的具有敏锐思想的人。他们取得成就的大小，取决于思想上认识和反映这些规律的程度如何。思想并非先验之物，它所以能反映和掌握这些规律，主要是通过社会实践和对前人思想成果的借鉴和继承。思想一旦形成，反过来在一定程度上又对实践起决定性指导作用。韩愈说的“行成于思，毁于随”，列宁说的“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②，这些话，虽所处时代和所持立场不同，所要解决的问题的性质也不同，但就认识论中思与行、理论（思想的高度概括）与实践的关系而言，确有相通之处，即都强调思想对实践的指导意义和作用。因此我们以“中国思想家评传”命名，就是力图抓住问题的核心，高屋建瓴地从思想角度去评述历史人物，以便对每个传主在他所处时代的具体情况下，如何在他所从事的领域中，克服困难，施展才华，取得成功，做出贡献，从思想深处洞察其底蕴。历史上各个时代富有思想因而能在有关方面取得成就的人，直接阐述自己思想观点的论著虽亦不少，但大量的则是其思想既来自实践（包括对前人、他人实践经验的吸取）、又渗透在自己创造性实践之中，集中凝聚在他自己的业绩和事功上，而没有留下论著。另一些人却只留下著作而无其他功绩，对这些人来说，他那些有价值的著作就理所当然地是他的伟大业绩和事功。如果论述一个人的思想而不联系他的业绩（包括著作），必将流于空洞的抽象；同样，如果只讲一个人的具体业绩而不结合他的思想活动，又必将成为现象的罗列。评价思想和评价业绩，两者不应偏废。而不断在实践中丰富和深化的思想活力则是经常起主导作用的因素，强调这个因素，引起人们的正视和反思，正是我们的主旨和目的。当然，思想和思想家，思想家和实践家，都是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不同概念，忽视这一点是不对的。《丛书》的重点则是放在两者的联系和结合上。至于如何使两者很好联系和结合而又着意于剖析其思想活力，各占多少篇幅或以何种方式表达，则自当由作者根据传主的具体情况创造性地作出妥善安排。

自从人类历史上产生了马克思主义，不仅全人类解放和发展有了划时代的明确方向，学术研究也有了更严密的科学方法，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根据这一科学方法，在研究和总结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特别是联系到《丛书》的撰著时，我认为下列几点应特别引起重视。

一、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实事求是是贯串在马克思实际活动和理论研究中的主线，离开了它也就离开了马克思主义。只有切实掌握了客观情况，才能得出正确的认识和判断。前者为“实事”，后者为“求是”，二者相结合，就叫实事求是。事不实则非夸即诬。为了弄清情况，就必须对情况的本质与现象、整体与局部、真与伪、精与粗，作出区别、梳理和取舍，这样才能掌握情况的实质，达到“实事”的要求；然后进一步加以分析研究，找出事物本身固有的真相而非主观臆测的假象，并验证其是否符合人民利益和人类历史前进方向，是否反映科学、技术、文化、艺术的发展规律，这样才能得出正确的认识和判断，达到“求是”的要求。实事求是是治学的基本功夫，是对每个传主的功、过、是、非作出公正评价的必要前提。不论古今中外，对历史人物过高或过低的不公正评价，大都由于未能认真坚持实事求是原则的缘故。

二、坚持批判继承的原则。马克思主义学说就是批判的学说，而批判是为了继承、发展和创新。这就需要我们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既要继承发扬传主业绩和思想中的积极因素，又要批判清除其消极因素。凡传主业绩和思想中体现了诸如爱国主义、民主意识、科学见解、艺术创造和艰苦奋斗、克己奉公、追求真理的精神，即在符合历史前进要求的“立德”、“立功”、“立言”诸方面有显著成就等积极因素者，必须满腔热情地加以继承和弘扬，并紧密结合当前社会主义建设实际，使之深人人心，蔚然成风；凡反映有诸如封建迷信、专制独裁、愚昧落后、丧失民族尊严和违背科学进步等消极因素者，必须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加以批判，清除其一定程度上至今尚起作用的消极影响，而消极因素经过彻底批判后可转化为有益的教训；凡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相混者，更当加以认真清理和扬弃，既发扬其积极因素又摒弃其消极因素。我们力求一点一滴、切实认真地探索各个传主思想和业绩中珍贵的积极因素，使之成为全国各族人民正在从事的继往开来伟大历史工程的组成部分。  三、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原则。“百花齐放”和“百家争鸣”，是发扬学术民主、促进学术繁荣的正确原则和巨大动力。前者强调一个“齐”字，后者强调一个“争”字，是表示学术上平等、民主和自由的两种不同状态；前者突出的是统一与和谐，后者突出的是区别与争论；两种状态又统一于不断地相互促进和相互补充、转化的持续发展提高过程之中。“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原则体现在撰著评传时，应从“齐放”和“争鸣”出发，综合中外各个时期对有关传主的不同评价，吸取符合客观存在的对的东西，摒弃其违反客观存在的不实的东西，然后创造性地提出经过自己独立思考的、赶前人或超前人的一家之言。同时，对整个《丛书》而言，也有个共性、个性又统一又区别的问题。这就是一方面作者应把“实事求是”、“批判继承”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几点作为大家的共性（统一与共识）；另一方面，对每部评传的立意、结构和行文（文体、文风和文采等），则主要是作者的创造性思维劳动和雅俗共赏的文字表达艺术的成果，是彼此的个性（区别），不宜也不应强求一律。评传作者都有充分自由去发扬这一个性，力求在对每一传主的评述中探索和展示其积极因素，使之和正在变革中国面貌的伟大社会主义建设实践融为一体，丰富其内容，促进其发展，而不是仅仅停留在对传主思想业绩的一般性诠释上。

