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题目很重要，从人类历史上看哲学是什么，一方面要修正我在中国哲学史上卷里所下哲学的定义，一方面要指示给学哲学的人一条大的方向，引起大家研究的兴味。
我在今年一二月《晨报副刊》上发表杜威先生哲学改造的论文，今天所讲，大部分是根据杜威先生的学说；他的学说原是用来解释西洋哲学的，但杜威先生是一个实验主义者。他的学说要能够解释中国或印度的哲学思想，才能算是成立。
杜威先生的意思，以为哲学的来源，是人类最初的历史传说或跳舞诗歌迷信等等幻想的材料，经过两个时期，才成为哲学。
(一)整齐统一的时期，传说神话变成了历史，跳舞诗歌变成了艺术，迷信变成了宗教，个人的想象与暗示，跟了一定法式走，无意识的习惯与有意识的褒贬，合成一种共同的风尚。造成了种种制度仪节。
(二)冲突调和的时期，人类渐渐进步，经验多了，事实的知识分量增加，范围扩大。于是幻想的礼俗及迷信传统的学说，与实证的人生日用的常识，起了冲突，因而批评的调和的哲学发生，例如希腊哲人“sophist”之勃兴，便是西洋哲学的起源。“sophist”对于一切怀疑，一切破坏，当时一般人颇发生反感，斥哲人为诡辨，为似是而非。“sophist”一字，至今成了恶名。有人觉得哲人过于激烈，应将传统的东西保存一部分，如socrates辈。但社会仍嫌他过激，法庭宣告他的死刑。后来经过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的调和变化，将旧信仰洗刷一番，加上些论理学、心理学等等，如卫道护法的工具．于是成了西洋的正统哲学。
归纳起来说，正统哲学有三大特点：
(1)调和新旧思想，替旧思想旧信仰辩护，带一点不老实的样子。
(2)产生辨证的方法，造成论理的系统，其目的在护法卫道。
(3)主张二元的世界观，一个是经验世界，一个是超经验的世界，在现实世界里不能活动的，尽可以在理想的世界里玩把戏。
现在要拿杜威先生关于正统哲学的解释，来看是否适用于中国。我研究的结果，觉得中国哲学完全可以适用杜威的学说。
中国古代的正统哲学是儒墨两大派，中古时代是儒教。近世自北宋至今是宋明理学，尤其是程朱的理学。
现在分论古代中古近世三期。
中国古代的哲学原料，诗歌载在《诗经》，卜筮迷信载在《易经》，礼俗仪容载在《礼记》，历史传说载在《尚书》。在西历纪元前二千五百年，初民思想已经过一番整齐统一。一切旧迷信旧习惯传说已成了经典。
纪元前五六百年老子孔子等出，正当新旧思潮冲突调和的时期．古代正统哲学才算成立。老子是旧思想的革命家，过激党，攻击旧文化，攻击当时政治制度。古代以天为有意志有赏罚，而老子说天地不仁，将有意志的天变为无往而不在，无为而无不为的天，是一个自然主义的天道观。老子这样激烈的态度．自然为当世所不容。他很高明，所以自行隐遁。邓析比老子更激烈，致招杀身之祸。没有书籍流传后世，可见当时两种思想冲突的厉害。
于是调和论出来了，孔子一方面承认自然主义的天道观，他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一方面又承认有鬼神，他说：“敬鬼神而远之。”“祭如在，祭神如神在。”“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他总舍不得完全去掉旧信仰，舍不得完全去掉传统的宗教态度。但在一般人看来，他仍然是偏向革命党。偏向革命党的苏格拉底不免于死刑，偏向革命党的孔子不免厄于陈蔡，终身栖栖皇皇。这是第一派的调和论。
第二派的调和论是墨子，墨子明白提倡有鬼，有意志的天，非命，完全容纳旧迷信，完全是民间宗教的原形。但究竟旧思想经过动摇，不容易辩护，于是不得不发明辨证的方法，以逻辑为武器。我们看他用逻辑最多的地方，是《明鬼》和《非命》两篇。他提出论辨的三个标准：
