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解读日本文化的扛鼎之作，探讨“菊与刀”背后隐秘的根源！继《菊与刀》之后又一部轰动世界的现代日本学巨著，和《菊与刀》并称“20世纪最重要的日本文化著作”，全面解读日本文化的集大成之作！旅日著名作家李长声倾力作序并推荐！

何为真实的日本？何为真实的日本人？日本人独特的文化表象背后，有着怎样的民族性根源？本书以“由外到内”的西方视角，剥茧抽丝般镜像出日本“由内到外”的民族特质，并由此投射出一个迷雾散尽的真实日本。

以深入肌理的文化映照，投射一个真实可信的日本。何为真实的日本？何为真实的日本人？日本人独特的文化表象背后，有着怎样的民族性根源？《面具下的日本人》以“由外到内”的西方视角，剥茧抽丝般镜像出日本“由内到外”的民族特质，并由此投射出一个迷雾散尽的真实日本。

《菊与刀》开启世界了解日本的大门，《面具下的日本人》引领读者深入日本文化的隐秘腹地。如果说《菊与刀》从文化的表层对日本进行了细致入微的外部考察，那么《面具下的日本人》则深入日本文化的内部，探索日本人性格中“光与暗”两面性的成因，并借助通俗文化的代表——电影、文学、漫画、戏剧，来诠释“光”之背后“暗”的萌芽、滋长和繁茂，这是日本文化通俗粗陋的一面，也是真实可信、鲜活生动的一面。

以崭新的解读视角，融百家之言，成就现代日本学的集大成之作。世界范围内的日本文化研究，以《菊与刀》为滥觞，以《面具下的日本人》为顶峰。吸收、融汇各家论述的精华，以独到的视角深入阐释了潜藏在表象之下的日本文化的真相，被誉为“20世纪世界上最重要的日本学专论”。

第一章 神祗的镜子

第二章 永恒的母亲

第三章 神圣的婚姻

第四章 魔鬼般的女人

第五章 人类艺术品

第六章 妓女的艺术

第七章 第三种性别

第八章 硬派男人

第九章 忠心的侍从

第十章 高贵流氓与虚无主义者

第十一章 开父亲玩笑

第十二章 漂泊的灵魂

第十三章 结论：温和的人

人名对照表

在日本的庆祝活动中，痛苦与狂喜、性与死亡、崇拜与恐惧、纯净与污染，都是重要的因素。神道的神祗非常适合日本人的品味；他们不要求牺牲——远离某些食物——也不要求祷告或信仰教义，反而要求人们使他们欢乐，一如天照大神；他们要庆祝，要笑。总之，他们要场面、化妆舞会，而且越性感越好。就某种意义来说，他们邀请人们破坏他们本身所象征的每一个禁忌。

正是这个神祗的戏剧，形成了日本大众文化的基础。日本文化中这种原始的、总是猥亵的、暴力频繁的另一面，一直持续到今天，尽管它那比较情色猥亵的表现形式屡次遭到官方非难。

第一位在这种场面中演出的，当然是天宇受壳命。她神圣的脱衣舞变成了后世“神乐”的原型。神乐照字面的意义就是取悦神祗。虽然神乐仍旧在神社中表演，但已失去了许多的大众吸引力。不过，它的精神仍然可以在更多现代的戏剧形式中见到。现代脱衣舞馆就是一个例子。

在京都，“Toji Deluxe”是一家很有名的脱衣舞馆。它是一间有着装饰和霓虹灯的建筑，坐落在火车站后面一条黑暗、令人恐惧的街道上。入口装饰着巨大的塑料花环，好像是五彩缤纷的葬礼花圈。经过一个紫色灯光的大厅，客人被带入一个内部的房间，而节目就在里面演出。这是个宽敞的空间，完全沉浸在温暖的粉红色光线中。中央有个舞台缓慢地旋转着。

高过观众的地方，有着另一层透明塑料做成的旋转舞台。墙壁和天花板满满地覆盖着玻璃，把十来个女郎交互折射成类似立体派的后宫画像。

一个爆裂的男人声音，透过音量极大的扩音器欢迎所有来宾，另有几个穿着轻薄晚礼服的女人，东倒西歪地走在坡道上(有些还匆忙地把婴孩交给在后台的同事照顾)，提着看起来像是去野餐的篮子，上面整洁地盖着一条五彩布块。这些篮子摆在舞台上，盖布小心翼翼地摊开。然后，这些女郎以一种细致端庄的感觉打开她们的配备，只见震动器、小黄瓜和保险套一个挨着一个，排列得整整齐齐，仿佛是为传统的茶会所准备的。

