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叔被派住到朴姓的朝鲜族老乡家，两铺大炕，房子一分为二，中间有一道拉门，到了晚上睡觉才拉上，房子进屋脱鞋，炕面上铺着高梁杆编的炕席。晚上一家人热闹，只有二叔是个外人。微弱的光线下，老乡热情地招待，圆桌上摆得丰盛，海菜酱汤，煎豆腐干，用传统的打糕接待客人。在窗外鞭炮声中，二叔吃了一顿朝鲜族的年夜饭，穿上二大棉袄，在感谢声中走向了电影院。
电影院坐南朝北，门开在临街的北面，走不出多远就到了。电影院那时叫俱乐部，可容纳200人左右，座位是长条木椅子。一天到晚联场就放一部电影《英雄儿女》，开演前加演新闻片，每当银幕出现伟大领袖毛主席，现场就响起掌声。那个年代的娱乐活动很少，看电影不仅是为了消遣，同时还是社交活动。热恋中的情人，有了增进情感的机会，朋友请一场电影，多了一份情谊。电影院的门前，每天是人们聚会最多的地方。周晓枫在一文中回忆道：“在放映员灵巧手指的摆弄下，一道光柱诞生了，悬浮于我们的头颅上方。放映员调整镜头高低，对焦距，灰白银幕亮堂起来。这是小孩子最兴奋的时刻。我们争相做出各种手姿，狼，狗，鹅，蛇，鹿……动物剪影栩栩如生地呈现，如果没有光影的对比，我永远不会认识到我们的手有多么擅长比喻。直到片头出现闪耀金光的红五星或转动的工农兵塑像，人群才渐渐安静。”那个年代看一场电影是幸福的，一代代人，把它变作美好的回忆了。
红砖墙，铁瓦顶，铜佛寺电影院在镇上不仅是建筑的符号，还是一段珍贵的历史。电影院屋顶的铁瓦，当年就是“老三营”营房上的瓦。风雨淋去积落的灰尘，但历史是无法重现。
在铜佛寺的历史中“老三营”是重要的一笔，这是当地百姓对子弟兵的敬称。营长王德林随父母闯关东，来到东北当过佃农，后来又在中东铁路干活，亲眼目睹了劳工的悲惨命运，忍受不了如猪如狗的生活。1900年，沙俄出兵侵占东北，国破山河在，自幼练武的血性汉子王德林愤然带领工人组织起一支队伍，以山林为根据地，展开了抗击俄国入侵者的斗争。
1917年，王德林率领部下，走出了山林，投靠东北陆军被编为第一旅一团一营，他亲自任营长。部队被派到延边地区，主要负责安全保卫任务，后来被张作霖收编，王德林的部队一直使用三营的番号。
王德林在铜佛寺期间，有房有地，宅邸在冯志清大院的西院(今铜心二组菜地)，院里有7间瓦房，开设油房，为拉碾子压油，养一头大□牛，闲暇时无偿给穷人使用。王德林平时不穿军装，穿一身长袍，一次去布尔哈通河散步，见农民赶车陷在河里车拉不出来，已是深秋，河水刺骨冰凉，他情急之下撩起长袍，挽起裤角就跳进河里帮助农民把车赶上岸来。事后农民才知道那人就是大名鼎鼎的王德林，被感动得五体投地，在民间传为佳话。
王德林对部下管理得非常严格，他的兵车出行，如果见到百姓拉重载的车不给他们让路，这个兵就要挨他的马鞭。一次王德林看见一个流氓欺负妇女，他上去就用马鞭抽打流氓，吓得流氓下跪求饶。他看见富家子弟留流里流气的怪头形，正好马车过来，他就用浇车的臭油往头上抹，吓得那些富家子弟再也不敢留怪头形。
王德林对部下士兵也是非常关爱的，特别是对参加举旗抗俄的山林队的官兵。他们的老家大部分在山东沂蒙地区，有的岁数也大了，王德林跟他们讲：愿意回家的，每人发给20块大洋，回家团聚过日子，不愿回家的就在老三营当兵。即使回老家探亲，也发给足够的路费，谁家的孩子生病，家乡发生灾情等，王德林都给予帮助。士兵被感动得五体投地，实心实意地在“老三营”当兵。
王德林在铜佛寺驻防十四年，他的部队纪律严明，赢得百姓的爱戴和支持。在“老三营”开拔时，王德林为了答谢当地百姓的恩情，做了一个“万民伞”，布条写上为部队捐款人的名字和数额，挂在撑起的伞上。临行的那一天，王德林一身军装，在街头做了坚决抗日的演讲，他在前引行，撑起“万民伞”，部队排着整齐的队伍，在街道上向关爱他们的百姓告别。在锣鼓声中，街的两边挤满送行的乡亲，他们往“老三营”士兵的包里装鸡蛋，往手中塞水果，送上一碗热茶水，让他们喝了水，不忘记铜佛寺这片土地。现在只要一说起铜佛寺，人们都对“老三营”充满敬意。
