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对上述两个问题的解释来看，高乃依的《波利厄克特》②也不是无懈可击的。尽管摹仿他的人越来越多，他那出号称基督教悲剧的戏，毫无疑问仍然不是十全十美的。我所指的是在一出戏里基督徒单单是作为基督徒而引起我们的兴趣。但是，像这样一部作品是可能的吗?真正基督徒的性格不是太没有戏剧性了吗?他的默默的冷静，不变的温柔，是他的最主要的特征，这些不是跟借助激情来净化激情的悲剧的全部任务互相冲突吗?他期待此生的幸福得到满足，不是违背不谋私利的品质吗?我们希望看见在舞台上发生和完成的一切伟大而善良的行动都是不谋私利的。
包括一部天才作家(人们只能从经验中向他们学习)的作品在内，须克服多少困难才能雄辩地驳倒这些疑虑呀!因此我的忠告是：对迄今所创作的一切基督教悲剧，来个不演为佳。这一忠告是从艺术的需要引出来的，它只能为我们带来极平庸的作品。这一忠告之所以一无是处。是因为它有利于感情脆弱的人，我真不晓得，当他们在舞台上听到理应在—个神圣的场所听到的思想时，将会怎样毛发悚然。不管是什么人，戏剧都不应该触怒他，我希望戏剧能够而且愿意防止一切可能产生的腽怒。
克洛奈格的剧本他自己只写到接近第四幕的结尾，其余是由维也纳的“一支笔”①续写的。我之所以称他为“一支笔”，是因为在其中不太能看得出一个有头脑的人的劳动。无论从哪个角度看，续者给予故事的结尾，都与克洛奈格本来的想法大不相同。死亡是解决一切纠纷的最好办法，因此续者给奥琳特与索弗洛尼亚二人都安排了死的结局。在塔索的作品里，他们二人都避免了死亡，这是因为克洛琳黛以无私的高尚行为成全了他们。克洛奈格则让克洛琳黛陷入情网，自然这就很难预料，倘若不是借助死亡，他将用什么方法把两个情敌拆开。在另一出远不像样子的悲剧里，主要人物当中的一个人竟突然死去，一个观众询问他邻座上的人：“可是，她是怎么死的?”邻座上的人回答道：“怎么死的?死于第五幕呗。”的确，第五幕是一种非常可恶的害死人的瘟疫，②尽管前四幕答应让他长命百岁。
我不想对作品进行更深入的评论。作品是平庸的，演出是出色的。关于表面的华丽，我不想评论，因为我们的戏剧做这样的改善是需要花钱的。改善戏剧需要技巧的帮助，这些技巧在我国像在别的国家一样，是完美无缺的，不过艺术家也希望像在别的国家一样，得到同样的报酬。
在一出戏的演出中，四五个人物里有几个表演得很出色，其余几个表演得也好，人们就应该满意。倘若有谁因为看到担任配角的是一个初次登台的或者甚至是一个应急的角色，觉得受了很大侮辱，因而对整个演出嗤之以鼻，就请他去乌托邦之国旅行一番，去那里看看完美的剧院，那里的修剪灯花的人大概都能与加里克①相媲美呢。
艾克霍夫②先生扮演埃凡德。埃凡德虽是奥琳特的父亲，但他基本上是一个典型的配角③。艾克霍夫能扮演任何一个他愿意扮演的角色，在他扮演最微不足道的角色时，人们仍能看出他是第一流的演员，并且总是因为不能同时看到他扮演其余一切角色而感到遗憾。他的特殊才能，在于他懂得以端庄的风度和深沉的感情，来表达像道德说教和具有普遍意义的格言④这类蹩脚作家的沉闷台词，陈词滥调在他嘴里也能表现出新意和尊严，最冷淡的台词在他嘴里也能获得热情和生命。P14-16
毫无疑问，在他那个时代的所有德国人当中，莱辛对于艺术的论述，是最清楚、最尖锐，同时也是最灵活的、最本质的东西，他看得也最准确。只要读读他的东西，便会感到德国欣赏趣味的大好时代已经过去了，现在对艺术的批评无人能跟他相比。——席勒
文革以后，1979年冬季，我曾有机会去德国图宾根大学进行学术考察，接待我的是现代语言系系主任施罗德教授。我们在接触中，他了解到我50年代在莱比锡大学读过书，便告诉我：“你的老师马耶尔教授就住在这里。”听说马耶尔老师住在图宾根，我非常兴奋。我1959年毕业回国以后，由于国际形势的变化，我们很快失掉联系．尤其是“文革”十年，根本接触不到德文报刊，连老师的去向都一无所知。