(甲)我们曾经耳闻目见否，
(乙)古人说过没有，
(丙)有用没有用。
P2-3
2012年，是胡适诞辰121年，也是他逝世50周年。也许是因为这样一个有点特殊的年份，胡适的名字又一次活跃在人们的视野，成为许多媒体的话题。
在中国现代思想史上，胡适一直是一个标志性的人物。说他是标志性的人物，一是他“以青年暴得大名，誉满士林”(季羡林语)，不仅在哲学、史学、佛学、文学、考据学、教育学、伦理学等人文学科声名显赫，而且在社会活动、政治领域也为人瞩目，被世人誉为“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中国自由主义的先驱”。二是他的名字在整个20世纪都是中国现代学术领域最具争议的焦点，赞者捧入云霓。批者贬若草芥。从胡适在新文化运动中声名鹊起之后，一个世纪以来，在每次学术界的风云变幻之中，他都成为中国现代思想史上绕不开的话题。
在20世纪的中国，产生过许多成就辉煌的文化大师，诸如史学界的王国维、陈寅恪、钱穆；文学界的鲁迅、郭沫若、林语堂；哲学界的梁漱溟、冯友兰、熊十力；佛学界的虚云、汤用彤、任继愈……这些大师术有专攻，各擅所长，以深入的研究和丰富的成果，名扬四海，成为一代宗师。和这些大师相比，胡适的学术研究不免显得有些驳杂而疏浅：他的一部《中国哲学史大纲》，上部写完，即成绝响；《白话文学史》也是写完上部，再无下文。至于他颇为自许的史学研究、禅学研究，也都随兴而起，无疾而终，不仅缺少系统与条理，而且许多结论的牵强与粗疏一直为学者所诟病。然而这些明显的疏失似乎并不妨碍他成为中国现代学术的代表人物。在20世纪50年代批判胡适的运动中，郭沫若曾经做过这样的总结：胡适是“学术界的孔子”，胡适批判应该把“文化学术界的一切部门都包括进来：在文化学术界的广大领域中，无论是在历史学、哲学、经济学、建筑艺术、语言学、教育乃至于自然的各部门，都应当来开展这个思想斗争”。这样的结论，从另一个角度证明胡适在整个中国学术界影响的范围之广、程度之深。
这是一个奇怪的悖论．这种悖论在过去几十年中一直被人们有意无意地忽视或者回避，这种忽视或者回避所导致的直接后果就是人们对胡适解读的含糊和混乱：胡适到底是什么样的人？他的思想和学术研究究竟价值几何？为什么他会引出这么多截然对立的评价？在胡适去世50周年后的今天，对这些疑问的合理解答应当是今天我们重新认识胡适必不可少的前提。
这里，我们通过对胡适主要学术思想的梳理，试着为这种悖论的诠释提供一条思路或一些启发，为今天的读者认识胡适提供一些素材。
胡适一生给后人留下了数以千万字的著述，内容涉及人文科学的很多领域。其中影响最大的当数他所倡导的白话文理论与新文学运动。陈独秀在他的《文学革命论》中声称：“文学革命之风气，酝酿已非一日，其首举义旗之急先锋，则为吾友胡适。”20世纪之初，批判文言文、提倡白话文是当时普遍的文化诉求，在胡适之前和同时，酝酿并推动这种变革的文人很多，如梁启超、陈独秀、李大钊、鲁迅、钱玄同等等。与这些同人相比，胡适既是一位卓越的理论家，也是一个勤勉的实践者。他在《文学改良刍议》、《建设的文学革命论》等文章中充分阐发了白话文和新文学的意义，并且在中国的文化传统中为其找出了渊源。他特别明确地指出：一切新文学的来源都在民间。从《诗经》、《楚辞》、汉魏六朝的乐府歌辞、五言诗、七言诗，直到小说、戏曲，“中国三千年的文学史上，哪一样新文学不是从民间来的”。这种鲜明、积极的文学史观，不仅破除了几千年来正统文学观念的束缚，为白话文和新文学的提倡和发展找到了坚实的基础，而且极大地开阔了人们的眼界，使他鼓吹的“文学革命”有了广阔的前景和切实的可行性。在反复宣扬自己的观点的同时。