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乡村
天地君亲师
民间乡村，家家户户必设神龛，神龛正中必贴上五个字：“天地君亲师”。逢年过节，或是婚丧嫁娶，便焚香燃烛对其祷告，不单是祷告的人需要面目肃净，即使在一旁的妻子孩童，也不能作声，仿佛一个乡村的礼乐大典，很容易让人想起人世精神的慎重与端庄。
我小时每看着父亲行那仪式，便会立身噤声，仿佛深渊薄冰在前。虽然懵懂，总觉得在那五个字里，必定藏有人世的崇敬，甚至觉得人世的秘密，或许也藏在那里，而自己关于人世最初的想象和憧憬，经后来确定也是从那里开始的。
那五个字，除了要居中外，一笔一画一定得用颜氏正楷，还必得要请一个从旧年的私塾里走出来的老先生执笔。老先生青衣善眉，挥毫运笔一如古风流转，也唯有这古意，才配得上那五个字里的肃穆——天地如神，君亲师如礼。在人世，似乎这便是准则，是皈依。
“天地君亲师”的旁边，是一副清秀的行楷：耕读传家久，诗书继世长。比起那一笔一画的端正，这稍稍又有了几分人世的率性，从笔法到内容，似乎就像那清肃之地升起的一缕烟火，约略地透出世俗的气息，并紧贴乡村的日常。
敬神知礼的同时，便是来自俗世的期待。一份传家和继世的思想，直如荒寂野地的一朵菊，众木枯萎中，虽不敢说照亮了乡村的日子，却一定是温暖涌动的。尤其是多年后，当乡村日子照旧，耕读与诗书却如梦般始终缥缈难觅，这期待就越加显得质朴无比，宛若盛世繁华下的清守与坚持。
“天地君亲师”两旁，便是灶王菩萨和四海观音之类。众神分居两侧，宛如众星拱月，把那原本俗常的几个字，推上了至尊至崇的位置。而人世的尊卑友爱秩序，便在这最初的牌位里形成。只是让我觉得惊奇的是，“天地君亲师”原本只是庙堂上的思想，想不到在民间乡村，也会有如此热烈蓬勃的景象。
年节过去，婚丧嫁娶结束，“天地君亲师”依然高悬于神龛正中，而且在神龛上，除了一对永远的香炉外，必定是不能搁置其他杂物的，必得要保持那从始至终的清洁。甚至是，每隔两三日，父亲便要为之擦去尘埃，仿佛菩提树下的殷勤拂拭，其间的坚持与虔诚让人动容。四季之中，日子虽然忙碌，却不可以忘记一份崇敬和礼数。《论语》里有“慎终追远，民德归厚”及“不知礼，无以立也”的句子，仔细想想，在我的民间乡村，是否也有这样的文化自觉，一如流落民间的奇花异卉？——这算不算意外中的人世景致呢？因为在乡村，真实的情形必是：一方面高悬“天地君亲师”的牌位，另一方面日出日落、锄禾担柴、渔樵闲话却才是正经事，至于诗书之类的精神话题，总是远在日子之外的。 菩萨引
梵语上说，菩萨是觉悟的众生，又是使他人觉悟的有情。也就是说，凡已觉悟者，凡一切能使人觉悟者，一切有情，均是菩萨。
菩萨来到民间乡村后，似乎就有了点以讹传讹的嫌疑。先是《西游记》里那个手持净水瓶和杨柳枝的观世音被认作菩萨，再后来，一个洞穴，一块石头，一棵树，一朵花，只要稍有奇异处，都可以被视为菩萨之身，只不过没有观世音正宗而已。身形尚且幻化无常，自然更不敢奢望对那“菩萨”真意的理解了。
不过，这些似乎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在民间乡村，菩萨只有一个最确切的定义：替人祛邪消灾的神。我小时每见到家家户户张贴的观世音画像，便会觉得有神秘自头顶而下，直逼全身，每一个毛孔均觉得似有“凉飕飕”的冷风吹过，。也总会觉得，这仙界与地上俗世毕竟是不同的。