历史上也有人花钱做“万民伞”，不惜钱财往自己的脸上贴金：
1917年冯国璋以副总统继任总统，必须离开南京，于是把他的亲信江西督军李纯调到南京，做江苏督军。李督军在历史上，没有多少声响，除了二次革命打过国民党之外，似乎也没有做过什么坏事，只是有点好面子，讲虚荣(否则大概后来不会自杀)，从江西调到江苏，等于升职，走的时候，总要风光一些。于是在他的安排下，江西的绅商一如前清时节，送“万民伞”，发电报挽留，沿大街安排商家预备送别席，而且还推举了一个老绅士做“卧辙代表”，意思是在李督军上路的时候要躺在车前拦驾，只是那时候已经有了轮船，从南昌到南京一路是坐轮船的，不知道到时候是否把老绅士丢到江里去。当然，所有的这一切，都有代价，就是说，由李督军买单的。P9-11
作品以对记忆的“点燃”为题，几乎以现象学直观的叙述方式，“散文”了萦绕于作者生命记忆中的点点滴滴。试看跑山人、泥火盆、秋千以及线板等等具象化了的历史场景，哪一样不是对遗落了的历史细节的“粘补”？尽管作者谦逊地说他无意于“修订历史”，但恰恰就是这些残留于个人记忆中的生活具象，才能钩沉缝补起抽象飘渺的“历史”概念。在另一篇评论文章中，我曾说高维生对于生活具象的叙写，实际上是想“阐明生活具象对于人之存在的某种魅惑力量”。
一一著名文学评论家叶立文
在当代散文的创作实践中，“历史”从来都是一个众说纷纭的叙述对象：不论是以主流历史的话语模式再现历史，还是以个人记忆的生存经验追忆往昔，均能折射出当代作家无时或忘的历史情结。但较之小说家藉历史叙述实践其启蒙诉求的文学传统，散文家的历史叙述却更倾向于对记忆主体之感怀意识的铺陈与书写——那种诉说历史深处生命呢喃的窃窃私语，以及因岁月流逝而汗漫无边的唏嘘感叹，处处彰显着当代散文的诗性本质。不过与小说家勘探历史的叙述冲动相比，散文家这种审美的而非思辨的历史叙述，却常常会因了作者的时间感怀而散发出一股浓浓的乡愁情愫，由是自会在步步回首、一唱三叹式的吟咏笔调中，使作品呈现出一派悲戚惆怅的审美气象。读多了，难免会对作者的情感真实和审美旨趣产生怀疑——莫非故乡留给我们的悠远记忆，注定要与这些凄惶哀婉的乡愁情愫密不可分？然而，在高维生的《点燃记忆》这部作品集中，我们却看到了一种跨文体的写作景观：其中既有怀乡散文的写景状物，亦有哲理小说的寓言叙述，就在这两种异质文体的交相辉映下，作者不仅超越了对乡愁情愫的简单摹写，而且还以怀人记事之名，将心中那番绮丽幽深的历史迷思展现得淋漓尽致。
对我而言，阅读本书无疑是一次奇妙的精神之旅。因为维生兄诉说历史的叙述方式恰恰解答了我一个长久以来的疑问：即如果历史可以“小说”，那么记忆何不“散文”？前者不难理解，且看自先锋运动之后的当代小说，莫不热衷于向读者展示如何在主流历史的宏大叙述之外，用小说的艺术形式“小说”历史；至于记忆何不“散文”这一问题的提出，则源于我对当代散文创作的某种“偏见”。在我看来，当代散文的创作之弊，不仅有维生兄所说的语言的破坏力，而且就连抒情的叙述方式也迹近雷同。譬如在以书写个人记忆为主旨的怀乡散文中，写作者就大多采用了一种类似的抒情模式：他们或追忆童年往事的稚趣多姿，或感慨现代文明的功利世俗，或凸显乡村俚事的人情之美……凡此种种，皆是为了烘托作者对人事风华的深情追忆，抑或表达韶华易老的颓唐感伤，所谓的无尽乡愁亦于焉而起。大概正是受到了此类僵化的抒情模式的影响，一些散文家才会在书写个人记忆时显得那般削足适履和亦步亦趋，而原本鲜活生动的个人记忆也因此被规约成为了一种“集体记忆”——主流历史的历史叙述恰是由此生发开来并涓滴成河，进而构筑起了一个遮蔽我们生存体验的历史神话。在这个意义上说，“散文”记忆，其实就是对主流历史和集体记忆的一种思想反拨，它用空诸依傍式的自由文体，以释放心魂之思的方式去展开想象之舞，祈求在触摸那些隐约迷离的生命印痕中，打捞起似有若无的记忆碎片，进而召唤并构筑叙述者纯然属己的生命历史。我以为，似这般散文记忆的写法在形式上虽然散乱不羁，但因其执持于对生命肌体的纹理描画，故而才能在时间的绵延流变中暗暗凸显出往昔岁月的现实意义。也正是基于这样一种“散文”记忆和“小说”历史的叙述理念，高维生笔下的乡土世界才会显得如此洁净澄明。