胡适还通过具体的文学史研究、古典小说的考证以及对传统文学作品的重新解读。使自己的理论得到了充分的阐释和验证。至于他在诗歌、小说、戏剧等领域的创作，虽然稚嫩粗糙，但作为引领风气的实践，更为自己的白话文理论提供了鲜活的范例。正是这种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使得胡适的白话文理论在当时众多的喧闹中显得实在而详备、具体而生动，较之一般的号召和鼓动，来得更加真切而有生命力，从而产生的影响也就格外重大且深远。胡适的白话文理论和实践奠定了他在新文学运动中的领袖地位，为整个现当代文学研究奠定了基本的格局、思路乃至命题。
同样，胡适也曾在20世纪初的中国哲学界掀起过惊涛骇浪。1919年2月，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出版，蔡元培在序言中称赞它有四大特长：“证明的方法”、“扼要的手段”、“平等的眼光”、“系统的研究”。梁启超更是称赞该书有三大特点，即“敏锐的观察力，致密的组织力，大胆的创造力”。谈到对当时人的影响，任继愈说：“读了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使人耳目一新……它不同于封建时代哲学史书代圣贤立言，为经传作注解，而敢于打破封建时代沿袭下来的不准议论古代圣贤的禁例。他把孔丘和其他哲学家摆在同样的地位，供人们评论，这是一个大变革。”当时的中国。西学渐入，中学凋零，许多有志于弘扬中华文化的学者产生了很多困惑和焦虑：国学前途何在？做学问的路径何在？胡适的见解和主张恰好解除了萦绕在人们心头的困惑，而这种“解除”的途径，就是新的学术眼光和新的研究方法。胡适曾极自信地说：“中国治哲学史，我是开山的人。这件事要算中国的一件大幸。这部书的功用能使中国哲学史变色。以后无论国内国外研究这门学问的人都躲不了这部书的影响。”口气之大、自信之深，国人之中确乎少有。然而，历史证明：胡适所言不谬。虽然《中国哲学史大纲》只完成了上部，但它第一次以明确而清晰的西方实用主义的方法论颠覆了传统中国因循了几千年的思维方式和学术方法，它借鉴西方哲学的学术规范、理论框架和方法进行中西哲学融会贯通，对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建立、中国哲学研究范式的转换、中国现代哲学的创立都作出了无法磨灭的贡献。被誉为“中国哲学史研究之集大成者”的冯友兰，其学术观点与胡适始终分庭抗礼，但谈到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时，也多次强调：胡适在中国哲学史上是有开创之功的。
与此相对照，胡适的史学思想从一开始就充满争议和质疑。胡适的史学理论的核心是倡导怀疑的精神，用“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的态度和实验主义的方法。去整理、发掘古代学术思想，为现实的目标服务。他认为，中国传统史学单纯以考察和证实历史为目的的研究方法已不能适应时代潮流，必须以历史进化的眼光和以古为今的标准重新审视。在当时，历史进化论和厚今薄古的观点并非胡适的首创。严复、康有为、章炳麟等人都是历史进化论的鼓吹者，梁启超、陈独秀、李大钊等也都提出过厚今薄古的主张。而胡适与众不同之处则在于：他的怀疑和批判，不是简单的否定或摒弃。而是要从古人的思想中找出对今人有益的东西来．在符合客观史实的基础上，对古人思想做出新的评价。换句话说，整理国故的目的在于“再造文明”。按照这种思路，史学家的任务，就是要从当前的立场出发。对史料进行新的组织和诠释，批判地吸取精华，从而引发合乎现实需要的历史结论。