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主要包括了《病相报告》和《从两个蛋开始》两部长篇小说。

《病相报告》从延安革命时期一直延续到“文革”以后。主人公胡方和江岚在延安革命时期相遇相知并产生了爱情，但当时因为一些特殊的原因，两人最终没能生活在一起。多年后，胡方和江岚意外相逢，两人的爱情并没有因为时过境迁而消逝。当两位老人在朋友的帮助之下，终于挣脱束缚，准备喜结连理之时，死神却带走了胡方，这不能不说是人生最大的一件憾事。

到底是什么原因使得一对苦命鸳鸯遭受重重磨难不能走到一起，而使得这样一段趋势而执著的爱情夭折呢？这是因为这个时代病了，社会病了？人生的苦难，故事的凄美，将那个特殊的时代给人们的生活所造成的痛苦真实地展现在读者面前。

《从两个蛋开始》一书专门记叙凡人琐事，野史村言。它是一部民间人物的志异传奇，着力描画乡村各色人等；它又是一个村庄的编年史，杂糅故事、民俗、历史及考辨，揭示世事更替、人心变幻。其对乡村生活的原生状态，人物行止的日常哲学的观照与调侃，俱来自杨争光式独一无二的透彻、犀利和诡谲目光。

《收获》是作家们成名的阶梯，更是中国当代文学史的“简写本”，当代文学史上人们耳熟能详、不可忽视的许多作品，都是从《收获》走向读者。它发表的作品，诸如《茶馆》、《山乡巨变》、《上海的早晨》、《杂色》、《人到中年》、《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三寸金莲》、《活着》、《平原》等无不代表着中国文学的最高水准。更重要的，它所呈现的，不仅仅是作品，更是标准、原则、精神。

本书是《收获》50年精选系列长篇小说，包括了《病相报告》和《从两个蛋开始》两部作品。

病相报告

从两个蛋开始

我一直认为我在这个城市最重要的经历是胡方从运灰车上溜了下来的那个晚上。那个晚上很黑，风尘混乱，我赶过去差不多是子时吧，他已经穿上衣服，但一只袖子并没有伸进胳膊，第三枚扣子扣在了第五个扣门里，西服就在胸前壅了一疙瘩。裤子也没有完全穿好，半个屁股还露着。江岚，她一定是吓坏了，披头散发地坐在地上，一条脚被胡方的身子压着，一条腿斜着蜷在身后，怀里抱着胡方的头，而眼镜就挂在床沿的被角上。那只唤做狐的狗龇牙咧嘴地叫，和屋外的沙尘暴的肆虐声搅在一起，异常的凄凉恐怖。很显然，胡方是从床上跌下来的，他突然地头疼欲裂，在床上打滚，要江岚用带子勒他的脑袋，江岚慌乱着找带子，没有带子，曾经用她的丝袜来勒，但丝袜太短，无法勒紧，她拿手使劲地掐他的太阳穴，像箍一只要破的罐子，便看见了衣架上的风衣系带，因为太急，抽系带时将衣架也撞倒了，而胡方在那时从床上赤身跌了下来，同时口里喷出了一股污秽。一部分的污秽是喷在了江岚的身上的，这从她的头上额上可以看出，一撮乱发糊成毡片。就在那一瞬间，她知道要出大事了，才给我拨的电话，然后就穿好衣服也给胡方穿了衣服。那是一位很高贵的女人，她不愿意我作为晚辈的来了感到尴尬。但她没来得及收拾沐浴过的盆水和还燃着的藏香，两个高脚玻璃杯中的残葡萄酒还闪烁着嫣然如血的颜色。她要把胡方扶上床去已无能为力，企图能抱到床边的沙发上让他躺好，胡方的块头却太大了，她抱着他的上身往沙发上去时自己也摔倒了。我在门口，惊骇得茫然无措，我听到她在说：胡方，你要挺住，你一定得挺住！胡方已说不出话，嘴巴明显地向左边抽，白沫就涌出来，像肥皂泡一样堆在了口角。

