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志摩与剑桥大学》作者刘洪涛系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刘洪涛在剑桥大学访学期间首度发现徐志摩给奥格顿的六封英文书信，他以这些英文书信及其它新挖掘的史料为依据，对徐志摩在剑桥大学时期的生活、游览、学习、创作、交往情况做了全面梳理。本书既有历史研究价值，是一本引人入胜的文化游记。

读者可以从《徐志摩与剑桥大学》看到，剑桥如何将徐志摩造就成一位杰出的诗人、学者和中英文化交流的重要使者，也可以领略到，徐志摩如何从剑桥美丽的自然风景中汲取创作灵感，如何从剑桥大学独特的学院导师制中受益，又从18世纪末、19世纪初期英国浪漫主义诗歌中找到精神支撑，并且通过与在英国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剑桥学者的交往，参与到英国现代思想、文学潮流中去。

《徐志摩与剑桥大学》由刘洪涛编写。

前言

第一章 徐志摩留学剑桥的前因后果

第二章 徐志摩在剑桥的居所与游踪

第三章 徐志摩的剑桥学习生活

第四章 徐志摩的剑桥诗歌创作

第五章 徐志摩的剑桥交游

 (一)徐志摩与狄更生

 (二)徐志摩与罗杰·弗赖

 (三)徐志摩与罗素夫妇、鲍惠尔小姐

 (四)徐志摩与奥格顿

第六章 徐志摩：载人剑桥史册的人

附录一 徐志摩致奥格顿的六封信及译文

附录二 徐志摩有关剑桥的部分诗文

再版后记

留学剑桥，对中国现代著名诗人徐志摩(1896～1931)走上文学道路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是他短暂生命中关键的一段路程。正如徐志摩在《猛虎集·序》中写的：“整十年前我吹着了一阵奇异的风，也许照着了什么奇异的月色，从此起我的思想就倾向于分行的抒写，一份深刻的忧郁占定了我；这忧郁，我信，竟于渐渐的潜化了我的气质。”徐志摩承认，自己走上文学道路，是由于十年前心田中吹进了“一阵奇异的风”，照见了“奇异的月色”。我们都知道他指的是剑桥大学(The University of Cambridge)。他在《吸烟与文化(牛津)》说得更加直白，也更加动情：“我的眼是康桥教我睁的，我的求知欲是康桥给我拨动的，我的自我的意识是康桥给我胚胎的。”

剑桥对徐志摩如此重要，可是我们的研究者对徐志摩留学剑桥的来龙去脉，在剑桥的具体居所与行踪，在剑桥的学习、交游、创作，却所知甚少；对剑桥学者对徐志摩的评价，更无从了解，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很大的遗憾。笔者2004年9月至2005年9月间，在剑桥大学游学一年，搜集到一批与徐志摩有关的资料，现将这些资料加以整理研究，把这一段空白弥补起来。

众所周知，徐志摩来英国前，先在美国留学。1919年他从马萨诸塞州克拉克大学历史系本科毕业，随后入哥伦比亚大学经济系攻读硕士学位。1920年9月24日，获得硕士学位的徐志摩启程前往英国。到英国后，徐志摩先是就读于伦敦政治经济学院(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 and Political Science，简称LSE)。1921年春，经英国著名学者狄更生介绍，入剑桥大学最著名、血统最高贵的学院之一，由国王亨利六世创建于1441年的王家学院作特别生(Reseatch student)。用徐志摩的话说，就是“从此黑方巾、黑披袍的风光也被我占着了。”1922年8月17日，徐志摩离开剑桥大学到伦敦，11月返国。算起来，这一次他在剑桥的时间约一年半。徐志摩于1925年3月至7月到欧洲访问，其间来过剑桥一次，时间约在7月上旬。1928年8月，徐志摩又到欧洲访问，其间来剑桥小住过。如果有人问你徐志摩到过剑桥几次，说三次是对的。当然，只有第一次他真正体验到剑桥的生活，后两次时间太短，只是顺道访问。

徐志摩在《我所知道的康桥》中说，他硕士毕业后本可以留在美国继续攻读博士。那么他为何放弃美国大学的博士帽来到英国呢？他在同一篇散文中说是为了追随罗素：“我到英国是为要从卢梭(即罗素——笔者注)。卢梭来中国时，我已经在美国。他那不确的死耗传到的时候，我真的出眼泪不够，还做悼诗来了。他没有死，我自然高兴。我摆脱了哥伦比亚大学博士衔的引诱，买票漂过大西洋，想跟这位二十世纪的福禄泰尔认真念一点书去。”

