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史难治，实在是因为它是中国历史上矛盾的一笔，赵益著的《西风凋碧树(大宋帝国的衰亡)/王朝的终结丛书》可谓是迎难而上。作者赵益没有将笔墨放在众人皆知的外在病因上，在书中，他选择深入宋人的内心，去挖掘大宋帝国衰亡的内在病因，向世人展示了宋人的无奈、无能、无聊乃至无所事事的心态轨迹，构成了一部大宋衰亡的心史。当它转化成历史故事时，会令人惊奇地好看，因为这里的人真实，有血有肉，有情有义，有英明之处也有糊涂之处，就像我们自己。

从北宋到南宋，大宋王朝重文轻武的潜规则为何没有让它“与士大夫共天下”？只剩下半壁河山，经济却超过了盛唐；党争不止，却出现了中国的“文艺复兴”。谁能用一句话概括大宋王朝？赵益著的《西风凋碧树(大宋帝国的衰亡)/王朝的终结丛书》讲述大宋帝国三百年的命运走向。

第一章 四战之地，悲剧一开始就已注定

 五代乱世

 定都汴梁：埋下悲剧的种子

 息事宁人就能安枕无忧？

 重拾斯文，道德标准放在首位

 养士与养兵之策

 穷则思变

第二章 势在必行的改革，谁来做推手？

 范仲淹：理想主义改革派

 宋朝不缺的是人才

 王安石理财：经济基础规范一切力量

 王安石变法的功与过

 书生意气与快意恩仇

 党同伐异，历史总在轮回

第三章 南渡，只剩下半壁河山

 宋徽宗：只怪生在帝王家

 致命的诱惑：联金伐辽

 靖康之难

 高宗的四次大难不死

 半壁河山，以柔道御天下

 秦桧擅权，黑夜更黑

第四章 雍容与惨淡，安逸与痛苦

 天子与秦桧

 成功的防守和失败的进攻

 临安：销了剑锋，雌了男儿

 南渡帝国的新一代

 朱熹：当学术与政治相遇

 历史的合理性总是出人意料

第五章 败局：坏在根柢

 三朝内禅：南宋皇帝的无奈选择

 天子的权力凌驾制度之上

 错误的北伐

 雾失楼台：独裁、专权与腐败

 史弥远“擅自废立”的真相

 奸臣：翻不过去的篇章

第六章 天下：谁宾谁主

 走向中国：文明的必由之路

 市井无赖贾似道

 襄阳之战：帝国的最后一搏

 文天祥：殉国的开始

 崖山海战：最后的悲壮

初版后记

五代乱世

中国最鼎盛的王朝大唐帝国于公元906年寿终正寝，代之而起的是无数个割据一方的短命政权。因中原地区先后有五朝立国，史家遂简称此为“五代”。“五代”之世，持续了五十余年。

日月如惊丸。

也只有经历了无数苦难无数离乱无限悲哀无限凄惨的人才能真正体会人生的意义，因为造物主喜欢将流光的推移放在渐变的法则下进行，使之宛如一条静静的河流一样悄无声息。倏忽之间，沧海桑田，世界已经不再是旧13的光景了。倘无身世之慨，便乏敏感之思。

幸运的是，乱世却多出忠臣义士，面对艰难的世界，他们远取诸物近取诸身，仰观天文俯察地理，最终在难以觉察的晷移寒暑中仍能够发现许多人间的真理。尽管也有一些超凡的智者视若无睹，悲哀的愁人空怀愤懑，但苍白的面容下其实都是心潮难平。看起来乱世也多隐者，然而真正的高人却是无法逍遥世外，无论是箪食陋巷抑或是垂钓江渚，他们皆如同身登蓬莱而遥望齐州，九点烟云中，往往慨然浩叹。所以说，总有一种潜在的力量决定了乱世是不会长久的，愈是黑暗，期望光明的程度也就愈为炽烈，尽管没有多少人能真正地知道从黑暗到光明的过程需要多么大的代价。