完成之后，女郎们站起来，马马虎虎地随着《Strangers in the night》大声且沙沙做响的旋律摆姿势，可是，她们不像在跳舞，倒像是一系列的静态活人画。她们面无表情。传统和现代的日本舞者，就像是戴着一个完全超脱的面具，仿佛她们的动作是自动的，而人们将会因失去感觉而顺从。

接着她们的脸上闪过一抹微笑，不是美国歌舞演员那样不自然的露齿微笑或者法国音乐厅那种故作的淘气，而更像是种母亲的保证，它在告诉观众说：根本没什么好怕的。

依然微笑着，她们邀请观众中的几个人上台加入她们。整洁地穿着公司外套的男人，脸红而咯咯傻笑，被同事拱上舞台。接踵而来的就是他们企图和舞者发生性行为，当然这也是娱乐的一部分。在此种情境下，一点也不意外，企图几乎都归于失败，不过，却能带给观众很大的欢笑与嬉闹。

无论如何，这个表演必须继续下去，更多脸红而咯咯傻笑的年轻的公司职员被匆匆地推下舞台，笨拙地挣扎走回他们的座位，因为他们的裤子还褪在脚踝上。最好的部分，也就是真正的表演，亦即几乎是所有男人付钱的目的即将发生：Tokudashi(特别事件)，也就是人们所熟知的“张开”，如果这样写的话，它的意义会更清楚。

女郎们拖着脚步走到舞台的边缘，蹲下，将身体尽可能往后倾，徐徐张开双腿，距离第一排那些胀红的面孔只不过几寸而已。突然间，观众鸦雀无声，个个倾身向前，只为了更能看清楚这个会将人催眠的景象，而这个具有魔力的器官，显露了它所有的神秘荣光。

女郎，依旧带着母性的微笑，像螃蟹般缓缓移动，一个接一个，轻柔地鼓励观众靠近点以便看得更清楚。为了帮助男人探索，她们拿出放大镜和小手电筒，而人们就把这些东西一个一个传下去。此时，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在女性解剖结构上的那一点；身为被男性欲望羞辱的对象，此时的女人却俨然是个操纵一切的女家长制的神祗。

最后，狂野的喝彩，巨大而解放的笑声，打破了此一非凡仪式的张力。有些男人还拿出手帕拭去额头上的汗水。

这些都和多数西方人所感受到的日本那朴素的、控制的、精致地加以抑制的、忧郁的美学，有非常大的落差。的确，将地方性的、获得神道启示的大众文化与贵族的、获得佛教启示的审美观做对比，人们可以说它们的差异像极了两个不同的文化。

这有一部分是由于阶级的问题。一般而言，都是那些沉迷于外国时尚、有钱有闲的人率先感觉到外来的影响。而事实上，很多贵族传统是从更精密的社会(主要是中国和韩国)输入的。因此，第一批佛教徒是7世纪圣德太子朝廷中的贵族们。在平安时代(794－1185)的男性学者都以汉文书写，而女人则不是，因此她们成为日本本土文学的先驱。

输入上流阶级的文化，并非日本特有的现象，就如同在19世纪的欧洲，上流阶级的沙龙热切地希望听人讲述法国文化。但是，通常处在高度发展时期的这些外国输入品，对于一个孤立的海岛文化的影响是巨大的，而且在某方面像是治疗外伤的药品。此外，佛教和儒学所强调的伦理学与道德，是个可以将平民维持在控制下的有用工具。日本7世纪的统治者就认为，佛教是护国最佳之物。

