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不是一部完整的晚清洋务运动史，但通过张之洞开办钢铁工业的经历，足可以了解洋务运动的实质、过程和成败；固然不只“一斑”，却可以尽窥“全豹”。

这也不是一部全面的张之洞的评传，但叙述的却是张之洞一生最卓越也最艰难的经历，是张之洞一生功业之所在，更是他一生毁誉之所系。

这更不是一部详尽的黄石地方志，但却是黄石最为重要的历史。正是由于张之洞对大冶铁矿的开发和对汉阳铁厂的创办，奠定了黄石作为重工业城市最初的基础，并使大江南岸这片壮丽的湖山成为中国近代钢铁工业的发祥地。

本书《前编 光绪十五年》结合典型的历史事例具体阐述光绪中期的政治、经济、社会状况及有关国际背景。《本编 荆天棘地千秋业》以原始档案资料为依据，采用考征、叙述、论说等方式，全面翔实地展现张之洞创办钢铁工业的全过程。同时，实事求是地考证了百年来备受非议的购炉、选址、质量、效益等问题的由来及真相，以一家之言对评价张之洞这一事业直抒己见；并通过这一过程，揭示他与慈禧、李鸿章、盛宜怀、翁同龢、刘坤一等人复杂而微妙的关系，揭露晚清政局中各种错综复杂的矛盾，从一个侧面揭示洋务运动的局限性及其必然的历史命运。

序

前编 光绪十五年

 第一章 皇权交接的敏感时期

 第二章 自强三十年未自强

 第三章 体制性的腐败病人膏肓

 第四章 财政：有限的银子用在哪里？

 第五章 思想先行者的探索：从洋务到变法

 第六章 朝堂争论的焦点：中国要不要铁路？

 第七章 中外冶铁：手工作坊与自动化生产

本编“荆天棘地”千秋业

 第八章 皇太后的门生

 第九章 决策内幕(上)：李鸿章与张之洞的一段纠葛

 第十章 决策内幕(下)：张之洞与盛宣怀的分歧

 第十一章 铁山运道：黄河以南的第一条铁路

 第十二章 百年冤案：张之洞订购炼钢炉的真相

 第十三章 在煤的困扰背后

 第十四章 张之洞为什么不把铁厂建在黄石港？

 第十五章 银子从何而来?

 第十六章 大参案：徐致祥、刘坤一和李瀚章

 第十七章 民间的风波

 第十八章 岁在甲午：建成与试生产

 第十九章 四面楚歌，山穷水尽

 第二十章 销售：枉费心机成画饼

 第二十一章 质量：一个流传百年的弥天大谎

 第二十二章 招商承办的前前后后

 第二十三章 启动城市近代化

 第二十四章 叶景葵《述汉冶萍产生之历史》不应作为依据

 第二十五章 千秋功罪

主要参考文献

后记

从强兵到富国

洋务运动的发生，是中国对西方侵略者武力入侵被迫作出的反应，用今天的话来说，是一种防御性的现代化。奕诉、文祥也好，曾、左、李也好，他们对西方的认识，既不是来自国外游历的实地考察，也不是主要来自书本或传媒，而是来自于战场上的武力较量，来自于一次次血淋淋的惨痛的失败。他们对西方最直观的感受便是兵舰的迅速、火炮的威猛。1862年4月，李鸿章初到上海不久，便写信向曾国藩报告他亲眼看到洋兵与太平军作战的情景：“洋兵数千，枪炮并发，其落地开花炸弹真神技也！”1863年5月4日他在致曾国藩信中进一步强调了向西方引进坚船利炮的必要性：

每思外国兵丁口粮贵而人数少，至多以一万人为率，即当大敌。中国用兵多至数倍，而经年积岁不收功效，实由于枪炮窳滥。若火器能与西洋相埒，平中国有余，敌外国亦无不足。

并以日本、俄国为例，希望曾国藩率先提倡。

洋务派的自强活动就从购买洋枪洋炮开始，仿造船炮并着手建立自己的军事工业。咸丰十一年曾国藩在安庆设立了内军械所，李鸿章在上海设造炮局，随后又设苏州炮局，规模都较小。同治四年曾、李在上海建立江南制造局，成为当时最大的军火工厂；同年李在南京设金陵机器局，次年左宗棠设福州船政局，后年崇厚设天津机器局。这四大军工企业中，福州和上海主要造船舰，天津主要制火药，南京则专制枪炮。此外，各省还先后办过20个机器局，也都是兵工厂。这些企业，经费由财政提供，产品由政府调拨分配，既无利润积累，也无市场联系。但是它所引进的大规模机器生产却是中国前所未有的新的生产力；随着洋务企业的出现，诞生了中国工人阶级这一新的社会群体。

进入七十年代，洋务派的军工企业达到高潮。1872年李鸿章在《筹议制造轮船未可裁撤折》中，针对财政经费问题顺理成章地提出解决之道在于“求富”。主张不仅要造兵船，还要造商船、创办民用运输企业，建立用大机器生产的煤矿、钢铁企业，创办民用企业来赢利。

船炮机器之用，非铁不成，非煤不济。英国所以雄强于西土者，惟藉此二端耳。……此等日用必需之物，采炼得法，销路必畅，利源自开。榷其余利，且可养船练兵，于富国强兵之计殊有关系。