这种感慨却不是书斋里的无病呻吟，从公元906年开始以后将近半个世纪的岁月，连后来习惯于心平气和不动声色的史官们都常常用“呜呼”两字表达他们对这段黑暗时代的激愤之情，所谓“唐室既衰，五季迭兴，凡易八姓，纷乱天下五十余年”。确实，如果欲节省笔墨而一言以蔽之的话，也没有更好的句子能概括这段不平凡的历史。中国史家自古而来的直笔信条，是严格区分正统与僭伪、王霸与偏安的界限，用到这一场合，便就是把入主中原的五代王朝奉为正朔，但这却丝毫不能掩盖四海之内如火如荼的权欲之斗。五十余年中，山河破碎，生灵涂炭，一茬茬自封的僭位的傀儡的皇帝们杀人、剖骨，铜柱炮烙，酒山肉海，芙蓉帐暖，折磨着可怜的妃嫔们柔嫩的胴体；铜雀春深，聆听着战鼓伴奏下的《玉树后庭》。所有的人文伦理和道德信仰都已在博取生存的实用法则下被践踏殆尽。文明已久的中国何曾有过如此荒唐的岁月？天下势乱久必治，是到了结束的时候了。公元960年，“真命天子”终于登场。

照理，记叙一个新王朝的历史并非一定要把前因后果剖析如缕。但我们对“五代”却不能不提，且把它作为起笔来带出全书，这个用意应该说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它的意义不久就可以随着叙述的深入而渐渐看出。一个极端荒谬的时代必定会带来一种前所未有的、伴随着矫枉过正的革新，这一浅显的道理恰恰又正是历史演进的不二法则，姑且在这里强调出这一点也就足够了。  让我们还是从大处着眼，从小处着墨。

据说，新朝的出现便就是许多大智大慧的人早就成功地预言到了的。比如，这个季世中有位疯疯癫癫的和尚就曾对人说，尔等渴望太平，若要太平，则须等定光佛出世。说这话的时候，狡黠的眼神让人一见便知其人佯狂欺世的本相来。遗憾的是听者大多是粗鄙的百姓，既不知定光佛是何方神圣，更不知去哪里祈祷真神的降临。听者既漠漠，言者更戚戚，于是无话，和尚收起褡裢，飘然而逝。这一走又是数年。

易代之际常常会有这样的故事流传，它们往往都是一些神秘的寓言，被用来揭示一种不可抗拒的未来，表明将要发生的事情都是上天的注定，不是人力所能左右的。当然这都是当时人或后来者别有用心的臆造，一言蔽之，无非是把世事变化定义为合理的演变而已。这在古代称为“谶”，太平时期尚不多见，但每当革故鼎新之举成为必要时，它们便会纷纷出笼。

大宋朝的开国君主、令人景仰的“启运立极英武睿文神德圣功至明大孝皇帝”、史称“宋太祖”的赵匡胤在后周显德七年(公元960年)正月初四这一天，那一场突如其来的事变发生的当时，自己有没有当皇帝的意思，确实是不得而知。但追述已往，这应该是他心里存想已久并早就预谋准备的事情，这一点并无疑义。五代是有名的乱世，乱世的特征就在于人人都能取天子而代之。三十四岁的赵匡胤历仕二朝，随着知遇之恩甚重的周世宗南征北战，什么场面没见过？这一套对他来说，实在是太简单不过的了。不过，赵匡胤的愿望却很(P2-3)

关注历史、研究历史的目的何在？西方史学家一直推崇公元前二世纪时的古罗马历史学家波里比阿的话：“倘若对过去的重大事件逐一寻根究底，过去的一切会使我们特别注意到将来。”而考古学证明，至少在公元前一千多年的商代，中国人就明白了这个道理。那时的史官们不仅要记录发生了的事件，还要预测将要发生的事件。他们选择龟甲来刻写卜辞，因为龟具有长久的寿命，见证过历史的沧桑，所以能够暗示未来的吉凶。中国是一个历史大国，也是文明延续性最强的民族国家，很大的原因在于这个民族强烈的历史意识，使他们一旦遇到重要的选择，便首先去翻阅史书。中国的文化传统认为，某个王朝一旦出现衰亡的征兆，上天和民众马上会抛弃它，将它变成新兴王朝的历史收藏，以供取资。《吕氏春秋·先识览》中记载夏桀迷惑暴乱，太史令终古便出奔投商。而当商纣王迷惑暴乱之际，内史向挚也“载其图法，出亡之周”。中国历朝历代的史官似乎有着一种自觉的意识：让历史永远服务于未来。

