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德英文集》收录了中国当代著名作家冯德英的作品《苦菜花》、《迎春花》、《山菊花》、《染血的土地》、《晴朗的天空》、《冯德英中短篇作品选》。其中几部作品曾在“文革”时被大量删改。此次恢复原貌，并配以画家张德育、王立志、潘世勋、杜滋龄绘制的珍贵插图，极具收藏价值。

本书为其中一册之《染血的土地》，描写了从战争到和平的巨大历史转折中，中国农村的政治、经济生活和人们的命运、心理、道德的剧烈变化，展现了当时中国社会的真实情景和长期战争在社会生活各个领域及人们，心灵深处留下的投影。

《冯德英文集（染血的土地）》是冯德英继“三花”系列后，创作的“大地与鲜花”系列第一部。《冯德英文集（染血的土地）》以新中国建立初期的胶东山区农村为背景，以“八路军胡同”三家老烈军属及其子女亲友的喜怒欢悲、际遇沉浮为线索，描写了从战争到和平的巨大历史转折中，中国农村的政治、经济生活和人们的命运、心理、道德的剧烈变化，展现了当时中国社会的真实情景和长期战争在社会生活各个领域及人们，心灵深处留下的投影，成功地塑造了村党支书杨日昌、卫生院长玉冬、“支前模范”大俊、“无脚走将军”孙明光及资本家“少奶奶”蓉子等一系列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作品情节扣人心弦，乡情民俗气息浓郁，富有强烈的时代气息和艺术感染力。

第一章

……女人的纤细身子在月亮地里一出现，就匆忙地闪进墙根的阴影里了……

月亮，十五的月亮，一九五三年阴历六月十五的月亮，从东海中升起来时，还裹着一层雾霭，显得又红又大，当它爬到山头之上时，变白变小了，可更加浑圆明亮了，一旦它挂到村中大槐树的梢头，那圆圆的银光四射的月亮，宛如一盏天灯，白晰的柔光刷清了万里苍穹，亿万大大小小的星斗便失去了光泽，只有几颗特别顽强的星星在灰蓝色的天幕上闪烁。这个时候，那山，那川，那村，整个昆嵛山地区，都沐浴在幽静的银白的月色中。

杨家寨坐落在昆嵛山前怀、黄垒河南岸；全村一百余户人家，这在小村星罗棋布，大村百里少有的昆嵛山区，属于中等村庄了。村庄南面紧靠一座黄土岗，村西头有条从南山伸出来的小沙河，南北河堤上满布着柳杨杂树，村外来人，远远地先见树林，上了河堤才见村子。

杨家寨村西头有条四幢茅草房组成的小胡同。胡同的西面隔着些打谷场、菜园子，再就是西沙河的堤坝。这四幢茅屋住着三家人，三家人都有当八路军的，打从抗战时起，村里人就顺嘴叫它八路胡同，久而久之，也传到外村去了，十里二十里，许多人都知道杨家寨有条八路胡同。

八路胡同西北一家姓孙，四间正屋住着孙树礼夫妻和两个孩子。孙树礼的弟弟孙树祯是早年当八路军的，父亲在区上当炊事员，四二年日寇大扫荡中牺牲在马石山上，大妹四八年参加工作也走了，二妹前年上的新疆。东北一家住着三间茅草屋，主人杨日顺的两个儿子四二年参加了八路军，家里还有个二儿媳妇，叫大俊。这两家的院子连着的南面，便是杨日昌家。他家房子东西两幢，严格地说东面菜园里那三间是草棚子，不过不断加上些土坯，装上粗劣的木棍做窗棂，勉强叫房子罢了。杨日昌家的人口最多，在家里的人却最少，日昌和他的小女儿玉春，玉春今年虚岁十四。

