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益著的《日落九世纪(大唐帝国的衰亡)/王朝的终结丛书》揭示了大唐帝国的神奇之处：任何一个帝国在经历过“安史之乱”这样的重创之后，不是瘫痪就是死亡，然而它居然又活了144年。不过本书更展示了大唐历史的吊诡之处，在没有势均力敌的外敌，心腹之患旧藩镇也被除掉之后，大唐帝国却迎来迅速地衰落。唐帝国的臣子不是没有进行过励精图治的改革，不是没有进行过垂死的挣扎，然而每一次的结果都与预期越行越远，这究竟是为什么？任何一种败局都饱含了走出历史困境的机会和智慧，作为一个真正从内部瓦解的帝国，它曾走出过困境却没能走下去，这里面的原因发人深省，而这正是我们阅读此书的原因。

唐帝国是如何除掉实力强大的旧藩镇，把一副“烂牌”洗得干干净净的？没有强大的外敌，没有心腹之患，迅速走出“败局”的唐帝国，为何在中兴之后却迎来迅速的衰落？赵益著的《日落九世纪(大唐帝国的衰亡)/王朝的终结丛书》讲述大唐帝国最后150余年斗争的玄机和真相。

序幕 走向九世纪

 “安史之乱”中走出的新帝

 财相刘晏：唐朝的格林斯潘

 两年之内两位宰相被杀

 东方！藩镇又起风云！

 四镇联合叛乱，危机爆发

 泾师之变：梦想很坚挺，现实很骨感

 罪己书：无奈的选择

 矛盾的德宗：从雄心勃勃到得过且过

第一章 王叔文：乾坤一局棋

 以棋待诏，攀上太子

 成败系乎一线

 一股新的力量走上政治的前台

 实行新政

 致命的弱点：缺乏资历

 运筹帷幄，容不得丝毫疏忽

 没有了“势”，胜负早已注定

 王叔文，你的末日到了

第二章 元和：短暂的中兴

 帝国遇上了千载难逢的机会

 国之将兴，群才迭出

 天时、地利、人和不如政治清明

 实干型宰相：李绛和李吉甫

 现在轮到藩镇犯错误了

 中兴和隐患

第三章 反奴为主：神策军与枢密使

 中兴之主竟死在家奴手中

 幽州告急，又起风云

 宦官与禁卫军

 变化中的格局

 有了派系，就有了斗争

 政事权旁落

 宦官反奴为主

第四章 甘露之变：失败的反击

 文宗：不愿做傀儡的新天子

 皇帝找错了人

 第一次反击：还没开始就已失败

 慌不择路，选择郑注和李仲言

 第二次反击：计划临时起变

 甘露之变：不成功则成仁

 进入宦官时代

第五章 李宗闵 牛僧孺 李德裕

 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派系之争

 党争的前因后缘

 道不同不相为谋

 孰为君子，孰为小人？

 会昌之政：李德裕一个人的时代

 恩怨两泯，谁都不是最后的胜利者

第六章 宣宗皇帝：最后的辉煌

 十六宅中的三朝皇叔笑到了最后

 政治就是不断地否定与再否定

 给宣宗当宰相的秘诀

 御下有术

 被“长生药”结束的时代

第七章 崩溃

 新帝的秘密

 经济彻底被摧毁

 黄巢起事

 乱世出贼子

 成就霸业的四个步骤

 日落长安

初版后记

这是一个从光明走向黑暗的时代。

唐大历十四年(公元779年)五月的一天，日暮时分。初夏的夕阳在飞沙朦朦的深处摇摇欲坠，把最后一抹光彩撒向重重檐甍的长安城。从皇城中向东北遥望，远方高处红墙碧瓦的大明宫，仿佛就像是一位悄然独坐的巨人，披着满身的流光溢彩，在最后的辉煌中，无语沉思。

帝国的重要官员们都在皇城中忧心忡忡地等待着。三天前皇上就已经因病重不视朝政了，几天来没有好转的迹象，刚才不久甚至传来了皇上下诏令太子监国的消息，一切似乎都表明：天子大行的时刻即将到来。

夜幕渐渐降下。红烛轻烟中，无数心绪，袅袅升起。此时此刻，当今天子御临天下，业已十有七年。三十多年前的玄宗天宝年间，中原大地上发生了一件惊心动魄的事件，历史上称其为“安史之乱”，这一场中央与叛乱势力的大决战持续了七年之久，实际上，它的佘波和由此带来的纷争局面远不止七年。玄宗以后是肃宗，肃宗以后是代宗，肃、代之际国家的现实就是为这一场斗争所带来的恶果而疲于奔命。这是一段从噩梦中醒来却又无法摆脱恐惧梦魇的日子，也是一个令人忧伤与无可奈何的时代。回忆往事，历历如在昨日，又如何不教所有人感慨万端！

