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是矛盾和可悲的人，历史上没有哪个皇帝像他这样，尽管丢了国却迎来普遍的同情，因为从本质上来说，他根本算不上昏君，比起他的先祖甚至可以算是兢兢业业的明君。可是，为什么到他这里，君臣关系一坏再坏甚至到了决裂的地步，以至于亡国之后，崇祯发下“吾不是亡国之君，汝皆亡国之臣”的感叹。难道崇祯真的不必负一点责任？夏维中著的《景山的晚风(大明帝国的衰亡)/王朝的终结丛书》打入大明帝国的内部，走进历史发生的现场，去探究是谁将大明帝国折腾完了的。

引言 景山的晚风

崇祯十七年甲申三月十九日（1644年4月25日）是个天崩地坼的日子。就在这一天，从黄土高坡上杀下来的闯王李自成，率领着被朝廷称作是“流寇”、“逆贼”的农民军，彻底占领了大明朝的京师北京。也就是在这天夜里，崇祯皇帝在煤山寿皇亭（今北京景山东部）自缢身亡。从此，甲申三月十九日就成为历史长河中一个极不平常的日子，因为这一天不仅标志着大明帝国的崩溃，而且也预示着异族即将入主中原的开始。

后人已不太清楚崇祯帝自杀前后的详细情况，现有的记载也不尽相同，甚至是矛盾百出。据说崇祯帝在三月十八日就知大势已去，无力回天，便匆匆安排后事。在这天晚上，崇祯帝在乾清官最后召见周皇后和宠爱的袁妃，痛饮数杯之后，崇祯决定把太子及永王、定王分送外戚周、田二氏，由他们设法保护外逃活命。安排妥当之后，崇祯帝对周皇后长叹一声道：

“大事去矣！”

话音刚落，便已是泪流满面。皇后、袁妃也是掩面而泣，环立周围的宫女更是哭声一片。崇祯帝只得挥挥手，命宫女们赶快出宫逃命，自寻活路。这时，周皇后抬起泪眼，无限哀怨地对崇祯说道：

“妾侍候陛下十八年，陛下从来听不进我一句劝，以至弄到今天这样的局面！”

说完，周皇后便搂抱着太子和永、定二王，放声痛哭。之后，又是千叮万嘱，依依不舍地把他们送走。

生离死别之后，各寻归宿。周皇后回到她的坤宁宫，上吊自杀，干脆利落。崇祯皇帝见状连声称好。袁妃也回西宫，在崇祯帝的逼迫之下，上吊自杀，不料绳子一断，竟未能一次成功。皇帝只得上去连砍三剑，助她上路。十五岁的长平公主，也被崇祯召来。公主大概已预感到了厄运难逃，大声哀号。崇祯帝只说了句“你为什么要生在我家呢”，便以左袖掩面，右手挥剑砍向公主，没想到公主在情急之下，本能地以左臂挡剑，结果被砍落左臂，昏死倒地。崇祯见此惨状，再也不忍痛下杀手，便又召集平时宠爱的妃嫔，亲手一一砍杀。

此时的崇祯帝似乎已处于半疯狂的状态之中。他清理后宫之后，竟亲自换上快靴，手提三眼铳，率领几十位持斧拎刀的太监们，骑马在内城中东奔西突，不知是要出城去击杀敌寇，还是想突围逃命，结果是到处碰壁，到天亮时只得灰溜溜地退回宫中。

后人已无法知道崇祯帝是如何度过这最后几个时辰的。据说到了此日的深夜，他还曾亲自跑到前殿，去击钟召集百官，大概是希望能有几位忠臣，来为他殉节，没想到竟无一人赶来，令他大失所望。无奈之中，崇祯帝只得遣散了身边最后几位随从，与太监王承恩携手走入后花园，登上了万寿山。这万寿山俗称煤山（今称之为景山），上有一个新建的寿皇亭，俗称红阁。这红阁原是崇祯为操练内军（由太监组成）而新建的，不料此时竟派上了用场。他在阁中逡巡良久后，便向他宠爱的太监王承恩提出了一个疑问：

“我待大臣向来不薄，今天至此，为什么竟无一人能像前朝靖难时的程济那样追随我而去呢？！”

大概是王承恩无言以对，过了一会儿，他又为这些文武大臣开脱道：“料想是这些人不知道，所以不能迅速赶来！”

