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7年（清光绪33年），杨芾受两江总督端方委派，以大清帝国记名军机章京陆军总部郎中的身份，携清政府官方咨文赴日本考察宪政、实业。当时，任总理衙门大臣、领班大军机（实即首相）的恭亲王奕訢力主开展洋务活动，作为清廷中主持洋务活动的首脑人物，他带领端方和杨芾等，形成改革的中坚力量。杨芾继端方之后又一次赴日本对长崎、神户、东户、西京、大阪等地作宪政、实业全方位考察。考察期间，杨芾竭尽翔实地用游记文体记录了这106天的见闻、心得，书名《扶桑十旬记》。《扶桑十旬记（外三种）》除了《扶桑十旬记》外，还收录了王景禧的《日游笔记》、许柄榛的《甲辰考察日本商务日记》和张维兰的《乙巳东游日记》另外三本书。

《扶桑十旬记（外三种）》为《中国近现代稀见史料丛刊》（第一辑）之一种。收录了1903—1907四位出使日本的清朝官员的见闻笔记：杨芾的《扶桑十旬记》、王景禧的《日游笔记》、许柄榛的《甲辰考察日本商务日记》、张维兰的《乙巳东游日记》四种。

《扶桑十旬记（外三种）》由杨早整理。

“文明国”游记——1903—1907年中国官绅眼中的日本

扶桑十旬记

日游笔记

甲辰考察日本商务日记

乙巳东游日记

十一日（1907年5月22日）辛未，晴。晨八时，再到帝国大学，仍持外部文，至大学本部，由书记梗本胜多着人送至理科，至化学各室一看，水瓶加苛性曹达，即变红，以盐酸投之，仍为白色，至秤室，所列皆天平等类。又着人送至地质学处，地质与动物，另一所也。入地质学陈列馆，矿质居多，有山石生成图画，或鱼鸟形，或山川形，有龙头骨、马头骨、鲸头骨，又鲸化石、象牙化石等类，又有地球外皮，或灰色土片，或红黄色土片。又入动物陈列品室，品类数千种，或装入药水瓶，或储架上，或在抽屉内，约略区分，如鱼、鸟、爬虫蛇类、两栖、甲壳、软体、贝虫等类。鸟之属，有支那喜鹊、野鸭、鹰、鹞等物。鱼与蛇种类，不下数百，螺蜗之属亦多。皮毛制以药水，永久不变，并有珍珠数粒，及珊瑚各件。另过一所，至人类学研究室，古代埴轮土偶之类。楼上下陈列室，或日本石器时代遗物，或琉球、高丽、台湾、马来诸岛土人、南洋诸种族、北美洲北方诸种族、及支那之风俗习惯诸标品，大概破碎衣履物件居多。有小泥人，作卧吸鸦片之状，陈他人之陋俗，（跨）［夸］彼国之改良，其宗旨也。又有人送往医科大学，至解剖标本室，大玻璃瓶，盛死人无数，须眉毕现，以药水浸之，或留人首，或系心肝肠胃，或系小儿全体，大约病在何处，即留下何处，以资考究。亦有制为模型者，又列各骷髅，标明某某郎字样，又有全体骨架，有标明系德人者，系印度人者，又一楼，所列各骷髅，不下数千，并有蛇鱼及各兽之骨，皆以供学生之考验也。又至医科附属病院，有铁板高床，多孔，外症多不洁，以自来水对病人冲洗，水从孔流下，其病易愈。又一室，各医生或用纸验病人血色，或用玻璃杯验病人溺色。又一室，中间列高榻，病人卧榻上，脊患外症，医为贴膏药，有看护妇在旁伺应，此室两旁，高搭坐具，层累而上，累八级，几至屋顶，据云每午后一时，医来治病，学生分坐两旁，从高视下，较为明晰。又一室，病人卧榻上，医用玻璃泡通电气绿色，与昨所见同，据云照见腹中病处。又过各病室，病人甚多，甚洁净，看护妇均着白衣。又至头等病室，被褥盥具皆备，每日病资三圆，此皆外科也。内科略同，不复看矣。午后二时，到本所区德右卫门町岩成玻璃制作所，投公使函，此处局面不大，至原料室，石灰为多，观大地炉，两旁封盖，内熬原料。又一室，将已成之玻璃杯瓶，或磨光，或印花纹，系机器发动皮条，各执持刀锉，分任其事。

