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钱好好用》作者陆新之相识的朋友或是各路金融界大鳄,或是德高望重的学者,或是各种CEO先生们,也或有纯粹艺术家,这些名人志士在陆老师的笔下都各显神通,各有各的生活乐子,各有各的人生淡然,亦各有各的“待财之道”。
我们从书中看出来的不仅仅是传记式的财富故事,更读出了成功者在对待财富,对待人生的不同态度,换一个视角理解,本书并不是单纯鼓吹我们看了书就能去致富,而是让我们体会在人生财富或多或少的不同阶段如何做出正确的决策,如何调整自己的心态,去巩固自己的财富,去获得更多的财富。
这本书关于“探索用钱的门道与乐趣”才是更高的用钱境界。首先,他让你正视财富,先了解有钱人的生活态度,大家会从王石、潘石屹、郎咸平等诸多商界精英身上发现,赚钱不是目的,只是他们热情投身工作的结果。其次,他让你热爱财富,看看有钱人的理财观念,形形色色各种行业不同的用钱观念和心得。
赚钱很辛苦,用钱更辛苦。男人到底该怎么用钱?
想知道马云、唐骏、王石、郎咸平和潘石屹等等名人的用钱心得和智慧吗?
陆新之,中国当下最顶尖的商业观察家和财经评论人之一,90年代就投身股票市场和房地产市场,又涉足港股和美股,多年来活跃于工商界和名利场,耳闻目睹众多社会名流与金钱有关的爱恨情仇,《有钱好好用》第一手资料披露了名人用钱的盈亏赚蚀,对于投资理财消费的基本法则和性价比有精辟见解,给读者提供了一堂堂怎样用钱的生动示范课。
《有钱好好用》不仅是一本投资书,也不仅仅是一本理财书,而是一本和你一起探索在21世纪的当下中国,怎么样把自己的钱用得爽,用出味道,用出感觉。
王石不当暴发户
虽然生在广西,其实王石的原籍是安徽的金寨,著名的革命根据地。
王石的父母都是红军时代参加革命的军人,所以他自小就养成了勤俭刻苦的个性。王石对父母的印象是:他们天天工作,就像职业革命家,对家庭顾及很少,所以后来王石也有点儿这样。
“这不是好坏的问题。你生在一个充满欺诈的家庭,你想有诚信就很难,相反也是一样。我的父母给我的印象就是工作,那我就会把工作看成是一件很重要的事。”
王石很真实地剖析过他的想法,有时候还带着一丝内疚。“我对女儿在尽父亲责任方面是很惭愧的,她从小在广州长大,我对她的关心很少,但潜移默化的东西肯定是有的。她将来想做什么我会完全看她的个人喜欢。”
在八个兄弟姐妹之中,王石排行第三,除了他一个从商之外,其他兄弟姐妹都没有下海。
王石一向不喜欢“谁是对他影响最大的人”这种略带一点《读者文摘》语境的问题,所以他很坦白地说:“与其说是哪个人影响了我,还不如说是哪一段经历影响了我,对我而言,最重要的一是当兵的经历,二是上大学时的自学。”
王石远离万科去登山,但并没有放弃工作。登山时王石和其他队友一样,20天不洗脸、不刷牙、不洗澡,吃同样的饭菜,同样有高山反应,闲聊时会一起讲荤段子,这时王石只是一个普通的登山爱好者;只有在他面色严肃,利用卫星电话和网络通讯操纵着万科公司的运转时,你才会感觉到他是一个上市公司的大老板。
王石对金钱也有着一个与大多数人不一样的判断标准。
“我没走发家致富这条路,如今我依然是一名拿工资的打工阶层,我一直给自己定位为中产阶级。”十多年前我初结识王石的时候,他就是这么强调的。
1989年,当时美国的三大广播公司之一CBS(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来采访中国的改革,千里迢迢跑到深圳采访王石,问你作为中国新兴的成功的企业家代表,请问王石先生,你现在拥有多少财富?而王石就说:“我是拿工资的,我现在没有拥有什么财富。”这样这个采访就进行不下去了,只得重新调整采访提纲后才勉强把采访完成了。
到了1997年香港回归,美国《时代》杂志又要做一个报道香港回归的专题,其中要报道很多中国企业家的情况,又把王石当作一个采访对象,当记者提问老王有多少钱的时候,遇到的尴尬和1989年是一样的。
西方的价值,作为一个企业家成功的标准是拥有多少财富,王石相信,突然的暴发、突然的财富累积都会带来问题,造成损害。
