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仁之是我国著名历史地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大学教授，被公认为中国现代历史地理学的开创者之一，在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为历史地理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本书反映了作者的成长历程和求索心路。书中精选早期有关历史地理方面的七篇作品，其中包括三篇学位论文；书中还收录了作者的八篇回忆文字，回顾了燕园生活，以及洪业、顾颉刚、邓之诚等对作者学术生涯的颇多教益。

侯仁之早年求学于燕京大学，后又留学英国利物浦大学，本书反映了作者的成长历程和求索心路。书中精选早期有关历史地理方面的七篇作品，包括三篇学位论文；还收录了其八篇回忆文字，表达了作者缅怀恩师的深切感念之情，读来亲切可人。

序

我从燕京大学来

在弘扬中华文化的道路上——怀念我师洪业教授

在教书育人的道路上——二记我师洪业教授

登高自卑，行远自迩——三记我师洪业教授

从目寇监狱到人间炼狱——四记我师洪业教授

师承小记——忆我师顾颉刚教授

山高水长何处寻——追忆颉刚师二三事

一次意外的收获——忆邓文如师

记本年湘、鄂、赣、皖四省水灾

陈潢治河

天津聚落之起源

北平金水河考

靳辅治河始末

续《天下郡国利病书》山东之部

Historical Geography of Peiping

一、中西文化交流与时代趋向

我作为一年级新生进入燕京大学，是在1932年的秋天。那时大学校园按着预定的规划设计，经历了前后十年时间，已经基本建设完成。整个校园里，风景佳丽，光彩焕发，洋溢着蓬勃向上的朝气。这是我初入学时的第一个印象，至今难忘。因此在这里先追记一下这座校园建设的本身所给我的影响。先从以下两个方面说起：

(一)风景如画的校园与中国古典式的建筑。

(二)校园历史的探索与传统文化的研究。

新建成的燕京大学校园，选址在北京城的西北近郊，是历史上有名的园林区。校门西向，遥对西山。校门以内，跨过一个波平如镜的池塘上的一座大石桥，就进入了教学中心。中国古典建筑形式的大楼，三面环列，中间场地开阔，绿草如茵。从教学中心深入校园腹地，岗阜逶迤，林木丛茂。大路起伏，畅通无阻。羊肠曲径，经过其间。出人意外的是穿过这一区岗阜，突然展现在眼前的是一片微波荡漾的湖泊，水光天色，视野开阔，这就是享有盛誉的未名湖。湖中有小岛，点缀其问，平添无限景色。男生的宿舍大楼，一座又一座，并列在湖泊的北岸。深在湖泊南岸冈阜密林之后的则是传统庭院式的女生宿舍。从入学的第一天起，我就为这座校园的自然风光所吸引，只是后来我才了解到，这里原是两百多年前与清朝皇室有密切关系的一座名园，叫做淑春园。园中河流湖泊的上游，来自紧相毗连的勺园。而勺园的开辟，早在三百多年前的明朝，就已经是一座以水取胜的名园了。可是到了1921年燕京大学在这里开始建校的时候，这两处历史名园的建筑，都已荡然无存。燕京大学正是在这两处名园的旧址上，经过独出心裁的规划设计，充分利用其自然条件，建造起一座独具特色的大学校园。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即这座校园的建筑物，一律采用了中国古典的建筑形式，这更是历史传统与现代化要求的相互结合。

还须指出，校园的规划设计，乃是在美国建筑师Henry K.Murphy的主持下进行的，实际上这也正是在中西文化交流的影响下所完成的足以代表时代趋向的一种新创造。

需要补充说明的是在燕京大学校园里，还有一些类似景点的建筑物，如小山上古松下的钟亭、俯视水面的临湖轩、湖中小岛上的思义亭和湖边上凌空而立的博雅塔，都是十分引人注目的，而“湖光塔影”更成为校园风景中颇负盛名的写照。在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博雅塔和思义亭。