我认为，以上三点大体上可以表达《丛书》所遵循的主要指导思想，但也不排除用其他思想和方法得出的有价值的研究成果。

感谢所有关心和支持《丛书》工作的单位和个人，特别感谢《丛书》的名誉顾问和学术顾问。他们的热情关心、支持和指教，使《丛书》工作得以顺利进行。更要感谢所有承担评传撰著任务的老中青学者，他们都以严谨的治学态度，作出了或正在作出对学术，对民族，对历史负责的研究成果。没有他们的积极合作，《丛书》工作的开展是不可能的。《丛书》副主编和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南京大学出版社，在制定《丛书》规划，约请和联系国内外学者，审定书稿以及筹划编辑出版等方面，克服重重困难，做了大量工作，他们的辛勤劳动是《丛书》能按预定计划出版的必要前提。

现在《丛书》开始出版了，我作为年逾八旬的老人，看到自己迫于使命感而酝酿已久的设想终于在大家支持合作下实现，心情怡然感奋，好象回到了青年时代一样，体会到“不知老之将至”的愉悦，并以这种愉悦心情等待着《丛书》最后一部的问世；特别盼望看到它在继承中华民族传统思想文化的珍贵遗产方面，在激励人心、提高民族自尊心和爱国主义思想方面，在促进当前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继往开来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历史性伟大事业中，能起到应有的作用。我以一颗耄耋童心，默默地祝愿这一由一批老中青优秀学者经长年累月紧张思维劳动而作出的集体性学术成果能发出无私的熠熠之光，紧紧伴照着全民族、全人类排除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障碍，走向和平、发展、繁荣、幸福的明天！

热诚欢迎国内外同仁和各界人士不吝赐教，以匡不逮。是为序。

1990年10月7日

南京大学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约我写《秦始皇（赢政）评传》，我不假思索就答应了下来，因为我早就想写这部书了。提到秦始皇赢政，中国人恐怕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如果要评选中国历史上最有影响的人物，我相信他一定会高票当选。但是，数千年来他的高知名度并不是由于赞誉他的人多而是由于攻击他的人多而获得的。一方面他是作为一个暴君的典型被历代的政治家们多所批判，一方面他所开创的制度特别是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又被历代的政治家们所继承和发展。尽管也有些政治家、思想家对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持有肯定的评价，却很少有人敢于公开地肯定秦始皇赢政其人，给他一个千古一帝的头衔，或是给他去掉暴君的骂名。我认为应该本着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给赢政其人一个客观、公正的评价，这就是我欣然接受南京大学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之约的初衷。

尽管我是治秦汉史的，对秦代的历史以及有关赢政的史料颇为熟悉，可是在我动笔写作时，仍感到困难重重。这是因为《秦始皇（赢政）评传》一书的要求，并不是简单地对赢政的一生作总体的介绍与评论，而是要将赢政作为一个思想家来加以评介。可赢政既没有给我们留下他的文集，后人也绝少有把他作为一个思想家来看待并加以研究。这就需要从有关赢政的史料中去勾稽他一生的心路历程，总结出他的思想及其在思想指导下的活动，并作出客观、公正的评价。应该说这是本书的最大难点，也应是本书最主要的特点。我努力写出本书的特色，至于说是否达到了预定的目的，那只能由读者来评判了。

于琨奇

2000年2月2日于南京师范大学仙林校区寓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