80年代暴富的农民,经常干的三件事就是赌博、修坟、娶小老婆;城市里的居民暴富了以后又干了什么?可能只是家庭问题,消费超前。他自己也觉得,不敢说如果暴富后自己也能避免这些。王石的逻辑是,太有钱了将会隔断你和以往的种种关系,例如亲情、友情。他不需要冒这个险。
除了怕自己控制不住财富之外,很多年来,王石还是时刻警醒自己,在中国这个特殊年代,名利往往不能兼得。要名,就不要想太多利。要实利,就得躲起来,舍弃掉名声。
2004年,笔者出版《王石是怎样炼成的》一书的时候,王石只是60万年薪。万科其他管理层的收入则是低于这个数字。而当时,因为行业畅旺,一个非国有地产公司的销售总监,全年收入就可能高达百万。万科提供的收入,对于他们那一只普遍为机构投资人认可的专业管理层团队,显然吸引力是不足够的。所以,一度出现了股东大会上有人提议给王石加薪的戏剧性场面。 工资能涨就能降,王石这方面也做得很到位。万科把成本和费用的控制作为2009年工作的重点,在2008年发放高管年薪和提出分红预案时,就已经显示出了一种“吝啬”。年报显示,王石的年薪由上年的691万元大幅缩减至248.1万元,降幅达2/3。这也算是对公众有个交代了。
当过兵做过基层干部、年轻时候的理想是做一个外科医生、现在是一个仍然热爱阅读和户外活动的知名商人,不排除退休之后从事具有更大影响的事业,超越自己,感悟人生,感受大自然!——这就是王石,对自己一贯的定位。
契诃夫曾经写下这样一段话:“他们用活生生的行动向社会表明,除了那些争论什么悲观主义和乐观主义的人,因为无聊而写糟糕小说、无用的方案、廉价的论文的人,为否定生活而堕落放纵的人,以及为了一块面包而撒谎的人,除了那些怀疑主义者、神秘主义者、精神病患者、耶稣会教徒、空谈家、自由主义者、保守主义者外,还存在着另外一种人——献身于伟大的事业、有信仰、有明确目标的人。”
王石,至少看上去是这样一种人。
郎咸平的激情生活
有人做了一个统计,根据论文发表和受关注程度,在国际上,真正世界级的经济学家是普林斯顿大学杰出教授的邹至庄,金融方面的厉害人物是AndrewLo,此人为MIT金融工程实验室主任,论文引用次数之多和其他国际同行相比毫不逊色,而财务方面的就数LarryHP.Lang,也就是在国内屡次掀起无限波澜的郎咸平了。
已经50多的郎咸平,每周飞来飞去讲课。他的公开课,往往是当地政府部门或者大企业搞的活动,非常热闹。对着台下每每数千人的听众,郎咸平教授往往动力澎湃,激情四溅,引来掌声笑声无数。
在香港,他的学者生活则很简单。如果没有特别的安排外出,那就是早上到办公室,中午还是办公室,晚上七八点钟才回家。
他住在九龙擎天半岛的高级公寓,也就是内地媒体一度大谈特谈的700万豪宅,有160平方米大,客厅里面有一幅奔马图,靠着窗户旁边还有一只大鱼缸,这些是风水名家对他新居布置的建议,郎咸平笑言但试无妨。我吃过几次他的住家饭,不是他家乡的鲁菜,也不是粤菜,亦非西餐,只是菲律宾女佣做的混合菜式,好吃与否,就见仁见智。
一般看他的言论文章的人,常有人以为郎咸平是书呆子,是不识时务的教师爷,其实,只要接触过他,就知道这位能够在香港挑战十大投资银行和富豪家族者断非浪得虚名,毕竟能够因为公事,弄得大财团下不了台,私下找他商量和解的人,在香港和国际上也不是很多的。
郎教授曾有一段时间长期在深圳地王大厦里办公,所以常常在楼下的海鲜酒楼大会群英。吃饭的时候,郎教授最发挥眼观六路的特长,最多有十分之一的注意力会放在饮食上,如果你说了他特别感兴趣的专题,他两只眼睛盯住你,并且下意识地将很细的牙签放在嘴中撕成一条条细末,而当你话一停,他会立刻接上,而且上一秒钟刚刚说完股市应该如何的理论问题下一秒钟就会突然以极快的速度叫:小姐,怎么菜还不上来,如果三分钟还不上来,全部退掉!有一次上菜真的慢了,于是老郎很干脆地坚持退掉迟来的五个菜,连部长来说项都不行。在座有一位证券公司老总劝酒楼部长:“哈哈,是你们先不对就没办法啦,这位先生较真起来连李嘉诚都不给面子,你们和他再啰嗦也没有用的啦。”
