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立民编著的《张大千家书(增订版)》收集了张大千80余封写给家人的信件，附有影印件，并有详尽的解读，解读均由张大千后人过目无误，作者为研究张大千的专家。一般来说，艺术家都是属于感性热情的人，喜怒哀乐、悲欢爱憎形之于色。在张大干的家书中，这种亲情表现得尤其充分。

作为一位艺术家，悲天悯人的情怀必不可少。包立民编著的《张大千家书(增订版)》中大千先生的这些家书，既悲且悯，如果说信中的文字仿佛游鱼，那么温暖的情感之水源源不绝地将其围绕，循环往复。大千先生的爱是朴素的，我想，所有真正的爱都是朴素的。对故国故乡的亲人，大千先生的眷恋是多么的深！

这些家书，是时代的印记，是内心独白，是一位艺术巨匠日常生活的情景再现。从视力尚好，到视力大差，从工笔、小写意到大泼墨，我们从信中还可以了解到大千先生艺术轨迹形成的缘由。欣赏着率意而为的家书书体，看那时而抑扬顿挫、时而行云流水的笔墨线条，真是一种大愉悦。传统文化带来的魅力和极高的才情相融合，使一个人的生命有了全新的面貌。

不如意事常八九，大千先生虽蜚声海内外，但读信，知他也如此。人生总有或多或少的悲凉，有些可以诉说，有些恐怕就悄无声息地埋在心里了……

张大干的情和理

张大干的去国和怀乡

致三哥张丽诚

 1957年8月31日

 1961年1月23日

 1961年2月19日

 1961年5月29日

 1961年6月12日

 1961年8月22日

 1961年9月20日

 1961年11月13日

 1962年1月9日

 1962年2月9日

 1963年3月4日

 1963年4月22日

 1963年8月25日

 1964年1月21日

 1966年2月18日

 1968年4月8日

 1969年6月7日

 1970年6月12日

 1971年3月3日

 1972年1月17日

 1974年10月

 1981年2月15日

致四哥张文修

 1948年3月7日

 1949年8月18日

 1966年4月15日

 1968年4月8日

 1981年2月16日

致二嫂杨浣青

 1962年2月9日

 附件：继子保罗致义母杨浣青

致十女张心瑞

 1957年3月31日

 1959年3月2日

 1960年8月7日

 1960年9月26日

 1981年5月28日

 1981年8月11日

致诸侄书

 致三侄女张心素(1981年lO月9日)

 致三侄张心铭

 致六侄张心德(一)

 致六侄张心德(二)

 致六侄张心德(三)

 致六侄张心德及八侄张心俭

 致九侄张心义(1981年10月8日)

 印度致诸侄书(1950年1月5日)

张大干家族简介

初版跋

再版跋

解 读

这封信是继前信追问三哥三嫂申请赴港获准了没有，两信徊隔27天，期间三哥曾复一封挂号信，寄到巴黎郭有守博士处，郭氏收到此信，见是挂号信，伯有急事，马上将信转寄巴西。阴差阳错，孰知张氏提前飞到巴黎，故此信未能见到。张氏惦记三哥三嫂获准与否，生怕要在东京逗留个把月，途中误事，所以迫不及待在巴黎机场上飞机前写了此信。为了及早寄到三哥三嫂手中，有意将此信带在身边，待经香港转机时寄出，“这样于时间可以快得多”。可见张氏盼望与三哥三嫂会面的急切心情。

大干嘱三哥回信寄香港九龙加拿芬道东方艺术公司。东方艺术公司是大干老友高岭梅开设的经营书画艺术品和书刊出版物的公司，高岭梅也是大干在港的经纪人，除了经营大干书画外，还兼办大干寄内地亲友的钱物书信。大干绘赠高岭梅的书画颇多，有《梅雪堂藏张大干画》行世。1961年2月下旬，张氏飞东京途经香港之曰，正是《张大干画》在东方艺术公司出版发行之时。从书名来看，像是一部张大干的画册，实际上却是张氏论说画理画法，类似《芥子园画谱》示范技法的中英文对照画谱。由张氏口述，曾履川笔录，姚莘农英译，高岭梅编辑出版并为之作序。这是张氏出版的第一部也是唯一一部中英文对照的画谱，线装布封，彩色胶印，装帧精美。