在上世纪20年代，罗素作为哲学家、思想家、社会活动家的名声早已经确立。徐志摩无论在克拉克大学还是在哥伦比亚大学，都热衷于选修政治学、哲学、社会学、经济学、劳工问题、欧洲现代历史等方面的课程，对罗素一定是熟悉而且敬仰的。但徐志摩来欧洲前，与罗素并不相识，也没有直接联系。千里迢迢跨海到英国师从一位没有事先约定的导师，这不符合常理。此外，他自己的陈述也露出了破绽。徐志摩写于1926年的《我所知道的康桥》忽略了这样一个重要的事实：罗素是在1920年夏天接受中国的讲学邀请，于当年9月动身前往中国；而与此同时，徐志摩来到英国。因此，徐志摩不可能在美国听到罗素的噩耗并写诗悼念。罗素1921年3月在中国染上重病，日本记者误报死亡，这在当时是一个大新闻，所以徐志摩在英国当然会知道这个消息。徐志摩是在剑桥开始诗歌创作的，“做悼念诗”也符合在剑桥时的情境。

徐志摩在《我所知道的康桥》一文继续说：“谁知一到英国才知道事情变样了：一为他在战时主张和平，二为离婚，卢梭叫康桥除名了。他原来是Trinity College的fellow，这来他的fellowship也给取消了。他回英国后就在伦敦住下，夫妻两人卖文章过日子。”这段被国内学人广泛引用，用来说明徐志摩与罗素关系的文字，其实有关罗素的若干细节并不完全确实。罗素1889年进入剑桥大学三一学院学习数学，1893年，罗素通过学位考试，同年得到三一学院院士的职位。1915年5月，三一学院又与罗素续签了五年的聘任合约。如果没有第一次世界大战，罗素或许就这样在剑桥的书斋中平静地度过他哲学家的一生。但战争改变了罗素的思想和人生的方向，使他成为一个积极反战的和平主义者，政治鼓动者和社会活动家。罗素被剑桥大学三一学院除名之事，发生在1916年。当时英国政府担心缺乏兵源，通过“军事服务法案”，要求所有18岁到41岁的单身男子必须服强制兵役。罗素对此极力反对，结果被法庭控以妨碍征募罪，罚款100英镑。三一学院慑于压力，在当年的7月解雇了罗素。这是徐志摩所说罗素被三一学院“除名”之事的原委。至于徐志摩所说的另一个原因——罗素的离婚，应该与他被除名没有直接联系。罗素与第一任妻子(Alys Whitall，1867～1951)的关系很早就亮起了红灯。战争期间，罗素认识了他的第二任妻子朵拉(Dora Black，1894～1996)。当时朵拉还只是一个剑桥本科生。战争结束后的1919年，罗素与25岁的朵拉已经同居。而就在这一年11月，剑桥大学三一学院决定恢复他的讲席。罗素没有当即拒绝，但此时他忙于学术旅行，并没有到任。1920年春，罗素访问俄罗斯。从俄罗斯返回英国后，中国一些学术团体又联合邀请他进行为期一年的讲学。罗素当即接受，他给剑桥三一学院写信，要求在履行自己的职务前，先请一年假。1920年10月上旬，罗素到达中国讲学，1921年7月离开中国，到日本，又经加拿大，最后回到英国。罗素这时干脆辞去了在三一学院的讲席。也就是说，罗素这一次离开剑桥，是自愿的选择，而非“被除名”。

P5-11

徐志摩与剑桥的关系是一个常说常新的话题。知道徐志摩，读过《再别康桥》的中国学子、游客来剑桥，或离开剑桥时，都会口中吟着“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的诗句，沿着河岸走一回。徐志摩的《再别康桥》似乎成了剑桥中国学子、游客抒发对剑桥感情的最佳方式，他那“我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的姿势，也将一个瞬间变成了永恒。

2004年9月至2005年9月，我有机会在剑桥大学做了一年访问学者。我也是在这种心情中度过了来剑桥后的第一个星期，也以同样的心情最后向剑桥道别。但因为所学专业，我对徐志摩与剑桥大学的关系关注得多了一些。我想更深入地了解是剑桥以何种魅力如此深地吸引徐志摩？为何剑桥能够把徐志摩培养成诗人？徐志摩和哪些英国作家学者有过交往？细节如何？等等。尽管我到剑桥的初衷是研究英国文学，但从到剑桥的第一天起，我也同时开始在徐志摩身上用心。徐志摩的《我所知道的康桥》是我最初的旅行指南，我一一到实地去印证文中提到的地方。记得一开始我找不到果园和拜伦潭在哪里，问了几个人，仍一头雾水。有一天在剑桥大学的网页上闲逛，发现剑桥植物园有一个咨询信箱，就冒昧地写信去问。结果，植物园教育部门的负责人Joannacrosby博士回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还寄来了一份路线图。我按图索骥，终于找到了所在。以后，剑河上游的这两处风景就成了我的至爱。春夏秋冬，我自己多次去过那里，也带家人、朋友踏访过。不同季节有不同季节的妙处，值得细细去玩味。

徐志摩《再别康桥》一诗中有一句“软泥上的青荇，／油油的在水底招摇”，这是读者再熟悉不过的。到剑桥后，我就想看看“青荇”是如何在“水底招摇”的。我是北方人，不认识什么“青荇”，于是找到植物图志看，这一看不打紧，竟使我生出了疑惑：徐志摩写的真是“青荇”吗？青荇怎么会把根扎在软泥里！剑河里长在水底软泥上的水草很多，的确是“油油的在水底招摇”，那又是什么水草？随后又翻书查询，才知道是另一种水生植物——菰。我对《再别康桥》中的几个重要意象一下都产生了怀疑，结果发现了更多的问题。也正是对这些问题的索解，促成了我对《再别康桥》的全新解读。