P4-9
浮生若梦。
10亿元转会费的打工皇帝唐骏,海外投资中了麦道夫的“仙人跳”,亏损不少。好在他有眼光善于分辨公司,平时入股参股很多实业,颇有斩获,总算平衡了一下心理。商人思想家冯仑公司上市名成利就,平日经常打磨段子,后来还爱上了写书、搞电子杂志,最近还要拉着不少企业家搞口述历史,玩得比较风魔。经历了事业和家庭的双重不幸之后,曾经的云南烟草大王储时健,在70多岁时,承包了2400亩山地,种植冰糖橙。2009年,他的冰糖橙大丰收,这一年他已经81岁了。中国巴菲特最忠实的追随者但斌说投资不止是一代人的事,我们是为子孙后代而买好股票。百亿家产的潘石屹回家常常听到比他家产更多的太太的提示,要感恩、让步、少一点欲望……这边厢,麻辣教授郎咸平61天安排了63场演讲,不过他看不上股票和基金,只觉得买楼才能够抵御通货膨胀。那边厢,王石捐出了自己大半年收入去做公益,自己继续登山飞伞出海写博客……
有人收藏三问表为的是享受其悦耳的声音。有人买莱卡是觉得那一份把玩的手感非旁观者的感觉。地产大亨玩足球队,写字楼白领打WII体会虚拟高尔夫的味道……
“财富被创造的过程就是世界形成的过程。”《华尔街日报》的辛西亚·克罗森在她的畅销书《财富千年》中,曾经无比感触地做出了这样的宣告。一代又一代人对财富的渴求和使用彻底改变了他们身处的社会,催生了新的时代。
本书不是一本投资书,也不是一本理财书,而是一本和你一起探索,在21世纪的当下中国,怎么样把自己的钱用得爽,用出味道,用出感觉的书。我将自己耳闻目睹的大量中国有钱人的故事和盘托出,这些社会主流人物与金钱有关的恩爱情仇,是怎样用钱的生动示范。
财富是个好东西
现代社会,有关财富的所有活动成为历史前进的关键因素。这未必有趣,但是不管你我是否喜欢,实质就这样。
20世纪的历史学家雷金格(RayGinger)曾写道:“美国进入了飞驰状态,在没有标志的领域驰骋,没有用来规范他们的传统,没有用做路标的远见卓识,没有休息调整的港湾,没有坟墓之外的终点,没有财富之外的目标,而财富又永远无法使他们满足。”
香港著名财经评论员曹仁超就有一个计算公式,说人生百分之九十的问题,用金钱可以解决。所以,如果两个人智商相等,情商也相去不远,那么有钱的那一位的幸福程度,可能会比没钱的那一位多出不少!
当代,美国以及美国价值观影响的世界之中,财富取代神、军队、家庭,成为社会确定和颂扬其价值的圣坛。那个在自己客厅里搞一个超大水族馆的比尔·盖茨成了这个国际社会的新神。盖茨既不是战斗英雄也不是君主,但他名扬天下,备受尊重,因为他赚的钱超过世上的任何一个人。
几年前流行过一封讲财富的电子邮件,非常生动地阐述了富人们在这个世界的位置。我们可以由此评估一下,自己与富人到底有多少距离,同时,也可以理解,为什么美国人这么牛,更应该核计一下,自己应该怎么样用好钱包里和账户上的金钱以及与幸福的距离。
这封邮件说,如果把这个有着50亿人口的世界看作是个100人的村落,那么全村的财富,有6个人拥有其中的59%,而且他们几乎全都是美国人。有74个人拥有其中的39%,另外的20人分着剩下的2%。
首先,只有富豪榜的前列人物还能排得进去这个小比例人群之中,大多数中国人当然不属于最有钱的那6个人(6%)。但是,要说大家是属于分享2%这个低收入比例的20个人,大家还是都有点不甘心的。这20多年中国经济这么增长下来,中国人应该属于那个74人分享39%财富的队伍了。
这个大而化之的数字游戏进一步分析起来会更有趣。如果你银行里有存款,钱包里有闲钱,家中的角落还看得到零钱的话,那么,你就算属于这100个人之中的8个最富有的人的行列了。如果你拥有一辆车,那么,你是7个最富有的人当中的一个。至于这个名为地球的村子的文化水平,就很一般。因为100个村民之中,
只有1人受过大学教育,2人拥有电脑,比较不幸的是,还有14个人不识字。
说到教育水平,那就真是有人欢喜有人愁。要知道,100个人里面,只有1个人受过大学教育,说明受过大学教育的人在6个富豪之中的比例也不过是小于或者等于1。不知道是富豪不喜欢上学呢,还是上学的人不喜欢赚钱?
