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由沈醉口述、其女沈美娟整理的往事回忆录，描述了沈醉从1949年在云南起义到1980年30年间的曲折境遇。他的身份由军统少将、保密局云南站站长到战犯，再到起义将领、文史专员、全国政协委员，多少惊涛骇浪、命运沉浮都在他诙谐幽默的谈笑间淡作一缕尘烟。

身陷囹圄，反感抵触
押迁重庆，一波三折
春风化雨，开始认罪
真诚相待，接受改造
战犯所内，趣事连篇
劳动改造，净化心灵
首批特赦，榜上无名
改恶从善，终获新生
总理教诲，没齿难忘
爱妻别抱，五内俱焚
政府关照，温暖如春
自由天地，冤家路宽
化敌为友，握手言欢
旧地重游，感愧万千
西北参观，心悦诚服
风云突变，不祥之兆
“文革”初期，溥仪病故
“宾客”盈门，要写材料
二度入狱，重返秦城
无中生有，疲劳轰炸
旧敌新友，情同手足
单身牢房，度日如年
总理逝世，山河同悲
揪出罪魁，中国得救
香港探亲，共叙天伦
“苦海无边”，岸在北京
尾声

1980年12月18日傍晚，我女儿兴冲冲地跑回家。一进
门就喊：“爸爸，告诉您一个好消息。不过，您不许激动
。”孩子知道我患有心脏病，不能生气，也不能太兴奋：
“什么事？你说吧，我不激动。”只见她背在后面的手里
拿出两张灰蓝色的卡片说：“您看！这是什么？”“哦！
港澳通行证。”卡片上清清楚楚地印着“港澳通行证”五
个字。这么说，我和女儿申请去香港探亲的事，政府已经
批准了。我不由得心头一热，情不自禁地流出了眼泪。
这不是做梦吧？30多年了，江流日日，梦魂夜夜，我
无时无刻不在思念着海外的亲人，常常在睡梦中梦见她们
。此刻，往日的情景立即涌上了我的心头。
记得那是1949年10月间，蒋介石逃台之前，特意下命
令给我，要我“站住脚跟，守住云南”。为了让我表示“
不成功，则成仁”的决心，他还要我将一家老少一个不剩
地都用飞机送往香港。
临送走她们之前，白发苍苍的老母哭着不肯上飞机，
要和我一起留下，我只好把她老人家抱上飞机；年轻温柔
的妻子扑在我怀里，泣不成声，依依不舍；天真可爱的孩
子们听说坐飞机走，高兴得拍手直跳，但在我把他们一个
个抱上飞机时，他们见我不和他们一起走，就搂着我的脖
子娇声娇气地说：“爸爸，你可快来啊！……”
事隔30多年了！老母已经过世。儿女均长大成人，成
家立业了。妻子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也已改嫁他人。但往
日的恩爱之情、骨肉之亲却是终生难忘的啊！我总希望有
一天能见到他们，当面向他们道歉，求得亲人的原谅，因
为我没有尽到做丈夫和父亲的责任。不过，话又说回来，
我毕竟是曾经在历史上有罪于共产党、有罪于人民的人。
老实说，我自己也不敢相信，像我这样的人，居然能够得
到批准去香港，并且准许我在大陆唯一的女儿一道同去。
我真有点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了。
然而，两张“港澳通行证”清清楚楚地告诉我，这一
切都是真的。我很快就要和海外的亲人团聚了，这不正说
明了共产党和人民对我的谅解和信任吗？面对这突然降临
的喜讯，我怎能不老泪纵横呢？
12月23日，我偕女儿终于来到了香港，见到了许多亲
朋好友。旅居美国的女儿和远在加拿大的侄儿均来港团聚
。只有居住台湾的儿女不能来港相见，这是我此行最遗憾
的事。
我多么想见到他们，多么想和亲人们在一起多待些日
子啊！有些亲友劝我留在香港，并愿对我赠送巨款；或者
劝我去台湾，并愿负责帮我办理去台湾的手续。他们说：
“‘苦海无边，回头是岸’，你何不乘机远走高飞呢？”
对亲朋好友的善意，我不能领受，婉言谢绝了。
我执意要回北京，正如香港《新晚报》1981年1月29
日报道的那样：“……尽管来到了这个东西方的十字路口
上，他并不彷徨。说要回去，就回去了，说要在春节前回
去，果然在春节前回去了。”许多亲友不解地说：“你过
去那么精明能干，现在怕是老糊涂了吧？你能活着出来多
么不容易啊！你也不想想，这30多年你是怎么过来的，难
道你对大陆还有什么可留恋的吗？”
是啊！这30多年，我是经过了一个艰难曲折的过程的
。我是怎样走过来的呢？这个问题确实值得我很好地回顾
一下。这不仅是对我自己的回答，也是对我在海外的亲朋
好友的回答，对读者的回答，对整个社会的回答。

一个忏悔灵魂，血淋淋的自白。150万的畅销记录等待刷新。本书为沈醉的往事回忆录，描写了作者从1949年10月在云南起义到1980年三十年间的境遇和经历。全书收录了身陷囹圄，反感抵触；押迁重庆，一波三折；春风化雨，开始认罪；真诚相待，接受改造；战犯所内，趣事连篇；劳动改造，净化心灵；首批特赦，榜上无名等。

此书让我很受感动，看后我一夜没有睡好，像沈
醉这样的人在思想上能有这么大的变化，真不容易。
——丁玲
检点生平痛不禁，情真意切撼人深，是今非昨肝
肠见，折铁男儿自有心。
——臧克家

