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鲁玲、李军林整理的这本《百年自述--一个合肥人的足迹》是李广涛同志的回忆录，记述了这位老革命近七十年的革命生涯，内容包括李广涛同志的家世、少年时代的生活、投身革命道路的历程、在延安的生活、在汉口宣传抗日救亡、新蔡地下党工作、在洪泽湖西岸及淮阴的革命活动等，还详细介绍了建设合肥的奋斗历程，同时也记述了李广涛同志丰富多彩的离休生活。本书从一个侧面展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光辉历程。全书材料丰富、内容详实、文笔流畅、情节生动，既是一部好的口述史资料，又是一部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好教材。

李鲁玲、李军林整理的这本《百年自述--一个合肥人的足迹》内容丰富、文笔流畅，情节生动感人，记录了李广涛同志百岁人生历程，生动再现了这位百岁老人七十余年的革命历程。反映了他如何从一个普通贫民子弟走上革命道路，并在艰难曲折的环境中逐渐成长为一名优秀领导干部的不平凡历程；体现了李广涛同志坚定乐观的革命信念、百折不挠的坚强意志和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

《百年自述--一个合肥人的足迹》记述时间跨度长，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我们党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光辉历程。记述的一些重要事件和人物，因是李广涛同志亲身经历，尤为珍贵，是一部难得的口述史著作，为我们和广大党史研究者研究有关地方党史和有关党史人物提供了重要的第一手资料。

老同志是党的宝贵财富。借此，也希望更多老领导、老同志把自己的亲身经历记录下来，以鉴今，以育人。

前言：合肥精神

一 家世与少年时期

二 黄麓岁月

三 走上革命道路

四 在延安的日子

五 在汉口宣传抗日救亡

六 新蔡地下工作一年

七 随刘少奇东进

八 灵北一月

九 洪泽湖西岸的风云

十 奋战淮阴十春秋

十一 进军合肥，建设合肥

十二 投身于卫生教育工作——筹建安徽医学院十三主持省体委工作

十四 到上海搬迁工厂

十五 报考党校—规划黄山建设

十六 在中央高级党校学习的日子

十七 在西安医学院工作的日子里

十八 再回安徽医学院——“文化大革命”中

十九 筹建皖南医学院

二十 主持省委文教部工作

二十一 从省人大离休

二十二 我与李一氓同志

二十三 我与傅雷先生

二十四 我的妻子吴娴

后记

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清帝退位，民国肇始。次年即废庐州府，合肥县直属安徽省。此时，袁世凯持重其北洋军阀政权，窃取革命成果，逼迫孙中山退位，刺杀宋教仁于上海，继之镇压孙中山的“二次革命”。合肥的革命党人或遭屠杀，或亡命海外，外强凌辱，内战又起，百业凋零，一片肃杀……

我于1914年农历五月二十一日生在合肥，属虎。我的父亲名李遁猷，母亲费氏。我姐弟三人，上有两个姐姐李广英、李广兰。现有家谱记载我们李家是1368年，即明初洪武年间被朱元璋从江苏溧水移民至合肥的，原属江宁府李姓。从那时算起，在合肥已有六百余年家族史，到我这辈已是第十七代。历史上能立祠堂修家谱，说明也曾兴旺发达过。但自我懂事起，我们这一支显然是早已家道中落，今非昔比。在我这一辈人中，整个家族里曾经“显赫”的是我的两位堂哥：一位叫李广照，字朗西，后更名李光照，生于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毕业，1946年即以国民革命军中将衔退伍，1960年病死于宿县。另一位我称之为八哥的远房兄长李铣，字季良，原名李广达，长我十三岁，他得到一位堂叔的帮助，免试入黄埔军校学习，成为黄埔一期学员。后官至国民革命军十九集团军和淞沪警备司令部中将副总司令，1949年去台。改革开放后，我俩还互有通信。自1991年李铣去世后，我们两家就没有了联系。“文化大革命”中有造反派胡乱猜测，说我是李鸿章家族遗少，真是风马牛不相及也。其实生于肥东磨店的李鸿章七代前姓许，因过继给母舅而更姓为李，故他家有李许不通婚之说，其子孙辈分排序是“文章经国，家道永昌……”而我们这个李姓排序是“本立道遒广，忠孝守家邦”。