再经过那些被视为菩萨的洞穴、石头以及一树一花时，心总是绷得紧紧的，眼睛从来不敢斜视菩萨的方向，只紧紧盯着前面的路，甚至恨不得生出一双翅膀快速飞过去。这样的心理又是一种奇异。按理，菩萨既然是祛邪消灾的神，就必定是好神，对人应该可亲的，但我小时每每路遇菩萨，却要惊慌失措，总觉得会有一只手从那里伸出来，将我拽走似的。也终于确定，仙界与地上俗世，即使内心各自觉得亲，也各有各的排斥和拒绝。
生病或是有了三灾八难时，却必定要来拜菩萨。拜菩萨时，张贴的观世音画像便不再起作用，必得要到观音洞或观音庙去，去时必定要扯上一丈二尺的红布，以及足够的香蜡纸烛。如果不灵验，那就改到洞穴石头或是一树一花之前。民间乡村普遍相信“药医有缘人”，说不准观世音不能解决的问题，山野小菩萨却能解决也未尝不可。这反映到人世道理上来，便是大有大的威仪，小有小的妙处，关键处还得看一个“缘”字。这样的大小此理，便是世间万物固有的秩序。
我小时对菩萨的又敬又畏，仔细究来，却是缘于我的外曾祖母。印象中外曾祖母始终独居于一隅，远远地避着外曾祖父。外曾祖父来寻她，她也不理，却也不另嫁。没有谁告诉我这其间的原因，但我想在外曾祖父那里，一定是有让外曾祖母伤透了心的地方，而且这一伤心，便是她全部的尘世。而外曾祖母一生留给我的印象，便是她一个人在屋子里供起的一个又一个的菩萨塑像。外曾祖母终其一生都没有离开过这些菩萨，一直到死，她才放下安放在菩萨里的尘世。
还有一点可以确信的便是，小时候我总会看见不断有人前去跪在那些菩萨塑像前，外曾祖母则安静地坐在一旁，一边敲打木鱼，一边替跪着的人念经祷告。至于菩萨是否真的显灵，人们的愿望是否最终达成，我却不知道。只记得去的人始终络绎不绝，连我也曾经随母亲去接受过外曾祖母给我们的祷告。外曾祖母清修的世界，也在这一来来往往的人群里有了小小的热闹。后来外曾祖母去世，那些菩萨还在，便由她的儿媳继承了她的衣钵。只是我再没去看过那些菩萨，因为我觉得在外曾祖母衣钵传承的这一点上，始终有人世的一份奇诡甚至是滑稽在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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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乡村的记忆，大多停留在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这段时间，这时候的乡村还处于农历时代，只在一杯泥土中，人们便可以安放自己。之后，市场经济莅临，打工潮流席卷，一直到最后的拆迁，乡村迅速改变，人心从简单变得复杂，时间从清澈变得浑浊，彼岸此岸，乡村早已变得面目全非。
我不止一次地想起乡村的那些时光，那些人与事，那些坍塌的时间与心灵。我这样定位我的怀念，是因为在我看来，我的乡村所留给我的印象，自从我开始回忆它的那一天起就已经是一片废墟——＿在废墟中抬起头来，每一次，我都觉得沉重。
“我必须要记录下我的乡村以及我的民族在时间里的生命印记”——在肉体与精神的双重废墟里，我时常听到有这样的声音在催逼我自己。虽然我明知不一定能记录得完整，也不一定能真切地反映出其间的人与事，乃至一个乡村和一个民族在时间里所呈现出的真实面貌（甚至还会有谬误和以讹传讹的可能），但我知道作为至今为止我的乡村唯一的写作者，我有责任和义务将我所看见和感受到的乡村的所谓“历史”交付给只言片语的叙述，尽管我的叙述因为各种局限极有可能捉襟见肘，甚至贻笑大方，但我别无选择。我甚至觉得，一个人在乡村的“精神史”，或许亦是乡村的“完整史”的反映或是折射。