发现徐志摩致奥格顿的六封英文书信带有很大的偶然性。最初我只是觉得梁锡华先生把徐志摩的英文书信翻译得过于老到，就想找原信来对一对。梁锡华先生在《徐志摩英文书信集》一书中没有提供原信的出处，我也不知道他的联系地址，无法向他请教。幸好这时我查找到了英国国家档案馆的地址，写信去问罗素的有关档案，结果得到一大堆收藏有罗素档案的机构名单。当时我也没有更好的办法，就一家家写信去问，终于找到了加拿大麦马士德大学图书馆的罗素档案馆。当我询问徐志摩致罗素的信的情况时，档案馆的Kathleen Garay博士不仅慨然答应，而且说他们那里还收藏有徐志摩给奥格顿的一些信，问我要不要。我一听大喜过望，因为现有徐志摩的全集或书信集都没有收过这些信。我又查了美国学者帕特里西娅·劳伦斯(Patricia Laurence)刚刚出版的《丽莉·布瑞斯珂的中国眼睛》一书，此书以大量披露萧乾、凌叔华与英国作家学者的未刊手稿、书信著称，对徐志摩也有较详细的论述。结果发现她也不知道这些信。记得我与Kathleen Garay博士最初取得联系是在2005年1月12日。在随后的日子里，我对这些书信的原稿进行辨认、翻译、考证，花费了大量心血，终于建立起我的徐志摩研究的核心证据，进而奠定了写作本书的基础。类似的经历和收获还有很多，它们一点点积攒起来，逐渐加深了我对徐志摩的认识。

上个世纪一二十年代是剑桥历史上的黄金时代，以三一学院、王家学院等学院为代表的剑桥大学造就了一大批杰出的人文学者。他们中的许多人属于英国上层知识分子团体布卢姆斯伯里集团的成员，是英国现代主义运动的积极倡导者和推动者。徐志摩与他们中的核心成员都有密切交往。徐志摩与当时英国汉学界的代表人物卞因、翟理斯、韦利等人有深厚的友谊，与作家威尔斯交情甚笃，拜访过哈代、曼斯菲尔德。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徐志摩全方位地介入到了英国当时的思想文化运动潮流中。以往学界谈论徐志摩与英国文学的关系时，往往强调浪漫主义对他的影响。这种影响当然很重要，但徐志摩亲历的现代英国文学、文化、思想经验，对他的影响可能更大。而且，他把这种关系也带到了中国，极大地促进了中、英现代文学文化的交流。限于本书篇幅和范围，我没有对这些问题展开论述，留下了一些遗憾，我希望今后有机会弥补这些遗憾。

在写作此书的过程中，不少老朋友、新相识都给了我无私的帮助。加拿大麦马士德大学图书馆的Kenneth Blackwell博士，Kathleen Garay博士，剑桥大学王家学院的Patricia McGuire博士，剑桥大学图书馆中国部的Charles Aylmer博士，美国汉学家金介甫(Jeffrey Kinkley)教授，台湾学者赖玲华博士，在我寻找、查证资料时，都给予过我大量的帮助。王文华博士在我翻译徐志摩的英文书信时，提供过许多宝贵的意见。韩石山先生、张永和博士、王文华博士、杨晓博士、张瑞卿博士提供了不少照片供我选用。他们的大力支持，令我非常感动。在此我向他们表达由衷的感谢。我也希望借此机会，向剑桥大学英语系一年中给予我的学业指导和支持表示感谢。台湾秀威公司的蔡登山先生为书稿费心颇多，也谢谢他。

刘洪涛

2006年12月记于北京师范大学丽泽园

《徐志摩与剑桥大学》一书的繁体字版自2007年初由台湾秀威公司出版以来，一直保持了良好的销量。去年12月，蔡登山先生从台湾打电话来，建议我直接与商务印书馆联系出版事宜。以前也有大陆的出版社与我接洽过这本书的版权，最后都因出版社拿不准它的市场效益而作罢。现在有蔡先生的热心推荐，商务印书馆决定出版《徐志摩与剑桥大学》简体字版。我衷心感谢蔡先生的无私帮助，也敬佩商务印书馆的远见卓识。

再版的《徐志摩与剑桥大学》附了几篇徐志摩写剑桥的诗文，便于读者对照阅读。我本想借再版机会，为《徐志摩与剑桥大学》再充实一些内容，如增加一幅剑桥地图，标出徐志摩在剑桥的游踪，等等，无奈目前手头事情太多，只好就这样交差了。感谢商务印书馆编辑夏蓓女士在此书编辑出版过程中付出的努力。

刘洪涛

2011年元旦记于北京师范大学丽泽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