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社会的进步程度和她容纳社会思想的包容度成正比。思想文化者需要一个生态环境，不能一家独放，要百家争鸣。

“历史的误读”，是对历史的一些问题提出新看法。过去对“秦家店”和“孔家店”存在着的误读。

本书从体例上说大致是一些思想随笔，个别的篇章类似学院派的标准论文，文笔隽永，思想深刻，值得一读。

本书是内蒙古民族大学教授刘济生先生的思想随笔集，文笔隽永，思想深刻，对许多历史问题提出了新的看法。全书分为五辑，第一辑：秦家店的黑幕，对中国历史上的“孔家店”和“秦家店”进行了质疑，并提出了“打倒秦家店”的命题；第二辑：伦理政治的终结，对儒家文化和孔孟思想进行了认真的分析；第三辑：现代中的传统，对中国国民性以及人格尊严、奴性、主子性等问题做出深入思考；第四辑：皇帝建造的庄园，通过泰山祭孔，失掉原样的名人故居，现代的广场等问题，发出了人文的忧思；第五辑：走出“血酬定律”，通过对一些好书的书评，阐述自己的看法。

“大学生读本”主编赛妮亚认为：本书是近年来一部不可多得的好书。

第一辑 秦家店的黑幕

“打倒孔家店”还是打倒秦家店

——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重新解读／3

秦家店的黑幕

——中国历史野蛮暴君制的一面镜子／16

秦朝迅速灭亡之谜／31

皇帝老儿真的独尊儒术吗／37

离我族类其心必异

——汉武帝政治心理分析／41

李白肯定了秦始皇吗／46

反“封建”不反专制

——说柳宗元的《封建论》兼说“郭老从柳退”／50

三大传统文化，还是四大传统文化／59

英雄的挽歌／70

第二辑 伦理政治的终结

孔子与孔家店／77

孟子：民本主义的圣哲／84

孔孟思想为什么没人实行／93

伦理政治的献身者／98

儒家的革命精神／103

伦理政治的辉煌与末路／108

“刑不上大夫”新解／113

民本主义及其缺陷／117

第三辑 现代中的传统

国民性格五题／123

关于尊严的记录／130

反“奴性”，更要反“主子性”／141

“万岁”新考／145

生活中的防腐／151

为了你的子孙／155

现代中的传统／158

民主也是生产力／163

延安谈话的革命性和局限性／166

人权斗士遇罗克／171

我观格瓦拉现象／183

中国文人怎样走出卑鄙／187

第四辑 皇帝建造的庄园

泰山，帝王山／191

皇帝建造的庄园／195

失掉原样的故居／201

硬化的水泥与僵化的体制／204

从苏堤到大广场／206

民众遗忘的地方／208

第五辑 走出“血酬定律”

天公无语担罪名

——读金辉《风调雨顺的三年》／213

暗藏的经济规则

——读吴思《血酬定律——中国历史中的生存游戏》／216

不爱黄袍爱布衣

——读几本《华盛顿传》／221

息影林泉十六年

——读刘祚昌的《杰斐逊》／227

后记／233

    反“封建”不反专制

     ——说柳宗元的《封建论》兼说“郭老从柳退”

在“文化大革命”的期间，曾经有过一个与历史有关系的运动，那就是批儒评法，这个运动涉及到历史上好多人物，包括柳宗元。当时把柳宗元捧得比郭沫若还高，有“郭老从柳退”的说法。事情虽然过去30多年了，还是值得人们回味的。

  柳宗元没有触及到国家的政治体制

柳宗元的《封建论》肯定秦始皇实行郡县制，这是从国家行政管理这个角度来肯定的。柳宗元虽然触及到了国家的行政管理体制，但没有触及到政治体制。柳宗元在《封建论》中使用的“封建”是指分封制的意思。他使用的“制”这个词，是来概括郡县制这一行政体制的。柳宗元否定分封制，认为在春秋时期周政权“之丧久矣，徒建空名于诸侯之上耳”！徒有天子的空名，没有统治天下之实。柳宗元认为秦朝之所以迅速灭亡，不在于郡县之制，而在于暴政，“失在于政，不在于制”。是秦王朝“酷刑苦役，而万人侧目”这种残暴的统治造成的。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柳宗元认为，就是在秦朝众叛亲离的时候，也是“有叛人而无叛吏，人怨于下而吏畏于上……咎在人怨，非郡邑之制失”。