听母亲说，我祖父在我祖母去世后利用家族祠堂办了一个私塾，以教书维持一家人的基本生活。家有十来间草房，就在合肥西南的龚大塘（今天的三孝口永红路附近），房子四周栽有十来株果树。我未出世前，祠堂失火，祖父从此失业，终日闷闷不乐，不久便也去世了。父亲从小跟着祖父读书，十五六岁时他到合肥最繁华的东门大街（今合肥市淮河路步行街）金城钱庄当学徒，三年后出师便成为钱庄的雇员。我四岁时，父亲便离开合肥到湖北就业，先在襄樊帮人管账，后在黄梅县衙财务科上班，不久当上了财务科长。

母亲费氏出生于肥东宋大郢，排行老大，下有四个弟妹。由于居长，母亲在家操持家务，没有上过一天学堂。三个姨娘、一个舅舅均读过书，有一定的文化。舅舅自己还办过私塾，但由于染上大烟瘾，三十来岁就去世了。二姨娘文化程度最高，寿命亦最长，活到八十多岁。

父亲由于长期在外，对家庭照顾不周，与母亲感情日益淡薄，并最终在外重新安了一个新家。我十二岁时，母亲带我去黄梅找父亲。父子相见不相识，这是隔了八年之后我第一次见到父亲，也是第一次见到二妈（我称唐姨娘）。记得去时，母亲随身带了十几只咸鸭，连同行李重达几十斤，跋涉几百里地，这对于一双小脚而又瘦弱的母亲来说，该是多么艰难！然而母亲带着我，在黄梅只住了一个星期，便默默返回合肥，从此抑郁终身。

那时从合肥到湖北黄梅，要先自南淝河乘小船过巢湖，再到芜湖换乘江轮至安庆，下船后雇一独轮车前往湖北黄梅。当时长江上跑的大多是挑着外国旗的洋轮，不知是吃水还是码头问题，抑或是主权问题——有些地方不准这些外轮停靠。他们做生意的方法就是放慢行船速度，由岸上的小划子载客至江心客轮旁并行，再由大船上放下吊篮将客人驳上甲板，下船亦是如此，非常危险，却行之有效。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母亲带我自黄梅返回途中，在芜湖被一日本客轮驳下江中小划子上时，竟将别人的行李也放了下来。当时紧张慌乱，待上岸后才发现得一意外“礼物”。打开行李，里面竟然有五只金华火腿和一些其他的食品，价值不菲。那时我懂事不多，尚为这意外之财惊喜不已，而母亲仍是闷闷不乐，凄苦之情令我至今难以释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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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肥精神

“空城晓角，吹入垂杨陌。马上单衣寒恻恻。看尽鹅黄嫩绿，都是江南旧相识。正岑寂，明朝又寒食。强携酒，小桥宅。怕梨花落尽成秋色。燕燕飞来，问春何在？唯有池塘自碧。”

少时读宋词，姜夔“客居合肥南城赤阑桥之西”的一曲《淡黄柳》，将八百年前本属江北的合肥小城融入江南水乡的秀色之中，至今读来还令人浮想翩跹，回味无穷。那时的合肥，想必是杨柳依依，小桥流水，让吃饱饭的文人墨客能拈花惹草，浅吟低唱，发思古幽情，诵窈窕文章。但更令我不能忘记的是九十年前受启蒙教育时读过的两句联语：“城头月冷将军庙，廓外风寒孝肃祠。”虽记不得出自何时、何人之笔，却觉得它道尽了古老合肥的沧桑与悲凉，暗合了我幼时对合肥的凄楚印象……

历史如漫漫长河，再远的便说不清楚。但值得一提的是，合肥的近现代史中似乎确有一种曾被学者论及的、谓之为“合肥精神”的东西。在一个小小的区域里，在一个较短的时期内，当连续出现一系列人物或事件并在整个社会上引起了较大的震动，乃至改变了人们原来想象的历史进程的轨迹时，便有学者开始研究产生这些人物和事件的历史背景及其社会的、地理的诸多方面的因果关系，并由此总结出它精神层面上的内容和影响。

