菲利普·弗朗德兰著的《伯希和传》是法国著名学者伯希和（Paul Pelliot）的首部完整传记。伯希和是世界闻名的东方学家、历史学家、语言学家，他对敦煌的文物做了最早的系统整理，带回巴黎的文物主宰了西方几代汉学家的研究方向与领域，造就了法国几代汉学学者。如果没有他，也就没有了现在的显学——敦煌学。作者利用历史记载和档案材料，并采访伯希和后人，勾勒伯希和的完整经历，首次描绘出他作为学者、军官、探险家的多彩人生。

伯希和（PaulPelliot，1878～1945）被誉为汉学界的“祖师爷”，又因“劫掠”敦煌藏经洞文献而被视为“丝绸之路上的外国魔鬼”。他到底是学者、旅行家，还是强盗、军人、政客、赌徒、特务和殖民者？

《伯希和传》作者菲利普·弗朗德兰经过调查和访谈，勾勒出伯希和的传奇人生和复杂面貌。在这部迄今最完整的传记中，读者不仅可以看到伯希和的学术态度，在中国西部地区备受争议的探险活动，还能了解他更多传奇经历：早年奉命在越南皇宫清查写卷和刻本，义和团运动期间表现出“骑士般的好斗性格”，在巴黎与多位学者进行唇枪舌战，十月革命后为西伯利亚的白俄军队筹措资金和武器，以及德国占领期间的抗争。

前言：归还？道歉？

第一章　顺化

第二章　北京（一）

第三章　北京（二）

第四章　吴哥

第五章　丝绸之路

第六章　图木舒克

第七章　都勒都尔·阿护尔

第八章　敦煌

第九章　巴黎

第十章　东西伯利亚

第十一章　福煦大街

译后记

第二章北京(一)

“孔孟已然泪如雨下，泪水淹没他们的胸膛。”

1900年1月26日是个星期六。正当伯希和乘船驶向顺化时，北京皇宫里上上下下，无论是满族还是汉族，所有的王公贵戚、文臣武将都身穿朝服，进人乾清官，在祭祀大典后朝拜天子。

先帝遗孀慈禧现在已经是皇太后，她在盛大的排场中等待着文武百官。大殿上，所有目光都聚集在光绪帝身上。自从他遭到排挤之后，已有十五个月未曾露面。另一位罕见的人物是光绪帝的叔叔端郡王载漪，二十五年前被流放到满洲里，陪在他身边的是他十五岁的儿子溥俊。

朝拜开始。首先讲话的是可怜的光绪帝。他近日来消瘦了许多，脸上满是疲倦。被拘禁的日子让他身心憔悴，现在他还要在太后面前低三下四。光绪帝说道，慈禧太后仁慈，他才得以于1875年登上皇位，时年尚不满三岁。当时吏部主事吴可读认为根据祖法，皇位应由端郡王子嗣继承，但慈禧未予采纳。后端郡王被流放，吴可读自缢身亡，以死相谏。正如中国谚语所说：“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

光绪帝语调呆板，表态中充满懦弱。尽管他在太监的严格看管下多次尝试，但未能给大清帝国留下皇位继承人，无奈只能让位，而继承皇位的将是慈禧指定的少年溥俊。五天之后的1月31日是农历新年，伯希和仍身处顺化，溥俊在拜过天坛、太庙和社稷坛后登基。这一次，慈禧又获得了胜利，她依然是皇宫大内真正的主人。将近半个世纪以来，慈禧一直掌控着皇权。溥俊和前几位皇帝没什么区别，只是她掌中的玩偶。

溥俊登基的消息很快在外国使团中散播开，那里的洋人们留意着慈禧的一言一行，大批汉学专家对她说的每句话都加以研究、分析和解读，之后形成看法，通过电报发向国外。这场宫廷变故到底意味着什么？