东京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张氏多次驻足旅居之地，原因之一是中日书画源远流长。大干多次在东京举办过画展，他的四卷本《大风堂名迹》巨制就是1956年在东京出版发行的。二来是日本的画具、颜料制作精良，50年代他在东京物色了一家名叫“喜屋”的画具专卖店，选购笔墨纸砚，并在店楼下榻。店主还雇用了两位日本小姐来侍候大干起居，其中的一位姓山田的女子，面貌姣好，聪明伶俐，颇得大干喜欢。这位山田小姐，表面上是他雇用的秘书，实际上是张大干在日本的情人。三则日本的富士山和梅花也是吸引大干驻足观赏的重要因素。这次他在东京逗留月余，怕要与山田小姐幽会和观赏梅花不无关系。须知早春二月，正是梅花初开的季节!

1961年5月29日

三哥赐鉴：

老年弟兄天各一方，不得相见，惨痛万分!月初经过香港，曾托一门生兑上美金五十元(合人民币一百廿二元)。度此信到时，此款亦当收到，外寄砂糖二公斤、花生油五公斤、花生米二公斤、红枣一公斤、肉松二公斤、云腿四罐。则云须一月半或两月方可寄到，不知去年在巴西所寄之食物收到与否。弟一人在法国，大约六月十二飞回巴西。哥回信仍寄巴西为盼。今晨弟媳由巴西转到一月廿四日(腊月初八日)哥手示，拜读再三，哭泣不已。老年手足但求同聚，不计贫苦。

弟之近况尚可慰，哥(弟之误笔)于万里之外，每年卖画可得美金万余(合人民币三万上下)，只是人口稍多，足够家用，无多蓄积而已(保罗夫妇及子女三人共五人，澄澄、满满、牛牛、阿乌、尕女、满女、丑女共七人，弟同弟媳二人，一家共有十四人，果园有柿子一千五百棵，每年可收四五千美金)。万望哥与三嫂申请同时出国，来香港会晤，弟得与哥嫂见面，决计同回。若哥嫂不能同来香港，则弟亦决不归矣!

哥嫂来港见面之后，使弟完全了解国内情形，弟即将农场、汽车、房屋卖了可得四五万美金，随侍哥嫂回到国内居住也。从下月底，弟仍按月与哥兑人民币四十元为日用，若是请准了出来，赐信，弟便兑旅费回来。只要哥嫂到了上海，弟就飞到香港来等。三嫂是我们家里的一位老嫂子，弟小的时候，穿衣做鞋洗澡，都是她照料的，弟真是当她同母亲一样。现在弟成名了，无以报答，只希望今生今世能多见几面，只要能够在香港见面，弟决定一同回去的。但是弟有请求，千万不要代(带)了孙儿一路，第一哥嫂在旅途不便，第二旅费太大，要多用几百元，香港进口，更要花钱得多。何不将多花的钱交与九侄媳，留与侄孙儿衣穿饭吃，两三年也有多了。

哥所要的原子锅，据弟知道的，国内是不许寄进口的，但是弟仍托香港门人试办看看。九侄所要的表，那是绝对不可以进口的，前年二嫂来，要带一只表，都没有办到，随身一枝(支)自来(水)笔，在香港广东交界的地方，都被扣了。只有等十天以后，兑点钱与九侄，叫他自己在国内买吧。请哥嫂保重和继续申请。敬祝平安万福!

