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东藩中华史”即《中国历朝通俗演义》,是迄今为止,唯一一部全面叙述中国历史的通俗演义。原为旧白话,为便于今人阅读和品鉴,由众多专家学者编译为现代白话版重新编译整理,增加注释,语言贴近现代阅读习惯,适合各阶层读者。
毛泽东卧室床畔常备的历史书,二月河推荐的中国历史唯一入门读物,顾颉刚、裴效维、杨天石高度评价。
中国历史演义巅峰之作:一人主笔,千年兴衰,正史为经、轶闻为纬,上起秦皇,下迄民国,编织中国最完整的史话。
《后汉(现代白话版)》是《蔡东藩中华史》系列之一,有专业学者团队编译,全、准、新的白话版,拆掉时间的墙,畅通无阻地读历史。
《蔡东藩中华史》即《中国历朝通俗演义》,是风靡海内外的一套通俗历史巨著,以小说形式再现了上起秦始皇、下讫民国2166年波澜壮阔的中华文明历史。文笔通俗,点评机智,从著作中我们可以感受到鲜活的历史,体验到个人命运与国家、文化之间密不可分的联系,是一部具有廿四史规模的庞大卷帙之作。原为旧白话,为便于今人阅读和品鉴,由众多专家学者编译为现代白话版重新编译整理,增加注释,语言贴近现代阅读习惯,适合各阶层读者。
《后汉(现代白话版)》是《蔡东藩中华史》系列之一,有专业学者团队编译,全、准、新的白话版,拆掉时间的墙,畅通无阻地读历史。
史家把汉代分作前后汉,也称东西汉。这是因为汉朝四百年里,中间经过王莽篡国,所以王莽以前叫做前汉,王莽以后叫做后汉。前汉建都陕西,因此也称西汉;后汉建都洛阳,洛阳在陕西东面,因此也称东汉。
如果要论起后汉的兴亡,比前汉还要复杂。王莽篡权,实由外戚专权所致。王莽毒死汉平帝,又废掉孺子刘婴,把汉室江山平白地占为己有,自称新朝,号为始建国元年,封刘婴为定安公,改大鸿胪府为定安公府。尊前朝孝元皇后为新朝文母、孝平皇后为定安太后。新朝文母和定安太后,一个是王莽的姑母,一个是王莽的女儿,所以仍得以住在深宫。
接下来是分封功臣,先依据金匮按名封爵。这金匮是梓潼人哀章私造出来的。王莽视它为瑞兆,借此物欺骗吏民。金匮中所列新朝辅佐大臣,共有十一人。首列是王舜、平晏、刘歆、哀章,王莽称他们为四辅,令王舜为太师安新公、平晏为太傅就新公、刘歆为国师嘉新公、哀章为国将美新公。四辅以外,就是甄邯、王寻、王邑,王莽称之为三公,令甄邯为大司马承新公、王寻为大司徒章新公、王邑为大司空隆新公。还有四人称为四将:甄丰为更始将军,孙建为立国将军,王兴为卫将军,王盛为前将军。
这道新朝诏旨一颁出来,哀章喜得如愿,马上置办了一套朝衣朝冠,三跪九叩,谢恩受封。其余的如王舜、平晏、刘歆、甄邯、王寻、王邑、甄丰、孙建八人,本来就是王莽的爪牙,即日奉命任职。只有王兴、王盛两个名字,是哀章随笔捏造,当然无人承认。哀章不敢直说,只是在背地里偷笑。可王莽仍派人四处查访,无论贫富贵贱,只要与金匮中的姓氏相符,便可领旨做官。事有凑巧,一个城门令史叫王兴,还有一个卖饼的叫王盛。王莽立即召他们入朝,封为将军。
这时候,徐乡侯刘快忽然起兵讨伐王莽,进攻即墨。王莽正要派遣将士前去抵御,即墨已经传来捷报,刘快战败身亡。刘快是汉胶东恭王刘授的次子,恭王刘授是景帝第五代子孙。刘快有一个兄长名叫刘殷,嗣爵胶东王,王莽称帝后,降刘殷为扶崇公。刘殷不敢反叛王莽,刘快却志在讨逆,纠集数千人,从徐乡赶到即墨,想占领此城,再向西进攻。可即墨城中的吏民,闭城拒守。刘快的部下多是乌合之众,渐渐溃散。守吏趁势杀出,把刘快赶走,后来刘快死在长广间。