当时外界对慈禧仍知之甚少，因为1644年满人入主中原以来，还没有其他外来者能够进入明朝五百年前修建的紫禁城，而关于她身世的说法更像是神话传说。慈禧生于1835年11月29日，据说是一个“落魄鞑靼人”的女儿，年幼时被生父卖到一个广东籍官宦家里，在那里接受教育。外界对她入宫后的经历了解相对较多。后宫选秀时，慈禧凭借美貌、智慧和身体条件胜出，成为咸丰帝的嫔妃，并为咸丰帝生下一子，即后来的同治帝。慈禧即“西太后”，与“东太后”慈安地位相当，但可惜慈安未能给皇家留下子嗣。1861年咸丰帝驾崩，慈禧已经可以掌控局势，遂立其子载淳为皇帝。无奈载淳年仅六岁，摄政权之争随即展开。户部尚书肃顺一度占据上风，但慈禧与恭亲王和慈安联手扭转了局面。慈禧开始垂帘听政，慈安1881年辞世。四年后，清军在东京与法军作战失利，慈禧借机排挤恭亲王。次年，即1886年7月11日，慈禧在李鸿章(指挥了谅山大捷)的支持下，宣布十五岁的光绪帝成人。此时慈禧在宫中再无对手，完全将光绪帝控制在掌中。慈禧下旨称，皇太后在必要时协助皇帝处理政务，根据时局督导皇帝学习国事。

就这样，慈禧一直垂帘听政到1894年清朝败于日本、丢掉朝鲜。慈禧权势渐衰，再无力阻止恭亲王干政，也无法阻止外国使节进入紫禁城。1894年11月12日，慈禧被迫在文华殿召见各国使节，日后她对这次“侮辱”耿耿于怀。19世纪中叶，中国在两次鸦片战争中失利，后疲于镇压太平天国起义，被迫允许列强在中国设立租界，其中主要包括英国、俄国、法国和日本。中华帝国和衰败的奥斯曼帝国一样，像一个“病夫”。慈禧思想保守，一心想维护自身代表的满族政权，反对主张打开国门、将中国带上现代化道路的改革派，反对赋予人民更多权利。

1898年5月29日至30日夜，恭亲王突然去世。光绪帝趁机冲破慈禧控制，将大权交给改革派人物康有为。康有为1858年出生于广东，出身书香门第，曾在翰林院任职，是诗人、儒家学者，支持君主立宪制，极力推动中国变法。1898年夏，中国在经济、政治、社会等各领域全面推行变革。教育领域引进了西方科学，考试科目现代化，官员贪腐得到惩治，基督教受到保护，中国与外国关系开始正常化，而支持慈禧的保守派则被抓捕。慈禧的老情人，担任过工部尚书、军队统领等职的大学士荣禄被判死刑，但日后升任大元帅的袁世凯拒绝执行命令。荣禄返回北京后，政权再次落入慈禧之手。P31-34

前言：归还？道歉？

1984年夏，正当毛泽东思想在中国的影响逐渐褪淡之际，我参观了位于甘肃和新疆交界处的敦煌千佛洞。敦煌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一站。洞窟入口处有一块介绍牌，上面揭露了一个名叫伯希和的法国人犯下的“罪行”。此人在1908年“殖民主义鼎盛时期”通过贿赂看守道士劫掠了敦煌藏经洞，带走三千册汉文、印度文、藏文、吐火罗文、希伯来文写本和手卷，以及木板画、彩幡、白画、彩绘、雕塑等。这些出自7-11世纪优秀艺术家、文学家、哲学家和僧人之手的作品堪称艺术和考古瑰宝，价值不可估量。其中最有名的莫过于中国著名僧人玄奘的作品。伯希和的行径简直是十足的盗窃。

我回到法国后，开始了解这个被中国管理员称为“强盗”的人的有关情况。我猜想他应该在某个阴暗的监狱里度过余生，但事实并非如此。在巴黎，我了解到这位保罗．欧仁．伯希和(Paul Eugane Pelliot)曾获得法国荣誉军团勋章，是法兰西学院院士(academicien)和法兰西公学(College de France)教授。他是汉学权威，其位于巴黎福煦大街的豪华寓所中摆满了东方古董，他竟然是在那里度过了生命的最后时光。汉学家、考古学家、语言学家和历史学家都将其视为大师，甚至是伟人。他从敦煌带走的写本、手卷、绘画和文物根本没有被海关稽没，而是收藏在法国国家图书馆的书架上和吉美博物馆的展厅里。真可谓无限风光！

