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本民国报人邵飘萍的评传。在编写过程中，笔者致力于将邵飘萍与中国近代历史、与中国新闻史紧密衔接并打通，从个案到宏大叙事，彼此穿梭，以便仔细观照已逝去的历史岁月，尽管它至今还有许多隐秘的色彩(于是本书就有不少“揭秘”的成分了)。

这是本民国报人邵飘萍的评传。在编写过程中，笔者致力于将邵飘萍与中国近代历史、与中国新闻史紧密衔接并打通，从个案到宏大叙事，彼此穿梭，以便仔细观照已逝去的历史岁月，尽管它至今还有许多隐秘的色彩(于是本书就有不少“揭秘”的成分了)。

代序 自由的灵魂(林贤治)／1

第一章 以身殉报

——回溯80年前的故事／1

一、“三一八”事件的前前后后／4

大沽口事件／4

“三一八”惨案／5

惨案发生后的当局／7

追问惨案发生的真相／9

旧案新问／12

当事人楚溪春的回忆／15

惨案前后的《京报》／16

邵飘萍与章 士钊／21

如磐大夜的到来／27

二、以身殉报／32

北京形势遽变／32

邵飘萍被捕／33

北京新闻界营救失败／34

邵飘萍遇害／36

“讨赤”狂潮／39

邵飘萍就义经过／42

来自各地的抗议风暴／43

三、“萍水相逢百日间”／48

报人林白水／48

“萍水相逢百日间”／51

日本记者协会和《顺天时报》的抗议／52

徐志摩调侃邵飘萍“归天”／54

南方的反响／55

四、天桥的凄风苦雨／58

由北京天桥引出来的故事／58

马连良拍摄的珍贵殓尸照片／59

往事追忆／61

“刘、高之案”以及三名伶与邵飘萍的生死之交／63

“邵案”余波——“夜壶张三”的故事／65

第二章 雏凤新声

——杭州、杭辛斋／69

一、邵飘萍的早年／71

龙华会、张恭与秋瑾／71

天时与地利／73

浙江士子士风／74

二、中国早期的报业／77

作为公共领域的民间报纸／77

大上海和报馆／79

浙江——后来者居上／82

三、求学与立志／86

杭州的精神高地——“浙高”／86

“浙高”的读报热／87

“新闻救国”的观念和梁启超的启示／88

“二邵一陈”／89

四、《汉民日报》与报人杭辛斋／94

杭州的《汉民日报》／94

不应该被遗忘的报人杭辛斋／96

第三章 惊鸿照影

——日本一上海一北京一日本一北京／101

一、东渡日本／103

“欲以新闻记者终其身”／103

发起和成立东京通信社／104

邵飘萍在日本的新闻报道／107

报纸的魔力／109

二、暴得大名于上海／111

回到上海／111

上海诸报馆／112

南社诗人邵飘萍／117

三、驻北京特派记者／119

《申报》驻京特派记者／119

北京报业生态／120

北京报界“三怪杰”(一)：黄远生／122

北京报界“三怪杰” (二)：丁佛言和刘少少／128

声名鹊起的“北京特别通信”／131

北上途次／134

游刃有余的采访／135

四、新闻编译社和北大新闻研究会／139

创办新闻编译社／139

北大新闻研究会的成立／144

可以在历史上大书一笔的北大新闻研究会师生／149

毛泽东和邵飘萍／153

五、日本朝日新闻社／157

再赴日本／157

日本朝日新闻社的训练／158

六、又返京城／162

几次外出采访／162  

京城的呐喊／166

第四章  《京报》春秋(上)

——社会公共领域的喉舌／169

一、《京报》的诞生和第一次夭折／171

京报以及《京报》／171

邵飘萍《京报》的诞生／173

《京报》因何而出世／177

第一次被查封／182

二、《京报》的“复活”和邵飘萍的“总结”／184

《京报》的“复活”／184

《京报》的变化／186

邵飘萍的“总结”／188

三、办报人的理念／192

《我国新闻学进步之趋势》／192

史家办报／195

邵飘萍的新闻学著述(一)：《实际应用新闻学》／197

邵飘萍的新闻学著述(二)：《新闻学总论》／204

四、成功的一代报人／207

邵飘萍办报的践履／207

典型报道案例／210

“报馆的灵魂”／217

中国新闻教育的开拓者／222

邵飘萍的精神遗产／225

邵飘萍与张季鸾／230

第五章  《京报》春秋(下)