那么，在面对尘封的个人记忆与岁月流年时，作者究竟怎样散文，如何小说？
作品以对记忆的“点燃”为题，几乎以现象学直观的叙述方式，“散文”了萦绕于作者生命记忆中的点点滴滴。试看跑山人、泥火盆、秋千以及线板等等具象化了的历史场景，哪一样不是对遗落了的历史细节的“粘补”？尽管作者谦逊地说他无意于“修订历史”，但恰恰就是这些残留于个人记忆中的生活具象，才能钩沉缝补起抽象飘渺的“历史”概念。在另一篇评论文章中，我曾说高维生对于生活具象的叙写，实际上是想“阐明生活具象对于人之存在的某种魅惑力量”。 与制约人现实存在的其它因素不同，具象常常在人们的言说之外，是生活分泌出来的隐秘信息。它不以先验的理念和准则规划我们的存在，而是通过不同的生活场景，潜移默化、润物无声地控制和改变着我们的内心世界。在这样一个无处不具象的历史时空中，倘若回忆者不能重返自我生命的历史现场，那么也就无从体悟个人记忆与历史真实之间所存有的微妙关系。其实对于每一个个人而言，历史并不仅仅是一个纯粹的时间概念，它首先设定了我们身处其中的生活具象，继而通过具象对人之存在的魅惑，渐次谋划了无数个人的命运之旅。这就是说，我们那些尘嚣危惧、歧路频频的生命轨迹，原来莫不与已经逝去的岁月流年息息相关。在此意义上去“散文”记忆，作品自然会超越怀乡散文的乡愁情愫，进而在叙写历史的生活具象中，为记忆赋予了一种可堪观瞻的生命意义。
如果循此思想理路阅读本书，当能发现在高维生“散文”记忆与“小说”历史的艺术世界中，已然设置了一个自足的叙事逻辑：从“散文”个人的生命记忆开始，在返回历史现场的途中，以与主流历史叙事针锋相对的“小说”形式，“让往事在叙述中开始飞翔”，并由此重构了叙述者个人的生命历史。在这个意义上说，《点燃记忆》其实是一部表达历史记忆与个人存在之关系的哲理寓言。实际上，早在写作《一种无法描述的时间》时，高维生就以寓言的形式表达了自己对于时间的认知和体验，那就是面对无法挽回的时间，人只有理性地认知和诗意地感受才能留住永恒：前者让我们在认清时间不可逆转性的前提下，感慨现实生活的百般无奈；而后者则让我们用自由不羁的心灵去感受无限，并以凝滞时间的方式去诗意地栖居——我想，《点燃记忆》大抵就是这样一部与心灵有关的杰作，因为它“询问什么是个人的奇遇，探究心灵的内在事件，揭示隐秘而又说不清楚的情感，解除社会的历史禁锢，触摸鲜为人知的日常生活角落的拟题，捕捉无法捕捉的过去时刻或现在时刻，缠绵于生活中的非理性情状，等等。”
是为序。
2012年4月15日
这本《点燃记忆》收录了由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高维生创作的散文作品。
《点燃记忆》收录了《换一种眼光看历史》、《往事在叙述中飞翔》、《拿货的跑山人》、《嘎牙河畔的黄昏》、《龙井的传说》、《北方的泥火盆》、《水边浣衣声》、《养个孩子吊起来》、《悠荡的秋千》、《家乡的酱》、《蒜茄子》、《线板的来历》等文章。
高维生，吉林人，满族。1962年12月出生于延边一个山区小镇。当过工人、报纸编辑至今，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出版散文集《季节的心事》、《俎豆》、《东北家谱》、《酒神的夜宴》、《午夜功课》、《有一种生活叫品昧》、《纸上的声音》、《浪漫沈从文》等。
这本《点燃记忆》收录了由其创作的散文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