毋庸讳言，乡村对我而言，始终是一种化解不开的情结。再具体一点，就是我所出生的乡村——个因为修建新县城和高铁火车站、一个因为拆迁而消失殆尽的村庄。她的一点一滴，一切温暖和美好的，一切丑陋和龌龊的，一切叫人疼痛和让人安慰的，一切真真切切地发生过却又如梦如幻的故事，无时不在我的心里萦回缠绕。在一次次的纠缠不清后，我开始觉得，这一切已然构成了我的精神质地——有几分孤独，还有几分不可救药，当然也有几分欣慰与从容。除了我真实的肉体外，它们也是我行走在这个尘世的另一副真实的身躯。
近年来，我断断续续地为我的乡村写下了十余万字，但我知道，它们是杂乱的、片段性的，更是破碎不全的。它们完全不足以承担起所谓乡村历史的“宏大叙事”；它们甚至是重复的，只属于一个人的“精神念叨”与“思想梦呓”，完全不够资格作为一个乡村的“历史记录”；还有，从所谓散文的艺术角度来说，它们亦是不入格的，它们缺乏真正意义上的文学元素，它们充其量只不过忠实并从属了自己的“心灵的真实”，只不过是纪念意义大于写作意义，它们注定只能是朝生暮死的一群。但我又固执地相信，有了它们的存在，我的乡村的“历史的轮廓”，甚至是“时间的真相”或许都可以渐次浮出水面。至少，在一个人的精神和思想史上，你可以清晰地看到作为正在快速而又大面积消失的乡村文明，作为彼时的牧歌似的乡村，作为此时乡村的自私、谵妄、分裂与破碎的诸多真实的存在，在时间的维度上所烙下的深刻印痕。同时，你还会发现与之共生的关于悲悯、同情，关于温暖和爱等所谓的人的“永恒情愫”。在近乎“朝圣”和“叩拜”的喃喃自语里，且不管那文字是如何的浅陋，且不管岁月的汹汹之水是否已将我们淹没，一份关于生命的思考却是千真万确的，一个人身陷时间漩涡的无奈与清醒亦是不言而喻的。
如此，便有了《草木黎人》这本散文集，便有了我对乡村的一次倾情梳理，当然，也还有某种意义上对我多年来散文写作的一次回望和总结（尽管这已经是其次）。从对乡村的怀念到对散文写作意义的探寻，自觉或是不自觉，有意或是无意，或许都是散文集《草木黎人》的双重宿命，不可能回避，也无法回避。
至于其宿命如何，却是我无法知道更无法把握的事情了。至于今后，我是否还会将一份对于乡村的怀念继续下去，是否还会在我的文字里继续关于乡村的叙述、记录和思考，更不得而知。因为，风吹过的时候，我们的肉体与精神，这时间与尘世的双重废墟，往往都会变得不可捉摸，更不可企及，宛如秘密一般。
还有就是感谢。我要真诚地感谢多年来为我发表文章的所有刊物，以及编辑老师们。一方面是他们不断地让我在写作中寻找到自信；另一方面且更主要的是，如果没有他们，我的乡村以及我们这个民族的生存史就不可能在更远、更大的范围内传播，我个人的思想和精神，我个人对散文的理解和认知，就不可能在全国各地获得表达的途径。还有就是要感谢我乡村的一草一木，以及我所有的父老乡亲，无论已经去世了的。还是正在尘世里过活的，无论仇恨我的，还是爱我的，无论已经忘记了我的，还是对我不离不弃的，我都要感谢他们。感谢他们让我明白了一个道理——所谓尘世，所谓生命，所谓情感，到最后，都不过是一阵风，风吹过，一切便都散了。只是我唯愿那散了的一切均能归于永恒，并永远朝着那春暖花开的方向……
李天斌
2015年4月于贵州关岭
一个出走者的自白
一
春天了，乡村山地上的樱桃花再次像多年前一样盛开，层层叠叠的花朵铺天盖地，清香一直传向很远。每一朵花都是熟稔的面孔，有时甚至觉得每一朵花还是你自己的前世——亲切是不用怀疑的，满怀深情，也是出自内心的真实。多年来，每当有外人怀着好奇地问这是什么地方，每个人都会回答说：“樱花坳。”这是人们对某个地域抑或风景的不约而同的诗意命名，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们对日常的排斥以及内心的某种浪漫痕迹。