随后，崇祯帝便在红阁边上的海棠树下，上吊自杀。王承恩也随即步其后尘，追随而去。君臣两人，就这样面对面吊在树上，在景山的夜风中，随风摇曳。

三天后，李自成的人马终于发现了他的遗体。他的死状十分惨烈：长发覆面，光着左脚，衣衫凌乱。据说他在衣服上留下了血书遗诏：

“因失江山，无面目见祖宗，不敢终于正寝。”

也有人说，遗诏中还有“任贼分裂朕尸，勿伤百姓一人”、“杀尽百官、无杀百姓”之类的激愤之辞。

后人大概永远无法弄清上述的记载是否属实，但绝大多数人却宁愿相信这些记载是真实的，因为根据崇祯帝生前的所作所为，上述的内容是完全有可能的。在中国历史上，还没有哪一位亡国之君能像崇祯皇帝那样，博得如此广泛而持久的同情。这倒不是因为他死状惨烈，也不是因为他死后被降格安葬，与周皇后一起被草草塞入昌平县的田贵妃墓中（后称思陵），而是因为他生前的所作所为，确实不像是一位亡国之君。正像他生前多次哀叹的那样：“我不是亡国之君，为什么会遇上这么多亡国之事？！”

崇祯帝至死也没有弄明白这个问题。他也无法弄明白这个问题。大明朝的江山虽然在他手中丢失，但应该承担责任的又何止他一个人呢？！他自称无颜去见他的列祖列宗，而他的列祖列宗又何尝有脸见他呢？！(P1-3)

关注历史、研究历史的目的何在？西方史学家一直推崇公元前二世纪时的古罗马历史学家波里比阿的话：“倘若对过去的重大事件逐一寻根究底，过去的一切会使我们特别注意到将来。”而考古学证明，至少在公元前一千多年的商代，中国人就明白了这个道理。那时的史官们不仅要记录发生了的事件，还要预测将要发生的事件。他们选择龟甲来刻写卜辞，因为龟具有长久的寿命，见证过历史的沧桑，所以能够暗示未来的吉凶。中国是一个历史大国，也是文明延续性最强的民族国家，很大的原因在于这个民族强烈的历史意识，使他们一旦遇到重要的选择，便首先去翻阅史书。中国的文化传统认为，某个王朝一旦出现衰亡的征兆，上天和民众马上会抛弃它，将它变成新兴王朝的历史收藏，以供取资。《吕氏春秋·先识览》中记载夏桀迷惑暴乱，太史令终古便出奔投商。而当商纣王迷惑暴乱之际，内史向挚也“载其图法，出亡之周”。中国历朝历代的史官似乎有着一种自觉的意识：让历史永远服务于未来。

什么是重大事件？古代史书中记录的重大事件大多是政治事件，政治事件中最大的又莫过于改朝换代，也就是中国人说的“兴亡”。而中国人讨论“亡”似乎更有甚于“兴”。古代中国在战国秦汉之际发生过最为重大的转折。此前的夏、商、周三代都是享国超过五六百年甚至达八百年的氏族王国，但这样的国家毕竟是联盟式的松散政体。而经过战国秦汉的历史实践过程完成、确立的郡县制国家，才是统一的领土国家和全民国家。从大历史的角度看，这样的国家体制如从秦始皇统一中国的公元前221年起算，至清帝逊位的1911年，延续了2132年。其间有过二十多个统一或分裂；汉族或少数民族的王朝，但都奉行了郡县制度，因此我们不妨将他们视作一个中华帝国的不同届次的政府。只是这些政府的任期与更换方式与近现代国家不同而已。而他们开辟的国土、抟成的民族，创造的文化、锻造的性格大都被近现代的中国人继承了下来。

汉、唐、宋、明、清是中华帝国任期最长的五大王朝，这些国祚久长，创造过盛世的王朝，其衰亡更加具有历史意味。我们发现，尽管它们的灭亡各有原因，但有两个方面是相同的，也是值得我们深入思考的，其一是这五个王朝的灭亡形式囊括了中国古代王朝更迭的两种形式：来自内部的分裂与来自外部的挑战。汉、唐亡于内；宋、明亡于外；清朝有些例外，其外部的挑战来自于新的时代与新的世界。当然，他们的灭亡都是内忧加外患，销磨积弊多年，才导致一个最终解决的方式。其二是这五个王朝由于制度的优越和政治经济文化上的成就，没有一个王朝是毁于一旦的。他们的代替者或是受其抚育的臣民，或是受其影响的地方民族政权。除了清朝，其他四个王朝的代替者无一不以他们的继任者自居，进行政治改革并修撰前任王朝的国史。就清朝而言，最后的革命是由于改良政治的失败而导致的。这一点，与夏、商、周、秦、汉之间的推翻暴政，解民于水火式的革命很不一样。因此，汉、唐、宋、明、清留给我们的历史经验是最为丰富的，而留给我们的历史教训也是最为深刻的。它们是历史遗产最丰富的王朝。

