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发生在上个世纪的巴黎。
吉尔·赫克特打生下来就没见过自己的母亲，他的父亲是有名的剧照摄影师，与侯麦、特吕弗、夏布洛尔等众多新浪潮导演合作过，但吉尔和父亲的关系始终冷淡而疏离。父亲猝不及防的过世也带走了母亲的秘密，吉尔对自己的身世越发好奇。出于虚荣心，也出于父亲的职业，他始终相信自己的母亲必然是某位电影明星。
随后，他开始在幽暗的电影院一部部回顾当年新浪潮的佳作，试图找出他的母亲。一场电影院的邂逅让他陷入一段热恋，麦莉丝是联合国的翻译，同时也是一名妻子和母亲。在欲望与挣扎之中，母亲的身世也逐渐明朗：火红色的头发，精神病患者，纵火案的逃逸凶手。这一切特征都使他想到自己的情人，他惊恐地发现麦莉丝竟与自己的母亲如此相似……
赫克特父子的故事将带我们重新审视现代人亲密关系中的种种精神困境，这困境中有混沌与痛苦，也有甜蜜与慰藉。此外，它暗示了一种新的可能性：亲情之痛与爱情之痛也许始于同一种痛，是同一个问题的两种结果。于是我们终会发现，理解爱情，就是理解亲情；理解他们，也是理解我们自己。

[法] 埃里克·福托里诺（éric Fottorino）
1960年8月26日生于法国尼斯，记者、作家。2007年至2011年间任《世界报》主编。法国新闻周刊Le 1与季刊杂志Zadig的创刊人。1991年，他的第一部小说《罗谢尔》（Rochelle）出版。目前，他已有各种体裁的三十余部作品得以出版，并获得多个欧洲文艺界奖项。
福托里诺的父亲是摩洛哥犹太人，母亲生于一个极端的天主教家庭，他自幼由母亲抚养，九岁时有了继父。童年经历始终影响着他，对爱的渴望、对现代人疏离姿态的反思给予他源源不断的创作灵感。他的笔触温柔细腻，优雅与诗意并存，是法国文学的典型代表；小说语言的镜头感极强，呈现的不仅是故事，更是一种情绪，堪比侯麦的《六个道德故事》。
本书是作者首部引进中国的作品，该书于2007 年荣获法国费米娜文学奖（Prix Fem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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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索引

曾获法国费米娜文学奖，该文学奖是跟龚古尔文学奖相对的女性年度文学奖，其评审委员会全部由女性组成。1905年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也曾荣获此奖。
作者善于描写饱受谎言与欲望折磨的成年人，他们的脆弱与痛苦，对自身存在的追问，对命运的建构。
法式散文和电影般不疾不徐，不温不火的叙事，一种侯麦式的文艺，琐碎而微妙，细腻而深情。读到的不仅是故事，更是一种情绪。
法式中产生活的真实写照，不该有的爱情空虚里生出的爱情，也依然打动人心。
埃里克·侯麦（éric Rohmer）、雅克·塔蒂（Jacques Tati）、让娜·莫罗（Jeanne Moreau）、弗朗索瓦·特吕弗（Franois Truffaut）等等，一本向新浪潮电影致敬的小说，二十世纪法国电影做帷幕的爱与追寻的故事。
拉丁区的独立影院，塞纳河的石桥与堤岸，花居屿咖啡馆与红长椅餐厅，各类小众而文艺的巴黎地标，一场穿梭于巴黎地图中的爱情故事。