——副刊、附刊和报馆同人／235

一、《京报》的副刊和附刊／237

近代报章 文体的变化／237

五四文学副刊的兴起／239

《京报》“大革新”及其副刊和附刊／242

副刊(附刊)上的口水大战／254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余波／260

开拓学术研究的新天地／262

二、“夫妇报人”

——邵飘萍和汤修慧／264

所谓“夫妇报人”／264

与《京报》共始终／267

历经劫难／270

邵飘萍的另一位夫人祝文秀／271

三、春华秋实

——报馆同人、亲友、学生／275

“中国副刊之父”孙伏园／275

“报界三杰”之一徐凌霄／278

“兄弟报人”潘公弼和潘劭昂／280

吴鼎及其他京报同人／283

学生张友鸾／284

学生黄天鹏／287

第六章 报人天地

——言说的语境和抗争／291

一、邵飘萍之前报人的语境／293

言论自由的历史和理念／293

乱云飞渡的末世大观／295

晚清以降的话语环境／297

邵飘萍投身报界之际的报业政治生态／299

北洋初期的报业繁荣和袁世凯的报禁／301

二、一个新闻从业者的苦恼和抗争(上)

——邵飘萍初到北京的日子／307

邵飘萍负命北上／307

《京报》被查封前后／309

三、一个新闻从业者的苦恼和抗争(下)