可以看到：合肥人的处人行事，当然不属姜夔笔下的婉约，倒有些苏辛词派的豪放；它或有江南情怀，却更近燕赵风范；少有似水柔情，多是激烈悲壮。合肥素有“淮右襟喉、江南唇齿”之称，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晚清以降，更是多难。自太平军与清兵对合肥几番争夺、兵马蹂躏、血流漂杵之时，李鸿章因洞察“江淮历来为产兵之地”而兴起淮军，遂有合肥人刘铭传、张树声乃至其后的段祺瑞发迹淝上。一时间，整个中国，竟是淮军之天下，甚至连袁世凯也是出自淮军。他们书写历史的章法迥异于中国那些以接受传统儒家教育，从科举获取功名的士绅阶层，而多半是出身草莽，靠行伍立功跻身于统治阶级。对此，一代大儒曾国藩也深感意外，暗自思忖“这些虽有振奋之气，亦乏忧危之怀”的合肥人，何以能屡战屡胜。他似乎已感悟到这些合肥人的与众不同，却对这种不同语焉不详。倒是李鸿章对他的那些个“面子比天大，乡情比地深”的老乡们看得透彻，深知其“忧国如家，视远若近”。他们其实并不乏曾国藩所说的“忧危之怀”，而只是不因忧危而止步、退让，他们总是有足够的勇气去求新求变，应对忧患。那时节，血染红顶，命如草芥；灾难弥重，思变心切。就是在这“数千年未有之巨变”的磨难与杀戮之中，隐约可见合肥人特立独行、持勇求变、不尚空谈、着眼现实的行事风格。至辛亥前后，西学日盛，革命党人更群起江淮，以惨烈的形式将这种精神张扬于世。小小合肥，先后有吴吻谷、倪映典、范鸿仙三位开国先驱以身殉国，因此被国民政府追赠为“辛亥三上将”。至抗战前后，合肥人王亚樵举“斧头帮”结党乡人，以暗杀方式反蒋抗日，屡造事端，震惊中外。

思想开来，无非是当时合肥的兵燹与饥荒、衰败与贫瘠造就了那几代合肥人的个性与意识。在现代进步思想尚未启蒙于国人之际，合肥人也如所有的中国人一样在各自不同的追求中走上了不同的道路，却在这不同的追求中凸显了合肥人的执著个性与思变意识，以至于留下了不尽相同的足迹……

合肥精神安在？或许它根本就不存在，或许它早已淹没在那个已离我们久远的时空，但以我百岁的经历，在我重新回首那个时空时，我似乎仍然能触摸到这种精神：遭际不幸，自该持勇思变，崇尚真理，便应执著追求。

人是要有点精神的！

案头有许多本名人回忆录，有些还是我党我军的高级领导人所撰，但我的这些书很多是孩子们从旧书摊上淘来的。书的内容是我所敬重的，但是书的下场，令我悲哀。未多久，又在报上见一短文（《旧书摊上见赠书》，作者姜仲华），信手剪下，附录其后。

在旧书摊也可见到新书，挺括，干净，甚至带着油墨香，按收藏术语，叫作“品相极好”。一些新书扉页还有题字，细看，竟是赠言：“拙作得以出版，恳请××先生教正……”“赠挚友××……”“×××兄雅正，××敬赠……”诸如此类。

每当看到这种题字，心头总泛起复杂的感觉。赠书人不知在哪里？他心血凝聚的爱书，情谊殷殷的赠言，却流落摊头，一旦知晓，该会生出多少喟叹？

想来赠书流落摊头的原因，除了不小心遗失，就是被弃。假如被弃，更是令人感慨。赠书总是一片热情：或为情谊，或为尊敬……当然也有出于虚荣或者别的什么，但不管怎么说总是好意吧！回应却又出乎意料。热忱如火相赠，人家“只当秋风过耳边”；自感美不胜收，人家味同嚼蜡；引以自傲，人家置之一笑……赠弃之间，藏着多少人情世态？它像一面镜子，折射着社会。

书的遭遇仿佛人生的际遇。好书被弃，如英雄失意，千里马用来拉大套；被重新发现，珍之用之，仿佛英雄起于草莽，大展襟抱；好书一露面就被喜欢的人购得，终生珍爱，如金玉良缘；平庸的书被大款用来装点门面，居于华堂不受风吹日晒之苦，差不多是庸人多福的象征了。曾淘到一本书，作者是一小说名家，被赠者一大企业老总。一读即不能释卷，便以低价买回，欣喜之余，感谢弃书人成全，这于我、于书，似乎都是好运。

若在旧书摊见到自己赠人的书，则不亚于一出意味深长的轻喜剧，既充满了调侃，更有难言的尴尬。作家贾平凹遇到过类似的事。他曾在一短文中写道：“著作得以出版，殷切切送某人一册，扉页上恭正题写：‘赠×××先生存正。’一月过罢，偶尔去废旧书报收购店见到此册，遂折价买回，于扉页上那条题款下又恭正题写：‘再赠×××先生存正。’写毕邮走，踅进一家酒馆坐喝，不禁乐而开笑。”