杜宁是纽约世界观察研究所资深研究员,弗兰克是美国康乃尔大学经济学、伦理学和公共政策学教授,他们各自的著作《多少算够》和《奢侈病》是严肃的学术文集,讨论人类消费行为对幸福、快乐的影响。
杜宁和弗兰克认为,快乐和富裕紧密相连,但金钱不是幸福快乐的唯一因素,金钱会促进幸福,不过只能达到一定的程度。随后,这个过程不是停滞不前,而是逆转了。当金钱不足以负担最基本的衣食住行,我们会感到很痛苦。一旦跨进富裕的门槛,金钱所能带来的幸福增量就变得越来越小,快乐与否和收入就没有关系了,进一步的财富积累对提高快乐程度不再有意义。
金钱带给人的快感,包含了对金钱背后努力、付出、运气等诸多元素的欣赏。人,一旦摆脱了为了吃饭的阶段,就需要一些能够自主决定怎么用的钱。这些钱的使用,也是人生价值的度量方法之一。本书就有专门的章节,讲述一些超越衣食之外的金钱消费的有趣例子。
社会大转型的机会
改革开放30年以来,很多知名企业家的故事在社会上流传甚广。马云踩过三轮车、做过夜校老师啦,王石在码头扛一百多斤的饲料包啊等等。这一批商人在七八十年代初起步的时候,往往都是由非常小的生意着手,而有今天地位,主要取决于能想与能干。
在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已经有一批人赚到了当时属于天文数字百万级别的财富,笔者在上世纪90年代初走访过一些年赚百万元的公司,当时的社会之中,他们的掌舵人确实非常了不起。但是到了今天,幸存下来的某些企业,仍然不过是年赚百万。他们年赚百万之时,已经固步自封,不再突破尝试。而外面的世界已经斗转星移,大不一样了,结果他们渐渐被别人超过,更多的则被时代无情淘汰矣。
90年代,我亦认识许多被看作非池中物的政界和学界朋友。他们下海之初,想法一流,臧否商界,往往令我醍醐灌顶,大有收获。但此际回顾,却发现他们未有太大成就,泯然众人者为多。我也认识一些突然暴发者,90年代控制资金以千万元计,很有实力。但他们做生意往往凭一时高兴,计划缺乏,过程失控,
其中一些名字已经成为 “大败局 ”等教学案例的典型,至今想起,仍让人欷歔。
香港著名财经评论员曹仁超归纳:1950-1960年代香港人靠勤奋发达(办厂),1970-1980年代香港人靠理财发达(投资房地产或股票),1997年后香港最重要系创意(innovation)。此语虽然说的是香港人的发迹之路,但是对于内地朋友,亦大有可借鉴的思路。
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从来都是重农轻商的,做企业、经商都不太能获得社会认同。所以感谢邓小平,30年前做了一件伟大的事情,开启了我们这个大国复兴的路程,正因此,30年后的今天,全球陷入经济衰退恐慌的时候,中国还是一个热气腾腾的大市场,2009年后,不确定因素越大,发展的机会也越大。 管理自己的欲望
有一个故事说,奥运会之前,有一个外地煤矿大款想在北京买房子。他四处打听,到处看房,下定金十几处,每笔定金都下了十万八万的,可是来来去去就是找不到一所期待中的房子。有一天,他来到了北京的闹市,看到了一处红墙黄瓦的处所,容积率低,绿化好,保安物业都无懈可击,他以为终于找到了他理想中的居所。他兴冲冲地问,售楼处在哪里?回答曰:“我们这里只有售票处,没有售楼处。”原来符合他理想的居所,赫然就是故宫。
过分贪婪肯定不好。但是,过分节俭,一样有很多负面效果。
有位现在讲课一天出场费数万元的学者,青年时期,为了给家人一定生活保障和为到外国升学铺路,采用极限式的储蓄方法。他白天在大学当助教,晚上做兼职,周六去教夜校,周日又替人家补习,最高峰月入可达近万元。同时他又很节俭,每日以两袋快食面或几个面包为食粮,虽然储蓄到一笔钱,但生活和健康都受影响,甚至导致女友提出分手。
他到外国求学,在校园环境终于体会到,人生的很多快乐不是用钱买回来。
现代人最需要什么呢?很多人的目标是:找个老婆,搞一个北京或者上海户口,买套三居室的房,换个车子,年收入达到某一水平……