博雅塔的命名和当时燕京大学哲学系的美籍教授博晨光(Lucius C.Porter)有密切关系。他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曾兼任哈佛燕京学社在北平办事处的工作。更重要的是他的前辈曾为燕京大学前身之一的通州协和大学的发展作出过贡献。为了纪念这一历史渊源，燕京大学为供给校园内自来水而建成的水塔，就采取了通州有名的古建筑“燃灯塔”的造型而兴建起来，并且取名博雅塔。“博”字是Porter一字第一声的音译，“雅”字有“儒雅学者”的含义。英文就直接叫做Porter's Pagoda了。

比起博雅塔更有纪念意义的是思义亭。在这里“思”字是Luce一字简化的音译，“义”字有“义举”的含义。英文名称就是Luce Pavilion。这是为了纪念燕京大学第一任副校长路思义(Henry W.Luee)为燕京大学的筹款兴建所作出的贡献。

我深惑幸运的不仅是燕京大学校园新落成时就来到了这里而深受其幽美环境的感染，更重要的是当时洪煨莲教授对于校园历史的研究，又使我深受启发，一直影响到我日后的研究方向。

最初，还是在我入学不久的时候，洪煨莲教授关于勺园研究的重要著作《勺园图录考》由燕京大学引得编纂处精印出版(序文写于1932年10月29日。这部书影印了明万历四十五年(1617)勺园主人、著名书法家米万钟手绘的《勺园修禊图》，使三百多年前校园一隅的景象重现于眼前。按早在燕京大学建校之初，洪煨莲教授从记载中获悉这幅画卷尚流传在人间，遂刻意访求，终为燕京大学图书馆所购得。煨莲师在影印之后，又进一步收录了晚明以来有关米万钟家世以及描述勺园景物的诗文记载，并且进行了勺园故址及其地理位置的考证。卷末还附有校园以及附近地区河湖水系的略图，极有参考价值。其中也包括了清朝乾隆年间英国使臣马戛尔尼勋爵(Lord George Macartney)来朝时暂住勺园故址的记述。随后，他又用英文写成了关于淑春园的研究。涉及燕京大学校园中大部分地方的重要历史情况，而且他还用英文在“大学讲演”中做了专题报告，深得师生欢迎。

正是煨莲师关于校园历史的研究，引导我进行对于北京西北郊区历史上著名园林区的实地考察，进而又扩大到对整个北京地区开发过程的研究。

在课堂教学上煨莲师的独出心裁和严格要求，更使我深受教益。例如我还在二年级的时候，从他学习“初级史学方法”一课，主要内容之一，是科学论文写作的训练，他的要求十分具体，例如必须掌握第一手资料，必须在写作中注明资料的来源、必须有新的发现或新的说明，然后按照一定的格式写成论文。课堂讲授时间只用了半个学期。然后分配给每一位学生一个问题，要求学生到图书馆去查阅资料，分门别类写成卡片，进行研究整理，写成学期论文，作为学习成绩。当时我所分配到的问题是“历史上最爱藏书的是谁？”经过查阅图书资料，我认为有三位学者符合要求，根据收集所得，进行比较研究，在课堂上向煨莲师作了口头报告，最后选定其中明朝的学者一人，写成我的“学期论文”：《最爱藏书的胡应麟事绩考略》。结果我得到煨莲师两个字的墨笔评语：“佳甚”。这使我深受鼓舞，就把这篇写作珍藏起来，整整六十二个年头过去了，虽然历经沧桑，仍得一直保存到今天，这是燕京大学所给我的学术训练的第一课。

煨莲师对我的教导，还不仅限于课业指导，他还有意在课外为我创造条件，使我得到更为广泛的业务训练。在我作为他的研究生之后，更是如此。例如有一次，学校医学预科主任Alice Boring教授约我为PAuw用英文作一次报告，题目是Geographical Peking。这个组织的英文全名是Peking As—sociation of University Women，它的会员自然都是长于说英语的，可是我从来还没有用英语作过讲演，心里有些胆怯，极力推辞。于是Boring教授就直截了当地告诉我说，她原来是要请洪煨莲教授去讲Historical Peking.而洪教授却一定要推荐我去讲Geographical Peking。我了解到这一情况后，就立刻去看煨莲师，说明我的英语程度还难以作公开讲演，希望他另外推荐别人。可是煨莲师却十分郑重地指点我说：“这正是你练习的好机会嘛！”他一定要我写好稿先面对他试讲，然后再到会上去作报告。这是有意对我进行训练，我也就只好同意了。P1-4