再赠，幽了别人一默，也幽了自己一默，确是境界。其实就其内心并没有这么轻松。该文题目日《笑口常开》，题记则是：“《笑口常开》其实是哭口常开。”一笑一哭，滋味尽在其中。

当然，赠书被弃未必就是坏事，人生在世，最难知道的是别人对你的真正评价，当面的话有几句真几句假？看到自己赠书被弃，让你知道自己在别人眼里的位置，得以重新审视自己，或许能从中生发出独特的感悟，这就成了好事。

余九十岁前，一是自恃身体尚好，眼明身健，网球场上尚能奔走，著书事似乎还早；二是看到上述著作的遭遇，令人心寒。很多名人大家的纪念文集尚落此等下场，吾等还忙乎些什么？故对一些当时的老同志出书立传颇不以为然……

然又未多久，我也想留下点东西了。

原因之一是网球挂拍之后，重返一些曾经战斗工作过的地方，又读了一些新出版的史料、书籍，发现有些早已被亲历者证明的历史事实又被抹去，还有一些历史事件亦被扭曲，出现了很多新编“历史故事”。凡此种种，令我不安。

人生恨短，吾命独长，有幸看到祖国和故乡有更大的发展和进步，但虚假和丑陋也较之他人多看了一眼。

当年战争、真刀真枪、你死我活、无假或少假可做，此时和平，日子好混，做假的基础就有了。甚至有一些人为吹牛拍马的目的，用张冠李戴的技巧来撰写历史。

现在人们对贪污腐败现象议论较多。我认为，中国共产党历来对贪污腐败毫不留情，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这些社会问题相信是有办法解决的。但首先是对“假”字应保持时刻的警惕，切不能让做假之风在党内蔓延浸淫。执政党内若有此风，社会上还有什么可以不假？执政党不重诚信，社会上哪还有诚信可言？真善美三字一旦失真，善与美又从何而来。当前最大的腐败就是“做假”，而撰写历史书籍竟也成了腐败的一种方法。为某某领导或其父母，乃至祖上写一篇传记、编一本书籍，只讲好听的，不去反省错误，这样的东西于社会何益？于后人何益？当年安徽错打了那么多“右倾”、“右派”，大多是因为这些“右倾”、“右派”说了真话；当年安徽饿死了一些人，又皆是因为有人听信了假话。

犹记得曾担任中科院安光所党委书记的蒋天然同志给我说过一事：三年困难时期，他从部队回无为老家探亲，曾希圣同志认为他与安徽内部斗争无牵连，故委托他去看看真实情况。蒋天然在回乡后不久，即给曾希圣电话，告知饿死人的情况。曾希圣终于相信这是事实，在电话那头哭出声来，说再无脸重见巢湖父老了。

我相信这件事是真的，只是曾希圣同志悔之晚矣。于是有了“责任田”，就如同因为“文化大革命”的灾难而促成了今天的改革开放一样，但我们能因为今天改革开放的成功而去赞美“文化大革命”吗？同样，我们又能因为“责任田”的正确而忘却当年大批老百姓非正常死亡的历史吗？那些我们曾为之付出的惨重代价永远不能忘却——张恺帆同志的回忆录已说得清清楚楚。

所以我必须把我所看到的和经历的一切也用文字真实地记录下来。不管它是否有用，至少是一段真实的历史和真实的告白。若能出书，则不妨冒冒也会沦落旧书摊的风险。

原因之二是我真实地感受到了年事已高。

故友尽逝，江山寂寞。我想用最后这点时光祭奠那些在我一生中指点和帮助过我的恩人、老师和领导，纪念那些和我生死与共的战友，记录那些和我一起在安徽医疗卫生、体育、工业、文教战线辛勤工作的同仁们的足迹……

于是就有了这本《百年自述》。

感谢安徽省委和合肥市委、市人大的同志给本书的支持；感谢省市党史研究室所做的大量工作；感谢淮阴的朱爱民同志帮助我回忆起淮阴的诸多往事，他是今日研究淮阴革命斗争史的佼佼者，并著有《芭根草》一书纪念淮海区革命根据地的开创者们，贡献可谓之大。还有河南新蔡的谢石华同志、安徽省新四军研究会的毕长春同志，像他们这样至今仍能关注和研究那段历史的人殊为难得，精神可贵。我的子女帮我记录了这段历史，这是他们应该做的事情，但我还要感谢一些小朋友们的帮助：刘养正、刘辉、陈雪儿、盛冰等几位小朋友帮助收集、翻印照片，打印、校对文字，是有此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