李鸿章提出“求富”的主张，标志着洋务运动从“求强”阶段深入到“求富”阶段，开始转向创办民用企业，先后创办的主要企业有：1872年创办的轮船招商局，主要经营长江、海洋运输并承担漕运。1877年该局收购了美属旗昌公司，船只增加到33艘，吨位突破400万吨，占当时在各通商口岸进出中外轮船总吨位的36.7%。1877年创办的开平矿务局，到1881年已日产煤五六百吨，供各机器局及中外轮船之用。1880年创办的天津电报局，到甲午战争前，在东北、辽东半岛、长江中下游以及陕、甘的主要城市和边防要塞，大都架通了电报线。1881年建成了唐山到胥各庄的运煤铁路，1886年延伸到芦台，1887年成立天津铁路公司，1888年将铁路继续延伸到大沽和天津。这一时期，重要的企业还有兰州机器织呢局(1880年)、漠河金矿(1887年)等。

打开了传统文化之外的一个新天地

洋务运动另一方面的重要内容，是突破了传统的封建文教体制，创办了一些前所未有的文化教育设施，引进了西方的科学技术和社会人文知识。

1862年，开设京师同文馆。这是一所培养外语翻译人才为主的学校，先后开设了英、法、俄、德、日等语种，又增设了天文、算学等科目。它是中国教育近代化的起点。第二年奏准在上海、广州设立同样性质的广方言馆。  翻译西方书籍。同文馆在三十年中，翻译了外交、历史、地理、政治、法律等方面的书籍约200部。1868年江南制造局附设的翻译馆，着重翻译自然科学和实用科学方面的书籍。

派遣留学生出国学习。经容闳建议和组织，1872年到1875年，先后有120名幼童赴美学习；1887年，福州船政学堂派遣30余人至英、法学习制造和驾驶。这些留学生中出了不少人才，留美学生中有著名铁路专家詹天佑、清末任外务部尚书的梁敦彦、民国初年任国务总理的唐绍仪；留英学生中有翻译《天演论》的严复，学海军的刘步蟾、林泰曾、萨镇冰等人后来成了创建北洋海军的主要骨干。

创办培养军事和技术人才的专门学堂。如江南制造局附设的机械学校(1865年)、福州船政局附设的船政学堂(1866年)、天津电报学堂(1879年)、天津水师学堂(1880年)、上海电报学堂(1882年)、天津武备学堂(1886年)、广东水师学堂(1887年)、天津军工学堂(1893年)等。这些学堂以全新的教学内容突破了传统儒学的限制，冲击了科举制度。后来又出现了以西学为主的自强学堂，有些旧式书院也开设了西学课程。

这些举措的最初动机，大都是围绕着“强兵”这一中心主题的；但是它为国人打开了传统文化之外的一个新天地，在社会变革中所产生的深刻影响，却远远超过了洋务派的预计。它不仅向中国人传播了声光化电和世界地理、国际知识，引进了新的教育内容和形式，冲击了鄙视科学技术的传统观念，并开始改变几千年来中国读书人的人生道路；更带来了民权、议会、国际公法等新观念，孕育了改良变法的新思潮，哺育了一批要求深入变革封建体制的前驱者。P26-29

十九世纪西方资本主义迅猛发展，并大力向海外扩张，殖民主义的魔爪伸向了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本来同我们一样处于封建统治的日本，通过明治维新迅速崛起，并立即成为我国的威胁。而中华大地却仍然在封建的黑夜里沉沉昏睡。贫穷的中国农民还像一千年之前那样，挥着鞭子跟在疲惫不堪的老黄牛之后缓缓地犁翻着古老的土地。妇女们仍然踮着三寸金莲在崎岖的乡村小路上蹒跚。年轻的或者年老的读书人一个个拖着尾巴似的长辫子，黄卷青灯，苦苦地琢磨着程式化的八股文，希望哪一天有幸能够金榜题名。而在大清帝国的朝廷上，大臣们身着臃肿的前后缀有文禽或猛兽绣饰的补服，戴着笨重的像倒漏斗似的顶子，年年，月月，天天，匍匐在禁陛森然而沉闷不堪的殿庭上敬祝皇帝陛下“万寿无疆”。紫禁城像一个封闭得密不通风的古堡，里面的人绝大多数对外部世界一无所知。然而历史是不容停滞的，它会以灾难的方式促使人们被迫前行。西方列强终于用大炮轰开了这个古老帝国的大门，长期自命“天朝上国”的大清王朝立即惊惶失措。中国向何处去？这个关系着生死存亡的问题无情地摊在人们的面前。那些掌握国家民族命运的人们将如何思考？如何行动？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我们的历史教科书中，各种汗牛充栋的宣传媒体上，千篇一律地给人一种印象，一种概念，晚清社会反正是一团黑暗，凡是统治集团中的人们，加他们一个“反动”的谥号就概括无余，对那些曾经声威赫烈如曾国藩、李鸿章之流，给予一些诸如“刽子手”、“卖国贼”之类的罪名就够了，没有别的什么话说。即使对某些特殊人氏给予某种肯定，紧接着仍然要揭露他们的“阶级立场”，批判他们“维护反动统治”的行径，仿佛历史是从某个特定的日子突然开始，以往的时代一笔抹杀之外可以毋庸置疑。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四人帮”时代的思想禁锢得到一定的解放，人们才逐步清醒，认识到历史总是一步一步地前进的，即使是沉封深锁的晚清社会也不乏“寂寞的思想先行者”，不乏为国家民族呕心沥血的人们，不乏在历史发展的每一个台阶上做出过重大贡献的俊杰。在改革开放的三十年间，我们的出版物中，才慢慢地出现了一些符合历史辩证法的科学著作。我的学长张实绍贤先生这本即将出版的《苍凉的背影——张之洞与中国钢铁工业》会是十分精彩的一本，给研究晚清历史、研究晚清的历史人物提供一个精深的范例。