什么是重大事件？古代史书中记录的重大事件大多是政治事件，政治事件中最大的又莫过于改朝换代，也就是中国人说的“兴亡”。而中国人讨论“亡”似乎更有甚于“兴”。古代中国在战国秦汉之际发生过最为重大的转折。此前的夏、商、周三代都是享国超过五六百年甚至达八百年的氏族王国，但这样的国家毕竟是联盟式的松散政体。而经过战国秦汉的历史实践过程完成、确立的郡县制国家，才是统一的领土国家和全民国家。从大历史的角度看，这样的国家体制如从秦始皇统一中国的公元前221年起算，至清帝逊位的1911年，延续了2132年。其间有过二十多个统一或分裂；汉族或少数民族的王朝，但都奉行了郡县制度，因此我们不妨将他们视作一个中华帝国的不同届次的政府。只是这些政府的任期与更换方式与近现代国家不同而已。而他们开辟的国土、抟成的民族，创造的文化、锻造的性格大都被近现代的中国人继承了下来。

汉、唐、宋、明、清是中华帝国任期最长的五大王朝，这些国祚久长，创造过盛世的王朝，其衰亡更加具有历史意味。我们发现，尽管它们的灭亡各有原因，但有两个方面是相同的，也是值得我们深入思考的，其一是这五个王朝的灭亡形式囊括了中国古代王朝更迭的两种形式：来自内部的分裂与来自外部的挑战。汉、唐亡于内；宋、明亡于外；清朝有些例外，其外部的挑战来自于新的时代与新的世界。当然，他们的灭亡都是内忧加外患，销磨积弊多年，才导致一个最终解决的方式。其二是这五个王朝由于制度的优越和政治经济文化上的成就，没有一个王朝是毁于一旦的。他们的代替者或是受其抚育的臣民，或是受其影响的地方民族政权。除了清朝，其他四个王朝的代替者无一不以他们的继任者自居，进行政治改革并修撰前任王朝的国史。就清朝而言，最后的革命是由于改良政治的失败而导致的。这一点，与夏、商、周、秦、汉之间的推翻暴政，解民于水火式的革命很不一样。因此，汉、唐、宋、明、清留给我们的历史经验是最为丰富的，而留给我们的历史教训也是最为深刻的。它们是历史遗产最丰富的王朝。

最后要说明的是：这套讨论兴亡的丛书只是历史通俗读物而不是学术著作，是三个大学文史专业教师不务正业的少作和一位作家对历史的演绎，代表着他们的文字趣味与历史见识，这次再版作了少许的修订。他们的目的只是用现代散文话语营构一个历史阅读场景，其中只有情节、人物、议论而不是在阐述历史的规律和理论，叙述与议论各有不同的视角，对历史的看法和文风也不尽统一。但他们相信，在这个全球风云变幻、中华民族复兴的时代，会有更多的国人想要了解我们的过去，关注我们的未来。正如法国史学家吕西安·费弗尔所言：“我们的任务是要创造历史，因为在动荡不定的当今世界，惟有历史能使我们面对生活而不感到胆战心惊。”如果这套文字通俗但又不是戏说的丛书能够感发人们对国史的兴趣，便满足了他们的心愿。

