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村是当代最了解中国农村的作家之一。他远离文坛，以独立姿态，坚守着传统士夫文人的生存气节和审美取向。作品多描写社会底层人的苦难与抗争。他的小说接续了严格意义上的中国小说之魂，堪称当代最具民族精神与中国气魄的典范之作。《骚土》就是他写的一部长篇小说，讲述了季工作组在进入鄢崮村后对村政“阿Q”式的指手画脚。

老村的长篇小说《骚土》讲述的是鄢崮村在“文革”初起时的故事，以揶揄式的笔调、喜剧化的风格，对农村生活作了描写：季工作组进入鄢崮村，他煞有介事地指手画脚，句句不离“阶级斗争”，俨然是一部不食人间烟火的政治机器；而那些整天围着这位“钦差”团团转的叶支书、吕连长等，个个奴颜婢膝……作者用一个个《阿Q正传》式的情节，让读者在漫画式的人物形象中看到他们可笑而又卑微的灵魂。小说融汇了时代和历史的深刻背景，以表面上假语村言、荒诞不经的方式，却极其真实地还原了乡村的苦难、农民的苦难。作品熔中国古典小说语言、现代汉语、民间方言土语于一炉，接续了严格意义上的中国小说之魂，堪称当代最具民族精神与中国气魄的典范之作。

自序：我的小说自觉

正文

附：什么是好的中国小说？——以《骚土》的写作经验为例

接下来便不能不说是一段阳光明媚的日子。学生们再不用像乌龟一般将头搁在桌沿上，无论你愿是不愿，都得睁着两眼去听那些狗屁课程。他们可以去打鸟，可以去河里抓螃蟹，可以去偷豌豆角，可以不上课。没人敢说哪里比学校更有意思。这里头好玩的名堂多了，不能一一尽述。总之是毛主席亲自发动了全国的“文化大革命”，季工作组亲自发动了鄢崮村的“文化大革命”，给娃娃们带来的好处。那些天里，每逢风和日丽之时，就可以看见季工作组提溜着一条腿子，在一班民兵的搀扶之下簇拥之中，像是浮在水面的王八，无论他使力不使力都不会沉陷下去。竞可谓是人人称道的鱼水之情。季工作组多年之后，想起这段时光，也不无感慨地默默承认，说他那时曾是十二分体面地走遍村子的角角落落，倾听贫下中农的呼声，视察运动进展的情况。人们尽管日子一天苦似一天，但总还是觉着，以后时代的许多新鲜风尚，都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

抓杨文彰的那天早上，鄢崮村又生一件奇事。即早该进屠宰场让屠户法堂一刀子捅了的老花马，居然经过最后挣扎，生下一只小马驹来。村里人喜之又喜，伸着鼻子跑到饲养室，来看这血科拉碴的东西，是怎样从那胎衣里挣脱出来，跑到这个给它准备了许多笼套，却没有准备许多青草的世界上。接下来，黑女大（爸）忙得脚掂在肩膀上，和他的婆娘女子，又是熬米汤又是磨豆粉，像自己得了儿女一般。

晚上开社员大会。会议太重要了，所以黑女大也得参加。老东西熬了一夜，太乏了，靠住墙睡着了，鼾声大得影响到会议的正常进展。季工作组感到非常吃惊，立起来透过灯光，将老汉看了又看，心想，世界上竟有这等将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不当事的。于是抬手向大队文书根盈示意，文件缓念，叫醒黑女大，说道：“老汉同志，你立起。”黑女大立起来，摇摇晃晃不知何事。季工作组说：“你立正。”黑女大还是晃荡，不知如何立正。季工作组突然高腔喊道：“立正——”这完全是部队的正规号令，弄得老汉更是没了主意，一屁股坐下去。

季工作组指着黑女大，转脸问叶支书：“这老汉是咋搞的？”叶支书说：“老汉除了喂头牯，是啥不晓得。”季工作组说：“是吗？这样下去怎么能成？把老汉拉到主席台上，接受教育！我这次到你们这里，主要就是解决这个是啥都不晓得的问题！”民兵得令，刚说揪住老汉袖子，黑女大两脚蹬地，撒魔连天地喊叫起来：“我自碎娃时候要饭，揪我咋哩！我自碎娃时候要饭，揪我咋哩！连要饭的也揪，乃也太可怕了——”

会议气氛刹那间变得热闹起来。黑女大尽管拼死挣扎，但哪能经得住一班民兵小伙子的摆置？三槌两梆子，就给抬到主席台上。季工作组批评他道：“你老老实实站好，听会议文件。像你这样的贫下中农，我们并不是要批斗你，只是要你耳朵多起好好听，接受教育，知道了吗？谁说是批斗你了？看把你吓的！”

黑女大一听这话，稳住了些。这时候只听根盈一旁说道：“文件念完了。”季工作组说：“你胡扯，可没咋的，就念完了？”叶书记抬头说：“真念完了。也看再咋？”季工作组说：“按会议安排正常进行！”