八弟爰叩头上言，五月廿九日

弟目疾未加重，尚可写画，祈释念。

P56-59

包立民君是一位资深的当代绘画史研究专家，其研究与众不同的是常常着重于画家的交往逸闻与艺术生涯，或者说是偏重于微观细节，看似琐细却常可钩沉出绘画史中的重要节点。仅以张大干为例，二十年间，他已出版了六部专著和编著，涉及画家的生平、年谱、绘画、诗文等。这本《张大干家书》是他历数年之功编著而成的，内收张大干给家人的书信二十一封。并附原信手迹的影印。包氏在每封信后都进行了详细的解读；正文前有包氏对存在争议的“张大干去国和怀乡”一事作了颇有说服力的论证和分析，书末则有关于张大干的家族的介绍，对于了解张大千提供了很重要的原始资料。

一般来说，艺术家都是属于感性热情的人，喜怒哀乐、悲欢爱憎形之于色。在张大干的家书中，这种亲情表现得尤其充分。他写这些信的时间多数集中在1961年到1964年，当此之时，他正旅居在巴西，与家人和兄嫂长期分居，却又割舍不断思念之情，于是千方百计想让三哥夫妇到国外与他会面团聚。这样的人之常情，在那个年代却成了一道不可逾越的关隘，申请了数年之久，仍然得不到解决。他几乎在每一封信中都谈及此事，当听到一点有可能、有希望的消息时，那种兴奋跃然纸上，“欢忭欲狂”，马上寄汇钱物，策划出境的路线，安排朋友帮忙接待等等；当听说又被拒绝而无望时，他就哀伤悲恸，几乎是痛彻心肺地哀呼：“哥手示，拜读再三，哭泣不已。老年手足但求同聚，不计贫苦。”“老年弟兄天各一方，不得相见，惨痛万分。”“兄与弟俱老矣，不得聚首，每每思念则为下泪。月之二十七号为弟七十诞辰，悬身海外，尤为难过。”“弟痛心万分，此生此世无复见面之矣!”“兄之不能出国与弟之不能归同一情况，言念及此中心如割矣。”为了团聚，他们奔走争取多年，均未成功，而他们的亲情却始终耿耿于怀，没有半点减弱。

张大干与三哥三嫂的关系和感情，比一般兄弟更深。因为三嫂罗正明八岁时就进张家当童养媳，操持全家家务最为辛苦。而张大干“小的时候，穿衣做鞋洗澡都是她照料的”，“真是当她母亲一样”。也就是说，是三嫂把他带大的，长嫂如母，格外情深。现在大家都已是古稀高龄的老人了，却是骨肉分离不得相见，只能在梦中看见“三嫂如在内江老屋，有愁苦之容。醒来十分难过，独自饮泣……”读到这里，人们无法不为之动容。他一方面渴望三哥随时来信如同见面，以慰思念之情；一方面又怕三哥为此写信太多，写字太小，太费心力，因而深感不安，说：“弟只希望看到哥的笔迹，知道平安就好。”其用情之深，体贴之细若此。张大干对其他家人亲属也怀着极深的亲情，非常惦念，并在物质上给予尽可能多的帮助，在饥荒之年雪中送炭，源源不断。从这些家书中，可以感受到张大干是一个很有情义且用心又非常细致周密的艺术家。  大干与三兄嫂通信的年头正值大陆饥荒，有一次，张大干寄送的物品有“砂糖二公斤、花生油五公斤、花生米二公斤、红枣一公斤、肉松二公斤、云腿四罐”，他在信中详细开列了清单。他邀三兄嫂出境相见，特别关照不要带小孩并清楚说明原因。家人托他寄送手表，他不厌其烦地说明不能带的缘故。说到自己的生活经济状况，也是详尽得很。除了卖画收入美金万余元外，他还在巴西经营一所农场八德园，亲自操持，“农场事体多，又兼开了一个二十亩大的湖，栽花栽竹，忙个不了”，还说明果园种了一千五百棵柿子，收成可得四五千美元……从这些巨细靡遗的介绍，既可看到他对亲人的坦诚，也显示他在从事绘画需要更多的形象感性思维的同时，还非常有经营头脑并且颇有实际经营能力。这座八德园是他在巴西购置的二百亩农场按他的审美趣味改造成的具有观赏性的中国园林式庄园，但它又保持了原来果园农场生产性的经营特色，这充分展示了张大干是一位情感丰富、精明理性的大画家。因此，他之所以长期旅居国外绝非一时头脑冲动，当然有他的深思熟虑。对于一个醉心艺术的画家，为了逃避乱世的纷扰，寻找一块安静从事艺术的生存环境，是很自然的事情，既不足为怪，也无可厚非。