最后要说明的是：这套讨论兴亡的丛书只是历史通俗读物而不是学术著作，是三个大学文史专业教师不务正业的少作和一位作家对历史的演绎，代表着他们的文字趣味与历史见识，这次再版作了少许的修订。他们的目的只是用现代散文话语营构一个历史阅读场景，其中只有情节、人物、议论而不是在阐述历史的规律和理论，叙述与议论各有不同的视角，对历史的看法和文风也不尽统一。但他们相信，在这个全球风云变幻、中华民族复兴的时代，会有更多的国人想要了解我们的过去，关注我们的未来。正如法国史学家吕西安·费弗尔所言：“我们的任务是要创造历史，因为在动荡不定的当今世界，惟有历史能使我们面对生活而不感到胆战心惊。”如果这套文字通俗但又不是戏说的丛书能够感发人们对国史的兴趣，便满足了他们的心愿。

徐兴无

2016年5月于南京大学

1995年，江苏人民出版社的佘江涛先生约我撰写本书，我没有多想便应承了下来。当时心存侥幸，总认为以自己的所学来应付这样一本书，大概不会有太大问题。没想到提笔一写，竞断断续续用了3年，拖到1998年1月才得以付梓，大大出乎意料。

依原来的设想，本书应是一本以史实为基础，以深入浅出的笔法来描绘大明帝国衰亡过程并揭示其原因的史学读物。换句话说，本书应是一本由专业工作者撰写的却又要让一般读者读得下去同时又要喜欢读下去的作品。到具体写作后，方知这对专业工作者而言，也并不是一件轻松事，甚至可以说是一种挑战。道理很简单：一是因为专业人员长期以来已形成了一套所谓专业化的写作风格——其最大的特点似乎就是让非专业的读者既读不懂同时也没有兴趣去读，而且这种文风一旦形成就很难改变；二是因为许多历史问题确有较高的专业性和复杂性，要把它们讲析到一看就明白的程度，也有很大的难度。因此，我在撰写本书时，虽力图做到深入浅出、通俗易懂，但多年以来养成的“八股”文风仍在时时作祟，并也肯定会在本书中的不少具体内容上有所体现。正因为这点，我很担心本书的写作手法会受到这样的指责，即专业工作者认为已经走得太远，而读者却仍觉得放得不开。不过，我始终认为在今天这样的大氛围下，历史工作者在这方面作些尝试是必要的，甚至可以说是十分迫切的。史学普及也应该是史学工作者的基本责任之一，如果做得好，不仅不会影响学术研究的水准，反而会赋予学术研究更大的社会价值和现实意义。对史学而言，人人都会讲历史固然是悲剧，但如果人人或绝大部分人都不读历史，则又是另一种甚至是更大的悲剧。

晚明史不仅内容丰富、头绪众多，而且争论也很大，有待于进一步研究的问题更多，因此也很难把握。在学术界，对如何评价晚明社会一直存在着激烈的争论，而且至今仍未有定论。涉及具体问题时，则分歧更多，众说纷纭。因此，本书中的许多观点甚至一些史实，仅是一家之说，绝非定论，但由于本书体例所限，无法在撰写时列出那些不同观点。同时，本书的篇幅虽有洋洋三十万余言，但仍无法做到事无巨细、样样罗列而不遗丝毫，事实上至今也没有人能做到。因此，本书紧扣晚明史中的几个主题，侧重晚明史中的若干主线，力求全面详细地勾勒出晚明历史画卷中的主要内容。具体地说，就是围绕着晚明的两大忧患即外患和内乱来展开叙述。

历史之所以是历史，其首要条件是具有真实性。“是什么”和“为什么”是历史研究追求的永恒目标。要描述“是什么”并在此基础上解释“为什么”，则首先要依据真实的历史材料，而非其他。本书的史料来源，主要是《明史》、《崇祯长编》、《国榷》等正统史书，以及像《明纪北略》之类的笔记。另外，本书也参考了大量已有的明史研究成果，如李文治《晚明民变》、顾诚《明末农民战争史》、袁良义《明末农民战争》、张德信和谭天星《崇祯皇帝大传》、黄仁宇《万历十五年》等等。限于篇幅和体例，本书无法在正文中一一详细注出，在此特作说明并致谢意。

夏维中

1997年11月于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