沙尘暴的吼声还在继续，风从开着的门里进来，忽地将一张纸贴在了墙上，狗跳起来要抓纸，没有抓着，落下来撞翻了沐浴的瓷盆，水在地上乱钻。

“狐，狐……”江岚扔过去一个东西，训斥了一声，便绝望地看着我。

我把可怜的老人背出了楼道。我没有想到他是那样的沉重，简直是一袋沙子，而且往下坠。我只有弯下腰，一次一次使劲地将他往背上拥送，就在再次拥送的时候，发现了楼道外的一辆空车。这是白天里修建楼前下水道运灰的那种推车，小小的箱内用铁皮钉着，没有后挡板。我把胡方放了上去，高大身躯似乎难以装盛，只好委屈他了，让他蚂虾一样蜷着，我说，阿姨你跟着我吧，推了车就走。江岚哎了一声却歪在了地上。我回过头去，她已经爬起来，又在低声呵斥着狗：“狐，狐，你不要来，你给我回去！”狗是跟随着我们一块出来的，它叼着的是胡方的一只鞋，竟撵上了车就跳了上去。

小巷里的灯光昏暗，路面不平，小推车就撞磕着跳舞，并且发出嘎嘎的响声。速度太慢，我又掉过了车头，拉着往前跑就容易多了，一时便看见自己的影子在两边的巷墙上忽大忽小，恍惚如鬼。跑过了一间小杂店，店还没有打烊，伏在柜台上打盹的老板娘猛地醒来；说了一句“哎哟！”运灰车已经闪过巷口的漫坡。坡道边的电杆上，有人在偷贴治疗性病的广告，听见响动，立即消散。懒得理这些游医！我大声地唾出一口痰，抓紧了车把猛一拐弯往前跑，跑得飞快，像狼撵一般。差不多跑到十字路口，听见了江岚在后边嘶着声地叫我，扭转身来，天哪，车子上竟没有了胡方，胡方是躺在一百米外的地方。胡方是从运灰车上溜滑下去的，溜滑下去我却全然不知！再折回去，重新抱了他到车上，人已昏迷，虽然让江岚也坐上车搂着了他，他那颗脖子撑不住的脑袋像西瓜一样倒过来倒过去，并且大小便失禁，稀粪从裤管里流出来。

可以说，我是没有拖延时间的，一到医院也及时作了头颅CT扫描。我们绝没有想到的是他脑颅出了问题：叠体池和右侧室受压变形，中线结构左移30．9cm，右颞叶区呈大片状高密影，出血量约170ml。医生开始训我，如训孙子，说病人本不该出这么多血，应该平躺着送来，这样窝蜷在小推车上，只能是加速他死亡。我惊愕了，没敢说出胡方还曾经从运灰车上溜下来过的事。我为我的无知而脸色通红，像被无数的巴掌扇着。胡方很快送到了手术室，我和江岚就站在手术室大楼道的过道，浑身像虚脱一样没了力气，后来就瘫坐在地上。过道很黑，尽头的一面玻璃窗子泛着白光，楼外的风透过砖呜呜地像吹哨子，在三层或者四层的某一个房间里，有窗子的玻璃突然在风里吹落，发出一阵尖锐的碎响。护士从手术室出出进进，每有出入，我就盯着他们，张嘴要询问，但他们根本不理会，甚至连瞅一下我的意思都没有。胡方情况一定是十分危急，万一……我不敢再想下去，脑子嗡嗡作响。訾林，你该挨训，你怎么就考虑不到这就是脑出血，让胡方平躺了而去接医生来呢，什么都不懂，你这个白痴！胡方的昏迷完全是你让他滑溜下车造成的，王八蛋，你是谋杀者，刽子手！我拿脑袋使劲地撞击墙壁，咚，咚，咚咚。江岚扑过来抱住我，我听见她在说：訾林，你不要这样，这都怪我害了他。她说过了，发白的嘴唇哆嗦着，又说了一遍：都怪我害了他。

“不，不……这怎么能怪了你呢？”

“是怪我，我不该来的。你知道他有过高血压史吗？”

我摇摇头。

“他睡前是吃过药片的……”

“他真吃过药片？！”

“我问过是什么药，他没有说，塞进嘴就咽下去了。”

“发病是几点？”

“十一点二十五分。”

“十一点二十五分？！”

“十一点二十五分是容易犯病的时间吗？”

我那时语言零乱不堪。我说，不，不，这怎么可能呢，十一点二十五分与犯病有什么关系？没关系的。我突然地嚎陶大哭，响动以至于使那只狗惊倒在过道的水泥地上，它就是那一刻里四蹄支不起了身子，三天里脑袋扑塌着，不吃不喝也不再叫，直到死去。P4-6