我在巴黎见过伯希和的同行和学生。对他们而言，伯希和远非一个不登大雅之堂的偷盗者。他直到1945年去世之前，从未停止研究从敦煌带回来的著作和写本，并不断发表学术成果。此外，他还留下数量惊人的笔记、文章和著作，其中包括对古汉语、回鹘语、蒙古语、吐火罗语写本的翻译、评论，以及研究成果。这项整理、注释工作迄今仍未完成。他扩展了世界对亚洲的认识和理解，其贡献可谓空前绝后。他带走敦煌藏经洞中的精品，对它们构成一种保护，因为十二年之后，藏经洞惨遭哥萨克囚徒洗劫。由此可以说，伯希和完成了一项神圣的使命。

但这种论调难以说服伯希和的诟病者。在这些人眼中，即使以科学之名犯下的罪行也不能掩盖犯罪的事实。1908年，敦煌并非处于极度危险之中，中国政府也从未允许伯希和肆意攫取藏经洞中刚被发现不久的藏品。虽然伯希和的研究对象是丝绸之路史，但他所采用的研究资料上也承载着对中国历史的记忆，这一点怎能被忽视？这些人会说，只可惜当时中国正遭受西方列强和日本的侵略与欺辱，伯希和才敢如此肆无忌惮。如果他仅仅想研究藏经洞中的瑰宝，为什么不在这片丝绸之路的绿洲上安营扎寨？

说到底，这就是殖民主义侵略。今天的柬埔寨、阿富汗或伊拉克遭受侵略后，不同样也经历了大规模劫掠吗？  如今，中国人比以前更加市场化，他们看到自己国家的珍宝在西方国家的画廊或博物馆展出时，只能说感到“耻辱”。这种耻辱源于他们知道仅仅在一个世纪前，自己的国家连自我保护的能力都没有。

是否应该归还敦煌的写本和绘画？是否应该向中国道歉？至少从道义上讲，这个问题值得一提。

这也正是我希望了解本书主人公的原因所在。

伯希和是一名学者，完全有能力研究并妥善保管带回法国的珍宝。他在敦煌、顺化、北京和柏孜克里克也正是这样做的。同样，他以低廉的价格在越南、中国和蒙古的书店里购买了数万册写本和书卷。今天，几乎所有这些著作和资料都可供研究者使用。

然而伯希和毕竟生活在法兰西殖民帝国时期，那个时代的学者甚至认为亚洲只是科学研究对象，殖民者是师傅，原住民是徒弟。当时世界上有殖民地和宗主国之分，无论是法国、英国、西班牙、德国、葡萄牙，还是美国，殖民帝国的财富当然应该在宗主国保存、展览和研究。这样的世界观经常使对被统治民族的掠夺、剥削和奴役变得冠冕堂皇。

今天，至少在法律上已经不存在宗主国和殖民地、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但不少民族仍在寻找属于自己的标志、印记和完整记忆，相关实物却被小心翼翼地保存在前殖民主义强国的图书馆、博物馆和保险箱里。一些国家提出归还的要求，其中包括中国对敦煌文物的要求。

是否应该归还敦煌的珍宝？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进行深入分析。伯希和是谁？他的目的何在？他一生中经历了怎样的收集整理和研究过程？

为了找到问题的答案，我联系了伯希和的后人，发现他们对他知之甚少。我查阅了伯希的朋友、同事以及同时代人对他的记述，发现他们虽然知道他的著作和研究成果，但对其生平经历却不甚了了。

我越深入研究，越发现伯希和具有多面性，正如在印度和中国经常见到的多头神仙或多头魔鬼那样。伯希和不仅是学者、强盗，还是军人、政客、旅行家、赌徒、特务和殖民者。此人恰似佛陀和大黑天神，收集的不仅仅是书卷，更是生命，而这一切当然打着为了法兰西帝国荣誉和科学研究的旗号。

到底是否应该归还？发言权在法国权威汉学家伯希和那里。

读书靠缘分，译书同样靠缘分。与(《伯希和传》相遇是在2008年，当时我在法国马赛已经工作了五个年头，思乡返乡之情日浓，正一门心思准备收拾行囊回国，却恰巧在住所附近的书店看到这本书。由于之前计划翻译太阳王路易十四传记未果，心中对历史人物传记类作品久久不能释怀，(《伯希和传》的封面立即成功捕获我的眼球。说实话，我当时并不知道原书封面上这位坐在两个中国古代官员中间的洋人是何方神圣，更不知道他背后隐藏着怎样的故事，只是隐隐觉得，这也许是个在中法两国交往史中发挥过重要作用的人物。于是当即买下，带着它返回国内。