P22－23

我的小说自觉

我写小说，原初的目的，确实是源于对现实的不满。十七岁那年的秋天，在陕西渭北地区农村的一间厦房里，我拉出抽屉当板凳，坐在上面写了许多的夜晚，完成了第一个小说。那小说写一个农村女子反抗她专制的父亲。我花八分钱的邮票，将三十多页的小说装进一只信皮里，鼓囊囊地寄往《陕西日报》。结果不用问，石沉大海。我猜想也许它压根就不会到达陕报。因为信封那么厚，不定在哪个环节的盘查中，就会被截留了下来。但无论如何，从这时候起，我开始学着用文字诉说了。从此，这诉说就再也没有停止过。因为那时候我在农村，在那种绝对的痛苦中，即便到了十八岁，在当地按理说也到了定婚的年纪，但在母亲的虐待下，我仍像懵懂的幼童一样，经常会站在院子里，或小镇的街面上，像演唱一样放声哭泣。那些日子，小镇里如果说哪天下午放学时候人们没有听到我的哭声，哪我一定是交了什么好运。所以白天挨打，晚上看小说，是我每天必经的程序。后来，住在涝池沿的干爹送我一只小羊羔。这羊羔到了第二年冬天便也开始怀小羊羔了。身怀有孕的绵羊跟不上羊群，不能在沟岔上爬高下低，这时候一般都要主家领回去自己饲养。每年到绵羊怀孕的日子，我都会躲个干净。放学后带绵羊到村北的水库上。羊往草坡上一放，合衣躺在背风向阳的地方，专心致志地看小说。那时候，似乎只有读书才能让我能感到存在的意义和生命的温暖。因为在一个用谎言教育孩子的学校，和那种以暴力代替家教的生活环境里，年幼的我是不会感到更多什么的。所以，我对人生的悲观不是时髦的理论教给我的，而是生活通过一张张冰冷的脸，还有极度的物质匮乏，这些隐形的刀子一刀刀地刻到我心上。就生活的残酷性而言，它从没欺骗过我。该感受的，我都真切地感受了。因而我的写作，初期除了可能因为少许的模仿而不能窥见描述对象的本质之外，在对现实的看法上，似乎不大有过含糊的时候。有作家最初写作是想有个好工作，端个好饭碗，我也这样想过，但这不是我的主要动因。在那些时候，对于我，写作和哭泣似乎都是一样的，都出自我诉说和排解的需要。这大概是我写作的初级阶段。

当然，这里首先要感谢人类社会的进步。譬如说有了高尔基这样的关注痛苦的作家。当时他的《童年》、《在人间》是那样深深地感动过我，让我晓得，在我生活的小镇之外，还有另外的一个世界。那世界里有另一种人，他们是文明人，懂得爱，懂得尊重。那时我特别幻想能逃出去，流浪到社会上。假如能像小说中的阿廖沙，在伏尔加河的轮船上端盘子，碰到那位英俊、有头脑的进步青年，那是多美好的经历啊。阿廖沙到他的身边，就像孤儿找到上帝的天堂一样。我之所以没逃跑，是因为一次我反抗三哥的欺负，打破了他的头。那一次，我逃出去很远，十多里，但最终还是没逃跑成。没逃跑成原因是，母亲一直在我身后，用她那封建遗留的艰难小脚坚韧不拔地跟着我。她怕我真的从此就一逃了之。自有了这次经历，我突然一下子感受到母亲、我的家庭，以至于小镇的百姓们，那种掩藏在冰冷甚至麻木不仁的面孔下面的对我的深爱。尽管这爱让人如此痛苦，如此不堪忍受。

绕这么大弯子，其实还是在说我的写作。在稍稍成熟之后，便有了这样的意识，即不再那么激烈，和强走极端。我感到，好的写作，要有一种背负和承受的精神，要有和这个初看起来如此落后的文明绑在一起，一种同生共死的精神自觉。尽管这样做在这个花样翻新的时代会显得不那么旗帜鲜明，但这样做又确是出自做人作文的真诚。自然这需要勇气。世界上没有一种文明是你只能取用它的好，而不必去承受它的差。作为有民族自主意识的文人，一个不能忍受自己民族缺陷的人，是不会真心实意地与这个民族一起，对其所存缺陷进行有效而自觉地认识与改造的。西方宗教讲原罪与忏悔。中国没那个宗教，但我们讲“仁爱”，讲“苦其心志劳其筋骨”的忍，讲“吾一日三省吾身”的自省自悟。所以，假如我们文明没有在它刚露成熟端倪便被纳入王权的黑暗长廊，我们也应该有一个极其美好的文明。王权的产生有其复杂的诸多方面，但责任不能简单地推卸给文明的本身。譬如多民族生存地理的同一性、人口的周期性膨胀、宗族村社的抱团守成……等等，都构成这个多民族大国走向王道治国的必然——抑或是别无选择的选择。在当今中东问题已泛滥成世界性难题的时候，我们却没这个包袱。这不能不说是得益于我们民族曾经的历史付出。我们文明讲“和”，讲“顺应天时”，看似被动，其实是一种大智慧。在自然界，一种生物要生存，自身须得携带一定的毒素。人类的进程，大概也是如此。但世界在发展，一成不变是对人类自身的反动。特别是鸦片战争后，国门应声打开，这个王道的国度，缺陷也日益显露。