《收获》文学杂志社，座落在上海市巨鹿路一个不起眼的小院里。院门口有一间收发室，这间收发室，很可能是中国文学史上最重要的一间收发室，没有一个收发室像它这样深刻地介入中国文学的历史，尤其在网络时代以前，许多对当世以及后来产生重大影响的文学作品，就是混迹于堆积如山的邮件中，从这里辗转到编辑部，等待编辑们的辨识。很多年中，从邮局、收发室、到编辑部、印刷厂，再回到邮局，组成了一条隐秘的循环线路，像链条，周而复始地转动，使文学同时获得了力量和速度，经过它的转动，中国文学就不可能再停留在原处。在文学界和读者心中，巨鹿路675号那座花木深处的西式洋楼，不仅是一家高品质的文学加工厂，更是这个时代的精神圣地。

《收获》的历史，早已超出它的自身，以各种各样的方式，进入作家们的回忆录、创作谈，甚至各种版本的文学史中。进入中国当代文学史可能有许多条路径，但每一条路径最终都会抵达这里。它是中国文学地图上一个最为显著的地标，如果我们有起码的公正，我们就不可能无视它的存在。这不仅是因为它拥有非凡的资历——早在1957年7月，巴金和靳以就在上海创办了这份杂志，到1979年以前，它一直是新中国唯一的大型纯文学期刊，它发表的作品，诸如《创业史》(柳青)、《茶馆》(老舍)、《山乡巨变》(周立波)、《野火春风斗古城》(李英儒)、《上海的早晨》(周而复)、《杂色》(王蒙)、《美食家》(陆文夫)、《烟壶》(邓友梅)、《人生》(路遥)、《人到中年》(谌容)、《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张贤亮)、《三寸金莲》(冯骥才)、《我爱比尔》(王安忆)、《麦秸垛》(铁凝)、《虚构》(马原)、《极地之侧》(洪峰)、《活着》(余华)、《妻妾成群》(苏童)、《信使之函》(孙甘露)、《顽主》(王朔)、《迷舟》(格非)、《枣树的故事》(叶兆言)、《年月日》(阎连科)、《怀念声名狼藉的日子》(池莉)、《奔跑的火光》(方方)，《东藏记》(宗璞)、《务虚笔记》(史铁生)、《秦腔》(贾平凹)、《平原》(毕飞宇)、《额尔古纳河右岸》(迟子建)等，无不代表着中国文学的最高水准，更重要的，它所呈现的，不仅仅是作品，更是标准、原则、精神。它们通过那条永动机一般的隐形链条，得以确认、延续和发展。无论在言说空间受到贬抑，还是在物质主义甚嚣尘上的年代，《收获》始终如一地传布着文学的真理，把《收获》视为一面旗帜，应不为过。尤其在今天．欲望的盛行是每一个人必须面对的事实，文学家也不例外，欲望几乎已经成为人们的唯一灵魂或灵魂的主要部件，在欲望的强大压力下，文学开始变得手足无措、内分泌失调，唯有《收获》的高贵、坚定和沉着没有丝毫改变，它证明了文学在这个益发冷酷的世界上仍然可以有尊严地生活。这是中国文学应有的气质，但在这个时代里，它却成为一个奇迹。

这使我们有必要认真打量这本杂志的历史。我曾有过以这本杂志为研究对象写一本专著的愿望，试图通过《收获》的个案，剖析中国近半个世纪的文学史和精神史，但因时间、精力所限，始终未能如愿。编选这套丛书的动议，起于2007年，《收获》创刊50周年的时候。对那些曾经影响过我们的作品进行分梳、整理、编选，我们看到的绝不仅仅是杂志本身，所有经历过的岁月都会附着在纸页上呼啸而来，它是一部回忆之书，一部史书，它见证了文学的传奇和我们自身的奇迹，它同时也是一部未来之书，因为它给我们希望。这唤起了我这位出版人的职业冲动，一种无法言喻的激情，使我在2007年春天，开始主持这套丛书的编选工作。我们通读了《收获》50余年的全部作品，尽可能选择那些既影响过时代。又不受时代的局限，具有某种超越性的作品，这是我们权衡弃取的重要标准。当然，由于篇幅的限制，或者由于版权方面的原因，有些我们很想收选的作品，最后不得不割舍，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但无论怎样，在历经两年反反复复的出版过程之后，这套丛书终于在2009年的春天面世，为此，我要感谢《收获》文学杂志社所有同仁的支持与合作，当然也要感谢出版者的努力。我曾经试图去掉“50年”这一时间界定，但最终还是放弃了这一想法，因为我已不再把它视为一个具体的数字，而是一种象征，是对中国文学半个多世纪的艰辛而漫长的旅程作出的精确概括

如果用物质主义者最擅长的比喻，我想，我是触及了中国文学的银行中一笔最珍贵的款项。我毫不怀疑，它会在我们最需要的时候，救助我们。

2009年4月1日 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