每次回到乡村，我都会在这一份浪漫的基础上突发奇想，总觉得在乡村深处，应该就有某个隐士，其仙风道骨与一朵樱桃花一起被尘世相隔；再或者有一对相爱的人，远离尘寰，在一朵樱桃花上永持同心；再有就是一群山民，不论魏晋，不知有汉，世代刀耕火种，茹毛饮血，自生自灭，遗忘的与被遗忘的，都携带着诗意的芬芳。
我知道这仅是我的想象和虚构，或者是某种良好的愿望——作为故乡，我其实是希望它能有点与众不同的、最好是有一些有别于日常的事物点缀其中。我总觉得一个拥有这样一个故乡的人，他或她一定是有福的，他或她的精神也一定有着别样的风景。
多年来，在这样的想象和虚构中，我不得不又要接受一个现实：关于乡村，真实的情形是，山坳之间，三五个自然村寨，上百户人家，在一截截狭长的平地上一致排开，抬头均能看见炊烟升起，听到狗吠鸡鸣，人声在瓦楞和树巅上缠绕，成片的庄稼在四季中不停地奔跑，日子以其琐碎的形式刻在人们额头，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每一个日子永不停歇地穿行，春花秋月不过是人世举起的另一束烟火。
最多是，山地上的樱桃花作为一种自然风景的调剂，当人们在村子里生活累了，就来到这里坐坐，当目光与一朵朵美丽的樱桃花相遇，尘世的痕迹暂时隐去时，或许真的就觉得身心安静了。稍后，还要不可避免地回到村子，再一次经历日升日落……
二
15岁之前，我几乎全都扎在樱桃林里。放牛，割草，爬在草丛中看某只螳螂或者蛐蛐跃动，与某条从山上快速滑下的蛇擦身而过，提着石头追打某只从林中穿过的野兔，爬在树上用嘴吸吮樱桃花上的雨露，躲进樱桃花深处故意让母亲担心，跟几个童年好友用纸板抑或青草玩赌博的游戏……一切童年可能经历的事情，我都在樱桃林里经历了。
不独是我经历了，大凡出生在这里的人，也都经历了。多年来，除了少数几个，其余的人不单是在这里经历了童年，甚至直到老年，直到死去，都没有逃出乡村的版图。以我的家族为例，在村里，到我时已历经了六代，除去交替的时间，每代以二十年计算，也有了上百年的岁月，其间除了我后来离开外，其余的均没有离开半步。
在村里，很多人出生了，很多人死了，终其一生，他们最多就是到樱桃林里走走，看一看花开花落，装一袋旱烟，在青烟明灭的瞬间，在某块石头上默默地坐着，一直就这样坐着，坐着坐着就老了，甚至就没了。老去的过程，就像风吹落一朵樱桃花，一闪就不见了。一朵樱桃花，就是他们世界的全部，也可以说是他们一生的履历——简单，一眼便可见底的清澈。没有任何掩饰，也不需任何掩饰，不管生老病死、喜怒哀乐，始终都是默默地，正如平常的每个日子，仅是以其宽厚与仁慈，接纳了一切。其中的一切，也都如泥土与石头般真实，真实地贴在每个人的心上。
这很有点像某种精神固守，但实际上他们是无意的，甚至还有可能是盲目的——个人对某块土地而言，更多的不是你去选择它，而是它选择你。往往是，在村里，你出生了，你就成了其中的一朵，不管你愿不愿意，也不管你清醒还是麻木，直到有一天你在风中忽然零落，然后新的花朵重新绽放，故事在轮回中另起一页——时间就这样连接了下来。人世的代谢，与一朵樱桃花上的世界，同样的迅疾，同样的残酷。
三
