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村是当代最了解中国农村的作家之一。他远离文坛，以独立姿态，坚守着传统士夫文人的生存气节和审美取向。作品多描写社会底层人的苦难与抗争。他的小说接续了严格意义上的中国小说之魂，堪称当代最具民族精神与中国气魄的典范之作。《鹫王》就是他写的一部长篇小说，讲述了姐姐被人骗到中国西部祁连山北麓的盘羊岭下出卖肉体来赚取金场里淘金人的沙金，结果被歹徒奸杀。弟弟了解内情后，奋力淘金，想用这金子报仇雪恨。

老村的长篇小说《鹫王》所描写的故事发生在中国西部祁连山北麓的盘羊岭下，年轻的姐弟俩裹挟在成千上万的淘金人群中。姐姐是被他们骗到这里的，他们让这个女人出卖肉体来赚取金场里淘金人的沙金。女人眼看就要赚了大钱，却被为非作歹的韩大牙一伙遇上。他们夺去了金子并在实施轮奸时杀死了这个女人，并将其抛尸疏勒河。弟弟了解内情后，奋力淘金，想用这金子报仇雪恨。从此，世上有了一个华云策——隐藏在西部古城西宁多年的一个真正的侠客义士。

自序：我的小说自觉

正文

后记

相识既然以非表面化的方式进行着，那速度便可想而知了。女人开始肆无忌惮地在桌几上抓吃抓喝，转眼间与瞎熊也拉呱熟了。

这天夜里，三个人在西宁下了火车。

在东关的一家破破烂烂的小旅店里，登记了一间双人包房。给女人买了一身衣服，洗了澡。在一只布满蝇屎的灰乎乎的灯泡照射下，瞎熊第一次看到了一具赤条条的展开在大床上的女人胴体。这是一个十分消瘦的皮包骨头的女人。然而，她的目光是火辣辣的，她的脸盘是红彤彤的，她的双手在自己的身上摸来摸去，下体不安地扭动着……

三个人睡在一起。瞎熊在排骨的催促下，第一次尝到女人的滋味。排骨也毫不遮掩地在明晃晃的灯光下，给瞎熊上了丑陋却不乏生动的一课。

瞎熊伏在那女人身上的时候，只觉得一阵阵的眩晕，浑身直冒虚汗。身下面的女人看他老实巴交的样子，一面说些挑逗他的话，一面嗤嗤地笑着，像是牲口集市上任人试骑的牲口。愈是这样，瞎熊愈是觉得慌乱，没持续多大一会工夫，便稀里糊涂地在一股火蹿火燎地感觉中萎退了下来。完事了，他顾不了许多，慌忙跑进了厕所，对着浴缸呕吐。

他听见，排骨在外面笑骂起来，与那女人嘲讽他。他虽听不大清楚，但知道排骨与那女人又晃荡起来。

他也想骂人，却不明白要骂什么，但也隐隐约约感觉到了——人比之动物，无耻之尤。

第二日，他们背起铺盖卷和在西宁购买的淘金工具，搭上了北去的长途车，向祁连山的腹地——盘羊岭金场出发了。

在浩瀚的金场里，一座被废弃的巨大的沙包下面，搭起了一顶崭新的帐篷。从此，这里一到夜晚就人声不断，特别是排骨那“三克！三克！”的叫声更是响亮。

因为金场上出现了一个史无前例的女人，一个卖身的女人……

于是，新帐篷像一面招摇的旗帜，弄得沙娃们魂不守舍。

对每个人来说，这都是一顶新帐篷，一顶笼罩着特殊气味与温暖的窝儿。然而，谁都知道，这帐篷会像人一样，在这里日晒雨淋，一天天地变旧，撕破，在深秋的寒风里招摇着破烂的布絮……

“贼娃日荒（耽搁）了这大半天，把老子都饿得吃开木头片子了！这等那等不见你人，贼……”排骨抢过大饼一面咬嚼一面说。

“买吃的人多，这抢那抢，抢不到手。”