就在此时，大明宫紫宸内殿突然灯火大亮，一片哀号之声划破了夜空的寂静：代宗睿文孝武皇帝李豫停止了呼吸，时年五十八岁。慌乱之中，似乎只有太子不为所动，依旧静静地跪在父皇的榻前，表情异常肃穆而凝重，只见他深深地直视着前方，坚毅的目光仿佛穿透了一切障碍。

八天后，太子李适即位，成为唐帝国第十二位皇帝，后来的庙号称德宗。这一天是公元779年的6月18日，离八世纪结束九世纪开始尚有二十一年。

在古代中国，任何一种政治斗争，都是从一个皇帝开始，又从另一个皇帝结束的。只要有一个高高在上的天子存在，这一周而复始的循环就无始无终。

“安史之乱”中走出的新帝

新一代天子似乎并不是一位庸懦之主，但是他的有为之志是否能够实现，却还是一个绝大的未知数。

天子驾崩是国丧，古代传下来的礼法要求臣下服“斩衰”三年，这是古代五种丧服制中最长的一种，子服父丧，就必须遵照这一礼制，三年之内不应考、不做官、不婚娶。不过，这对于国家显然是不适合的，假如朝廷在那么久的时间里无所事事，天下还不知要乱成什么样子。礼法无非是治天下务须以孝为本的意思，因此为达到目的，从权变通就是无可非议的了。这种做法似乎是从仁孝的汉文帝开始的，他把三年的时间缩为短短的三十六日，大唐自高宗以来，都是遵照此制行事。先帝的遗诏更是效法列祖的宽仁厚爱，要求“天下吏人，三日释服”，也就是说，只须服丧三日。本来这并无可置否，但是在治丧期间却为此闹出了一场风波，起因来自一位性格刚急、为政苛细的大臣常衮。

常衮数年前就出任宰相，此刻正独当枢务。或许是出于对先帝的爱戴，或许是出于其他一些原因，坚持大臣也要同嗣君一样服丧二十七天。为了证明言出由衷，他在守灵时动不动就放声大哭，弄得其他人十分尴尬。

这一天，常衮照例又悲从中来不能自已，哭得趴在了地上，随从只好走上前去把他扶起。中书舍人崔祐甫对这种矫情实在是不能容忍，指着常衮对众人道：“臣哭君前，要人扶起，天下有如此的礼法吗？”

崔祐甫字贻孙，进士出身，初任寿安县尉，后历任起居舍人、司勋吏部员外郎、御史中丞等，一直做到中书舍人。其时中书省长官中书侍郎空缺，祐甫代理省事。祐甫性情刚直，对宰相常衮的很多做法无所容受，引起常衮的不满，遂数度以宰相职权相干预。常衮为此特别奏令祐甫分管吏部选官事宜，而对祐甫每次报上的人选，又将其中大多数驳下，并借此斥责祐甫。有一次幽州节度使朱泚上表说，在他手下将领赵贵的家里，猫鼠同乳而不相为害，可见是（P2-3）

关注历史、研究历史的目的何在？西方史学家一直推崇公元前二世纪时的古罗马历史学家波里比阿的话：“倘若对过去的重大事件逐一寻根究底，过去的一切会使我们特别注意到将来。”而考古学证明，至少在公元前一千多年的商代，中国人就明白了这个道理。那时的史官们不仅要记录发生了的事件，还要预测将要发生的事件。他们选择龟甲来刻写卜辞，因为龟具有长久的寿命，见证过历史的沧桑，所以能够暗示未来的吉凶。中国是一个历史大国，也是文明延续性最强的民族国家，很大的原因在于这个民族强烈的历史意识，使他们一旦遇到重要的选择，便首先去翻阅史书。中国的文化传统认为，某个王朝一旦出现衰亡的征兆，上天和民众马上会抛弃它，将它变成新兴王朝的历史收藏，以供取资。《吕氏春秋·先识览》中记载夏桀迷惑暴乱，太史令终古便出奔投商。而当商纣王迷惑暴乱之际，内史向挚也“载其图法，出亡之周”。中国历朝历代的史官似乎有着一种自觉的意识：让历史永远服务于未来。

什么是重大事件？古代史书中记录的重大事件大多是政治事件，政治事件中最大的又莫过于改朝换代，也就是中国人说的“兴亡”。而中国人讨论“亡”似乎更有甚于“兴”。古代中国在战国秦汉之际发生过最为重大的转折。此前的夏、商、周三代都是享国超过五六百年甚至达八百年的氏族王国，但这样的国家毕竟是联盟式的松散政体。而经过战国秦汉的历史实践过程完成、确立的郡县制国家，才是统一的领土国家和全民国家。从大历史的角度看，这样的国家体制如从秦始皇统一中国的公元前221年起算，至清帝逊位的1911年，延续了2132年。其间有过二十多个统一或分裂；汉族或少数民族的王朝，但都奉行了郡县制度，因此我们不妨将他们视作一个中华帝国的不同届次的政府。只是这些政府的任期与更换方式与近现代国家不同而已。而他们开辟的国土、抟成的民族，创造的文化、锻造的性格大都被近现代的中国人继承了下来。