在这里，历史已不再是史料的简单堆砌，而是现实人们有思想、有目的的“重构”。胡适的史学研究完全秉承了这样的宗旨：为了证明中国无为政治和自由主义的传统，他刻意强调了老子、孔子学说的相关命题：为了推广实证主义的理论，他重新诠释了清儒考据的治学精义。这样的史学理论一改中国历来“代圣人立言”的传统观念，着力强调现实的目的和实用的态度。把阐释学意义上的历史研究变成了干预现实的工具，在当时的学术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而且开启了一代“疑古”的学风。当然，这套理论所带有的强烈主观特色和实用倾向也招致了许多批评。“把历史当做一个随意打扮的婢女”，就是对胡适史学观点众多质疑中最为人熟悉，也是最形象的恶谥。
胡适的佛教研究，实际上是他史学理论的延伸，而他的禅宗史研究又是其中最主要的部分。胡适的禅宗史研究主要是围绕神会和尚的生平，整理历史上从唐朝开始到北宋时期中国禅宗发展的情况，考察中国禅的建立过程。胡适通过对敦煌材料和日本发现的材料的考证和辨析。指出正是神会和尚的努力，南宗顿悟之说才成为中国禅宗的“真宗”。胡适把神会和尚的努力视为“佛教内部的一种革新或革命”，从神会开始，中国禅宗进入了历史上的革命时期，是把印度禅转化为中国禅的时期。仔细研读胡适关于神会的一系列论述，不难发现：胡适之所以对神会在中国禅宗史上的作用极力推崇，甚至到了夸张的地步，是因为他坚决地认为，神会给禅宗带来的改变是根本性的、革命性的，是带有转折意味和里程碑意义的。这种价值和作用，和胡适自许对于中国现代思想的改变有着异曲同工之妙。胡适是中国近代史上最早用思想史的眼光、历史学的态度和方法研究禅宗史的学者。他的佛学研究不仅在国内是开创性的，而且在国际上也很有影响。他在禅宗史研究中的研究成果在日本学术界曾引起强烈的反响，而且直至今日也还受到相当的重视。
从上面的简单梳理中不难发现。五四运动以来，在新文化的思潮中，胡适的确有其不同凡响的地方：从文学革命到整理国故，从哲学研究到中西文化的讨论，在传统文化面向现代变革的很多方面，他都表现出独特的眼光和卓越的创造力；他学贯中西又不拘一隅，俨然成为整个人文科学领域引领风气的通才。更为难得的是，在变革传统的过程中，胡适并不满足于简单的批判和否定，而是在激浊扬清的同时，努力寻找一条基于传统而又变革传统的可行之道。他的立场可以有人反对，结论或许受到质疑，但他所提出的问题、解决问题所使用的方法，却把中国文化从原有的封闭传统带入了现代世界，把中国传统的古典学术转变成现代学术。从这个意义上说，胡适带给现代中国的不是几部经典的理论著作，也不是若干精辟的学术观点，更不是几句振聋发聩的口号。而是一种立场、一种方法、一种面向现代的态度。李泽厚曾经做过这样的比较：“中国现代曾出现王国维、陈寅恪等史学巨匠以及顾颉刚、汤用彤、钱穆、金岳霖等，在学术上，都非胡适所能比拟。但他们在思想史上的地位却远不能与胡适相比。这就是思想史与学术史的区别。”宋代禅师法演法师云：“鸳鸯绣出从君看，莫把金针度与人。”说的是不要把治学的门径轻易示人。胡适恰恰反其道而行之，他所希望且努力的，恰恰是将一种新的治学方法和态度推己及人，“普度众生”。如果“鸳鸯”算是成果、“金针”算是修成正果的方法和门径的话，胡适自己绣的“鸳鸯”或许并不那么精美，但是他大力度人的“金针”不仅极大地影响了当时的中国学术，而且在整个现代中国的思想史上留下了难以抹去的烙印。
这，或许就是胡适虽然学术未为醇厚，但在许多领域依旧备受推崇的原因，或许就是胡适一生毁誉猬集，但历时百年无法被人忘却的理由。
随着中国现代化进程的逐步深入，关于胡适的思考还将持续下去。并会成为中华文化复兴的一个重要命题。在这样的背景下，重新认识胡适和他的思想自然成为一件十分有益的事情。