仁之和我相识在七十五年前的燕园。我于。1931年先入燕京大学历史系，仁之晚我一年入学。在位于适楼(现名俄文楼)一层的西南角的那间课室里，我们听洪业(煨莲)教授讲授“史学方法”。共同的课业和志趣使我们逐渐接近，课余有时在适楼南门外会面，而最常去的地方自然是图书馆。从图书馆出来，仁之总是先送我回到女生二院，再返回未名湖北岸的男生宿舍。

从1932年作为新生踏进燕京大学校门起，仁之在学贯中西的洪业教授极为严格的治学方法训练下，在积极开拓中国沿革地理广阔领域的顾颉刚教授启发下，一步步进入学术研究领域。清初学者顾炎武“经世致用”的学术思想和所提倡的“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精神，也深深影响着仁之的学业探索。1932年顾颉刚教授开设了“中国疆域沿革史”这门课程，探讨历代疆域和政区的演变，后又发起成立以研究古代地理沿革为中心的“禹贡学会”，设在位于燕大东门外蒋家胡同3号寓所。仁之在这里参加过学会的活动，聆听过顾先生的教诲。学会的同名刊物《禹贡》半月刊也于1934年3月出版，成为交流学习心得和信息的学术园地。仁之学生时期在《禹贡》上先后发表过十余篇文章。

1935年长江中下游大水，天灾人祸民不聊生，他深受震撼，写了《记本年湘、鄂、赣、皖四省水灾》一文。由此，他开始关注历史上水利的兴修并阅读水利史的典籍。他的学士论文便是关于清代黄河的治理，题目选为《靳辅治河始末》。在写作过程中，他注意到辅佐靳辅治河的陈潢起了重要作用，却被诬陷入狱、迫害致死。洪业教授了解到这个情况后，便要仁之以《陈潢治河》为题，结合现实，著文宣扬为民除害、以身殉职的陈潢，并将这篇文章刊登在他自己参与主编的《大公报·史地周刊》上。

仁之本科毕业后的暑假，参加了禹贡学会组织的“黄河后套水利调查”。这第一次大规模野外考察，影响到他日后对水源水系研究的重视。留校后，仁之担任顾颉刚教授的助教，协助开设“古迹古物调查实习班”，从1936年9月到1937年6月，每隔一周的周六下午，都要带学生到事先选定的古遗迹或古建筑物所在地进行实地考察。仁之根据参考资料，写出简要的介绍文章，铅印出来发给学生，人手一份，作为考察的参考。我每次参加，受益良多。这项工作使仁之进一步认识到野外实地考察的重要。他后来多次徒步跋涉，跑遍了北京大半个郊野，尝试将文献的考证和野外考察结合起来。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北平沦陷。顾颉刚教授为躲避日寇追捕，被迫离校出走。仁之转为洪业教授的研究生。爱才惜才的洪业教授注意到仁之的学术思想开始向研究历史时期地理学的方向发展，便着手为他安排去英国利物浦大学地理系学习的计划，后因欧战阻隔，未能按时成行。

1939年8月，我们在燕京大学临湖轩东厢结婚。国难当头，婚事不张扬，仪式从简，只备便宴。司徒雷登校长是证婚人，我们的老师洪业教授、李荣芳教授及他们的夫人在座。从此，仁之和我相随相伴，从二十岁时的同窗，到现在九十多岁的老伴，走过了漫长的人生路程。