张之洞生于道光十七年，同治二年二十六岁中进士，由慈禧太后亲自点为探花。这以后又一个二十六年，他由翰林院编修而外放学政，回京任国子监司业等职，之后升迁到内阁学士，先后出任山西巡抚、两广总督。二十六年的经历，充分地表现出他历练的才干和远见卓识，办了若干件出色的事务。特别是光绪十年在两广总督任上取得了抗法战争的胜利，这是鸦片战争以来四十多年间遭到外敌侵略时每战必败之后唯一的胜利，也就特别地辉煌。但使张之洞一跃而成为晚清洋务运动的巨擘，并成就他一生最为卓著功业的，是光绪十五年调任湖广总督之后，他在这里开发大冶铁矿，开办汉阳铁厂，使之成为中国近代钢铁工业的先声。绍贤先生这本大著研究的就是张之洞的这段历史。

为了说明张之洞是在什么样的时代背景下经营他的钢铁事业的，作者特意在全书的“前编”，用“光绪十五年”作为时间坐标，叙述了此前此后大清帝国的状态。光绪十五年，上距鸦片战争近五十年，中间经历了英法联军、中法战争、国内镇压太平天国和捻军等一系列重大变故，大清帝国已处于风雨飘摇之中。然而帝国主义的大炮并没有完全震醒封建中枢的酣梦。一方面有感于西方列强的“船坚炮利”，开展了洋务运动，建立了实为军事工业的机器局、船政局之类的设施，引进了西方的一些科学技术和社会人文知识；然而另一方面许多居于统治地位的官僚仍然顽固地死守着封建道统，反复重弹那些陈腐得发霉的论调：“读孔孟之书，学尧舜之道”、“整纲纪，明刑政”、“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他们仍痴信大清为“天朝上国”，以西方列强为夷狄，视科学技术为末技。当西方的火车风驰电掣在欧洲大地奔驰的时候，中国连修筑铁路都遭到这些封建顽固派的强烈反对。他们就像笼中畜养的鹌鹑，以为世界就这么大，丝毫不知道凶鸷的鹰鹞正在高空中盘旋。致使洋务派首领李鸿章慨叹：“士大夫囿于章句之学而昧于数千年来一大变局，狃于目前苟安而遂忘前二三十年之何以创巨而痛深，后千百年之何以安内而制外！”而这就是张之洞开创他的钢铁事业时的环境。

当光绪十五年秋天张之洞调任湖广总督，奉命修筑芦汉铁路，并准备筹办钢铁厂的时候，出现在他的脑子里的也许只有两点是明确的：一是中国非有铁路不可，而修筑铁路非自炼钢铁不可；二是他听说了大冶地区有铁石矿藏。除此之外，他站在大江岸上，放眼望去，还是一派茫茫！在他的面前，没有略通科技的僚佐，没有技术专家，没有设备，没有机器，每走一步都会碰到没有。修铁路，炼钢铁，怎样勘探，怎样开采，怎样绘图，怎样冶炼，一切都仰仗外人；每一部机器，机器上的每一个零件，都要从万里之外的异国进口。诸如此类的困难，其实还不是重要的，更严重的还在于没有足够的资金，同僚之间也互不配合。而且当时社会民众还处于蒙昧状态，稍一行动即处处受到阻碍。也许这些仍不是主要的，最关键的还在于朝廷仍然是一个封建堡垒，没有像日本明治王朝那样变法图强的战略，发展科技开办一些现代化建设也没有一个总的方针，大多各自为政、互相牵制。张之洞要在这样的氛围中开创他的事业，困难之大可想而知。

在某种意义上，近代化钢铁工业的出现和发展，标志着工业化的一个重大的飞跃。英国工业革命的成功正可说明这一点。我们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张之洞开办钢铁事业，是他本人也未必意识到的工业革命的尝试呢？英国的工业革命是经历了长达百年的由手工业作坊发展到采用机器的大工厂生产的过程，科学技术都已相当的发达，政治体制也相应地进步，举国上下有着相同的认识，资本主义的天空已经完全清朗，他们的成功自然符合历史发展的逻辑。而张之洞的事业却是在封建主义的沉沉黑夜里进行的，生产关系严重地制约着生产力的发展，他遭遇的尴尬也就是必然的了。

但张之洞迎难而上，不管多么艰难险阻，不顾守旧的执政大臣的掣肘、同僚的摩擦、无耻浪人的恶意攻击甚至地方封建势力土豪地霸的刁难，用绍贤的话说，他“背着独自办钢铁的沉重的十字架”，以愚公移山的精神，奔走在大冶、汉阳之问，修筑铁路，寻找煤藏，开发铁矿，建设铁厂。有志竟成，他终于修筑了“黄河以南第一条铁路”铁山运道，建成了“领先亚洲，震惊世界”的汉阳铁厂，让“中国近代冶金工业的熊熊炉火，照亮了武汉三镇的夜空”，似乎也燃起了中国工业近代化的微茫的希望！张之洞取得了成功！