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我们选编了这套“新编胡适国学文丛”。内容包括“胡适谈文学”、“胡适谈哲学”、“胡适谈史学”、“胡适谈佛学”，基本涵盖了胡适学术研究的重点领域，很好地体现了胡适学术思想的基本面貌。“文丛”在内容的选择上首先注重反映胡适学术思想的精华所在，同时也力求表现其学术观点的完整面貌。因此，本丛书的编排在以下几个方面做了精心的考量：
首先是要选取最能反映胡适相关理论的代表作，如最早提出“文学革命”理论的《文学改良刍议》，最先阐述“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这一著名论断的《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
其次，除了不得已的减省之外，编者尽量全文选录，不对原文做割裂和删改，从而最大限度地保留了文章的原貌，有助于读者做出客观的评价。
最后，在文章类型的选择上，编者也尽可能兼顾文体、论题、文笔各方面。力求全面反映胡适学术研究的多样性和丰富性。以“史学卷”为例，书中既选录了胡适的中国史通论《中国历史的一个看法》，也选入了有关治史理论《研究国故的方法》。在具体的史学问题上，则选录了《两汉人临文不讳考》等一组文章，可以让人清晰地看到胡适在史学实践中的方法运用，加上那些短小精悍的读史随笔以及胡适晚年最为倾心的《水经注》考证的文章，胡适的整个史学风貌就显得丰富而生动许多。
这样的选文安排不仅有助于读者对胡适的研究成果有一个相对完整的印象，而且也是对他学术思想的尊重和致敬。
当年陈寅恪在纪念王国维的碑铭中写道：“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万千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有人认为，这段议论借用到胡适身上也有一定的道理。相信每一个认真读过胡适作品的读者，都会有自己的评价。
(作者系人文学者，现供职于中国艺术研究院)
《胡适谈哲学》由胡适所著，胡适在中国现代思想史上，一直是一个标志性的人物，他的名字在整个二十世纪都是中国现代思想学术领域最具争议的焦点，赞者捧入云霓，批者贬若草芥。从胡适在新文化运动中名声鹊起之后，一个世纪以来，在每次学术界的风云变幻之中，他都成为中国现代思想史上绕不开的话题。在20世纪中国的政治、思想、学术、文化等诸方面，胡适都曾发挥巨大作用。但尤为难得的是，其始终保持“建设者”的姿态。这里，我们通过对胡适主要学术思想的梳理，试着为准确解读胡适提供一些思路或启发，也为今天的读者认识胡适。《胡适谈哲学》通过对胡适主要学术思想的梳理，试着为准确解读胡适提供一些思路或启发，也为今天的读者认识胡适。
《胡适谈哲学》由胡适所著，胡适自己曾说：哲学是他的“职业”，历史是他的“训练”，而文学是他的“娱乐”。他在美国的早年读书计划便是“以哲学为中坚”，而以政治、宗教、文学、科学为辅的。转入哥伦比亚大学后，他师从实验主义哲学家杜威。1917年回国后在国内最早开设“西洋哲学史”课程，1919年出版了著名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可见，胡适把哲学作为自己职业的说法是有道理的。如果说胡适在白话文运动中是先锋，那么，在哲学研究的方面，胡适所发挥的作用则无疑是开创性的，而且这种开创性不仅贯穿着他的哲学研究，也在实际指导着他的历史、文学、宗教等各个领域的理论实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