P14-16

读伊恩·布鲁玛的书别有趣味，起码一是读外国人怎么看日本，再是读西方的外国人看日本跟我们有什么不同，开卷有益。

布鲁玛是荷兰人，说得更精当，乃父荷兰人，母亲是英国人，他们的国家近代与东方世界有密切关涉。1951年12月28日生于海牙。1970年进莱顿大学读中国历史与文学。1971年，风貌有如拿破仑的寺山修司率领“天井栈敷”剧团在阿姆斯特丹演出《鸦片战争》，观看之后，布鲁玛觉得寺山所展现的日本是长达几世纪的吸引‘放荡者’、令‘传教士’喟叹的那种‘官能的东方’现代版”，兴趣遂转向日本，可以说寺山修司这个文艺怪才对布鲁玛的人生有重大影响。1975年至1977年在日本大学艺术系留学，专攻日本电影，这或许与伯父做电影导演不无关系。之后在东京从事摄影、写作、电影导演，撰写电影评论，并参加过唐十郎的剧团“状况剧场”。1980年离开日本，正式步入新闻行，文化是当行本色，笔锋更转向社会政治，正如他日后自道：“作为一个批评家，我不只论说书本或电影，也一直写时代的思想及事件。”2003年以后当大学教授，执笔执教两擅长。2008年荣获“伊拉斯谟”奖。通晓多种语言，见多识广。比社会学的傅高义、文学的唐纳德·金晚一代，与日本成为经济大国以后出道的日本研究家同样，有留学日本、与日本人结婚的履历，而独具的特色是真心喜爱日本的通俗文化，藉以展示并解析日本自画像。

所谓通俗文化，即电影、漫画、戏剧、读物等，与纤巧、优雅的形式相比，属于日本文化的另一面，也就是下位文化，或日亚文化，是欧美世界几无所知的。当然不应被轻蔑，但它浅俗，带有暴力性，每每是病态的。通俗文化中的英雄或坏蛋是大众性、集体性想象的产物，表现为日本人某种典型的形象，并形成国家或民族的认同。这正如约翰·韦恩所扮演的角色几乎在美国不存在，但那是美国人的愿望，被当作美国人的典型。如果说太平洋战争结束之际论说日本的经典《菊与刀》基本是堆砌事例，勾勒日本人形象，那么，布鲁玛的这本《面具下的日本人》则主要从神话、传说中发掘日本人的原型。虽然历史上时有变化，但日本人自己创造的最初的原型仍然活现在通俗文化当中。

布鲁玛于1984年出版此书，很多读者应该还记得，就在1980年，如日中天的明星山口百惠把麦克风放在舞台上，跟人气比她差N个数量级的演员三浦友和结婚，息影家庭。布鲁玛把这类事件与古代神话，以及11世纪的《源氏物语》、17世纪的((好色一代女))，乃至谷崎润一郎的恋母小说等贯通一气，解释日本女人的母性与娼性诸相。沟口健二、今村昌平的电影，好些电视剧、漫画，更被他顺手拈来佐证自说。岂止西方人，连与之为邻的我们亚洲人也常觉得日本所有的女人都是母亲，而男人都是儿子，这种男人与女人的关系被布鲁玛追溯到天照大神和她的弟弟须佐之男那里。男人，即便是硬派的非常男人，“总是还有一位最终的强者……那最甜美、最温顺、最和蔼的生物……他自己的妻子，大和之母。”(见正文第168页)女人被崇拜为母亲之神，可一旦剥下母亲的假面，就变成可怕的恶灵。

本尼迪克特在《菊与刀》一书中揭示日本人的二重性：“向来爱搞些天真烂漫的乐趣，以此闻名，如赏玩樱花、月亮、菊花、初雪，在家里挂个笼子听虫儿歌唱，吟咏和歌或俳旬，摆弄院子，埋头于插花、茶道。这样的乐趣不像是抱有惴惴不安与反抗心的国民所应该具有的。”赏花咏俳之类是日本人的雅的一面，现实生活当中便呈现出一派“和气”，而截然相反的另一面，即“惴惴不安与反抗心”则通过酒宴上的胡闹、漫画中的血腥暴力、海报上被捆绑的裸女来宣泄。“和气”，布鲁玛视之为日本人的核心，如同“教养”之于英国人，“文化”之于法国人，并非与生俱来，而是传统秩序所强加的，是堂而皇之的表面原则。不健全的、时而荒唐的趣味贯穿于通俗文化，是被强制服从严格的、限制重重的正常规则的直接结果。从社会压抑下唯一的解放是游戏，压抑越强，游戏越荒唐。可以在空想中肆无忌惮地使用暴力，使暴力行动在现实中得到抑制，彬彬有礼，秩序正常。对于空想的暴力，日本人不是用道德，而是以纯粹的审美来判断。“邪恶的人也可以成为英雄，只要他的行为(无论是谋杀与否)有某种风格；只要他看起来很棒。”(见正文第217页)