然而这是晚清社会，漫漫长夜还远没有走到尽头，汉阳的炉火终究冲不开漫天的夜幕。当铁厂刚刚投产，通红的铁水刚刚兴奋地喷发的时候，历史天步艰难地踏进了光绪二十年，也就是中国大地为之震颤的1894！这一年，大清王朝庆祝老佛爷六十大寿的焰火在紫禁城的上空灿烂地升起，日本侵略军的炮火却正向中国海疆轰轰地喷射；老佛爷理所当然要万寿无疆，创建了三十年的北洋水师就命中注定会全军覆没！两者之间如此巧合，或许也并非偶然，试看老佛爷一场庆典七百万两白银的开销，刚好相当于三十年海军建设的全部资金。大清帝国的大政方略就是如此，大清帝国的水师安能不败！也正在这个时候汉阳铁厂却连连发生事故，水淹大冶王三石的煤矿，汉阳的枪炮厂被大火烧毁了厂房，铁厂的焦炭供应不上，炼铁只好被迫停顿，而嗷嗷待哺的铁厂所需要的百万资金却无从筹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单是赔偿日本的白银多达两万万两，就是整个汉阳铁厂建设资金的四十倍，现在张之洞还到哪里去要银子！张之洞遭遇了失败！  绍贤写这一章时，将国家倾颓的惨局和铁厂拮据的困境交错着叙述，形成强烈的对照。在这一章的结尾，绍贤以他惯有的貌似冷静的笔调写道：“将汉阳铁厂放在中日战争的大背景下审视”，人们会发现，“它的出铁的喜悦，已经取得的成绩，现实的处境，未来的难题，都被战争的炮火淹没了。对于日军强横和阴险的震惊，对于前线清军雪崩一般溃散的惊愕，对于清政府腐败无能的悲愤，占据了举国上下的注意力。在这种时机，张之洞喋喋不休地叫喊铁厂经费困难是何等地不合时宜，处境是何等地孤立无助；而在这样胜负成败的关键时刻，一个国家需要钢铁工业对军火生产的支援又是何等地紧迫。我们似乎可以看到光绪批阅张之洞奏折时愁锁的眉尖，看到他提起朱笔又放下时的满脸怅惘”。时间过去了一百多年，我们今天读绍贤的这一段文字仍未免无限感慨。

绍贤用典雅清新的笔触，抒写了这一段错综复杂的历史。他可以说新创了一种文体，融考证、叙述、评说于一炉。对张之洞修建铁山运道、开发大冶铁矿、创办汉阳铁厂所经历的艰难曲折的过程，作了翔实的考证、清晰的叙述，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评论。征引的文献多达一百多种，包括当年从中央到地方、从国内到国外来往飞驰的电文、相互驿传的书信、数不胜数上给朝廷的奏章、查不胜查的写于密室的笔记，以及后来有关张之洞的传记和论著，从这些纷繁、琐碎、复杂、或虚或实、或真或讹的资料中，清理出一个头绪。作者卷入了一百多年前开展洋务运动那一场没完没了的纷争，给他们判断是非。作者也卷入了一百多年来评价洋务运动的分歧，对各种错讹的说法加以辩正。把一部深邃的有可能使读者卷入五里云雾中的考证论述性的著作，写成一部清新可读而且饶有趣味、近乎通俗性的读物，充分显示了作者大匠运斤的手段。

这不是一部完整的晚清洋务运动史，但通过张之洞开办钢铁工业的经历，足可以了解洋务运动的实质、过程和成败；固然不只“一斑”，却可以尽窥“全豹”。作者在总结洋务运动时说：所谓“洋务派”，“这些人只是大体上都有不同程度的赞同引进西方物质文明的倾向而已，既无共同的行动纲领，也无统一的组织联系。其中以地方权力为核心形成的不同的政治集团，大大小小的派系，各有各的政治目的，各有各的利益追求，各有各的主张和方案，各自为政，自行其是；或壁垒森严，对外抵制；或明争暗斗，相互掣肘；极其有限的资源，在各种反作用力、分力、摩擦力等等的撞击、撕扯、挤压、揉搓下，无谓地消耗、浪费；名义上都是奉朝廷的旨意行事，实则朝廷既无力规划整合，也难以调度协调。所谓的洋务运动，便在这种宏观上基本无序的状态下艰难地蹒跚前行。汉阳铁厂诞生在这种大环境中，陷入困境不是偶然的”。这段文字，对洋务运动的性质、特点和它的命运，作了淋漓尽致的描述。

这也不是一部全面的张之洞的评传，但叙述的却是张之洞一生最卓越也最艰难的经历，是张之洞一生功业之所在，更是他一生毁誉之所系。作者没有采取平铺直叙的抒写，也不是一个一个问题的解答，而是随着客观史实的发展，巧妙地交错着叙述。综观绍贤这本书，可以看出作者花了大量的精力，去发掘、梳理原始档案资料，尽其可能地用原始资料来甄别后期的资料和评论，着意辩正对张之洞的许多讹传和误解，可以说是这本书的重要特色之一。作者不厌其烦地引证诸多电文、书信和各种繁杂的记录，往往是为了对某个问题进行辨析或澄清。其中如叶景葵讹传张之洞“大言曰：‘以中国之大，何所不有，岂必先觅煤铁而后购机炉？但照英国所用者购办一份可耳！’”以致买错了炼钢炉，所制钢轨含磷太多，造成严重损失。在二十世纪评论张之洞的种种著作里，以讹传讹，无不把它作为张之洞的重大过错。绍贤对这宗公案从源到流进行了深入仔细的清查，为张之洞洗刷了背负百年的冤案。张绍贤无疑是张之洞事隔百年后的异代知交；今年恰好是张之洞去世一百周年，冥冥之中是否会有某种缘分呢？  这更不是一部详尽的黄石地方志，但却是黄石最为重要的历史。正是由于张之洞对大冶铁矿的开发和对汉阳铁厂的创办，奠定了黄石作为重工业城市最初的基础，并使大江南岸这片壮丽的湖山成为中国近代钢铁工业的发祥地。十九世纪、二十世纪的铁山矿址正可与商周时期即已开发的铜绿山古矿，悬隔三千年而相辉媲美，两者同样成为黄石大冶的荣耀。绍贤的这部大著无疑是认知黄石历史最为重要的著作。张之洞将永远和黄石的历史连在一起，张文襄公的英灵将永远在这个光辉的城市里盘桓；为此我期待有朝一日，一尊张之洞的雕塑矗立在城市的中心，作为这座矿冶名城的标志。

