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肖伊绯编著的《孤云独去闲--民国闲人那些事》一书中主要介绍董康、夏仁虎、叶德辉、丁福保、蒋维乔、王季烈、刘世珩、吴梅、罗福颐、刘文典、姚光、赵尊岳、周岸登、顾佛影、蔡莹、冉樵子、朱宽、贺玉波、曹葆华、李健吾等在民国时期发生的一些闲人琐事。

《孤云独去闲--民国闲人那些事》作者肖伊绯讲述的是在民国时期的一些名人的生平事迹。《孤云独去闲--民国闲人那些事》主要介绍董康、夏仁虎、叶德辉、丁福保、蒋维乔、王季烈、刘世珩、吴梅、罗福颐、刘文典、姚光、赵尊岳、周岸登、顾佛影、蔡莹、冉樵子、朱宽、贺玉波、曹葆华、李健吾等在民国发生的一些重大历史故事。

董 康  三十四年罪与法

夏仁虎  虎胆仁心一儒侠

叶德辉  摘谬者终成谬人

丁福保  为陶渊明“刮骨”

蒋维乔  在居士禅与养生学之间

王季烈  物理学家的北渡南归

刘世珩  红袖纪年谱添香

吴 梅  暖香楼下，湘真阁外

罗福颐  追古摹古皆心印

刘文典  关于“庄子”的讨价还价

姚 光  “书淫”琐记

赵尊岳  附庸风雅之难

周岸登  小隐·大雅

顾佛影  忍顾鹊桥归路

蔡 莹  安乐窝外味逸轩

冉樵子  再别“康樵”

朱 宽  为十三岁思想者作翻译

贺玉波  漂浮的乡愁

曹葆华  纯诗与布尔什维克

李健吾  那些梦的碎片

陶然亭：109位闲人的最后雅集

永嘉闲话：民国闲人琐事

  1905年3月，北京菜市口。法国驻华使馆的卫兵去菜市口闲逛，看见街口空地上突然聚集了一大圈黑压压的人群，他们围着一根松木杆子大声哄闹，时不时还有一声凄厉的惨叫从中发出，让人惊悚之余又备感奇特。

他们艰难地拔开人群，视觉中出现的景像，让他们连连呼唤上帝、基督、圣母玛丽亚……原来，他们看到了中国最后一次执行的酷刑——凌迟。

凌迟原意是“丘陵之势渐慢”，引申为死刑名称是指“杀人者欲其死之徐而不速也”。自宋代肇始，元代以来进入国家刑典，明清以来成为最具威慑力的死刑之一种。现代仍在沿用的成语，形容一个人罪大恶极，往往说他“死有余辜”，既然死都不足以谢罪，只能“干刀万剐”了。

历史上最著名的“凌迟”案例发生于明代，正德皇帝杀大太监刘瑾，要求“凌迟三日”，监斩官刑部河南主事张文麟的笔录可谓触目惊心：

过官寓早饭，即呼本吏随该司掌印正郎至西角头，刘瑾已开刀矣。

凌迟刀数，例该三千三百五十七刀，每十刀一歇，一吆喝。头一日例该先剐三百五十七刀，如大指甲片，在胸膛左右起。初动刀，则有血流寸许，再动刀则无血矣。人言犯人受惊，血俱入小腹小腿肚，剐毕开膛，则血从此出，想应是矣。至晚，押瑾顺天府宛平县寄监，释缚，瑾尚食粥两碗。反贼乃如此。次日押至东角头。先日，瑾就刑，颇言内事，以麻核桃塞口，数十刀，气绝。时方日升，在彼与同监斩御史具本奏奉圣旨，刘瑾凌迟数足，锉尸，免枭首。受害之家，争取其肉以祭死者。

法国卫兵看到的“凌迟”现场，应该已远远没有刘瑾案那么恐怖了，因为按清律，凌迟犯受刀500可矣。但由于清律中适用凌迟刑的罪行很宽泛，诸如打骂父母、公婆、奴才顶撞主子、通奸谋财、偷税漏税等行为都可能招致凌迟之刑，所以围观机率大大增加，新闻现场处处都有。事实上，法国卫兵们看到这次凌迟现场，就行刑三人次，以致于他们在呕吐祈祷之余，还有时间拿起相机，哆哆嗦嗦在一片哄笑声中拍上几张，后来发回法国，做成了人类学家们颇感兴趣的“风俗”明信片。