少年人撇着甘谷特有的地方口音，向排骨和瞎熊解释说。他是一个十七八岁的少年，身材瘦高，相貌平俗，一看便知是经得起摔打的那种苦过来的孩子。

他来到盘羊岭金场，不是为了淘金，而是为了寻找一个女人，他姐。一个月的努力终于有了眉目，沙娃们都说，排骨和瞎熊知道。

他寻着排骨和瞎熊。排骨和瞎熊不知为何，故意拖延，迟迟不告知他姐姐的去向。

但排骨说，我知道是知道，不过你得给我干三天活，到三天之后告你。

太阳缓慢地西移着，三天也就快满了。为了得到姐姐的下落，他已经拼死拼活地为排骨和瞎熊白白地干了三天活。

夜里，星星在河滩那绵延百里的篝火上面闪烁着。

人们唱着十分低俗下流的歌儿。声音之雄壮之深沉，非正常的人世界所能比拟，粗野中反倒能给人感觉到生命那不竭的活力与美。

P4－5

我的小说自觉

我写小说，原初的目的，确实是源于对现实的不满。十七岁那年的秋天，在陕西渭北地区农村的一间厦房里，我拉出抽屉当板凳，坐在上面写了许多的夜晚，完成了第一个小说。那小说写一个农村女子反抗她专制的父亲。我花八分钱的邮票，将三十多页的小说装进一只信皮里，鼓囊囊地寄往《陕西日报》。结果不用问，石沉大海。我猜想也许它压根就不会到达陕报。因为信封那么厚，不定在哪个环节的盘查中，就会被截留了下来。但无论如何，从这时候起，我开始学着用文字诉说了。从此，这诉说就再也没有停止过。因为那时候我在农村，在那种绝对的痛苦中，即便到了十八岁，在当地按理说也到了定婚的年纪，但在母亲的虐待下，我仍像懵懂的幼童一样，经常会站在院子里，或小镇的街面上，像演唱一样放声哭泣。那些日子，小镇里如果说哪天下午放学时候人们没有听到我的哭声，哪我一定是交了什么好运。所以白天挨打，晚上看小说，是我每天必经的程序。后来，住在涝池沿的干爹送我一只小羊羔。这羊羔到了第二年冬天便也开始怀小羊羔了。身怀有孕的绵羊跟不上羊群，不能在沟岔上爬高下低，这时候一般都要主家领回去自己饲养。每年到绵羊怀孕的日子，我都会躲个干净。放学后带绵羊到村北的水库上。羊往草坡上一放，合衣躺在背风向阳的地方，专心致志地看小说。那时候，似乎只有读书才能让我能感到存在的意义和生命的温暖。因为在一个用谎言教育孩子的学校，和那种以暴力代替家教的生活环境里，年幼的我是不会感到更多什么的。所以，我对人生的悲观不是时髦的理论教给我的，而是生活通过一张张冰冷的脸，还有极度的物质匮乏，这些隐形的刀子一刀刀地刻到我心上。就生活的残酷性而言，它从没欺骗过我。该感受的，我都真切地感受了。因而我的写作，初期除了可能因为少许的模仿而不能窥见描述对象的本质之外，在对现实的看法上，似乎不大有过含糊的时候。有作家最初写作是想有个好工作，端个好饭碗，我也这样想过，但这不是我的主要动因。在那些时候，对于我，写作和哭泣似乎都是一样的，都出自我诉说和排解的需要。这大概是我写作的初级阶段。

当然，这里首先要感谢人类社会的进步。譬如说有了高尔基这样的关注痛苦的作家。当时他的《童年》、《在人间》是那样深深地感动过我，让我晓得，在我生活的小镇之外，还有另外的一个世界。那世界里有另一种人，他们是文明人，懂得爱，懂得尊重。那时我特别幻想能逃出去，流浪到社会上。假如能像小说中的阿廖沙，在伏尔加河的轮船上端盘子，碰到那位英俊、有头脑的进步青年，那是多美好的经历啊。阿廖沙到他的身边，就像孤儿找到上帝的天堂一样。我之所以没逃跑，是因为一次我反抗三哥的欺负，打破了他的头。那一次，我逃出去很远，十多里，但最终还是没逃跑成。没逃跑成原因是，母亲一直在我身后，用她那封建遗留的艰难小脚坚韧不拔地跟着我。她怕我真的从此就一逃了之。自有了这次经历，我突然一下子感受到母亲、我的家庭，以至于小镇的百姓们，那种掩藏在冰冷甚至麻木不仁的面孔下面的对我的深爱。尽管这爱让人如此痛苦，如此不堪忍受。