一个人可以有理想,有梦想,但不能为了实现目标而扭曲了人性,摧毁了生活。
幸福是不断变化的
美国非常高调的明星房地产商川普(又叫特朗普)这几年一直说要到中国来,专门跟中国人谈赚钱问题。曾经在房地产泡沫破裂之时破产,后来又东山再起的川普经常在美国媒体曝光,他有一些比较合乎大众口味的表达。例如,他认为:“富有是一种心中的感觉,你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可以完成你的教育和你的孩子的教育,可以照顾你自己及家人的健康。”这是很典型的美国家庭式幸福观。
英国的新经济基金会做了一项全球调查,发现最感幸福的是一个叫瓦努阿图国家的居民。这个国家鲜有人知,它是一个南太平洋岛国,人口20万,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不到三千美元,过去由英法两国共管,1980年独立。据说“在这个国家里老板着脸是不可能的”,他们的国庆、阅兵、首脑宣讲国情咨文都是在群众自由狂欢、载歌载舞中进行的,连总统都跟着群众在“森巴”乐曲中快乐地跳舞。
这个国家天灾挺多,经常有热带风暴和地震。许多村庄至今没电、不通电话,但居民不在乎。村民也喜欢看足球世界杯。比赛期间,他们会借来电视机和发电机,男人在电视前欢呼,女人则在一旁烤白薯和肉,比赛结束后,就把电视机和发电机送还回去,“留下来做什么?”他们说。
写了这么多,话题落回中国人身上。
搜房网的创办人莫天全,身家已经是十位数字计算。但是他也会略带炫耀地抱怨:“希望明天就退休,因为我太累了。”
潘石屹忙碌了一天回到家,他太太、投资银行出身的张欣总是会提醒他:“这一天你接触到的所有人中,最值得感谢的人是谁,把他记住。同时,把怨恨、不愉快的事情在当天忘掉。”这种提醒的确给了老潘许多力量,所以潘石屹把自己的两个儿子分别取名为潘让和潘少,意思是“让步”和“少一点”,读者在关注经济和用钱之余,不妨体会一下这两个关键词。
英国华威大学经济学家安德鲁·奥斯瓦尔德曾经有专著,指出人类的快乐指数变化曲线是个“J”形。人在20岁出头时,快乐程度比较高,然后急速下降直到大约在42岁,到达谷底,过了42岁,随着年龄的增大,大多数人的快乐度会迅速上升,到60岁,如果还健在,快乐程度达到顶峰。之所以产生快乐危机,那是生活中没有取得平衡。平衡与和谐能给我们带来更多的闲暇,而不是金钱,那将会快乐得多。
这是一本我10年前就想写的书。
我在1990年开始股票A股账户;1993年开始证券报道;1994年接触房地产,追踪万科至今,同时,我已经实地走访超过100家上市公司。1997年首次置业,1998年,我开始给《南方周末》的新生活版组写生活方式的专栏;2000年,我参与了一个投资上亿元的理财网站的组建,还加盟刚刚转为每周出版的《三联生活周刊》当财经主笔,第一个封面报道写的就是新世纪的理财;2001年到北美,在科技网络股泡沫破裂后开始小注怡情美股;2004年我出版第一本书《王石是怎样炼成的》,然后和网络游戏《巨商》合作了另一本《巨商是怎样练成的》,专门关注怎么做生意、赚钱。2005年至今,我的业务范畴和写作的主题都是离不开财富、价值和投资。
过去30年,中国的财富积累和分配过程令人目眩,有很多有趣的财富故事散落其间。因为机缘巧合,我遇到过许多异人奇事,也接触很多办公室文员和城市中产。我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不管你是富人穷人,如何支配金钱和使用金钱才是最重要的,才能够提高你个人的幸福感受。其实大多数人需要的不是投资,而是理财。而与理财相比,每个人用好你现有的金钱,提高每一笔消费的性价比,才最实际,也最适合被金融海啸和经济不确定性改变后的今日世界。
陆新之
于亨通堂
2009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