刘殷听说弟弟刘快起兵,惶恐得很,紧闭城门,自己主动入狱,并上书谢罪。王莽已经得到捷报,就赦免了刘殷,只惩治了刘快的妻儿。
第二年为始建国二年,王莽担心刘氏再反叛,索性将汉室诸侯王一律贬为平民。只有前鲁王刘闵、中山王刘成都、广阳王刘嘉,因为曾歌颂王莽的功德,仍受封为列侯。不久立国将军孙建等人上奏:“汉氏宗庙不应还在长安,应与汉室一同废去。”王莽欣然答应,不过他认为国师刘歆等三十二人上知天命,夹辅新朝,可以存有宗祀。刘歆的女儿为皇子妃,仍可用刘姓,其余的三十一人皆赐姓王氏,并改称定安太后为黄皇室主,表示与汉绝婚。
定安太后虽是王莽的女儿,却与父亲性情不同。王莽篡位以后,她整日闷坐深宫,愁眉不展,就是王莽按时朝会,她也借口有病,未曾去过一次。王莽误以为她年仅十八岁,不耐孀居,就将她改号,好为她选择配偶。王莽暗想朝中心腹虽有很多人,只有孙建最尽力,孙建的儿子孙豫又是个翩翩少年,如果与黄皇室主配做夫妻,恰是一对佳偶。于是王莽召入孙建,与他密商。孙建欣然受命,回去询问孙豫,孙豫也喜出望外。
孙建父子想出一个办法,让孙豫带着医生,以问病为名,到黄皇室主宫中。宫中侍女不敢拦阻,将他放进来。孙豫当面拜见黄皇室主,说是奉旨探视。黄皇室主大为惊异,又见孙豫一双色眼向自己脸上瞟过来,料知来意不善,慌忙退入内室,传叫侍女,责备她擅自接纳外人,还亲自鞭打她。孙豫站在外面,听见内室有鞭打声,扫兴而去,并报知了王莽。王莽这才知道女儿志在守节,就打消了之前的想法。
谁知此事传出去,偏有一个纨绔子弟,艳羡黄皇室主,想与她做个并头莲。这个人就是更始将军甄丰的儿子甄寻。甄寻为人轻佻好色,以前听说王莽要招孙豫为婿,暗暗嫉妒,背地含酸。孙豫没有成事,甄寻又私下窃喜,以为大好姻缘应该属于自己。甄寻朝思夜想,定下一计,悄悄施行。
以前甄丰与王舜、刘歆等一同辅佐王莽,不过他们尚未敢唆使王莽篡位。直到符命之说纷起,甄丰等人不得不顺风敲锣,争相说王莽称帝符合瑞兆。王莽称帝后,曾派遣五威将帅分别镇守五方,颁出符命四十二篇,笼络人心,因此符命之说遍布天下。并且内外官吏一说符命,往往立即被封侯。统睦侯司命陈崇私下对王莽说:“符命可以暂时使用,不可长久使用。长此下去,人们都借此邀功,反而会导致叛乱。”王莽点头无言。陈崇退出后,王莽就颁出诏令,说除五威将帅所颁发的符命外,其余全属无稽之谈。符命之谈于是渐渐消逝。P1-3
一批年轻的文化人,为了让更多读者体会蔡东藩《中国历朝通俗演义》的魅力,经过艰苦努力,以专业的精神和严谨的态度,将蔡著的“旧白话”——这种“白话”今天已经不大读得懂了——重新译为今人能够轻松理解的当代白话。毫无疑问,这是让蔡著得到传承的最好方式。他们的工作“活化”了蔡著,既是对于原著的一次致敬,也是一种新的可能性的展开。翻译整理后的作品,为普通读者提供了方便,无论任何人,都可以轻松地进入中国历史的深处。
蔡东藩的《中国历朝通俗演义》是一部让我印象深刻的书,少年时代曾经激起过我的强烈兴趣。那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期。可以读的书少得可怜,但一个少年求知的兴致是极高的,阅读的兴趣极强,加上当时的课业没有什么压力,因此可以读现在的青少年未必有时间去读的“杂书”。当时中华书局出版的蔡东藩的《民国通俗演义》就是让我爱不释手的“杂书”,它把民国时期纷乱的历史讲得有条有理,还饶有兴味。虽然一些大段引用当时文件的部分比较枯燥,看的时候跳过了。但这部书还是深深吸引了我。后来就要求母亲将《中国历朝通俗演义》都借来看。通过这部书,我对历史产生了兴趣。历史的复杂、深刻,实在超出一个少年人的想象,看到那些征战杀伐、宫闱纷争之中人性的难测,确实感到真正的历史与那种黑白分明的历史观大不相同。当时,我们的历史知识都是从“儒法斗争”的框架里来的,历史在那个框架里是那么单纯、苍白;而蔡东藩所给予我的,却是一个丰富和芜杂得多的历史。在这部书里,王朝的治乱兴衰,人生的枯荣沉浮,都让人感慨万千,不得不去思考在渺远的时间深处的人的命运。可以说,我对于中国历史的真正了解,就是从这部历史演义开始的。