仁之在洪业教授指导下完成论文《续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山东之部》，于1940年7月获燕京大学文硕士学位后继续留校任教。引导仁之走上治学之路的洪业教授、顾颉刚教授、邓之诚教授教学有方，传业授徒，循循善诱。言传身教之间，给学生以熏陶。仁之亲炙教益，承继治学之道和气节操守，为日后学业和持身律己立下了根基。我师“育我之亲，爱我之切”，仁之一生对此感念不忘。

……

1993年，北京铁路西客站工程破土动工。最初有选址在莲花池的意见，后来主楼东移，使莲花池得以完整保留。仁之一直惦记着莲花池。在主体建筑基本完成后，就要亲自去看。我陪他去，那时还没有安装电梯，扶着他爬楼梯一直到顶，看到的是个干涸的莲花池底，而且已经成了堆放建筑材料的大仓库。莲花池的命运使他非常担忧，他立刻写了《莲花池畔再造京门》一文，建议进一步开发莲花池的水源。在北京城里，另一处令他萦绕于怀的地方是什刹海。没有当初的什刹海，就没有北京城南北的中轴线及沿中轴线的整个城市布局。仁之说，什刹海及其周围一带，是老北京最具有人民性的地方；作为新时代文化生活活动中心，什刹海的开发应该提到全城社会发展的战略高度加以考虑。他一次又一次去什刹海、汇通祠、钟楼、鼓楼、后门桥一带，对这一地区的改造给予了深切的关注。

1993年，仁之再次讲授全校选修课“北京历史地理”，作为一生教学的“结业式”。随后，便在暑假带领学生去内蒙古赤峰市考察。不料大雨冲垮了路基，火车只到京郊怀柔就返回了。最后一次野外考察就这样结束了，那一年，他八十二岁。

算起来，从1936年大学毕业留校任教起到1966年，是仁之工作生涯中的第一个三十年。“文革”开始，全部工作戛然而止，他抱憾不已。而经历了这场劫难之后，仁之又获得了生命中的第二个三十年，他对此无比珍惜。他本是勤奋之人，他的第一篇作品发表在济南齐鲁大学出版的刊物《鲁铎》上，那是1929年他中学时代的习作。自此，除了特殊境况，他几乎每年都有文章作品发表。然而一生写作的高峰期竟是在七十几岁，从1980年到1990年的十年间，他发表文章百篇之多。年过八十，仁之更以“不待扬鞭自奋蹄”自勉。他的习惯是，清早三四点起床之前，把想到的当天要做之事扼要记在小卡片上。这些“卡片”其实就是剪开的厚信封或是药品包装盒，只要背面是浅色的即可。他的枕头下总有这些笔头和纸片，“一日之计在于晨”正是借助了这些“卡片”。到中午时分，他有时会说上一句：“我已经工作了八小时了。”在复印和扫描技术未出现和普及的年代，仁之在完稿之后，总要缮写誊清一遍。如果再有修改，就再抄一遍。这很费时间。以前他自己做，后来我帮他做。不仅抄写，我也帮他在内容上“把关”，帮他整理保管校对，查找图书馆资料。当然我还是他的“收发室”，处理来信，去邮局寄稿，事情总是排得很满，遇到催稿，就更是早晚赶工。在我看来，这第二个三十年中，他几乎是全速奔跑，孜孜不倦，以勤补拙，不敢稍自懈怠，完全忘记了自己的年龄。他的旺盛精力一直延续到近九十岁。

十年之前，一个已有秋意的黎明，仁之和我在天光云影中，携手漫步在未名湖边。对于身旁的他，我想到了四个字：勤奋坚毅。正是由此，我佩服他。近年来，走路困难加上视力衰退，不能出远门，他的目光回归到了早年学术道路的出发地，围绕海淀和燕园，完成了《未名湖溯源》、《海淀镇与北京城——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地理关系和文化渊源》等论文。现在，他再不能像以往一样地投入工作了，失却了生活的重心，使他伤感。有幸的是，我们仍然还在燕园，从青年到晚年，七十多年来相依相守。仁之每天坐在轮椅上去看他心爱的未名湖，享受着它那独有的美。

张玮瑛

2007年12月于北京大学燕南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