身陷囹圄，反感抵触
1949年12月10日，我签字起义后，以为很快将获得自由，与家人团聚。然而事态的发展，却完全出人意料。起义通电发出的第三天，第二十六军和第八军不但没有按起义通电的要求服从卢汉指挥，反而开始了对卢汉的进攻。第二十六军从东南角开始向昆明进攻；第八军驻在大板桥的一个补充团，也与卢汉的保安团打了起来，形势越来越紧张。这时，卢汉发表了李弥和余程万为云南临时军政委员会委员的通电，但是局势并没由此缓和下来。
一天上午，云南保安旅旅长龙泽汇陪李弥的妻子来见李弥，并传达了卢汉希望李弥通知部下不要攻打、听候改编的意见。李弥按卢汉的意见写了一封信，交给他的妻子，送到大板桥去。当天下午，李弥的妻子就回来了，并带来了一封复信，信中表示愿意接受李弥的命令，并提出让李弥本人早日返回部队的要求。李弥把信交给了杨文清，杨文清便拿走这封信送给卢汉去了。等杨文清他们一走，李弥的妻子见室内没有旁人，便把自己的旗袍掀起向着李弥。李弥伏身一看，原来在他妻子的旗袍里子上，用毛笔写了几行小字。这也是他部下给李弥的一封信，内容却与刚才那封完全相反，说全军的官兵表示：不但不准备停止进攻，而且要竭尽全力攻打昆明，救出李弥。
第二天，第二十六军和第八军果然集结了所有的部队向昆明进行猛烈的袭击。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卢汉便将李弥和余程万放了出来。第二十六军还是不同意，一定要师长石补天返回部队，卢汉只好又把石补天也放了出去。他们出去之前都满口答应，归队后，一定制止部队攻打昆明。结果，李弥等人出去后，不但没有停止对昆明的进攻，反而打得更加激烈了。这两个军的装备和人数都远远超过卢汉的几个保安团，形势越来越紧迫，昆明眼看就要被攻下了。卢汉怕我们出去后会与李弥一起攻打昆明，就继续把我们软禁在五华山省政府办公大楼里。
12月19日上午，台湾派来的飞机开始轰炸五华山，卢汉已做好了随时突围的准备。因为怕昆明被攻破时，带着我们突围会增加麻烦，他便将我和李楚藩、沈延世（国民党空军五军区副司令）、童鹤莲（宪兵西南区司令部副司令兼参谋长）四人移送到了钱局街陆军模范监狱。由于飞机不断地轰炸五华山，我们也乐意离开那里，免遭不测。
尽管李弥等实力雄厚，但卢汉在云南人民的全力支持下，终于击溃了他们的进攻。加上人民解放军已经向云南挺进，李弥只好率部仓皇逃往滇缅边境，最后还在边境骚扰了多年。
1950年3月，人民解放军进驻昆明后，实行了军管。卢汉在办理移交时，把我们在陆军监狱的人都当成要犯交给了昆明军管会。当时，我对这种情况一点也不知道，还满以为：我的绝大部分部下，已按我的手令，将电台、武器都交了出来，并没有参加李弥的反攻战斗。现在战局平定了，我的问题总该得到处理了吧。可是，事与愿违，解放军接管陆军监狱之后，这里的情况完全变了。原有看守和负责人都已大部撤换，制度比过去严格得多，我的行动受到了限制，关押的性质也变了，因此，思想越来越抵触。 在这之前，卢汉将我转移到陆军监狱关押时，我的思想还很乐观，认为自己在监狱不过是暂避一时而已，只要战事平定下来，无论谁胜谁负，我都是可以出去工作的。若中央军取胜，自然会救我出狱，官复原职；若卢汉的保安团取胜，同样会因参加起义之故而释放我。心想在这战火纷飞、硝烟弥漫的时刻，自己能在这个“保险箱”里坐观龙虎斗，倒也是不幸中之万幸。
陆军监狱是我过去与之常打交道的地方，这里从上到下的工作人员几乎都认识我。我曾到此陪审过案件，典狱长和总务主任等人都待我为上宾。此刻我被关到这里，看守们出于职责而不敢放我出狱，但给予我最大限度的自由。在这些人的心目中，我还是过去那个可畏可敬的“云南区专员兼军统局云南省站站长”。《云南日报》上发表的起义通电和我的亲笔手令，他们都早已看到，也都认为我在此关押只是暂时的，将来出去以后，还会像过去那样威风的；在我关押之时，给我一些关照，日后若有求助于我的地方，我也自然会给予方便。所以，无论是监狱长官还是看守，替我办事都很殷勤，多方对我给予便利。
我在狱中，不仅可以四处走动，任意吩咐看守买东西、送信、打听情况，而且当我母亲和妻子生日时，我说一声“给我往香港发个电报”，总务科长就立即帮我发出去，我就在电报里向母亲、妻子祝寿和问候。生活无拘束，倒也蛮舒适。
还有是同狱的许多旧部下和国民党军政界的一些犯人，并不因为我被关押，而一反过去对我的态度。他们仍像以前一样尊敬我、体贴我。吃饭时，我常常在馒头里发现他们对我进行安慰、让我保重身体的纸条。我过去从来不打牌，更不会打牌，他们为了让我开心，每当白天没事干的时候，就来拉我去打牌，而且每次都让我赢。我常开玩笑地说：“这可真是在鸡脚杆上刮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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