十二日（1907年5月23日）壬申，阴。晨八时，重到帝国大学，持原文仍请梗本君送文科法科。至法科列品室，各国监狱有图，各国及支那刑法均有图，不下数百件，有车轮一副，系德国之车刑也，方木柜一座，钉板一具，系西国之极刑也。有伊从前刑场雏形，有囚人食器，又有伪造之纸币，及鸦片、烟灯、赌具等件，皆犯罪物也。烟具上粘一纸，谓明治三十八年，清国某某，在横滨吸烟被获，监禁一年，见之殊愧。后面列簿籍甚多，系旧案件也。有露国皇帝大影像一纸，又露国裁判官徽章，镀金铜索，方圈，下垂一坠子。又有伊台湾总督男爵儿玉明治三十八年八月二日告示一道，晓谕台民，有朱印，系“台湾总督之印”六字，裱而悬之，以鸣得意。我等见之，何以为情！至法科讲堂，地板如坡式，坐位愈后愈高，法科共五讲堂，大者可容三百人，文科讲堂十七处，因有功课，不便入视。拟至图书馆，因典守者他出，亦未得览，只得文科从略矣。该校规模阔大，学业精深，即拟粗窥形式，费三日之力，十不能得其二三，而校外之农科，仍须俟诸异日，吁，伟矣哉！午后二时，到芝区金杉新滨町芝浦制作所，系制机器场也，投公使函，至楼上应接室，与岩六平、神代延祥谈论，神代久在北京，能华语。计工场五处，分为组立、仕上、卷线、木型、铸物、制罐、锻冶七部，见有穿铁机，厚铁立时穿孔，有截铁机能截寸许厚之铁，有起重机，虽千斤之重，皆悬之而起，有卷铁机，系制风筒及烟突等之用。此外机器繁多，工人数百，各司其事，或穿孔、或制物，不可胜数。资本一百万圆，计二十万株，每株五十圆，明治八年创设也。

P26－27

《中国近现代稀见史料丛刊》总序

在世界所有的文明中，中华文明也许可说是“唯一从古代存留至今的文明”（罗素《中国问题》）。她绵延不绝、永葆生机的秘诀何在？袁行霈先生做过很好的总结：“和平、和谐、包容、开明、革新、开放，就是回顾中华文明史所得到的主要启示。凡是大体上处于这种状况的时候，文明就繁荣发展，而当与之背离的时候，文明就会减慢发展的速度甚至停滞不前。”（《中华文明的历史启示》，《北京大学学报》2007年第1期）

但我们也要清醒看到，数千年的中华文明带给我们的并不全是积极遗产，其长时段积累而成的生活方式与价值观具有强大的稳定性，使她在应对挑战时所做的必要革新与转变，相比他者往往显得迟缓和沉重。即使是面对佛教这种柔性的文化进入，也是历经数百年之久才使之彻底完成中国化，成为中华文明的一部分；更不用说遭逢“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数千年未有之强敌”（李鸿章《筹议海防折》），“数千年未有之巨劫奇变”（陈寅恪《王观堂先生挽词序》）的中国近现代。晚清至今虽历一百六十余年，但是，足以应对当今世界全方位挑战的新型中华文明还没能最终形成，变动和融合仍在进行。1998年6月17日，美国三位前总统（布什、卡特、福特）和二十四位前国务卿、前财政部长、前国防部长、前国家安全顾问致信国会称：“中国注定要在21世纪中成为一个伟大的经济和政治强国。”（徐中约著《中国近代史》上册第六版英文版序，香港中文大学2002年版）即便如此，我们也不能盲目乐观，认为中华文明已经转型成功，相反，中华文明今天面对的挑战更为复杂和严峻。新型的中华文明到底会怎样呈现，又怎样具体表现或作用于政治、经济、文化等层面，人们还在不断探索。这个问题，我们这一代恐怕无法给出答案。但我们坚信，在历史上曾经灿烂辉煌的中华文明必将凤凰浴火，涅槃重生。这既是数千年已经存在的中华文明发展史告诉我们的经验事实，也是所有为中国文化所化之人应有的信念和责任。

不过，对于近现代这一涉及当代中国合法性的重要历史阶段，我们了解得还过于粗线条。她所遗存下来的史料范围广阔，内容复杂，且有数量庞大且富有价值的稀见史料未被发掘和利用，这不仅会影响到我们对这段历史的全面了解和规律性认识，也会影响到今天中国新型文明和现代化建设对它的科学借鉴。有一则印度谚语如是说：“骑在树枝上锯树枝的时候，千万不要锯自己骑着的那一根。”那么，就让我们用自己的专业知识与能力，为承载和养育我们的中华文明做一点有益的事情——这是我们编纂这套《中国近现代稀见史料丛刊》的初衷。