黄瑞云

2009年6月12日

湖广总督自清顺治二年开始设立。有清一代，曾经担任过这一差使的，不下八九十人，其中有不少著名的人物，如毕沅、阮元、林则徐、李鸿章等。林、李二人虽然大名鼎鼎、家喻户晓，但与他们在湖北的作为关系不大；知道他们做过湖广总督的人也不多。在武汉三镇，真正妇孺皆知的还数张之洞。上世纪四十年代，我还是个孩子，家住武汉，在老祖母的故事里，便听说张之洞如何过目不忘，坐了八抬大轿，从司门口过了一趟，两旁店铺叫什么字号，招牌是什么字体，都记得一清二楚；又说他是一个老猴子托生的，一副猴相，聪明而又好动。还记得那时武昌有张之洞路，汉口有张公堤，蛇山上的抱冰堂里供着张之洞的牌位，黄鹤楼上还刻有张之洞撰的一副对联：“紫气西来，云雾扫开天地憾；大江东去，波涛洗尽古今愁。”

半个世纪以后，1990年我被调到黄石市委宣传部工作，分管的市委副书记和我谈话，嘱咐我要抓一下本地区重大历史题材的文艺创作。在我的心目中，黄石地区在历史上曾经有过三次大的机遇，带来了三个重要的发展时期：在古代最辉煌的是大冶铜绿山铜矿的开发和冶炼，在近代是张之洞办洋务开发大冶铁矿，在现代则是新中国在黄石建市并确定为重工业基地。记得是1991年冬，随黄石市京剧团进京为中央电视台录制元旦晚会节目，抽空去了一趟琉璃厂，买到了一套《张文襄公全集》和一本《洋务运动史研究述录》，由此开始接触张之洞这一课题。后来我搜集的一些资料在组织创作电视剧《总督张之洞》时派上了用场，该剧就是述说张之洞如何创办钢铁工业的。

大约是在《总督张之洞》已经拍摄还未播出、得奖的时候，有一天我在书店偶然发现一本湖北省档案馆编辑的《汉冶萍公司档案史料选编》，书脊都有些破损了，想也未想，便习惯性地买下来。回家一翻，第一页便是张之洞与刘瑞芬、洪钧等联系购置铁厂设备的来往电报，与许多书上说的不同，根本找不到张之洞说过“以中国之大，何所不有，岂必先觅煤铁而后购机炉？……”那些话，这就给我留下了一个重大的疑问。

1996年从工作岗位上退了下来，学电脑，随意读书，搜集张之洞的有关资料仍然是一个关注的重点。看了一些涉及汉阳铁厂和汉冶萍公司的专著和论文，大都依据的是《洋务运动》资料丛刊、科学出版社出版的孙毓棠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和汪敬虞编的该书第二辑、三联版的陈真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三辑，普遍是引用叶景葵《述汉冶萍产生之历史》。在先后读到孙毓棠、汪敬虞和陈真编的两种《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后，我的疑问仍未解决：叶景葵是什么人？他的说法有什么根据？这时便很想读一读也曾刊载过叶氏此文的<洋务运动》资料丛刊。

真正要把张之洞与中国钢铁工业作为一个课题来研究，资料缺乏的困难便突出起来。寻觅历史资料本来就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事，而我所在的黄石是一个中等城市，无论是公共图书馆还是书店，都不可能充分满足专题学术研究的需求。十几年来，只要外出，必挤出时间去书店，虽然很少空手而归，但也收获有限。有一次去珠海，遇到河北版的《张之洞全集》，一连去书店看了五六天，后来终于从网上买到了一部。学会了网上购书，又邂逅了古旧书网络，此后网上购书便成了我搜集资料的主渠道。至今我所能见到的资料如书后“主要参考文献”所示，还是很有限的，但在我却为此跨越了十余年之久的岁月。

直到2003年“非典”流行之时，我才在广州天河图书城找到了重新印刷发行的《洋务运动》资料丛刊，终于读到了叶景葵《述汉冶萍产生之历史》的全文。正是从其中被别的书删去了的第一则“书跋”里，我发现了他将民国元年的事误记为宣统元年的错误，进而对他在正文中将主事者奕譞误为奕诉引起警觉，由此而明确地意识到他对这一段史实很少了解，从而对他记述的可靠性产生了怀疑。2006年秋冬，我又找到了叶景葵的《卷盒书跋》，依据书中有关的自述弄清了他的身世、辛亥革命前的经历，更加坚定地认为叶说不可信。至此，我才打定了主意要写出这本书。此时，我已年近七旬，若再不抓紧，将来更写不动了。

在构思和写作本书的初期，我曾把它定位为以非专业读者为对象的历史文化读物，在如何增强可读性上下了一些工夫。我本身就不是一个专业的历史学者，没有打算要写一部严肃的中规中矩的学术性著作。但是，一旦接触到购炼钢炉、选择厂址、钢轨质量这些关系到评价的实质性问题，要对传统的说法提出质疑，甚至彻底否定，就必须采取与之相适应的表述形式，集中力量进行周密翔实的、具有说服力的考证或论证。在写作这些章节的过程中我也逐渐意识到，只有这些发现才是我自己对读者的新奉献，或许正是这些章节才使本书的写作和面世具有了真实的必要性。