绕这么大弯子，其实还是在说我的写作。在稍稍成熟之后，便有了这样的意识，即不再那么激烈，和强走极端。我感到，好的写作，要有一种背负和承受的精神，要有和这个初看起来如此落后的文明绑在一起，一种同生共死的精神自觉。尽管这样做在这个花样翻新的时代会显得不那么旗帜鲜明，但这样做又确是出自做人作文的真诚。自然这需要勇气。世界上没有一种文明是你只能取用它的好，而不必去承受它的差。作为有民族自主意识的文人，一个不能忍受自己民族缺陷的人，是不会真心实意地与这个民族一起，对其所存缺陷进行有效而自觉地认识与改造的。西方宗教讲原罪与忏悔。中国没那个宗教，但我们讲“仁爱”，讲“苦其心志劳其筋骨”的忍，讲“吾一日三省吾身”的自省自悟。所以，假如我们文明没有在它刚露成熟端倪便被纳入王权的黑暗长廊，我们也应该有一个极其美好的文明。王权的产生有其复杂的诸多方面，但责任不能简单地推卸给文明的本身。譬如多民族生存地理的同一性、人口的周期性膨胀、宗族村社的抱团守成……等等，都构成这个多民族大国走向王道治国的必然——抑或是别无选择的选择。在当今中东问题已泛滥成世界性难题的时候，我们却没这个包袱。这不能不说是得益于我们民族曾经的历史付出。我们文明讲“和”，讲“顺应天时”，看似被动，其实是一种大智慧。在自然界，一种生物要生存，自身须得携带一定的毒素。人类的进程，大概也是如此。但世界在发展，一成不变是对人类自身的反动。特别是鸦片战争后，国门应声打开，这个王道的国度，缺陷也日益显露。

早年在家乡听过一出戏，叫《周仁回府》。之所以说“听”，是因为那时正值文革，还不允许上演这样的老戏。仅靠村中老人口头讲述，知道那是一个感人至深的故事，这出戏在民间的每一次演出，都会引起巨大的轰动，并让戏台下面的百姓们群情激奋，热泪横流。故事的主人公周仁，为主张正义承受了所不能承受的巨大委屈。乡亲们不是在哭周仁，其实是在哭他们自己。中国小说戏剧中塑造的周仁这一类英雄，以及被认可的贤者、推崇圣人，最后都要登上王者的宝座。即个人发展的终极，不是仁爱的大“人”，而是凌驾于一切之上的王。即便教育者的孔夫子，也被帝王一次次加封，成了至圣的圣人。这便是由王权专制所派生出的“内圣外王”。内圣的核心，是要人们通过自我修炼首先成为圣人，从而再达到统治、凌驾于他人之上的“王”。这几乎又成了中国知识者人生成功的一条必由之路。

近百年的中国文学，在各种冠冕堂皇的旗帜下面，隐藏着两大暗流，一可称之为奴性式的涂彩，一可称之为泼粪式的写作。这第一种写作，基本上都是不加思索地认为，一切新的都是好的，一切旧的都是坏的；一切保守都是错误的，而一切破坏都是正确的，总之为追赶世界大潮，为一个新的确立，知识者放弃基本的常识判断，自甘堕落为暴力的同谋。而另一暗流，又走向一个极端，即干脆没有了对人对民族历史的基本尊重。怎样丑怎样脏怎样写，怎样恶怎样怪怎样作。将写作变为一场展示或夸大民族丑恶的大竞赛。华夏大地，一个教化如此深远、心性如此优雅的民族，在这些作品里几乎和野蛮人没有区别。这些作派，本质上仍是施暴。骨子里延续的仍是奴性的思维。目的只一个，将媚眼投向西方，投向那个看起来似乎并不存在的主子。所以百年的中国文学史，堪称为文化的自虐史。即自己虐待自己的历史，虐待自己的文明，也虐待着自己的现在和将来。而这正是近代以来，东西方文明的交流与碰撞中，中国文学畸形发展的实际现状。勿庸讳言，我的小说写作，同样经历过这种畸形发展的深刻影响。