——《京报》 “复活”之后／314

为“报格”而战／314

针对《京报》的几次报案／316

北洋政潮中争自由的斗争／318

四、“主笔不入狱，不是好主笔!”／323

《京报》和它的友报友刊／323

大革命高潮中的报案／324

“主笔不入狱，不是好主笔!”／326

“铁肩辣手”／328

第七章 搏击风浪

——在大革命的浪潮中／329

一、在五卅运动的大潮中／331

五卅运动中的《京报》／331

反驳列强的“赤化论”／334

邵飘萍提出新口号／338

鲁迅对邵飘萍的批评／342

各种声调的“赤化”论和“赤化”的有无／345

二、在大革命的高潮中／352

“首都革命”／352

北方拥护孙中山的一面旗帜／357

“中国今后之趋势”／363

邵飘萍与冯玉祥国民军的关系／368

邵飘萍之死的直接导火线——郭松龄的倒戈反奉／374

第八章 众口之下

——邵飘萍的“私领域”／377

一、一个真实而立体的邵飘萍／379

曾经悠悠众口之下的邵飘萍／379

一个绕不开的话题——邵飘萍和金钱／380

章 士钊等人的述说／383

二、更凶险的流言蜚语／386

关于“卢布”的口水大战／386

一个被“煮”在一起的问题／389

三、关于自由的悖论／391

两种“自由”和“最是报人不自由”／391

报人曹聚仁为邵飘萍打抱不平／393

邵飘萍走了一着险棋／395

四、面对不绝的流言／400

邵飘萍驳斥流言／400

同室操戈的悲剧／403

不无教训的经验之谈／406

第九章 赤化疑云

——自由主义与所谓“赤化”的吊诡／407

一、一个自由主义报人／409

曾经主张过“好人主义”／409

从“好人主义”到“不合作主义”／414

民主派的“联省自治”思潮／419

二、一个所谓的“赤化”报人／423  

与时俱进的报人／423

学习、宣传马克思主义和苏俄十月革命／424

回应中俄恢复邦交并提出“非侵略主义”／430

促成中苏恢复邦交／433

第十章 身份之谜

——邵飘萍的党籍问题／441

一、身后邵飘萍的又一道谜面／443

报人与政治／443

邵飘萍的党籍之“谜”和早年的新闻观／445

邵飘萍的绝笔／449

罗章 龙揭秘爆出冷门／450

必要的考证(一)／454

必要的考证(二)／457

邵飘萍是共青团“特别团员”或国民党党员?／461

二、邵飘萍的“特别”之处／463

事出有因／463

“特别党员”的几宗个案分析／465

相关的质疑／468

邵飘萍研究中的不同观点／473

第十一章 遽死之谜

——身后的议论／475

一、邵飘萍死后的议论／477

“朱无畏”的分析／477

报人胡政之和管翼贤的评论／479

可以瞑目又难以瞑目的邵飘萍／481

二、研究者的究问／484

又回到了原点——兼述姚福申先生的质疑／484

再说邵飘萍为何被杀／489

三、张作霖父子为什么一进北京就要杀邵飘萍?／493

张作霖父子的杀机／493

邵飘萍失于大意／494

第十二章 身后荣光

——不朽的邵飘萍／495

一、哀悼与纪念／497

斯人已逝／497

未亡人和同人的回忆／499

二、身后的邵飘萍／502

北伐胜利后的纪念／502

国民党拒绝承认邵飘萍为烈士／504

龚德柏的“鞭尸”和邵飘萍女婿郭根的反驳／505

三、永远的光荣／512

终于重新被人记了起来／512

纪念高潮的到来／513

得以“盖棺论定”／516

永远的雕像／517

邵飘萍可以瞑目矣／519

恢复《京报》的吁求和《新京报》的创刊／521

主要参考文献／524

后记／526

大沽口事件

20世纪20年代国共合作的国民革命运动步入高潮之后，在北方有了出乎意料的反应——冯玉祥在军阀纷争中脱颖而出，他率军队在前线倒戈，杀回北京城，并改编军队为国民军，令共产国际和中国南方的革命势力对他刮目相看。显然，中国政治的版图极有可能改变，列强和北洋势力十分警惕地关注着这一切变化，他们以“讨赤”为出师之名，准备联手对付冯玉祥国民军以及南方革命势力。

1926年2月，直鲁两派军阀开始向国民军进攻，与此同时，张作霖为了策应直鲁联军夹击国民军，也派出奉军陆续开入山海关。国民军在北京和天津的形势十分危急，当时国民军首领鹿钟麟已急赴天津督战，并向敌军发出总攻击令。双方在天津等地发生激战，山东军阀张宗昌命令毕庶澄率渤海舰队进窥大沽口，企图水陆并进，夹击国民军。

3月8日，北洋渤海舰队登陆北塘，随即遭到国民军的截击，毕庶澄率舰队退去。9日，国民军为防止奉鲁军舰驶入海河，开始铺设水雷，封锁大沽口。10日，荷兰公使欧登科作为北京公使团的首席公使代表《辛丑条约》各国驻京使节向北洋政府的外交总长王正廷提出“最急切的抗议”，指责国民军封锁大沽口，双方交战又将天津一秦皇岛的铁路阻断，以致“北京与海道之交通已完全折断，实违反《辛丑条约》之规定”，要求“迅即制止中国之交战军队停止阻断经行大沽海口之海道自由交通之行动”，否则“各代表保留保持外国船只及维护天津港口出入自由之特权”。

在列强的压力下，鹿钟麟急电北京政府同意开放大沽口，但要求外交团确实担保“外国轮船不得代为敌军运兵运械”，且“外舰人口，不得有敌舰混入”。11日晚，日本驻天津总领事馆派员至国民军前敌总指挥部，诡称日本将有一艘驱逐舰于12日上午10时开人大沽口，请予免验放行。总指挥部表示同意，并约定了入港的时刻、旗号、停泊地点等项。12日，两艘日舰开入港内，但行至港口时并不停泊，又拒绝大沽炮台守军察看。国民军守军当即以旗语令其停进候查，日舰不予理睬，并以机关枪射击炮台守军，国民军被迫以步枪还击，日舰遂撤退。这就是大沽口事件。