实事求是地说，叶景葵文章的广泛流传暴露了我们以往评价张之洞办钢铁的一个明显的弊端：依据的是后期的不可靠的资料，而对原始史料不够重视，没有下工夫去发掘。在构思本书的过程中，我曾经拼凑了四句话：“发掘原始史料，梳理事件脉络，再现历史细节，探索幕后真相。”这便是我要做的工作，发掘原始资料是我的基本立足点。我没有预先构建的理论框架，也没有什么大胆的假设，只是通过对原始档案资料的发掘、梳理、相互比照、拼接，探索历史事实的本来面目，如实勾勒张之洞创办钢铁工业的全过程，并根据这些原始资料去甄别后期的资料和评论。这样做，要花大量的时间，十分枯燥乏味。好在我没有评职称的压力，也没有人考核我的工作量，可以从容地坐冷板凳。

每每看到有的学者正颜厉色地批评张之洞无知，说他这也不懂，那也不懂，我心中是颇不以为然的。1889年的张之洞，既不能公费旅游出国考察，又不能在职考研读博，在中国的书店里也买不到《冶金学》，也没有机会见识炼钢炉是圆是方，如果不在实践中学习，难道天生具有领导钢铁工业的知识和经验吗？这些指责实际是指责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不懂得吃螃蟹。每一个历史人物只能在历史提供的特定舞台上活动，张之洞是在一个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条件极不具备的环境中开创钢铁工业的，我们不能无视晚清特定的历史环境对他的制约。这种制约是具体的而不是抽象的，是必然的而不是偶然的，是普遍地渗透于全部过程之中的。我们不仅要弄清张之洞创办钢铁工业做了些什么，是怎样做的，还必须弄清他是在怎样的环境中这样做的，为什么是这样做而不能那样做。

已经将书稿交送出版社后，我才有幸读到袁伟时先生的《汉阳铁厂与洋务派经济思想的困境》。这篇2005年发表在《温故(三)》的文章说，汉阳铁厂“为什么会遭遇如此巨大的挫折？归纳历来的研究成果，大部分史学家认为，这是三大错误造成的：第一是设备购置不当。……第二是焦炭没有稳妥的供应。……第三是选址不当。……为什么会出现这些重大决策的错误？主要原因是张之洞患了官僚办企业的常见错误：瞎指挥！”最后还进一步强调：“其实，汉阳铁厂的失败，最主要的原因在没有吸收国内外的教训，政府不应直接投资或指挥建设乃至经营这一类理应由商人办理的企业。”这个结论似有笼统而武断之嫌。在一些研究世界工业化进程的专著中，认为德国和日本就是属于“以政府为主导的发展模式”，在英美等国的工业已经占据国际优势的局势下，它们没有沿袭英国的自发的内生型模式，而是走自己的路实现了工业化，并都成为第一流的工业强国。

本书专题论述汉阳铁厂，正是有别于“历来研究的成果”，对所谓“三大错误”提出了异议。有关的历史真相，本书作了大量考证，这里不再重复。按照“三大错误”说，错购了小小一座10吨贝式炼钢炉，增加了短短两百华里的水程运矿，竟然困扰中国的钢铁工业长达数十年而无可救药，这是难以令人信服的。何况盛宣怀接办后开发了萍乡煤矿，废弃了贝炉，在大冶建了铁厂，不就是已经作了纠正和弥补吗？何以仍然不能走出困境呢？看来诊断并没有找到真正的病根。我们总结和吸取历史的教训，似乎也不应只停留在某个人的官僚作风和某些具体环节失误这样浅表的层次上。

汉阳铁厂是洋务运动的产儿，在它的身上继承了母体的所有重要基因。离开了洋务运动所处的特定历史环境，我们无法理解汉阳铁厂的生理特征；也只有深入细致地解剖汉阳铁厂这类典型标本，我们才能深入、全面地认识洋务运动，从早期现代化尝试中正确地吸取历史经验教训。

在洋务运动时期，汉阳铁厂由张之洞这样力图自强的官僚利用官款来创办，具有历史的必然性。吕不韦式的商人虽然由来久远，产业资产阶级却是洋务运动的产儿。没有曾、左、李、张这群老母鸡，哪有中国的产业资产阶级破壳而出？汉阳铁厂创办前，自1872年至1888年，包括国家资本和民间资本共创办各种新式工矿企业29家，总计资本607.3万元，抵不上一个汉阳铁厂的投资。这时正是中国资产阶级成长的初期，新生儿柔嫩的肩膀无法承受创办钢铁工业的沉重负担。自西方列强在世界经济格局中确立其霸权地位后，后发展国家的私人企业资金积累不足，是一个普遍存在的现实；在钢铁这样需要高投入的产业，资金短缺更加突出。从晚清到民国，包括商办的汉冶萍公司在内，中国钢铁工业从来没有吸纳到足够的民间资金，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从来也不曾发展壮大到足以问鼎钢铁工业，以致抗日战争前夕国民政府不得不手忙脚乱地寻求国际贷款，举办一批包括钢铁厂在内的国防工业以救燃眉之急。历史已经证明，等待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发展壮大之后由他们创办钢铁工业，此路是不通的。

洋务运动是封建专制体制下一次引进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改革，旧的体制必然成为改革难以突破的桎梏。大清国的最高决策者慈禧，对于西方事物的容纳是有选择的。在她的心目中，不同的利益组成一个层次分明的利益圈，最核心的是她个人控制皇权的绝对权威，然后顺次是皇族的利益、官僚统治集团的利益，等等。不能说她完全不考虑国家的利益，但显然是放在最外围的。这种利益层次性的差距，左右着她的决策取舍。她对洋务运动的支持，则以不影响封建王朝的统治为底线。修建铁路的建议一再被搁置，唯恐破坏了固有的社会秩序而引起群体性的骚乱不能说不是一个重要的原因；放下芦汉路先修关东路，与其说是保护国土毋宁说是守护老祖宗的发祥地。这种以封建统治集团利益为转移的摇摆性以及随之而来的朝令夕改，导致了洋务运动整体上的杂乱无序，极大地增加了实施的阻力，限制了引进资本主义文明的深度、广度和效果。洋务运动又是在中央集权被削弱而出现督抚分权的体制下开展的，督抚分权既提供了中国钢铁工业得以创办的契机，又限制了铁厂的兴办仅凭湖北一省之力，导致张之洞始终是孤军奋战。对于这样一件大事，慈禧、光绪从来就没有什么主见，主持其事的海军衙门、户部、李鸿章和张之洞从来也没有真正达成过共识，朝廷从来也没有制定政策、采取措施予以扶持。