八路胡同的三家人并不沾亲带故，有的还是两个姓氏，不过正像俗话说的，远亲不如近邻，成天在一块过日子，三家人谁对谁都不锁门，南北的窗户成了交往的枢纽，不仅互相呼唤、交谈，借还东西，时常干脆从窗户上你进我出，省力省工省时，且还过往亲密。抗战爆发不久，胶东共产党组织在昆嵛山东部文登县的天福山举行起义，成立“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当地人称“三军发起”，抗日的烈火迅速燃遍了昆嵛山区。杨家寨有了第一批地下共产党员，杨日昌就是三人中的一个。父亲“红”了，染着了大女儿玉夏。玉夏牺牲，大儿子玉林参加八路军；南邻走了，北邻也待不住了。玉章、玉常兄弟先后从地主长工屋参军走了，孙树祯也被从苗占奎的杂牌队伍里找回来，换上了八路军的军装；接着，玉冬参军、玉秋参军、树礼的大妹秀玥参干……到玉德参军为止，八路胡同出去九位干革命的，而在他们的带动之下，全村走了五十九人。

八路胡同三家人剩下的男女老幼八名成员，是一个生产互助组。互助组这个生产形式，在这一带自抗日战争开始实行减租减息，土地出让政策时，就逐渐地出现了，到了一九四五、四六年间，这里又普遍进行了土地改革，穷人的地多了，牲口、农具不足，参军、支前，又使劳力极缺，政府号召，人们乐意，互助组陆续地多起来了。目前大多是季节性的，临时性的：春耕秋种时在一起互助，平时各干各的；今年你和我，明年我和他，春此秋彼，就看各家的结合、劳力和畜力的变化了。八路胡同互助组，从抗战起就没有断过，成员一直也无变化。按土地，这三家是富户，他们都是土改时的重点分田户：赤贫、军属、烈属，分给他们三家的地主富农的土地，多数是挨着的上好的土地。但论人力就差了：三家现在剩下的八口人，杨日顺快六十岁了，体弱多病，再就是儿媳大俊；杨日昌五十出头，干庄稼活是强手，可身板一年不如一年，腰病，胃疼时常发作，加上他是村党支部书记，工作紧了几天下不了地，玉春年少，还在上小学，唯一的壮丁孙树礼，不到四十岁，长得也浑粗溜直，不过他担七八十斤的挑子还呼呼直喘，加上有个好吃懒做的毛病，往好上夸算大半个男劳力，好在树礼媳妇能干，带着两个孩子，家里家外活不耽误。说畜力，他们更可怜：只有杨日昌家有头灰毛驴，还是抗战年间贷款买的，老牙口了，犁起地来，犋上一边是毛驴，一边是人，老毛驴时时拉不过树礼媳妇……

这样一个艰难困苦的互助组，为什么能多年坚持下来呢？一是他们朝暮相处的感情联系，二是八路胡同给他们带来的共同荣誉感，三是有起决定性作用的关键人物杨日昌。矛盾的普遍规律，八路胡同也是逃不过去的。在这里起矛盾的中心人物是孙树礼。有多少次，两家杨姓的成员被孙树礼的懒惰、无理气得没法忍耐，要把他开除组外，都被杨日昌说服了。有几回连树礼媳妇都哭着骂道：

“这个懒人！没药能救啦，大叔呀！别要俺家啦，俺老叫你两家吃亏……这个懒货！把俺妈陪送俺的银镯子翻出去卖了，跟人去海上贩对虾，一个钱没挣下，还欠下一腚饥荒，误了一集①工，俺才说了两声，抓起头发就打……俺要和他分家，带着孩子单过，叫他死了，也没人挖坟坑……”

孙树礼的懒馋、酗酒，在村里是出了名的，但因为他是著名的八路胡同的人，谁也不去得罪他，有的当面还奉承几句。为了使孙树礼不致出大事，帮助他家过下去，也为了维护八路胡同的团结，杨日昌坚决不答应将他开除出互助组，其余的人，虽然有时气得肚子发疼，也不好再多话了。P1－3

人们习惯于把拙著《苦菜花》、《迎春花》、《山菊花》（上、下）统称为“三花”，向我索书定要“三花”，认定“三花”是一部不可分割的三部曲；其实并非如此，这三部长篇小说相互之间的人物关系、故事情节，都没有直接的联系和瓜葛，是独立成书的。当然，它们也有很大的共同点，三部小说都是描写山东半岛胶东地区人民斗争生活的，时代的连贯性——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结合紧密，书名都有“花”字，又出自同一作者之手，如此便是“三花”的由来吧！