事发后，中日双方就责任问题相持不下，日本大使反诬中国军队开炮打伤日舰官兵，并随即照会北洋外交部提出抗议，要求中方“严饬前方军警，遏止此种不祥事件之再发”。随后，被激怒的民众纷纷集会抗议。但日本不顾中方的抗议，又联合英、美、法、意等列强，向北洋政府施压。16日，驻京外交使团决定批准驻天津各国海军司令官的议案，即根据《辛丑条约》抗议中方封锁大沽海口，并由八国公使联名向北洋政府发出最后通牒。当天下午，荷使欧登科代表八国向外交总长颜惠庆提出最后通牒。同日，日本外务省训令驻京公使芳泽也就大沽口事件向中方提出严惩肇事者、向日本政府谢罪及赔偿损害等4项要求。同时，日、美、法、意等列强开始向大沽口增调军舰，实行武力威胁，一时大有重演八国联军进攻北京之势。17日，北洋政府外交部复函荷使，表示“该通牒所开条款，除饬由地方军事长官妥酌办理外”，要求“有海军在天津之各国公使，迅即转行驻津海军司令官与地方军事当局从容妥商，维持至海通道之稳妥交通办法”。同日，国民军被迫答应八国最后通牒的要求。这却激起了正处于国民革命运动反帝高潮中的北京群众的极大愤慨。

P4-5

今年是邵飘萍诞辰120周年，也是遇害80周年。春节前，收到散木先生寄来的书稿，恰好是这位民国报人的评传，不禁一口气读完。掩卷之际，慷慨有余哀：随着一个时代的远去，像邵飘萍这类人物也当不复存在了。

散木先生是研究历史的，且讲究实证，所以评传所用的材料特别翔实。本书有一个好处是，它并不拘限于叙述传主的个人生平，相当部分涉及当时的报界、文化界，乃至整个社会情状，是时代与人的全景式呈现。然而，历史的面影，总是教人感觉陌生。我们想象不到，大清帝国经过那么多重大战事的冲击可以岿然不动，竞然因为一个小小的排长而颓然坍毁。同样难以想象的是，代之而起的民国会是一个空架子，政权很快由革命党人拱手让给了一位老廷臣。不过，袁世凯意欲称帝到底通不过，此后的接班人匆匆来去，好像也没有谁能够在一个弱势政府里站得住脚。儒教作为国家意识形态，贯彻了几千年的基本原则早已无法维系人心，民主共和的空气毕竟弥漫开来了。“百代都行秦政制”，这种制度，无论如何封闭和严密，总会在某个瞬刻暴露出致命的弱点，哪怕开始时只是一道狭窄的裂隙。我们说五四那一代人了不起，就在他们充分地利用了这个短暂的间隙，兴起一个“新文化运动”，通过文化的轮子推进中国的现代化改革。这是一个无政府、无组织、无秩序的时代，一个自由创造的时代。邵飘萍正是在这样一个时代里开始他的报人生涯的。不幸的是，这个时代太早结束于国民党的“一党专政”的铁腕里了；尤为不幸的是，邵飘萍的生命结束得更早。但是可以推断，以他这样酷爱自由、生性激烈的报人，如若不是死于军阀的屠刀之下，及后也必将在“党国”的书报审查制度中窒息而死。

邵飘萍于1886年出生于浙江东阳县。清末西风东渐，沿海一带可谓得风气之先，而东阳又是最早出报人的地方，因此，邵飘萍选择办报作为终身事业并非偶然。既要办报，就意味着开拓公共舆论空间；问题恰恰是，专制统治者历来推行愚民政策，将政治神秘化，又必然垄断传媒，控制言论，极尽一切手段封闭这个空间。双方的冲突变得无可避免。

自由意志与权力意志谁胜谁败?对知识分子来说，这是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许多人自称为自由主义者，其实他们的“自由”仅只停留在观念上面，甚至托庇于权力，根本不曾打算付诸斗争实践。邵飘萍不同。为了追求政治自由，追求真实与真理，他一直执著于作为一个自由报人的理念，与权力抗争，就像赴火的飞蛾一样，不到死地不肯罢休。自杭州光复，他辞去教职与人合办《汉民日报》时起，即注意充分发挥报纸作为“社会公器”的作用，尊崇人道，提倡民权，监督政府，结果引起革命新贵及黑社会势力的嫉恨；三年之后，报社遭到查封，他本人也蒙受了缧绁之灾。关于这段经历，他曾回忆说：“忽忽三载，日与浙江贪官污吏处于反对之地位，被捕三次，下狱九月。”亡命日本未久，他又为“新闻救国”的意愿所驱策，返回上海办报。1916年作为《申报》驻北京特派记者，撰写“北京特别通信”，揭露北洋政府治下的腐败与黑暗。从高端到底层，他深入采访，洞察幽微，议论纵横。这些文字，多发人所未发，或不敢发，在社会上产生很大的反响。