“发展是一个整体的过程”。也就是说，现代化或工业化是一个庞大而复杂的系统工程。而洋务运动如陈旭麓先生所说，是“东一块、西一块的进步。零零碎碎的。是零卖的，不是批发的”。改革需要配套，经济建设需要配套，发展钢铁工业比起农产品加工更需要配套，更需要相关工业和交通等社会基础产业的支持。在工业革命发源地英国，丰富的煤矿资源和强大的采煤业是钢铁工业发展的基础，也是整个工业发展的基础，早期的蒸汽机和铁路都是在采煤业内部得到发展的。1830年以蒸汽机为动力的纺织业率先实现机械化，对棉纺机和蒸汽机不断增长的需求，刺激了钢铁、煤炭产量的增长，并进一步推动交通运输业的发展；而铁路的大量建设又反过来促进采煤业和冶金业的发展，形成良性循环。至19世纪中期，冶金工业、采矿工业分别实现了工业化，标志着英国进入了工业化时代。而在中国，钢铁工业竟然是作为铁路事业的附属物被朝廷批准开办的；现代采煤业虽先于钢铁工业开发，但进展缓慢，收效甚微，硕果仅存的开平煤矿和后来的萍乡煤矿都距大冶铁矿甚远，且又运输困难。张之洞勘察煤矿遇到的仍然是手工开采的土煤窑的汪洋大海。其时除台湾铁路孤悬海外，中华大地上孤零零唯有一条津唐铁路；运输以水路为主，陆路则靠骡马大车。汉阳铁厂受到焦炭供应的困扰，实质上既有煤矿远离铁矿的自然条件制约，又是煤炭工业、交通运输业发展滞后、不能适应钢铁工业机械化生产的必然结果。为此，中国钢铁工业在它的创始期，不得不在承担开发煤矿成本的同时，还要承担修建铁路等运输设施的成本，这就成倍地加大了它的风险和资金缺口，严重地影响了它的经济效益。

中国钢铁工业又是在西方列强垄断了中国钢铁市场的严峻形势下创办的。据《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记载，从1867年至1894年，进口铁增加了10倍，铁产区的作坊纷纷倒闭，洋铁几乎占据了中国的全部市场。初出茅庐的中国近代钢铁工业面对着挟有特权和质量、价格优势的舶来品，要在市场上争得一席之地谈何容易。时至今日，在国际金融危机中，美国这个老牌霸主仍然率先重施贸易保护主义的惯伎，频频提高关税以抵制中国产品；而一百多年前，中国钢铁工业尚未诞生，清政府便失去了关税自主权，不平等条约将中国的进口税率钉死在5%这样罕见的极低水平，后来清政府对进口钢轨连这样低的关税也豁免了，听任其长驱直入，肆意搏杀幼小的中国钢铁工业。汉阳铁厂是为铁路而兴办的，钢轨是它的主导产品，也是它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唯一希望。然而中国铁路建设这块肥肉，正是列强各国激烈争夺的焦点，是他们争相对华输出资本的主要对象，既要以贷款取得高额利息，又要以铁路器材赢得高额利润，刺激本国钢铁的持续发展。争夺的结果，借款修建的铁路中，确知用汉阳铁厂钢轨的仅有保定至汉口、广州至深圳、津浦路北段一部分等少数工程。更为恶毒的是日本，并以贷款为诱饵，逐步实现了对大冶铁矿和汉阳铁厂的长期控制，使之沦为对日提供矿石和生铁的基地。并自1900年起，通过煤铁互售合同，蓄意长期攫取大冶铁矿的低磷优质矿石，造成汉阳铁厂不得不自用高磷次等矿石。汉阳铁厂一方面被人釜底抽薪，垄断了它的优质原料，一方面在本国的市场上惨遭围剿，被夺走了绝大部分份额。产销两头遭到如此致命的重创，它还能有多少生机呢？中国钢铁工业初期的不幸命运，从外部因素来说，是列强用暴力分配世界市场的必然结果。

国外研究第三世界国家发展特点的学者指出：“落后国家不是在一种平静的心理状态中开始发展的，而是在工业化国家展示出一种优越性之后开始的。这就在落后国家的社会中形成了一种紧张感，……它们由于受到落后的压力，急于要在尽可能短的时期内赶上先进国家；落后的程度越深，试图建立起大企业和垄断性质组织的倾向就越强烈；同样，越落后，其工业化需要在某种导向之下发展的倾向也就越明显。因而，落后国家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对政府和相关机构的依赖性远比发达国家大。”(陈晓律著：《世界工业化模式》，南京出版社1998年版，第24页)张之洞承担开创中国钢铁工业的重任可以说是源于这种紧张感，他的急于求成、所谓的贪大求全也莫不是源于这种受到落后的压力形成的紧张感。