书名中的“近现代”，主要指1840～1949年这一时段，但上限并非以一标志性的事件一刀切割，可以适当向前延展，然与所指较为宽泛的包含整个清朝的“近代中国”、“晚期中华帝国”又有所区分。将近现代连为一体，并有意淡化起始的界限，是想表达一种历史的整体观。我们观看社会发展变革的波澜，当然要回看波澜如何生，风从何处来；也要看波澜如何扩散，或为涟漪，或为浪涛。个人的生活记录，与大历史相比，更多地显现出生活的连续。变局中的个体，经历的可能是渐变。《丛刊》期望通过整合多种稀见史料，以个体陈述的方式，从生活、文化、风习、人情等多个层面，重现具有连续性的近现代中国社会。

书名中的“稀见”，只是相对而言。因为随着时代与科技的进步，越来越多的珍本秘籍经影印或数字化方式处理后，真身虽仍“稀见”，化身却成为“可见”。但是，高昂的定价、难辨的字迹、未经标点的文本，仍使其处于专业研究的小众阅读状态。况且尚有大量未被影印或数字化的文献，或流传较少，或未被整合，也造成阅读和利用的不便。因此，《丛刊》侧重选择未被纳人电子数据库的文献，尤欢迎整理那些辨识困难、断句费力、裒合不易或是其他具有难度和挑战性的文献，也欢迎整理那些确有价值但被人们习见思维与眼光所遮蔽的文献，在我们看来，这些文献都可属于“稀见”。

书名中的“史料”，不局限于严格意义上的历史学范畴，举凡日记、书信、奏牍、笔记、诗文集、诗话、词话乃至序跋汇编等，只要是某方面能够反映时代政治、经济、文化特色以及人物生平、思想、性情的文献，都在考虑之列。我们的目的，是想以切实的工作，促进处于秘藏、边缘、零散等状态的史料转化为新型的文献，通过一辑、二辑、三辑……这样的累积性整理，自然地呈现出一种规模与气象，与其他已经整理出版的文献相互关联，形成一个丰茂的文献群，从而揭示在宏大的中国近现代叙事背后，还有很多未被打量过的局部、日常与细节；在主流周边或更远处，还有富于变化的细小溪流；甚至在主流中，还有漩涡，在边缘，还有静止之水。近现代中国是大变革、大痛苦的时代，身处变局中的个体接物处事的伸屈、所思所想的起落，藉纸墨得以留存，这是一个时代的个人记录。此中有文学、文化、生活；也时有动乱、战争、革命。我们整理史料，是提供一种俯首细看的方式，或者一种贴近近现代社会和文化的文本。当然，对这些个人印记明显的史料，也要客观地看待其价值，需要与其他史料联系和比照阅读，减少因个人视角、立场或叙述体裁带来的偏差。

知识皆有其价值和魅力，知识分子也应具有价值关怀和理想追求。清人舒位诗云“名士十年无赖贼”（《金谷园故址》），我们警惕袖手空谈，傲慢指点江山；鲁迅先生诗云“我以我血荐轩辕”（《自题小像》），我们愿意埋头苦干，逐步趋近理想。我们没有奢望这套《丛刊》产生宏大的效果，只是盼望所做的一切，能融合于前贤时彦所做的贡献之中，共同为中华文明的成功转型，适当“缩短和减轻分娩的痛苦”（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序言）。

《丛刊》的编纂，得到了诸多前辈、时贤和出版社的大力扶植。袁行霈先生、傅璇琮先生、王水照先生题辞勖勉，周勋初先生来信鼓励，凤凰出版社姜小青总编辑赋予信任，刘跃进先生还慷慨同意将其列人“中华文学史史料学会”重大规划项目，学界其他友好也多有不同形式的帮助……这些，都增添了我们做好这套《丛刊》的信心。必须一提的是，《丛刊》原拟主编四人（张剑、张晖、徐雁平、彭国忠），每位主编负责一辑，周而复始，滚动发展，原计划由张晖负责第四辑，但他尚未正式投入工作即于2013年3月15日赍志而殁，令人抱恨终天，我们将以兢兢业业的工作表达对他的怀念。

《丛刊》的基本整理方式为简体横排和标点（鼓励必要的校释），以期更广泛地传播知识、更好地服务社会。希望我们的工作，得到更多朋友的理解和支持。

2013年4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