柳宗元在分析汉朝国家行政管理体制时也为郡县制大唱赞歌。汉朝开始之时，分封制和郡县制各居其半，所以，在吴楚七国之乱后，他认为是“时则有叛国而无叛郡”。唐朝出现了藩镇割据，柳宗元认为不是州邑之制的毛病，而是“失不在于州而在于兵，时则有叛将而无叛州”。在柳宗元看来，汉朝在实行郡县制的地方没有反叛，而在实行分封制的地方却出现了反叛，再一次证明了分封制的反动性。实际上秦王朝的反叛、唐王朝的反叛和藩镇割据恰恰就是柳宗元说的郡县制下的“叛吏”、“叛将”、“叛人”。秦朝出现的是“叛人”，唐朝出现的是“叛将”，郡县制一样出现分裂和背叛。柳宗元不断转换概念，来自圆其说。郡县制环境下的背叛有官吏、将领、百姓，本来什么都有了，柳宗元却说有其中一种，没有另一种，所以，维护了郡县制的名声。

柳宗元说中央集权的郡县制的好处，除了上面所举的没有叛乱之外，还认为有好的吏治。“及夫郡邑可为理且安矣，何以言之？”他举了历史上各个朝代任用好官吏治理地方，如果官吏不好，可以换掉，有功的可以得到奖赏。国家掌控得了。因而，“有罪得以黜，有能得以赏。朝拜而不道，夕斥之矣；夕受而不法，朝斥之矣。”他认为分封的王侯们则不然，你一动他，他就反叛。

柳宗元无条件地反对分封制，主张郡县制，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有其目的的。藩镇割据已经造成了分裂和政局动荡，以致引起社会矛盾的加剧和生灵涂炭。《封建论》的意义正在于此。不管怎么说，柳宗元还没有触及到政治体制问题，这也是他所无法完成的。他在国家行政管理体制上已经做足了文章，但让他再进一步去提出限制皇帝的权力，国家最高权力实现分权制衡，再来一个选举制，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岂不难为了柳宗元。即使在柳宗元分析郡县制的好处的时候，也是难以自圆其说的。如同样是郡县制，在秦朝就是“无叛吏”，在唐朝就是“有叛将”了。历史证明，郡县制无法保证将领和地方官的忠诚，他们在一定条件下一样可以背叛朝廷。专制政治体制不可能一劳永逸地解决地方的背叛问题。只有人类社会走向民主政治的体制的时候，才有可能解决社会的长远的稳定的问题。而这个问题的解决必须是现代工业社会的出现，资产阶级的出现。在欧洲，三百多年前就把这个问题提出来了：用民主政治解决社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郡县制既然不会出现分裂，秦王朝为什么会十几年就灭亡了？分封制既然就是分裂，西周早期为什么延续了300多年的稳定？柳宗元是无法自圆其说的。其实柳宗元不是真正在进行历史研究，而是“借古喻今”尔。

  郭沫若是专门就政治体制进行研究的

抗日战争后期，郭沫若对秦王朝的历史进行过研究。郭沫若比柳宗元站得更高了，他是在一个新的历史视野上，对秦王朝的政治体制进行了批判。郭沫若也是有感而发的，也是“借古喻今”，针对的不是国家分裂的问题，而是针对蒋介石的专制的问题。郭老不是研究国家行政管理体制的问题，而是政治体制问题。这个问题对于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社会发展来说，更是根本的和至关重要的。所以说，不是郭沫若从柳宗元那里倒退了，而是前进了。如果20世纪的人，去欣赏8世纪的人，可能真是一种倒退了。柳宗元那个时候还没有民主宪政理论，更不知道什么是政治体制，而郭沫若运用了民主宪政和马克思主义，有些观点却说他比柳宗元倒退了，真有点天方夜谭了。

         P50-P52

    愧对刘济生

       (代序)