徐兴无

2016年5月于南京大学

本书是《日落九世纪——大唐帝国的衰亡》的姐妹篇。

尽管两书的构思、起草几乎可以说是同时进行的，但直到《日落九世纪》竣稿近一年后，本书才终于得以完成。其中的原因，主要是本人的学力和才识实在有限，面对史料繁富、异见纷纭、号称难治的宋史，每每有力不从心之感。实际上，为了寻找对宋朝历史的真切感受，在已经完成本书总体框架后，我又不得不将主要的宋史典籍重新阅读一遍，然而结果却是既未能解决旧有的未知和疑感，又使我更加迷茫而不知所措。虽然人们常说“前人未必是，后人未必非”，但最后的成稿中这许多矛盾武断、疏陋浅薄之处，却无疑还是本人力不能逮的结果，尽管我深深地知道历史并不可能有一个最后的结论，就像真理永远不可能被完全接近一样。

另外，有一个问题也使我时常停笔深思，那就是：探究学术的目的究竟何在？贤者谆谆：小而言之，是为经世致用；大而言之，是为道德人心。可如果固守在象牙塔中寻章摘句，老死于雕虫之业，似乎与此相距甚远。而为了博取职称、地位以证明自己的高雅，则更与原则所提出的要求有着天壤之别。闵予小子，道行疏浅，但却也不敢效仿那些沾沾自喜于雕琢琐碎的衮衮诸公们，我敢说他们不仅是忘记了学术的崇高责任，而且根本就缺乏承担道义的智慧与力量；此辈鄙视奔波红尘的芸芸众生，可他们本身的功利之心却比任何人都要来得强烈。可悲的是，本人虽不惮于堕入错解经义的野狐禅，但却自感无力去抗拒正统力量的狮子吼，所以不免于低首踟躇、辗转反侧，在迷途中彷徨徘徊。这个难题不仅现在让我困惑，也许还将继续使我困惑下去。

一切的一切都是一个偶然。假如十三年前不是信笔涂抹了一张表格，假如九年前不是凭着少年意气而孜孜追求，假如七年前的那个炎热难捱的夏天能够离乡远去，假如五年前的那个繁星闪烁的秋夜能够果敢选择，我就绝不会有今天的困惑与苦恼。也许命运本就是一个充满着迷茫和痛苦的过程，每一次十字街头的彷徨都决定了一生的无奈，这些无奈交织在一起，便使我们无法回头，只有面向未知的前方，行行复行行。

需要说明的是，为了保持体例的同一，我不得不忍痛删去了近百条注释。因此许多参考借鉴他人研究成果的地方，未能得到应有的说明。我愿意借此机会向各位前辈大师和海内外当代学人，如王云五、钱穆、范文澜、邓之诚、陈登原、唐圭璋、侯外庐、谭其骧、程千帆、朱东润、聂崇岐、金性尧、陈乐素、韩儒林、邓广铭、漆侠、朱瑞熙、程应谬、沈起玮、张家驹、郦家驹、周宝珠、王瑞采、蔡美彪、姜书阁、范寿康、曾枣庄、顾吉辰、徐远和、任崇岳、张邦炜、陈植锷、吴松弟，以及刘子键、李则芬、林天蔚、张峻荣、萧启庆、加藤繁、费正清等诸先生，致以最崇高的敬意，没有他们近乎完美的研究成果，我将一事无成。另外，同门学长巩本栋兄的《北宋党争与文学》、严杰兄的《欧阳修年谱》、程章灿兄的《刘克庄年谱》、张宏生兄的《江湖诗派研究》等著，也给了我莫大的帮助，在这里一并向他们表示谢意。

我还要向业师周勋初先生致以诚挚的感谢，没有他的鼓励和教导，我是没有勇气再去修改和完成这部狗尾续貂之作的。同样我还要把这本小书献给业已荣退的卞孝萱师，借此感谢他长期以来的关怀和教诲。

本书原拟名为《西风碧树——大宋帝国的衰亡》，出版社出于更为切题、发行征订以及能为更多的读者一目了然的动机，确定了现在这一书名。虽然差强人意，但鉴于如此多的现实理由，这或许也无妨是一个选择。

乙亥仲夏，作者识于金陵城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