布鲁玛说过，也许在日本人看来他并没有写出新东西，但至少提供了新视点。日本位于欧亚大陆的尽头，是从外侧观察除了日本之外的整个世界的最理想位置。而学习外国文化，不能给本国文化带来新视角也就没有意义，例如他看到，日本众神跟我们人一样有弱点，比基督教的三位一体更富有人性。很多住在日本的西方人摇摆于爱与憎的两极之间，限于一种精神性晕船。他们每每憧憬放荡而来，风情阅尽之后却变作传教士，要把自己所丢弃的那套道德强加给东方人。布鲁玛住在日本时往往跟“日本是独特的”这种日本文化论同调，但了解了亚洲其他地方，后来又回到欧洲，重新学习，便发现了自己的错误。日本人和外国人都相信日本是独特的国度，在文化、经济、政治方面，这种认识使日本孤立，而且是七十多年前日本走上不光彩道路的起点。文化的不同是存在的，也影响到人们的行动，但总是用文化的不同来说明政治的、经济的制度，那么，布鲁玛认为，文化相异的各国最终就只有三个选择：或者对方像我们这样，或者我们像对方那样，或者抵制与对方贸易，兵戎相见。

布鲁玛解说文化，却不容许随便拿文化作挡箭牌，以开脱历史的责任。他指出，日本人特别固执于文化是“欠缺政治”的结果。日本还遗留着冷战结构，甚至仍笼罩在二次大战的阴影之下，政治家、知识人迄今热衷于议论日本在二次大战中的作用。阴郁的官僚统治着日本，虽然造成了某种安定，却也使公然论争的政治绝迹。在没有政治的社会，日本人论、日本文化论代替政治，甚嚣尘上。

宣示或张扬自己的文化，哪个国家、民族甚或地方都不无此心态，以日本为甚。他们总是忙于把外来文化加以本地化，创造自己的传统，好似商场里常见的情景，有走样的洋食，有变味的中华菜肴，卖和食的要头缠抹额，身穿印有店名的短外褂，吆喝兜售，似乎非此则无法认知。日本人不大有亚洲一员的感觉，其背景未必在于江户三百年锁国，倒像是日本人长年处于中国文化的阴影之下而形成的历史情结，被美国炮舰敲开了国门之后，又唯恐欧美把自己跟中国及亚洲当作一回事。日本人爱看外人谈论自己，不大有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意思，他们确认并赏玩自己的与众不同，为外人不可能理解而自鸣得意，从而更坚定岛国根性。那些一知半解的日本论只会被当作电视的搞笑节目。但蔑视东方或厌恶西方均非“文明冲突”，而是破坏性的“思想冲突”。在很多场合，所谓亚洲价值观其实是日本价值观的变种，为避免这种尴尬，有人便煞费苦心，求助于所谓儒教，旧的或新的。

倘若时至今日才惊艳于《菊与刀》，恐怕是难以真正了解日本的。当下伦敦书店里摆着布鲁玛的著述。他并无批判日本之意，但取材于“低俗文化”，便像是与日本国拼命树立“高雅文化”唱反调。近年来日本政府终于认识到漫画、动画片之类乃日本最具独创性文化，大力弘扬，推向世界，这就要躬身感谢布鲁玛才是。一只碧眼所映现的日本或许会偏蓝，有的景象更鲜明，有的反而模糊了。笔下恣意汪洋，令人眼花缭乱的感官也时而漫没了点睛之处。有关日本的著述，除了此书，布鲁玛还出版有((The Wages of Guilt：Memories of War in Germany and Japan》(日译本《罪恶的代价：德国与日本的战争记忆》)、《The Missionary and the Libertine：Love and War in East and West》(日译本《伊恩·布鲁玛的日本访谈：从村上春树到广岛》)以及与人合著的《Occidentalism：the West in the Eyes of Its Enemies》(日译本《西方主义：敌人眼中的西方》)。就日本人的心态来说，最在意的仍然是欧美人说他们什么了。

倘若时至今日才惊艳于《菊与刀》，恐怕是难以真正了解日本的。当下伦敦书店里铺摆着布鲁玛的著述。他并无批判日本之意，但取材于“低俗文化”，便像是与日本国拼命树立“高雅文化”唱反调。近年来日本政府终于认识到漫画、动画片之类乃日本最具独创性文化，大力提振，推向世界，这就要躬身感谢布鲁玛才是。

——李长声(旅日著名作家)

色情与暴力美学的戏剧性幻想，是现实的平行面和翻转面，有如镜中的反射一样短暂又触摸不着。

——杨照(知名文化评论家)

一位西方评论家曾经这样形容日本人的性格：日本人好比一群小鱼，它们有秩序地沿着一个方向游着。一块石头投入水中，打乱了队形，使它们突然掉头，朝相反的方向游去，然而队伍依然是井然有序的。

——李兆忠(《暧昧的日本人》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