01
我的父亲曾经是剧照摄影师。六十年代，人们可以在布洛涅的一些工作室里遇见他，他和一群年轻人合作，而这些年轻人以追求梦想为生。他们之中有内斯特·卡普洛斯、让-路易·于歇、埃里克·德·马克斯、米西尔，当然还有加比·诺埃尔，只有关注电影片头字幕的人才会知晓他们的名字。于是镜头成了知晓一切的主宰，它录入演员的一切行为，我父亲则悄悄按下快门，以便能够定格演员们最佳表现的瞬间。最佳镜头出现在《电影世界》周刊上，大部分照片之后会被贴在大雷克斯或阿特里姆影院的墙上，用玻璃罩着，以防偶尔会有在马路上东游西逛的人把照片偷走。我想我的父亲眼光独特，他能够捕捉到演员的虚弱，他们缄默的愤怒，以及拍摄插曲在一张完美无瑕的脸上引起的细微波澜。可以说他能够预感到女演员们松懈的时刻，感知到她们害怕自己达不到电影和导演的标准，或仅仅是担心无法满足自己对自身形象的要求。
我父亲的公寓在被烧掉之前曾装满了这些瞬时的魔力。玛蒂妮·卡洛的一个哈欠、弗朗索瓦·朵列忧郁的眼神、德菲因·塞里格在尖叫着喊出“主使者”前唇边的极度慌乱。据我所知，这些照片都没有被发表过，它们就像古代法老的装饰品或法衣圣器储藏室里的襟带一样神秘。我父亲自己留着这些照片，我曾很想相信他是为了我而留下这些照片的，特别是那些女演员的照片，为了让我有选择的余地。
我对自己的出身一无所知。我出生在巴黎，不知道母亲是谁，我父亲是给女明星拍照的摄影师。父亲临终前向我吐露了一个秘密，我的出生源于一个电影之吻。
关于父亲的职业，他并没有透露多少细节。他在薄薄的记事本中快速地涂涂写写，而不构成任何连贯的表达，还把一些拍摄时记过的笔记草率地丢掉。他的生活，就是光。他只想着光，在夜里梦见光。他会在早晨起床的时候开口便说：“我已经想象出一种天然的灰色，用它来表现海上的布景会很合适。”然后他一言不发地拥抱我，而我一整天都沉浸于他在梦中雕刻的灰色的秘密中。
02
父亲的栖身之所是一套面积较大的单间公寓，里面有翘角的木地板和裸露的白墙，一根中间有裂口的大梁直贯天花板。一扇门通往极其狭小的厨房，另一扇门通往盥洗室。透过窗户可以看到塞纳河和巴黎圣母院的拱架。沙发床上方挂着十字架，上面是悲伤的耶稣——父亲是这么称呼他的。在两次住院期间，父亲在那里度过了人生中最后的几个月。“我回到了自己的窝里。”他在电话中这样对我说。那会儿他什么都没和医生说就回到了圣路易岛的家。
父亲不让我去维勒瑞夫看望他。这或许是他故作姿态，我遵从了他的想法。为了拍摄这些女演员，让她们的形象绽放出光彩，把他口中的别扭的面孔处理得漂亮，他肯定认为要展现出自己的优势来。在开始接受放射治疗的前一天，他去了雅顾影楼，那里有很多他的朋友。他让别人为他拍了一张肖像，这是一张十分完美的黑白肖像，里面的他被笼罩在温柔的光线中。即便站在镜头后面的是他自己，也未必会拍得更好。有一天我在他的办公桌上看到了他的这张照片。“治疗会毁了我。这算是最后一次捕捉到毫发未损的野兽吧。”他对我说出这样的话，就好像是在道歉。我曾避免去触碰这张照片，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这张照片和女演员们的照片放在一起，似乎这些女演员是我父亲创造的。
他去世后不久的一天晚上，我去了他在比代路上的家里，而后我站在窗前，想看看当死神允许他离开的时候，他看到了什么。夜幕中的奥尔良河堤上挤满了日本人和微醺的美国人，还有一些金发的斯堪的纳维亚人，这几家人从北欧来到春日的巴黎。晚些时候又来了一些人，其中有些仿佛梅尔维尔电影里完美的剪影，还有一些形单影只的人，偶尔还能看见几个小宝宝。几只游船搅动起塞纳河里的水，船上的卤素灯强烈的辉光投射在两旁建筑物的外墙上。我听到讲解机中各国语言零星的只言片语，“您的左边是圣路易岛”，“在左边(a sinistra，意大利语)……”。P5-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