当然，法国卫兵们并不知道，他们看到的是相当“珍贵”的中国古代刑法体系的最后一次实例，一个月之后，中国刑法中，“凌迟”成为历史，不复存在。

1905年4月，紫禁城中的慈禧太后在一份奏折中批示，文日：“我朝入关之柳，立刑以斩罪为极重。顺治年间修订刑律，沿用前明旧制，始有凌迟等极刑。虽以惩儆凶顽，究非国家法外施仁之本意。永远删除，俱改为斩决。”汶份奏折名为《删除律例内重法折》，署名者为伍廷芳和沈家本，实际的撰文者则为董康。

董康(1867--1947)，字授经，号诵芬室主人，江苏武进人(今常州1人)。光绪十四年(1888)戊子科举人、光绪十五年(1889)己丑科进士，入清朝刑部历任刑部主事、郎中。1900年，擢刑部提牢厅主事，总办秋审、兼陕西司主稿。1902年修订法律馆成立后，先后任法律馆校理、编修、总纂、提调等职，为修律大臣沈家本的得力助手，直接参与清末变法修律各项立法和法律修订工作。

1906~--1911年，法制现代化的5年之痒

在封建王朝中央集权体制下，王权的“集”是所有社会规则唯一的准绳，而“集”迈向“极”，由“集权”转向“极权”，是封建制度开始趋于下坡路之始。所谓“物极必反”，极刑的采用与滥用，正是出于维护中央集权的迫切需要而产生，而这种需要背后必然是Et益增长的某种反抗与威胁力量的存在。

中国法制走向现代化的历程，可以从废止“极刑”开始，也可以从完全推翻封建体制开始。事后诸葛亮的我们，当然知道董康撰写的那纸奏折之后六年，清王朝覆灭于辛亥革命，所有的从技术改良到体制微调的种种努力都是徒费工夫；但董康不知道，因为他在历史之中，也正以个人的姿态在创造历史。

光绪三十二年(1906)，董康以刑部候补郎中的身份赴日本，调查裁判监狱事宜，在此基础上编辑成《调查日本裁判监狱报告书》，进呈御览。据当时IN处东京的学部员外郎王仪通介绍，董康“出则就斋藤、小河、冈田诸学者研究法理，入则伏案编辑，心力专注，殆无片刻暇”，相当勤勉。“司法独立”、“监狱以感化犯人为目的”等现代法制理念，集权体制下的法律改革之目标，益加清晰。董康也在与日本学者切磋学问的过程中，建立友谊，并先后延聘冈田朝太郎、松冈义正、小河滋次郎、志田太郎为修订法律馆顾问暨京师法律学堂教习。

作为“海归”新锐，1906年9月大理院成立后，董康曾任大理院推丞。1908年清政府颁布的、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宪法性文件——《钦定宪法大纲》，正是董康代笔之作。1906年的日本之旅，对于董康的事业而言，收获颇丰。然而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集权也罢、极权也罢，都看似灰飞烟灭，在前途未明朗之前，董康再次东渡日本留学，仍然专攻法律。

1914—1923年，诵芬室外，十年甘苦

            1

北京宣武区法源寺后街，南段的一截被称为西砖胡同。胡同依法源寺而建，有一溜平房院落，最靠近寺院的那一处院子，自1914年以后逐渐热闹了起来。时常有一些像做官的、像做学问的往来其间，他们管这里叫“诵芬室”。

据常州人赵尊岳(1898—1965)后来回忆说：“京师宣武门外，旧有悯忠寺。自唐以还，庄严勿替。其有一廪附之僧舍，占地不广，花木怡人者，则吾乡诵芬室主人课花庵也。主人博通今古，精治律令。尝任大理长、度支长法曹，轺车所指，遍及遐方。声施烂然，以直鲠闻于海内外。而鼎鼐退食，娱情翰墨，仅以聚图藉事，铅刊为乐。”

P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