北京毕竟是全国的政治中心。邵飘萍并不满足于做上海方面的扬声器，他要拥有自己的喉舌，便于1918年10月，在北京创办了《京报》。在发刊词中，他公然宣称报纸是“供改良我国新闻事业之试验，为社会发表意见之机关”，一开始就把矛头指向政府，说：“必使政府听命于正当民意之前，是即本报所为作也。”在大学校园里，《京报》最受欢迎，它成了五四发难者的堡垒。在此期间，邵飘萍倡议成立北大新闻研究会，还担任当时有名的《国民》杂志的顾问。这份杂志与《新潮》一样，是《新青年》最重要的两大援军。他站在学生运动的潮头，四处活动，呐喊助阵，不愧为中国政治文化改革的不遗余力的宣传家。五四运动后，报馆被封，他本人遭到通缉，再度流亡日本。然而，他的斗志并未因此受挫，态度十分坚定，说：“报馆可封，记者之笔不可封也。主笔可杀，舆论之力不可斫也。”  1920年秋，北京安福派政府倒台，《京报》9月复刊。在政治权力中心办报，目标太大，何况前车可鉴，本当改弦易辙，然而，邵飘萍仍然不改“扒粪者”的老脾气，继续挑战强权。此外，还以革新家的气魄，从报纸内容、版面直到经营管理，做了大幅度的改革，使《京报》的发行量迅速上升。

在报社内部，此时，邵飘萍算得是当权派了，但是，他要的只是作为一个普通记者和时评家的权利，而不是权力。相反，对于权力，他有着相当深入的认识和警觉。1923年2月，在二七大罢工的同时，他发表《政治上所需之压力》一文，指出：“世界各国文明政治之所以革新，政权之所以普及，决无由握有权力之人(君主或政府执政者)自动而以其权分给予人民者。必须因人民之要求逼迫，致使握有权力者万不得已，无可如何，然后政治乃有彻底革新之望。换言之，人民之觉悟不彻底，则政治之改革亦不彻底。”当时，有舆论谴责财政当局的种种罪恶，但他并不认为类似贪污受贿的现象只是经济问题，而是一种“政治腐败”；而政治腐败，他也并不完全归因于政府内部的结构或机制问题，而是进一步追溯其社会本源，认为是社会组织的不合理和社会风气的败坏所致。他关注民生问题，也是同政治问题联系到一起的。1920年唐山发生重大的矿难事件，在他看来就不是一起偶发性事故，而同样是政治腐败的必然结果，说是“此可以证明我国政府与社会之黑暗冷酷”。他不把改革的希望寄托在当权者那里，而是在人民这里，因此也就不去一味宣传“好政府主义”、“宪政主义”、“改良主义”，而是坚持“人民自动”的思想，极力设法壮大社会的自组织能力。他积极宣传“联省自治”，其实也都根源于此。这是他比当时许多所谓的“知识分子精英”清醒的地方。

一个真正具有自由意识的人，不会把自己围困在昨天的城堡里，他必定要寻找通往明天的道路。留守不会出错，这是明明白白的；但是我宁可赞美那些听从内心的指引——所谓时代的召唤到底要回到个人的内心——而勇于前行，并因此误入歧途的“过客”。五四之后，邵飘萍倾向革命，相信“新俄”，宣传马克思学说，在今天的一些学者那里，都属于“激进主义”，不足效法的。其实，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世界上几乎所有进步的知识分子都有过近于左翼的倾向，显然不是一时的狂热，像有人诋毁说的那样患了“集体癔病”。如果说是一种病变，也是时代的病患，而追求的人们是心智健全的。当事物进入他们的视域时，多少带有某种乌托邦想象；应当看到，想象中的事物与原来的事物并不相同，甚或竞至于相反，何况，原来的事物也在起变化。所以，最终才有了娜拉出走的题目，理想主义变做了经验主义。