让人们特别值得珍惜的是：这些家书对研究张大千的生活、思想、感情提供了诸多的第一手材料，包括他晚年的病痛、视力不济影响创作的情况，例如信中说“写字作画，全凭想象，不以目力”等。读其信，观赏其手迹，如睹其人，如闻其声。如感其情。而且，不经意处，还从侧面透露了当时的社会政治经济状况，以及民众所处的严酷境地，成为一个见证历史的个案。这让当年生活过来的人读来不免唏嘘深思，让生活在今天的正享受着出入境自由、物质产品丰富的年轻人再看这些家书，当然恍若隔世而感到无法理解和相信了。

因此，应该感谢包立民君可贵的发掘，让我们看到了这样一批具有文物价值的信函，它们无疑也是研究近代绘画史的重要史料。

(以上摘自20lO年2月3日《新民晚报》)

半年前，包君来电告之，又征得张大干致四哥张文修、二嫂杨浣青，及子侄女儿等家书二十一通，拟出《张大干家书》(增订版)，约我写序，我老了，手头又有杂事未了，只得婉谢美意。又经斟酌再三，遂以五年前的短文代之。

(此文征得丹晨老友同意，稍作文字更改，

并补最后告白。一一编者)

张氏家书编著告一段落，不由想起十多年前，因读黄壤先生的一文《张大干欺骗了大干世界》而激起了久蓄于心又迟迟未予动笔的写作冲动，写出了长文《张大干的去国和怀乡》，一则回应黄壤文中编造的奇谈怪论，二则就张氏为什么去国，又为何不回大陆两个问题进行了解剖，并就他的怀乡与爱国的情思做了初探。拙文在《今日名流》(1998年6期)刊发，本想看看黄壤先生的反应，孰知黄壤保持沉默，毫无反应，这有点不符合他的个性。是默认，还是不屑一辩?今日翻出旧作重读，却自觉并未过时。文中也涉及这批家书，故重新郑重发表，希望黄壤先生能够看到此书，并提出批评意见。

张大干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是艺术天才，还是艺术骗子?是爱国者，还是叛国者?是生活腐化的极端享乐主义者，还是注重亲情友情的人道主义者?是天使，还是魔鬼?早在半个世纪前，在不同的地域、不同的人群中，已有着不同的答案。

而今张大干逝世二十五年了。二十五年来，海峡两岸的读者，无论在政治观念、艺术观念，抑或是道德观念上都发生了很大变化，对张大干的认识，也能跳出政党和阶级的偏见，客观地知人论世，予以较公正的评价。当然尘埃尚未落定，盖棺犹难论定，有关张大千在艺术创作上的品评和学术问题上的争论，还是很难也无须一致的。

本书辑录的张大干致张丽诚兄嫂的二十一封家书，始于20世纪50年代后期，终于70年代前期，前后十多年。这十多年，正是大陆“三年自然灾害”至“文化大革命”期间，是经济、政治上特定的天灾乃至人祸时期，也是张大千浪迹海外、艺术上自强自立，在国际艺坛上取得一席之地的时期。读一读张氏这一时期的家书，可以真切地感触到张大干思念三哥、三嫂、四哥及众多子侄的亲情，真切地感到他是如何无微不至地关怀兄嫂侄媳的生活和健康，不远万里、不厌其细地寄钱寄物，也可以真切地看到在处理家庭亲情伦理道德上，他是如何为人弟、为人父的。由小及大，可以看出张大千的人品。当然，从这批信中，我们还可以清楚地看出，张氏为什么不回大陆一一非不想回而是不能回一一说归欲归犹未归的复杂矛盾的心理症结。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批家书也是张大千为何不回大陆的自白书。

需要说明的是，张大干这些家书之所以能顺利出版，首先应该感谢张家后人中保存这批书信的张心义先生(已故)和解说这些书信的张心庆女士以及提供这些家书复印件的张之先先生。还要感谢张大千先生的弟子张正雍先生对书信原文的校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