《苦菜花》是我的处女作，是真正意义上的处女作，不仅是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也是我发表的第一篇文学作品。为了这本书的创作，从一九五三年开始酝酿、构思、练习钻研，到一九五五年写成初稿，用去了三年多的我在军队的紧张工作的业余时间和节假日。同年秋天，我把一大包稿子寄给北京解放军总政文化部，并附上一封给该部陈沂部长的信，大意说，我是某部队的一个十九岁的排级干部，共青团员，利用工作之余，写了一本小说稿子，自知水平很低，达不到出版要求，只求能得到有关部门的指教……“解放军文艺丛书编辑部”很快来了信，称我寄去的稿子和给陈沂部长的信，都已转到他们手里，他们会及时把意见告诉我……然而，这一等便等了一年多！这怪不得编辑部，因为反胡风引发的肃反运动，文艺界是重灾区，一切正常业务2T＿作都要停下来为政治运动让路。好在一九五六年冬至一九五七年春，我在编辑部的热情支持帮助下，在大张旗鼓的反右运动前夕，很顺利地完成了修改定稿工作，不然，又不知道要拖到什么时候去了。

《苦菜花》初版于一九五八年一月，是解放军文艺社自己编辑出版的第一本长篇小说，由天津画家张德育作的彩色插图，而之前该社的“解放军文艺丛书编辑部”编辑的书，都是交给地方的有关出版社出版；之后，为了庆祝新中国建国十周年，人民文学出版社从全国范围精选一批文学作品出版，我趁机对入选的《苦菜花》作了些枝节性的修饰，并把应约发表过的一篇谈该书创作情况的文章，收作后记，此后出版的各种本子，包括外文译本，都是根据这个版本来的，直到“文革”之前，没有再修订过。“四人帮”被粉碎后不久，迫于当时的形势，再版时又做了些删节；随着政治形势的进一步好转，很快又恢复了原来的版本，也就是读者现在看到的本子。

《迎春花》的写作过程则简单多了，在处女作出版后激起的热情的推动下，为了向新中国成立十周年献礼，我用了三个多月的时间，于一九五九年春写完四十五万字的小说《迎春花》，上海的文学杂志《收获》一期全文登出，新华书店征订要一百万册，因为纸张紧缺，暂时只能印出四十万册。但是，《迎春花》很快就引起了很大争论，争论的焦点是该书在男女两性关系的描写上，有严重的自然主义倾向，失于色情，有副作用；有些批评者更进一步认为，《苦菜花》也存在这个问题，值得作者警惕！于是，我在有关领导的指示下，对《迎春花》作了局部的修改，篇幅也减少了五万字，于一九六二年再版；“文革”结束不久重新出书时，又对这方面的描写进行了一次修删，以期男女关系的描述更“干净”；但是，随着形势的变化，原来就不赞成这种“干净”的同志，反对修改，编辑部便又找出第一版的《迎春花》，要按这个版本重新出书，我也同意了。这次也按初版付梓，相信广大读者有自己的鉴别能力，孰对孰非，会做出自己的判断。

当然，事情的进展并不总是天遂入愿一帆风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风暴乍起，我就知道自己在劫难逃，因为我是早在一九六四年，就被“文艺革命旗手”江青点名批评写了坏小说《迎春花》的作者，而且抗拒她的指示……很快，《苦菜花》和《迎春花》及尚待出世的《山菊花》，便遭到无情地批判，被定为宣扬资产阶级人性论、阶级斗争调和论、革命战争恐怖的和平主义、爱情至上及有黄色毒素描写的三株大毒草，成为禁书。