张之洞承担开创中国钢铁工业的重担是他自觉的、主动的选择。慈禧只叫他筹办铁路，并没有命令他筹办铁厂；他可以像李鸿章那样依赖进口洋轨，也可以像李瀚章那样一推了之。这是一种大公无私的选择。与李鸿章、盛宣怀不同，他创办了许多企业，全然是出自公心，从来毫无私人积累财富的算计，恪守官箴，身处大酱缸而始终保持清白；如果没有铁厂的拖累，也许他早就当上了军机大臣。这更是一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选择。明明知道200万两的经费不敷，户部不可能再增加拨款，他仍然咬紧牙关跳火坑，平静地完成了从筹办铁路到筹办铁厂的转换。

张之洞钟情钢铁工业，萌发于山西，提出建议于中法战争之后，开始实施于调任湖广之前。既有抗法战场上遭遇强敌的痛切感受，又基于“自强之端，首在开辟利源，杜绝外耗”的认识，具有从军事上、经济上抵抗列强的明确目的性。在中国近代史上，高度认识钢铁工业对于富国强兵、振兴经济的重要性、紧迫性，并身体力行地付诸实现的，张之洞是第一人。

张之洞大规模地成套引进现代钢铁工业的设备和技术，其科技含量、设备规模、生产能力、投资总额等都远远超过此前所有洋务企业，是农业中国经济领域中一次重大变革和意义深远的实践。这一实践是开创性的，前无古人，无所遵循，无所依傍，是第一次“吃螃蟹”；这一实践又是在社会、经济、技术条件极不具备的情势下进行，注定了必然是阻力巨大、困难重重、风险莫测。张之洞作为这一工程的策划者、承办者、施工组织者，从起草禀报皇上的奏稿到斡旋于海军衙门、户部、北洋之间，从一笔笔筹措资金到一次次电催图纸，从联系驻英使馆到安抚聘请的各国工程师，兢兢业业，事必躬亲；他以愚公移山、精卫填海自励，在荆天棘地之中，筚路蓝缕，艰难奋进，矢志不移，一次次在四面楚歌中突围而出，一次次在弹尽粮绝中苦苦坚守，令人同情而感动。

我的结论是：“严格说来，张之洞办铁厂，就他主持的官办时期来说，只是一个‘未完成式’，既难以肯定它完全成功，也不能笼统地说它已经失败。成功或失败，都应当有一个衡量的尺度。从工厂的基本建设来说，它已经胜利完成，为近代化的钢铁生产提供了物质基础；从生产正常运转来说，直到招商承办时，由于缺乏生产流动资金，它的部分设备并未投产，焦炭供应尚未彻底解决，尚处在试生产、有待完善的过程中；从生产的效率来说，它已经生产出了生铁、熟铁、各种钢材，用于制造枪炮、建筑厂房，开始进入市场并有生铁出口，由于它还处在试生产的阶段，主要设备并未全部发挥作用，也就远未达到设计的生产能力，况且一个新建的钢铁联合企业，即使是生产完全正常了，要达到设计水平，也需要有一个过程；从企业的效益来说，由于当时铁路建设停顿，它的主要产品钢轨没有大宗订货，也就没有大宗的销售收入；从国际竞争能力来说，汉阳铁厂无论是规模、设备、技术、资金都远远落后于西方列强的钢铁企业，我们不能苛求一个没有走出襁褓的婴儿与一群巨人抗衡。”

张之洞以一介儒臣创办了中国钢铁工业，显示了传统与现代化契合在当时所能达到的高度，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优良传统在民族灾难深重的历史转型期一次凝重的闪光。

拂去张之洞身上被《述汉冶萍产生之历史》之类记述泼的污水，我们对他创办中国钢铁工业应有新的认识和评价。本书为此做了一些发掘原始资料、厘清事实真相的初步工作，限于作者的学识和专业素养，存在谬误、疏漏、不当之处，敬请专家和广大读者不吝指正。

十年前，我在一篇散文中写道：“书房，是读书人生命的最后驿站。一个读书人，无论命运的风把他吹到哪里，最后，只要有可能，他还是要回归到书房的。”这本书便是我回归到书房的见证。这些年来，日常生活大半的时间都是在书房中度过的。三面书墙，一张书桌，一台电脑，坐在这里，我觉得宁静、安详、充实。能够衣食无忧地读书、思考并且用电脑编织一些文字，就我个人来说，是最好的生存方式。除此之外，别无所求。

本书得以顺利出版，感谢中共黄石市委常委、宣传部长陶慧芬同志，她以学者的睿智，大力组织开展矿冶文化的研究和宣传，发动本地学者研究“矿冶文化与黄石的发展”，并将本书列为“黄石社科重点资助项目”，在酷暑之际，带着足伤，亲自赴京联系本书的出版，令人感动。感谢著名学者、作家、我的学长、亦师亦友的黄瑞云教授，他在百忙之中，放下手头许多工作，花费了大量宝贵的精力，审读本书全稿，就有关体例、内容、文字等提出中肯的批评和建议，使作者受益匪浅；并慨然作序，给予有力的推介。与此同时，黄石市委宣传部副部长蔡维同志，为本书两上北京落实出版的有关问题；商务印书馆的郑殿华主任和编辑宋伟提出许多很好的建议，为提高本书质量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武汉大学经济系教授代鲁老先生给我这个素不相识者寄来他的多篇论文；武钢大冶铁矿宣传部提供了历史资料照片；黄石理工学院矿冶文化研究中心有关领导曾对本书的写作和出版予以关注；吕永超等许多友人，提供资料、图书，加工图片，予以具体的帮助；我的家人对于本书的写作始终予以理解和支持，使我得以专心致志地工作，在此一并表示衷心的感谢！没有这些无私的、宝贵的支持，本书的出版问世是难以想象的。

2009年11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