两年前的某一天，著名历史学家、《炎黄春秋》杂志主编吴思先生给我打电话，他说内蒙古民族大学的一位刘济生教授到北京了，很想结识我，并有一部书稿希望交给我。见面自然很开心，在《炎黄春秋》杂志社的楼下餐厅吃了一餐饭，刘教授对我的过去很熟悉。收到书稿后，我们单位的一位教授审阅了全稿，并提出了修改意见，认为刘教授的文章有许多观点不敢苟同，并建议作退稿处理。

刘教授第二次来北京的时候，专门到我单位拜访我。我单位的玻璃门是透明的，刘教授一进门就看到了我，老远就和我打招呼，并伸出手和我握手，结果由于过于激动地缘故，没有看到前面透明的玻璃，手也碰到了玻璃门，嘴也碰到了玻璃门，额头上起了一个大疱，两颗非常洁白的门牙也松动了。我的心里咯噔一下，果真碰掉了门牙可怎么办？尤其是我后来看到刘教授满嘴整齐的白牙，简直可以给牙膏厂做广告。这难道就是我们合作的开端吗？但我的内心却对刘教授产生了深深地愧疚。

退稿是开不了口了，但书稿进展却不顺利，几次遭到搁浅。等我后来和刘教授熟悉后，我就打定主意要把这部名为《历史的误读》的思想随笔集推向社会。尤其是我认真地拜读完刘教授的大作后，我庆幸自己没有退缩和轻信我单位的那位编辑的话，否则我就会犯了一个大错，或者说犯了一宗罪，一辈子也会对不起刘教授。《历史的误读》写得太好了，尤其是“秦家店的黑幕”和“伦理政治的终结”两辑，思想深刻，逻辑缜密，是我近几年见到的文章中罕见的好文章。正如吴思先生所言：“‘秦家店’这个概念是刘济生教授创造的，它揭示了两千多年中国社会的真相。”除此而外，刘教授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洞见，用严谨的学术思维完成了对儒、释、道文化的批判性分析。他剥开了传统文化的壳，用一把解剖刀，把一般意义上的中国“三大文化传统”切为四块，并对这四块作了剖析和甄别。中国的“秦家店”和“孔家店”是如何互相合谋的？伦理政治为什么结不出民主的果实？民本主义的缺限是什么？孔孟思想为什么没人实行？中国文人怎样走出卑鄙？这一系列问题困扰了中国文人几千年，而他却作出了自己的回答，并发人深省。

刘教授说：“专制体制下文人是很难变成知识分子的。一个好体制比100个好皇帝还重要；一个坏体制比100个坏皇帝还关键。”他传播的思想虽然是常识，但却是很多人遗忘的常识。因此，透过这部《历史的误读》，可以引发我们对许多历史问题的重新审视，具有不可忽视的启蒙作用。尤其是在这个余秋雨、易中天和于丹流行的时代，恢复对常识的言说更显得弥足珍贵。

《圣经》上说：“下流人在世人中升高，就有恶人到处游行。”(《诗篇》12:8)这正是这个时代的巨大弊端，更需要所有有良知的人站出来发出自己的声音。伴随着“草原情歌王子”莫日根苍凉而温柔的《乌兰巴托之夜》，我仿佛看到了一群中国知识分子痛苦的脸，自由啊，思想的自由，学术的自由……这是一句多么艰难的字眼，寒风中只有刘教授笑了，因为他是来自草原的儿子。

是为序，与刘大哥共勉。

              赛妮亚

           2006年岁束于北京

“历史的误读”，是对历史的一些问题提出新看法。过去对“秦家店”和“孔家店”存在着的误读。我在2004年第1期《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提出了“秦家店”的命题。后来在这一年第4期的《炎黃春秋》发表了《打倒秦家店与打倒孔家店孰轻孰重》一文，提出了我的观点：打倒秦家店，胜过打倒孔家店。