汉、唐、宋、明、清是中华帝国任期最长的五大王朝，这些国祚久长，创造过盛世的王朝，其衰亡更加具有历史意味。我们发现，尽管它们的灭亡各有原因，但有两个方面是相同的，也是值得我们深入思考的，其一是这五个王朝的灭亡形式囊括了中国古代王朝更迭的两种形式：来自内部的分裂与来自外部的挑战。汉、唐亡于内；宋、明亡于外；清朝有些例外，其外部的挑战来自于新的时代与新的世界。当然，他们的灭亡都是内忧加外患，销磨积弊多年，才导致一个最终解决的方式。其二是这五个王朝由于制度的优越和政治经济文化上的成就，没有一个王朝是毁于一旦的。他们的代替者或是受其抚育的臣民，或是受其影响的地方民族政权。除了清朝，其他四个王朝的代替者无一不以他们的继任者自居，进行政治改革并修撰前任王朝的国史。就清朝而言，最后的革命是由于改良政治的失败而导致的。这一点，与夏、商、周、秦、汉之间的推翻暴政，解民于水火式的革命很不一样。因此，汉、唐、宋、明、清留给我们的历史经验是最为丰富的，而留给我们的历史教训也是最为深刻的。它们是历史遗产最丰富的王朝。

最后要说明的是：这套讨论兴亡的丛书只是历史通俗读物而不是学术著作，是三个大学文史专业教师不务正业的少作和一位作家对历史的演绎，代表着他们的文字趣味与历史见识，这次再版作了少许的修订。他们的目的只是用现代散文话语营构一个历史阅读场景，其中只有情节、人物、议论而不是在阐述历史的规律和理论，叙述与议论各有不同的视角，对历史的看法和文风也不尽统一。但他们相信，在这个全球风云变幻、中华民族复兴的时代，会有更多的国人想要了解我们的过去，关注我们的未来。正如法国史学家吕西安·费弗尔所言：“我们的任务是要创造历史，因为在动荡不定的当今世界，惟有历史能使我们面对生活而不感到胆战心惊。”如果这套文字通俗但又不是戏说的丛书能够感发人们对国史的兴趣，便满足了他们的心愿。

徐兴无

2016年5月于南京大学

历史就是昨天，就是正在过去的每一分、每一秒，所以历史也就等于今天，等于现在。我们本来永远都不能、也无法从历史的巨网中挣脱的，可不知怎么，我们似乎还是渐渐地忘记了历史的存在。今天的人们成了超越自己皮肤的人，看起来挥挥洒洒、轻松自如，其实总有一天要感到惘然若失。

也许罪魁祸首就是我们自己。我们把历史看作是“历史学家”独有的东西了，在他们精辟的考证和缜密的教科书中，忘记了历史本应该就是所有人的事。悲哀的是，我们有时竟把这个事实当作是必然的，心悦诚服地把自己最好的东西拱手让给了别人。于是，历史终于被扼杀了，真不知道这样的事情何时是个尽头。

怀古多从幽寂来。如果没有奔波红尘的肉体煎熬，没有独坐长夜的心灵跋涉，本人断没有这个胆量和意识去唤回我心中的历史，更毋庸说写本书了。这或许完全是一个偶然，因为有一个寂寞的夜晚我突然想起，历史老人既永远是我们身边活生生的存在，任何一个人便都有资格去和他举杯对饮。

历史老人从不吝啬，也从不做“谁有钱给谁拜年”的事，然而，若非绝顶聪明之人，却也无法从他那里得到箴言与训诫。聊以自慰的是，我从来没有这样的幻想。微蚤如益，才智不过中人，所能做的一切，当然也只不过是向他略抒胸臆罢了，原本就是不敢妄求天下人心领神会的。如是而已。

本书吸收了众多前辈大师和海内外当代学人的研究成果，如岑仲勉、吕思勉、陈寅恪、范文澜、王仲荦、韩国磐、瞿兑园、唐长孺、黄永年、傅璇琮、朱金城、杨志玖、胡如雷、乌廷玉、张国刚、王梦鸥、章群、傅锡壬以及业师卞孝萱、周勋初两先生，限于体例，不能在文中一一注明，在此谨特为标出并表示深深的敬意。学长武秀成、姚松兄，在典章故实、资料取材、篇章结构等方面教海良多，使我受益匪浅，亦当衷心铭感。另外，还要特别感谢挚友钱进兄，数年以来，时相过从，讲史论道，坐而忘机。他的精辟分析和独到见解，还常常使我如醍醐灌顶，茅塞顿开。没有他的鼎力相助，“九世纪的落日”也许只是停留在我心中的一个模糊思绪而已。

最后，谨以此书，献给伊人。

癸酉仲秋，作者识于国立南京大学之北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