早年在家乡听过一出戏，叫《周仁回府》。之所以说“听”，是因为那时正值文革，还不允许上演这样的老戏。仅靠村中老人口头讲述，知道那是一个感人至深的故事，这出戏在民间的每一次演出，都会引起巨大的轰动，并让戏台下面的百姓们群情激奋，热泪横流。故事的主人公周仁，为主张正义承受了所不能承受的巨大委屈。乡亲们不是在哭周仁，其实是在哭他们自己。中国小说戏剧中塑造的周仁这一类英雄，以及被认可的贤者、推崇圣人，最后都要登上王者的宝座。即个人发展的终极，不是仁爱的大“人”，而是凌驾于一切之上的王。即便教育者的孔夫子，也被帝王一次次加封，成了至圣的圣人。这便是由王权专制所派生出的“内圣外王”。内圣的核心，是要人们通过自我修炼首先成为圣人，从而再达到统治、凌驾于他人之上的“王”。这几乎又成了中国知识者人生成功的一条必由之路。

近百年的中国文学，在各种冠冕堂皇的旗帜下面，隐藏着两大暗流，一可称之为奴性式的涂彩，一可称之为泼粪式的写作。这第一种写作，基本上都是不加思索地认为，一切新的都是好的，一切旧的都是坏的；一切保守都是错误的，而一切破坏都是正确的，总之为追赶世界大潮，为一个新的确立，知识者放弃基本的常识判断，自甘堕落为暴力的同谋。而另一暗流，又走向一个极端，即干脆没有了对人对民族历史的基本尊重。怎样丑怎样脏怎样写，怎样恶怎样怪怎样作。将写作变为一场展示或夸大民族丑恶的大竞赛。华夏大地，一个教化如此深远、心性如此优雅的民族，在这些作品里几乎和野蛮人没有区别。这些作派，本质上仍是施暴。骨子里延续的仍是奴性的思维。目的只一个，将媚眼投向西方，投向那个看起来似乎并不存在的主子。所以百年的中国文学史，堪称为文化的自虐史。即自己虐待自己的历史，虐待自己的文明，也虐待着自己的现在和将来。而这正是近代以来，东西方文明的交流与碰撞中，中国文学畸形发展的实际现状。勿庸讳言，我的小说写作，同样经历过这种畸形发展的深刻影响。

真的和好的文学在哪里呢？不是没有，尽管它们也被挟裹在无法抗拒的暗流里，但在历史的一隅，那些被人们忽视的角落，仍有少数真诚的写作着，坚持着自己的信念，守护着文明的薪火。是的，当你在最底层的村庄，看到一个贫困的穿不上第二条裤子的庄稼人，却仍不忘记将自己院落打扫的干干净净，给自己小女儿的头发上插一朵小花，你就该知道，文明以至于文学的根子没有断。自由博爱不是西方特产，美好同样在我们老百姓的心里。该抛弃和谴责的不在这里，而是知识者自己心中的暴力以及由它同卵双生的奴性。它已经深深地渗入了我们的血液。是我们用自己的血，供奉起残害自己文明的魔王。

回到自己。以前我写了许多苦难，许多残暴。也就这几年，在与京城一些优秀的有识者接触以后，我始才慢慢醒悟。我想，以后我的小说应该进入到第三个阶段了，即该从农民打扫干净的院落，和他们小女儿头上的小花写起，多写写隐藏在麻木与冰冷下的温暖和爱，让文明的温暖、爱的阳光，播撒进同样麻木冰冷的文学。2005年，我对自己以前的两部小说进行了认真地改写，一本是《一个作家的德行》（后改为《怅》），一本是《人外人》（后改为《阿盛正传》）。从此除了《骚土》，我又有两部可以放心让读者去看的书了。

我非常赞同一位智者的说法，专制是一个魔咒。既然知道是个魔咒，那么就让我从自己心里，从自己的写作里，先解开它吧。

老村

2014.5

一部《柳如是别传》，一部《骚土》，这两部20世纪下半叶的作品，是属于新世纪的。

——张宇光

经典之作只有天才作家才能写成，而天才作家是不世出的。我们绝不敢说，没有曹雪芹，《红楼梦》照样会出现。如今，我们终于盼到了一部经典之作。这经典之作，就是老村的《骚土》。

——吴洪森

老村的心目中一定有着一种火美，这种不言的人美弥漫在天地之间，他看见了，而且试图告诉我们这种大美。最终，这种大美也是他执着地追求的目标。

——邱华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