中国历史走到现代化的关键时刻，人们反孔非儒，“打孔家店”，当然具有很大的启蒙意义，这也是历史的选择。但是，这一提法却具有两面性：其正面作用是揭示了孔家店在意识形态上为皇权主义服务的一面；其反面恰恰把秦始皇和专制体制给忽视了，这对中国的进步无疑是一种负面的影响。我提出“打倒秦家店”的命题，既是研究历史的结果，也是近现代历史的教训。孔子社会政治思想存在革命和保守两个方面，其革命精神是对于王权的限制，尽管这种限制是道德舆论和政治理论层面而不是体制层面。孔子的保守是他的人治思想，他的伦理政治，他对君主制的认可。后来所有的封建帝王之所以接受了孔子，原因都出在这里。秦家店是地地道道的专制政治，对于中国历史的进步，对于昨天和今天的发展都是有害的文化传统。从体制上和制度上否定这个体制是昨天中国和今天中国思想界的主要任务，因而“打到秦家店”是理所当然的。不过，反对专制体制的工作在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时就做了，但没有提炼出一个响亮的口号：打倒秦家店。这个口号应该在新文化运动中喊出来。所以我觉得，我们对历史“误读”了。前贤们很天真，以为批臭了孔子和儒家，专制就解构了，其实没那么简单。后来的“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两个凡是”，比起儒家的服从有过之而无不及。看一看“文化大革命”的造神运动，我们真难以想象历史还有过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启蒙！真的难以想象历史上还有过陈独秀、胡适、蔡元培、鲁迅！甚至难以想象孟子有过“君为轻”，“诛一纣”的提法。所以，中国从体制上解决不了民主、自由、人权，消解不了专制的体制，只提批判儒家，仅仅在意识形态层面上启蒙，是不能推动历史的进步的。

我们对于历史、文化、政治的误读还有：对于奴性的误读，对于三大传统文化的误读，对于郡县制的误读，对于毛泽东延安谈话等问题的误读。我们反对奴性是对的，我们更应该反对产生奴性的主子性，否则，奴性还会一而再再而三地产生出来。中国历史上存在儒、释、道三大传统文化，但是更厉害的传统文化是帝王文化，也叫做皇权文化，它比儒、释、道文化影响更大。帝王将相和普通老百姓身上都存在帝王文化，怎么说是三大文化呢？郡县制在中国的历史作用积极面小，消极面大。看到一点点积极的一面，不看到巨大的消极一面，我们连古人都不如。延安谈话有发扬人民民主的一面，也有缺乏程序、缺乏制衡的一面。

我们甚至对于李白的诗，泰山的文化意向，我们都有一定程度的误读。

中国在最近二十多年社会各个方面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和进步，人们的精神面貌也大不同于以前。在社会进步过程中，具有落后的文化传统还深深地影响着人们。旧传统的一些东西，人们往往看不清它的庐山真面目，有时候我们反而把旧的落后和腐朽的东西拿出来大肆宣传，这是非常有害的。当我们看清楚以后才能把旧东西抛弃掉。

改革开放以来，好书出了好多，真有些目不暇接，阅读好书的时候，往往使人激动不已，有时不能自制，提笔写了点笔记，发表点感想。这里挑选的几篇都是感我至深的，愿与大家共同欣赏。

此书从体例上说大致都是一些思想随笔。个别的篇章类似学院派的标准论文，当然论文和随笔也没有什么鸿沟。

打开国门之后，各种思潮都在向世人涌来。这是社会进步的巨大镜像。一个社会的进步程度和她容纳社会思想的包容度成正比。思想文化都需要一个生态环境，不能一家独放，要百家争鸣。一个政府的自信度和她容纳思想的宽泛度也是成正比。美国在建国的时候那些令人心仪的伟大政治家经常引用伏尔泰批评英国宗教的言论：“一种宗教会产生压迫，两种宗教会使得英国人互相割断对方的喉咙，但是因为有多种宗教，他们反而和平地、和睦地共同生活。”换一句话说，只有学术自由才能带来社会的和谐。杰斐逊在“宗教自由法案”中说：“在允许自由地反对谬误的地方，谬误就不再是危险的了。”我们如果想要学术文化的空前繁荣，就要容许自由的辩论。

本书的书名是赛妮亚先生起的。我本来打算叫《现代中的传统》，好友吴思先生建议把“秦家店”这个原创性的术语放到书名里面。我深以为然。2004年9月，赛妮亚先生看了我的文稿，认为我对一些历史问题提出了新的看法，叫做《历史的误读》好。我听后欣然同意了。在这里，我真挚地对吴思先生和赛妮亚先生表示谢忱。

本书在基本完成之际，我单位的同事徐文卓同志、我的硕士生朱立华、李晓华对部分内容进行了文字和语句的处理，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刘济生

               2007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