邵飘萍的思想愈来愈激进，而政府对付的手段则愈来愈强硬。1926年3月18日，为抗议帝国列强的外交压力，国民党北京特别市党部、北京学生总会、北京总工会等140余个团体和北大、清华等80余所大中小学校(包括邵飘萍创办的务本女子大学)的学生共数万人在天安门前举行示威大会，队伍游行至国务院门前，遭到政府军警枪杀，共死46人，重伤155人，轻伤不计其数，时称“三一八”惨案。对学生和群众的屠杀，暴露了政府与人民为敌的专制本质，自行剥夺政权本身的“合法性”。《京报》连续两天以两个整版的篇幅报道了此次惨案，并持续报道了将近一个多月。邵飘萍本人则急赴各地采记，还写下大批揭露、驳斥、抗议和警告政府的文字，其中写道：“世界各国不论如何专制暴虐之君王，从未闻有对于徒手民众之请愿外交而开枪死伤数十百人者。若必强指为暴徒乱党，则死伤之数十百人明明皆有姓名学历以考查，政府不能以一手掩众目也。……此项账目，必有清算之一日。”他撰文宣告政府“罪实无可逃”，并严正提出组织“特别法庭”，指名缉拿“执政总理”为首的“政府凶犯”，公开审理“如此故意犯罪凶杀多人之案”，使犯罪者伏法。

异议的知识分子，在专制统治者看来，永远是捣乱分子。“三一八”惨案后，邵飘萍即遭通缉，接着被捕，4月26日凌晨处以死刑。死前，北京、上海、汉口等十三家报纸代表曾极力设法营救，然而无效。政府总是有力量的，极其轻易地便拔掉了眼中的这枚钉子。

邵飘萍以最后蒙难完成了作为中国报界先驱者的形象，昭示了中国新闻自由的漫漫长路，也给后来者树起了一块鲜明的路标。生前，他对中国的办报环境是有充分认识的，曾经说，“欧关各国政府对言论界的压迫之政策皆已渐成过去”，唯中国报纸“一旦遇与政府中人个人利害有关之事，始倒行逆施，妄为法外之干涉。武人、官僚、议员、政客莫不皆然”；对于新闻，“无时不加严重之压迫”。他提出为新闻立法，使之“不受行政机关非法之蹂躏”，但又深知，要使新闻自由获得保障，必须同时使社会获得自由。然而，自由并非恩赐得来，他认为，它的实现过程，是“言论界与政府当局恶战苦斗之历史”，所以他一生坚持把争取新闻自由同政治自由的斗争结合起来。在斗争中，他也有过于乐观、轻信的时候，评传没有为贤者讳，其中也写到鲁迅对他的批评等等，最难得的是，他以“新闻界战斗的壮士”自许，“尽自己之天职，平社会之不平”，屡仆屡起，死而后已。

评传详尽地叙说了作为报人——也可以看作是传媒的——不自由的境遇。从而愈加凸显一个自由的灵魂。我们说邵飘萍为“自由报人”，“自由”所指，首先不是具体的行为方式，自由作为一种环境条件而被利用的几率，而是主观的自由，是道德理想，是选择和支配了一切行动的始终一贯的精神。然而，在某种意义上说，正是自由精神把邵飘萍送上了祭坛。无论对于时代，还是对于个人，这都是莫大的不幸。今天做纪念，即使时过境迁，我仍然认为自己是一个“相关者”，而视之为残酷的事。

2006年3月6日

邵飘萍是彪炳中国新闻史以至中国近代史的著名人物，今年正是他英勇“以身殉报”80周年。这位曾以自己的鲜血和生命从事新闻事业和传播进步思想的著名报人，至今仍是人们经常谈论甚至还不乏争议的人物，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了他的恒久影响和价值。不过，长期以来对他的深入研究一直是一个空白，许多成果至今仍停留在介绍和宣传的层面上，原因则不外是史料的匮乏以及眼光所囿。笔者从事邵飘萍史料的积累和研究算来有20余年了，由于自己的专业是历史，加上兴趣又在中国新闻史的研究(或者也是家学的影响吧)，于是断断续续的研究竟延伸到今天，并且总算有了一个阶段性的成果。