直到现在，我依然不明白我离开乡村的缘由。从最初到现在，我跟这里的所有人一样，并没有觉得乡村有丝毫的不适，也不觉得一生固守一隅有什么不好——相对四处奔波迁徙而言，我甚至认为这算得上幸福的一种方式。我只是相信，我的离开更多只是某种偶然的结果，并不代表我内心对某块土地的排斥和遗弃，这从多年后我不断回到村里可以得到证实，其间的情愫，分明是最好的证据。
……
除了这些——对了，我印象尤其深刻的就是来自乡村的暴力。虽然我一再说我离开乡村是出于一种偶然，一再说我与乡村之间，其实早已水乳交融、根土不离，但仔细一想，我不得不承认，我之所以离开乡村，至少也跟那些集体出逃的人们一样怀着某种所谓的怨恨——尤其是当我在乡村遭遇暴力后，这种怨恨就促成了我离开的决心！
说到暴力，我忍不住就有了几分沮丧，在我的乡村，一边是诗意联翩的自然风景，一边是质朴的生活，但在另一边，暴力却无处不在，暴力甚至成为你在村庄是否能够言说的唯一理由！真实的情形是，大到土地的争夺，小到一棵树的权属，甚至一只鸡的丢失，都有可能演绎成暴力的比拼。于是，家族大的，弟兄人数多的，自然就占了上风，占据了村里的话语权；家族小的，弟兄人数少的，往往就忍气吞声，缩着头过日子——无数岁月以来，看似风平浪静的乡村生活，其实就像我在前面说过的，往往只是某种虚假诗意的遮蔽。
现在还是重点说说我所遭遇的暴力吧。那一年，因为家族纷争，堂叔以及他的表兄弟们对我父亲和三叔大打出手。事件发生后，所有村人因为惧怕堂叔的暴力而纷纷倒向他那一面，就连平时关系跟我们要好的很多人，也纷纷亮明跟我们水火不容的旗帜。一时间，我们就处到了孤立无援的境地，没有人愿意接近我们。之后很多年，我们在村里都处于非常弱势并尴尬的地位……
我知道，那时候我是恨我的乡村的，我一直渴望相互的亲近与和谐，所以我恨那些给予我暴力和风吹两边倒的人。我甚至曾经发誓，我要么有一天将他们打跪在地上向我求饶，要么从此远离，将其彻底忘记在我的生命之外……但多年后我才知道，两样我都做不到，两样我都无能为力——方面，时间已逐渐泯灭了我的仇恨，我早已在内心完成了某种自我的妥协与谅解；另一方面，15岁之前乡村所给我的记忆，竟然一年比一年更加清晰起来，甚至像催促我似的。有事无事，我都会回到村里，尤其是春天，当连绵不断的樱桃花再次盛开，我总要在那里坐下，一坐就是很长时间——清香依旧传得很远，云淡风轻，某只飘逸若仙的鸟儿在山谷里来回吟唱，只闻其声不见其影；一些神秘的野兔、黄鼠狼、山鸡来去无踪，四野静寂，整个乡村，似乎仅有我一个人，像时间无法吹灭的某个遗像——我突然就想，在这一生，我是离不开乡村了。这一份不离不弃，它其实早已在我15岁之前就已注定，就像某种宿命，在生与死的传说里，我注定是其中一个。
人们对乡村的记忆，大多停留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至八十年代这段时间，这时候乡村还处于农历时代，只在一抔泥土中，人们便可以安放自己；之后，市场经济莅临，打工潮流席卷，一直到最后的拆迁，乡村迅速改变，人心从简单变得复杂，时间从清澈变得浑浊，彼岸此岸，乡村早已变得面目全非。在《草木黎人（黔地黎族人最后的乡愁）》中，作者李天斌想给我们呈现的是一另外一种状态的乡村。
《草木黎人（黔地黎族人最后的乡愁）》是一本散文集，收录作者李天斌的散文作品22篇，包括《在农历的天空下》、《稻子上的乡村时光》、《我跟一块土地的纠葛》、《孤独的乡村老人》、《像模像样的村庄》等，分成4辑编排，包括世俗光谱、草木精神、边地季节、黎人消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