马耶尔教授是个德籍犹太人，青年时期学习法律，颇有音乐天才，在一家乐团任小提琴手。希特勒上台后流亡去了瑞士，在那里写了文学史博士论文《毕希纳和他的时代》，参加了秘密的反法西斯斗争组织。二战以后返回德国，在法兰克福一家电台任编辑，冷战爆发后，因与美国占领军当局意见不合，移居德国东部，任莱比锡卡尔马克思大学日耳曼语言文学系教授兼系主任。由于在卡夫卡和德国浪漫派文学的评价方面，与东德官方学者产生分歧，一再遭到批判，于60年代初期复又移居西德，退休后定居图宾根。老人家精力充沛，著述颇丰，有“德国文坛教皇”之称。
施罗德教授帮助我约好时间，我们去看望当年的老师。他家位于内卡河对岸的山坡，依山傍水的一座小楼里，我揿响门铃，老师亲自出来接我。我把准备好的一束鲜花递到他怀里，老师高兴得不得了，他并未说谢谢，而是以他习惯的方式一再重复说：这可太好了，‘这可太好了!这是一语双关的表达方式，既可理解为对鲜花的赞赏，也可理解为对二十年后师生重逢的感叹。他把我让进客厅，给我倒了一杯葡萄酒，彼此寒暄了几句，他径直问我：“张先生，你当年答应我的事情做了吗?”老师称呼学生为“先生”，我已经不习惯了，在德国这只是个平常的称呼，可他提的问题，却让我一时摸不着头脑，我还真不记得我何时何地向他许诺过什么。我当时的样子，一定像学生在课堂上回答不出老师的提问一样尴尬。
他见我无从回答，再一次提醒我说：“你还记得吗，当年你的论文答辩结束以后，跟我说过什么?”
经他这一提醒，我才想起，1959年我在莱比锡大学毕业论文答辩完毕以后，曾经与他简单地说了几句题外话，我一直认为他这样做，是为了让学生放松一下，免得我头脑紧张，跌跌撞撞地走出门去，发生什么不测。我还记得马耶尔老师问我： “你回国以后做什么?”现在想起来，他大概是问我毕业以后选择什么职业。可我刚刚答辩完毕，脑筋的弦绷得紧紧的，尚未转过弯来，跟老师说几句告别话，顺口回答了一句：“我回国第一件要做的事情，是翻译《汉堡剧评》。”不知是我的答非所问，让他摸不着头脑呢，还是我的回答令他惊讶，他瞪大眼睛追问了一句： “你说什么?”我把原话又重复一遍。
他以既意外又狐疑的目光盯着我，停顿了一会儿，犹犹豫豫地说：“这可是个不轻松的活儿呀!” 事后我理解，他的意思大概是说，翻译这样一本书谈何容易，不要说它的理论问题，单是其中涉及的各方面知识，就不是一个刚刚大学毕业的人能够驾驭得了的。他当时说的话，还有他那盯视我的眼神，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后来，即上世纪80年代初，他第一次应邀来我工作的单位做客时，他问我你在做什么课题，我说我在写关于布莱希特的论文。我用了一个德文词Abhandlung，他立即说：“你在中国写不了Abhandlung，第一手资料都在德国，你最多可以写个Ar_beit。”原来德国学术界所说的“论文”，指的是发现新资料、提出新-问题、解决新问题的原创性学术著作，它可以是成本的书，也可以是单篇文章，而重复性的著作，不管是单篇文章或者成本的书，只能算是A-beit。他在说这话的时候，我发现他还像当年一样，用疑惑的眼光盯视着我。