三十多年前的印象一直延续到今天。不得不承认,这部从秦朝一直叙述到民国的煌煌巨著,确实是了解中国历史的最佳读本。这是一部难得的线索清楚、故事完整、细节生动的作品。它以通俗小说“演义”历史,以历史知识“丰富”通俗小说,既可信又可读。
蔡东藩一生穷愁潦倒,他的经历是一个普通中国人的经历,他对于历史的描述是从普通人的视角出发的。他不是一个鲁迅式的启蒙者,但他无疑具有一种另类的现代性,一种与五四新文学不同的表达策略。蔡东藩并不高调激越,他的现代性不是启蒙性的,不是高高在上的“我启你蒙”,而是讲述历史,延续传统。他的作品具有现代的想象力,表现了现代市民文化的价值观。
在《清史通俗演义》结尾,蔡东藩对于自己做了一番评价,足以表现一个落寞文人的自信:“录一代之兴亡,作后人之借鉴,是固可与列代史策,并传不朽云。”他自信自己的这部著作,足以与司马迁以来的史学名著“并传不朽”。
蔡著的不可替代之处,不仅在于他准确地挑出了历史的大线索,更重要之处在于,他关注了历史深处的人的命运。有些历史叙述者,过于追求所谓“历史理性”,结果常常忘记历史是鲜活生命的延展。在这些人笔下,历史变成了一种刻板和单调的表达。而蔡著不同,他的历史有血液、有温度,是可以触摸的。他的历史是关于人性的故事。
从蔡著中,我们可以感受到活的历史,体验到个人命运与国家、文化之间密不可分的关联。冯友兰先生在《西南联大纪念碑》的碑文中这样阐释中国文明的命运:“我国家以世界之古国,居东亚之天府,本应绍汉唐之遗烈,作并世之先进。将来建国完成,必于世界历史,居独特之地位。盖并世列强,虽新而不古;希腊罗马,有古而无今。惟我国家,亘古亘今,亦新亦旧,斯所谓‘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者也。”今天,中国文化所具有的历史连续性和不断更新的魅力正在焕发光芒,冯先生对于中国未来的期许正在成为现实。
在这样的时机,蔡著《中国历朝通俗演义》的新译,就更显其价值。我们期望读者能够从中获得阅读的乐趣,并从历史中得到启示,走向更好的未来。
让我们和读者一起进入这个丰富的世界。
是为序。
张颐武
一般历史通俗演义,在过去也曾出版过不少,可是似乎很少能和蔡东藩先生这一部相提并论的。
——史学大师 顾颉刚
毛泽东为何喜爱蔡著?原因可能有很多。但蔡著成功实现了历史真实和趣味性的统一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原因。
——著名学者 杨天石
蔡著的不可替代之处,不仅在于他准确地挑出了历史的大线索,更重要之处在于,他关注了历史深处的人的命运。有些历史叙述者,过于追求所谓“历史理性”,结果常常忘记历史是鲜活生命的延展.在这些人笔下,历史变成了一种刻板和单调的表达。而蔡著不同,他的历史有血液、有温度,是可以触摸的。他的历史是关于人性的故事。
——张颐武(著名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