由于一些我至今仍百思不得其解的原因，最初中方购买该书版权时遇到不少困难，法国出版商似乎并不愿意看到有人把这本书译成中文并介绍给中国读者。时间转眼就到了2013年，直至理想国的马希哲编辑和他的同事们以诚意打动法国同行，我才得以着手翻译伯希和。从买书到开始翻译的五年间，我时常拿出这本书翻看，心中总有一丝失落。五年后这本书在我手中失而复得，自然欣喜过望。

我虽有百分热情，却招架不住法文原文中比热情更多的“钉子”，翻译工作进展并不像我想象的那样顺利。伯希和异常丰富的个人经历和书中涉及到的中外历史背景、众多历史人物及地名经常让我痛不欲生。翻译过程中的几多艰辛，几多磨难，恐怕只有我自己能够体会。可以说，这本《伯希和传》是我翻译过最折腾人的一部作品。在此，还要感谢理想国对我的宽容和忍耐，因为直到2015年上半年，《伯希和传》译文才在我手中基本定稿。

伯希和天资过人，一生努力勤奋，曾在西方汉学界占据不可比肩的位置，为西方世界认识和了解中国做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但一代大师终究也是人，性格上有常人无法理解的怪异之处；他身处学界漩涡中，摆脱不了世俗凡尘的纷纷扰扰；他服务于特定国家机器，其行为必定不会有利于其他国家和民族。人都是复杂立体的，如伯希和般的历史人物更是如此。学界泰斗也好，江洋大盗也罢，审视他的角度不同，对他的观点和立场自然也不尽相同。对中国人而言，研究伯希和还会掺杂进民族感情等因素。怎样客观评价伯希和？这个问题我在开始翻译之前就已经在思考，但时至今日，我仍然无法给自己一个满意的答案。翻译工作结束了，问题却一直萦绕在心头。也许，只能等读者给出自己的答案了。而我能做的，也只是期盼自己的民族不再因赢弱而遭受凌辱，人类社会不再因弱肉强食而显得那么残酷。

翻译是理性思维，还是感性思维？或者是两者兼有？在我心中，答案似乎也不甚明确。在我与伯希和的缘分即将暂时告一段落之际，我写了上面这些话，显然感性成分多于理性成分，其目的是想让读者从侧面了解这本书在呈现给大家之前经历了怎样的过程，我在翻译期间又有过哪些心理起伏，希望借此在读者心中形成一个立体的印象。由于自身翻译水平有限，历史知识更是匮乏，书中难免有谬误，恳请各位读者不吝批评指正。

感谢彭友钧先生和顾杭先生拨冗通篇核校，感谢老友逯飞提出的中肯意见，感谢尹磊先生、韩周敬先生、李文杰先生、王楠女士、朱珐先生，以及那些我没有直接取得联系，但亦对我的翻译工作提供过帮助的朋友们。

谨将此译文献给我的2013年。

伯希和是西洋治中国学者的泰斗，成绩最大，影响最广。

——胡适日记（1926年8月24日）

此君（伯希和）固中国以外全世界治汉学者奉为祭酒者也。

——傅斯年《论伯希和》

伯希和不单是法国的第一流汉学家，而且也是所有西方的中国学专家的祖师爷。他的一位法国同事写道：“没有他，汉学将像一个失去父母的孤儿。”

——彼得·霍普科克《丝绸之路上的外国魔鬼》

由于对任何宣称能够解释世界如何运行的理论有着正确的不信任，他从未能够下决心去写一部综合性专著。……有一次我鼓起全部的勇气向他提出这个问题：“大师（Maitre）．为什么您要浪费您的时间，为什么您把您那令人难以置信的知识，用于澄清那些无关紧要的事情呢？”我正担心天空会撕裂，闪电会将我击倒，我会被抛进永恒的黑暗之中，可是什么也没有发生，伯希和看着我，愉快地回答说：“cam＇amuse，Sinorcam＇amuse！！”（那让我觉得好玩啊，塞诺，那让我觉得好玩！）

——丹尼斯·塞诺《怀念伯希和（1878—19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