令我惊讶的是，我当年无意中说的一句话，他居然未忘，20年后他对我提出的第一个问题，居然是《汉堡剧评》你翻译过了吗?可见，翻译《汉堡剧评》这件事情，在他心目中分量是多么沉重。是啊，这本书在德国乃至欧洲文化史上，毕竞是一本举足轻重的大书，后世关于文学理论，特别是关于戏剧文学的不少经典性观点和精彩论述，都可以在这本书里找到源头，例如马克思的现实主义理论。而我能否驾驭这本书，说不定他一直担心着呢，不然怎么会一见面就提出这个问题呢?幸好，我在出国前就翻译完了全书，而且在《世界文学》1978年复刊的试刊号上，登载了其中的几个章节，还引起了界内同好的重视。我把这些情况向老师做了介绍，告诉他这本书尚未出版，我们国家的出版事业，经过一场文化大革命的浩劫，正处于百废待兴的关头。我的回答引来了我与马耶尔老师，还有施罗德教授．关于莱辛和《汉堡剧评》的一番热烈谈话。巧了，施罗德教授是研究莱辛的专家。
他走后，我开始整理译稿。遵照他的建议，我一边整理，我爱人一边帮助誊写。她在誊写过程中，发现有不顺的句子，别扭的表达方式，我们一起讨论修改，尽量使译文既符合原意，又适合中文的特点。我爱人虽然是搞理工的，但她从中学时就喜欢读文学书籍。这次整理译稿，她不仅承担了三十多万字的誊写，在文字润色方面也出了许多好主意。自那以后，凡是我翻译作品或者写了文章，大都征求她的意见，她既是我的第一位读者，又是我的文字把关人。至今我们还保持着这个习惯，我写了东西她看，她写了东西我看。《汉堡剧评》整理完后，适逢她去上海出差，亲自把译稿送到译文出版社，在那里受到韩世钟、钱鸿嘉、江建中等同行的热情接待。1981年《汉堡剧评》出版以后，我的同行韩世钟同志又给了我许多鼓励，尤其是他说：“你为中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又积累了一笔财富!”这话令我终生难忘。后来，有一次我在人民大会堂偶然遇见赵瑞蕻教授，他正准备去德国参加莱比锡大学东方系的庆祝活动。我们一见面他就对我翻译《汉堡剧评》说了许多鼓励的话，他根据自己多年的翻译和教学活动，总结了一条经验，他说：“一个外国文学工作者，一生能留下一本有长远价值的东西，这成绩就很可观了。”老韩和赵教授的话，一直以来我不仅把它们视为对我的鼓励，实际上它们大大提升了我的精神境界，提升了我对翻译工作的认识和责任感。至今我对他们的鼓励依旧心怀感激，他们既是我的知音、益友，也是我的良师。做学问的人能遇见这样的益友良师，是幸福的，幸运的。
借华夏出版社扩版重印《汉堡剧评》之机，我向为翻译出版这本书，给予我帮助和鼓励的师友表示衷心感谢，其中包括我的老师汉斯·马耶尔教授，各版本的责任编辑钱鸿嘉、裴胜利、孙颖、陈希米同志!尤其要感谢刘小枫教授，他作为注疏本的主编，为我收集了过去翻译中未曾注意的资料，大大丰富了这个译本。
2009年1月24日(鼠年除夕)
2016年4月30日重识
直到晚年，施特劳斯心里还挂记着莱辛。在给朋友的信中他曾这样写道：“我还可能做的惟一一件事，是对我的好学生强调莱辛，在适当的场合说出我受益于莱辛的东西。”果然，在与老同学克莱因(Jacob Klein)一起面对学生们的对谈中，施特劳斯说了下面这番话：
为了获得独立的见解，我开始重新研习[斯宾诺莎的]《神学一政治论》；在这方面，莱辛对我很有帮助，尤其是他的神学著作，其中一些著作的标题便令人生畏。顺便说一句，就我所懂得的哲学主题来说，莱辛也是惟一写作生动对话的作家。那时，莱辛的著作我常不离身，我从莱辛那里学到的，多于我当时所知道的。
在德语的古典文人中，莱辛算歌德和席勒的前辈，但在文化界的流俗名气却远远不及两位后辈；惟有在少数心里有数的大哲人、学者甚至政治家那里，莱辛的文字及其历史意义不是歌德和席勒可比的(尼采就如此认为，参见《善恶的彼岸》，28条)。在汉语学界，莱辛以德语古典文学家、戏剧批评家和启蒙思想家身份闻名，《拉奥孔》、《汉堡剧评》、《莱辛寓言》以及剧作《嘉洛蒂》都已经有汉译本。不过，显然不能以为，我们对莱辛的认识已经差不多了。翻阅一下莱辛全集就可以看到，莱辛的写作实在丰富多彩、形式多样。如果要确定身份，莱辛不仅是剧作家(传承莎士比亚传统)、诗人、评论家(有大量书评)，也是哲人、神学家、古文史学家一～诚如施特劳斯所言，莱辛“以一种独特的方式集哲人和学者迥然相异的品质于一身”。