在本书的写作中，笔者致力于将报人邵飘萍与中国近代历史、与中国新闻史紧密衔接并打通，从个案到宏大叙事，彼此穿梭，以便仔细观照已逝去的历史岁月，尽管它至今还有许多隐秘的色彩(于是本书就有不少“揭秘”的成分了)。这本砖头一般厚的书，可就差几等于半部中国近代史和半部新闻史了。至于具体的写作思路和方法，自信仍然是我们曾熟稔的历史唯物主义，或者“客观主义”吧，因此在史料的运用上，大量运用了原始材料，虽然这不免影响到书的可读性，但也算是笔者的一种风格吧。在写作过程中，笔者还力避我们过去潜意识里的为了某种“意图伦理”而讳莫如深“为尊者讳”的思维定势，相信耐心读完本书的读者，当会心于此。

笔者耗20余年的精力收集和研究传主，还出于一点“私心”，因为先父郭根就是邵飘萍的女婿。先父就读北平师大附中的时候，与邵飘萍的长女邵乃贤同窗。20世纪30年代的中学生全不似现在的中学生只知道死读书(当然这是高考和就业的压力所致，所谓时代不同)，先父是一个从山西农村到北平读书的少年，但不久就主持了学校的“校友会”和文学小团体“缦云社”、“维纳丝剧社”等等。开放的心灵也让他们情窦初开，所谓“早恋”在那时已是“时尚”，有校中才子之称的父亲与邵乃贤相恋，并且相恋得死去活来(这有他们遗存的情书为证)。父亲毕业后赴青岛大学读书，邵家小姐为情所系，放弃了在家门旁读女师大的优越条件，迢迢地去青岛“伴读”——成为青岛大学的一员“旁听生” (当时青岛大学的女旁听生一共有3个人：邵飘萍的女儿邵乃贤、沈从文的妹妹沈岳萌以及当时正与俞启威即黄敬相恋的李云鹤即江青)。两人自由结婚时，邵飘萍墓木已拱，是汤修慧夫人成全了他们的好事。如今传到我手上的一件“文物”，就是这对新人结婚时，汤夫人亲自在婚礼的请柬和一条独具匠心的报纸广告——在标名“黄金时代”的邵家后人的照片上，题写了一些文字：“我家二十年来所积下的二万三千金，另一万金是利息。”这说的就是邵飘萍的三位“千金”、二位“弄璋”的公子以及这“喝到甜酒的乡下人” (借用沈从文之例)却带来“利息”的毛脚女婿(邵家的另一个女儿嫁给了音乐指挥家陈传熙先生)。

更可贵的是，汤修慧夫人不仅成全了一对新人，还培养先父承传了邵飘萍烈士的事业。徐铸成先生在回忆录中有这样的记载：1940年，“我在香港又与(邵)飘萍夫人汤修慧先生见面。她以民族大义为重，毅然抛开《京报》馆及所有产业，只身到港……她有一长婿郭根，青岛大学毕业，中英文均极有根底，但为人讷讷谨厚。汤先生向我介绍，我即延入《大公报》，顶蒋荫恩兄缺，编辑要闻。”1941年，徐铸成兼任《中国评论》总编，又交“由郭根负责编稿工作”。至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沦陷，徐、郭二人逃出香港，在桂林开馆(《大公报》桂林版)，复又因豫湘桂战役国民党军队溃败而迁往重庆，遂由徐铸成主编《大公晚报》，并由“先期到渝之郭根任要闻编辑”。此后，先父又在另一民间报纸《文汇报》长期服务，《大公报》、《文汇报》都是体现邵飘萍《京报》“报格”的报纸。先父晚年致力于邵飘萍传记的写作筹备。笔者的这部书就是在此基础上的一个结晶，相信先父于地下也会欣慰吧。

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笔者参考并引用了大量回忆录和研究者的成果，在此谨致谢忱。至于本书存在的错误，欢迎方家指正。

最后，特别感谢促成本书问世的南方日报出版社，尤其是副总编辑谭庭浩先生和青年编辑阮清钰先生；特别感谢我一直心仪其人的鲁迅的精神传人林贤治先生，是他穿针引线，推进了本书顺利出版，并撰写了序言，为本书增添了无比亮色。

散木

2006年1月于浙江大学求是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