世上的事有时是很难预测安危福祸的。《山菊花》的出世过程，即从一九六三年十一月上集稿子脱手，到一九八一年十一月下集定稿，在这长达十八年的时间里，安危多舛，可谓“福兮祸所伏，祸兮福所依”，充满戏剧性。在我完成它的上集时，曾明言超不过前“两花”就不要出版的。我所在单位主管文宣的空军政治部王静敏副主任，阅完书稿后，感动得泪下，赞赏有加，批准出版。可是没有多久，随着反对国际现代修正主义气候的升温，国内的阶级斗争的氛围也日益浓烈。编辑们最终得出结论，这样的稿子现在不敢出，要出，得修改；而要改掉的，正是最感人的那些部分。我选择了宁不出，也不改，书稿搁在那里。但书虽然没有出，炮制这株大毒草的罪责却一点也没有减轻，将手稿交出去批判，连王静敏主任也逃脱不了干系。我极感悲惨，《苦菜花》、《迎春花》也遭厄运，可它俩总是出生了，发行遍及全国，国外也有翻译，也算风光了好几年；而这个《山菊花》，还没见面于世，便被批判斗争得体无完肤，连“寿”都没有，就和它的“两花”姐姐一起“正寝”了，岂不更加哀哉！然而，出乎意料的事情又发生了，林彪事件爆发的第二年——一九七二年，我从贵阳空军五七干校返回北京等待“复查”落实政策的日子里，单位里的一位秘书同志告诉我，机关堆放杂物的屋子里，有一包像是稿子的东西，一直没人问津，不知是不是你的……一见到那熟悉的白布旧包裹，我的心颤抖得说不出话来，泪水夺眶而出……难道冥冥之中真的有上苍护佑，这部注入我大量心血讴歌胶东人民革命战争艰苦卓绝的奋斗历程、崇高善良的道德操守、坚贞不渝的炽烈情爱的书稿，竟能在无情地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革命造反派的铁掌中逃生？竟能蒙混在乱纸堆里盖着厚厚的尘埃幸存下来？转念一想，这部《山菊花》稿子，当初还幸亏被勒令交出去接受批斗，否则留在我自己家里，全家被扫地出门去五七干校劳动改造时，谁还会顾及带上这已经惹了祸的“惹祸精”？那样一来，惊恐万状的家人，也会将它付之一炬或扔进垃圾堆的。如此，也就不会有一九七九年上集、一九八二年下集，山东人民出版社和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同时出的两个版本的《山菊花》了。这可真应了那句“塞翁失马，焉知非福？”的老话。

每个作家的创作道路是不会完全相同的。这是因为，作者为什么要写——创作的动机，写什么——创作的题材，怎么写——创作的方法，都和其本人的生活阅历、个性爱好、立场观点、周围环境密切相关。而这些方面，很难是人人相同的。

像我，本来是个只念过五年小学，十三岁便参加人民解放军的人，怎么会想到搞文艺创作呢？我那么年轻，第一次发表文学作品，就是大部头的长篇小说，又是什么特殊的天才使然？这是迄今为止，常常有人寻问的两个问题，甚至还听到过《苦菜花》不是出自我手的妄断流言……

我之所以走上文学创作的道路，并且能比较早的“少年得志”、“一鸣惊人”，不是年轻幼稚的作者有什么特别的天才，而是我从童年时代开始所处的革命战争环境，我接触过、看到过、听到过、参加过的激烈残酷的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人和事，在那如火如荼的斗争中，我周围的亲人，村闾邻居，不分男女老少，同仇敌忾，为正义的斗争，献出自己的所有。无数的共产党员，八路军、新四军、解放军指战员，革命干部群众，为了民族和人民的解放事业，浴血奋战，其英雄的壮举，崇高伟大的精神，惊天地，泣鬼神！我得天独厚地有幸生长在那烈士鲜血染红的土地上，耳濡目染的英雄人民的可歌可泣的业绩，为我储存了一个开发不完的高尚品德、优美情感、善良性格、坚贞不屈的牺牲精神的宝藏，使我的创作激情和原料，有了用之不竭的旺盛的源泉。为此，我特别热恋我的故乡昆嵛山，爱那里的人民、风俗语言、山山水水、一草一木，爱她的过去和现在。

作家的作品是时代的产物。只有表达了人民的实际生活真情心愿的作品，才是时代脚步的记录，才具有时代精神，才有审美价值和传世的生命力。作家和作品都是有时代的局限性的。我对自己是有自知之明的，如上所述，“三花”的产生，很大原因是有赖于客观的因素，也属作者年轻之作，不足及浅薄甚或谬误之处，可称屡见不鲜；还有，在一些情节的描述上受时代局限，也是在所难免。不过，尚可聊以自慰的，是那份感情是真挚的，是用一颗炽热的心，去爱去恨，那些真实的生活真实的人；而这些，让进入晚年另一个时代的我再来写，恐怕也难办到了。这便是我愿将原汁原味的拙作“三花”，再次献丑于读者的初衷。  以上是我想向关心“三花”的读者交代的一些话，就作为此书新版的前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