当今学界一一无论西方还是中国——仍然置身于启蒙问题的阴影中，莱辛的写作对我们来说之所以尤其重要，首先是因为我们迄今没有从启蒙问题中脱身。巴特和施特劳斯在说到莱辛时，不约而同将他与卢梭相提并论，以至于让人感觉到，莱辛仿佛德国的卢梭。与卢梭一样，莱辛置身启蒙运动的时代潮流，一方面伸张启蒙理性，另一方面又恪守古典的写作方式一一虽然风格相当不同，他们都竭力修补传统和谐社会因启蒙运动的兴起而产生的裂痕。卢梭声名在思想史上如雷贯耳，莱辛却少见被人们提起。其实，对于现代民主(市民)社会问题的预见，莱辛并不比卢梭眼力差，对纠缠着二十世纪的诸多政治一宗教一教育问题，按施特劳斯的看法，亦有超乎卢梭的深刻洞察。莱辛以一个公开的启蒙知识人身份审慎地与启蒙运动保持苏格拉底式的距离，表面上迎合启蒙思潮却自己心里有数，以绝妙的写作技艺提醒启蒙运动中的知识人心里搞清楚自己是谁、究竟在于什么——对身处后现代文化处境中的我们来说，莱辛肯定是值得特别关注的前辈。
除生前发表的作品外，莱辛还留下大量遗稿。莱辛全集的编辑始于十九世纪，但直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才有较为令人满意的进展Paul Rilla主编，Lessing Gesammelte耽如，Berlin：Aulbau．1954—1958；1968第二版；Gerhard Fricke主编，Lessing耽施e，Leipzig：Reclam 1955)。晚近刚刚出齐的Wilfried Bamer／KIaus Bohnen编含所有书信和未刊文稿，校刊精审、笺注详实、印制精良，在现有各种莱辛全集版本中堪称最佳。遗憾的是，我国德语学界还没有心力和能力来承担莱辛全集的汉译使命。
德国坊间还流行好几种莱辛文集，Herbert G．G6pfert主编的八卷本文集(Werke，Frankfurt／Main 1970--1978；1996新版)晚出，就内容含量而言，几近于全集(不含书信)，校刊和注释具佳。即便这样的篇幅，我们目前的翻译力量也难以承受。“莱辛集”除了以笺注体形式更新已有的莱辛要著的旧译外，将集中力量编译迄今尚未有汉译的莱辛要著。
古典文明研究工作坊
西方典籍编译部乙组
2003年12月
《汉堡剧评(莱辛注疏集)(精)》作者戈特霍尔德·埃夫莱姆·莱辛是德国启蒙运动时期的著名作家、美学家、文艺批评，其戏剧与寓言在德国文学史上具有极高的地位。《汉堡剧评》是一部重要的戏剧理论著作，是作者对剧院的实践进行批评和探讨的成果，是对德国民族戏剧发展的原则最早、最成功的描述，在欧洲美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这部著作曾经启发了歌德、席勒、布莱希特等，影响深远。本书论题广泛，还涉及英国、意大利、西班牙文学，也涉及古希腊和古罗马文学。本书对现代文学艺术工作者有很好的启示作用，尤其对影视、戏剧工作者，是一本经典必备书。
戈特霍尔德·埃夫莱姆·莱辛著的《汉堡剧评(莱辛注疏集)(精)》不仅在欧洲文学批判史上占有重要位置，也是欧洲启蒙运动时期的政治哲学文献。随着启蒙运动的兴起，戏剧在西欧成了启蒙工具。1758年，卢梭发表了著名的《致达朗贝尔论戏剧的信》，从中可以看到，新戏剧涉及当时正急剧变动的政治秩序和道德风尚的品质，明显与现代市民社会的形成有内在联系。
他用他才气纵横的讽刺和极可贵的幽默网住了许多渺小的作家，他们像昆虫封闭在琥珀中一样，被永远地保存在莱辛的著作中。他处死了他的敌人，但同时也使得他们不朽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