真的和好的文学在哪里呢？不是没有，尽管它们也被挟裹在无法抗拒的暗流里，但在历史的一隅，那些被人们忽视的角落，仍有少数真诚的写作着，坚持着自己的信念，守护着文明的薪火。是的，当你在最底层的村庄，看到一个贫困的穿不上第二条裤子的庄稼人，却仍不忘记将自己院落打扫的干干净净，给自己小女儿的头发上插一朵小花，你就该知道，文明以至于文学的根子没有断。自由博爱不是西方特产，美好同样在我们老百姓的心里。该抛弃和谴责的不在这里，而是知识者自己心中的暴力以及由它同卵双生的奴性。它已经深深地渗入了我们的血液。是我们用自己的血，供奉起残害自己文明的魔王。

回到自己。以前我写了许多苦难，许多残暴。也就这几年，在与京城一些优秀的有识者接触以后，我始才慢慢醒悟。我想，以后我的小说应该进入到第三个阶段了，即该从农民打扫干净的院落，和他们小女儿头上的小花写起，多写写隐藏在麻木与冰冷下的温暖和爱，让文明的温暖、爱的阳光，播撒进同样麻木冰冷的文学。2005年，我对自己以前的两部小说进行了认真地改写，一本是《一个作家的德行》（后改为《怅》），一本是《人外人》（后改为《阿盛正传》）。从此除了《骚土》，我又有两部可以放心让读者去看的书了。

我非常赞同一位智者的说法，专制是一个魔咒。既然知道是个魔咒，那么就让我从自己心里，从自己的写作里，先解开它吧。

老村

2014.5

讲故事的确是一门难之又难的艺术。自红楼之后，近代小说的衰落原因很多，但对“讲”的艺术的漠视也应是一个原因。这里面存在着很大的空白。即使是一位天资最好的作家，通过不懈的努力，要追慕前人在叙述技巧所达到的高度，恐怕最终得之者也只能是十之六七。而我此次也只得之点皮毛。

文学的发展，我们也许还非得捡起先人们曾经使用过的武器不可。国人的阅读心理和欣赏习惯以及审美的方式都要求我们这样。我们再不可能像过去那样，坐在自家的小院里写月亮写小草，当自己是纯而又纯的作家，因为我们无论是谁，都不敢放弃读者。否则，市场将给他响亮的回应。

文化的外围清扫了多年，卡夫卡、马尔克斯……现在该回头再看看我们自己的施耐庵和曹雪芹了。就小说艺术的本质而言，时代特色和思想深度是重要的，但落实到小说还是得看故事的技巧。这一点，也许我们老先人就有着一个最终的高度。

写这部小说，我是在基本尊重史料与事实的前提下，使用了较多的想象和推测。也许这些想象与史料和事实有些许出入，但这都是出于我想将故事讲得更精彩一些的缘故。希望有心的读者给予谅解。故事中牵扯到所有贬义的事件或歹人，都是虚构，不要对号入座。

总之，我的故事讲完了。写作中，喧闹的京城和流离失所的日子不允许我沉静。我几乎在动荡中写完了这本书。遗憾是巨大的，捉襟见肘之处亦不少。但我可以肯定地说《鹫王》是一个精彩的故事；主人公华云策也成了活生生的人，我喜爱他。我相信善良的读者和我有同样的感受。

需要最后说的是，故事所涉及的地点青海，我对她充满深深的怀恋。假如由于我的书引起读者对这一片神秘土地的好奇和关注，我将感到莫大荣幸。青海的大山和旷野，青海的男人和女人，以往的同事和师友，的确都让我魂牵梦绕。这本书也许就是为报恩而作，感激青海给我的安慰与滋养。

一部《柳如是别传》，一部《骚土》，这两部20世纪下半叶的作品，是属于新世纪的。

——张宇光

经典之作只有天才作家才能写成，而天才作家是不世出的。我们绝不敢说，没有曹雪芹，《红楼梦》照样会出现。如今，我们终于盼到了一部经典之作。这经典之作，就是老村的《骚土》。

——吴洪森

老村的心目中一定有着一种火美，这种不言的人美弥漫在天地之间，他看见了，而且试图告诉我们这种大美。最终，这种大美也是他执着地追求的目标。

——邱华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