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足以载入中国文学史册的纯净制作！比《山楂树之恋》更感人的纯爱，比《三重门》更尖锐的叛逆青春，比《平凡的世界》更味浓的皇天后土，浮华时下，《出麦田记》呼唤等等灵魂。

李春平倾情作序，贾平凹、许开祯、秦岭、墨白等名家鼎力推荐。

《出麦田记》是一部全景式展现中国当代城乡社会生活的长篇小说。“麦田”便是指农村，作者潘沈斌用黑色幽默的笔法，及厚重灵性的笔调，对高考制度进行了无情的解剖和鞭挞，并对农民如何走出麦田，如何在麦田中存在，进行了感人至深的白描。

《出麦田记》是一部全景式展现中国当代城乡社会生活的长篇小说。“麦田”便是指农村，“出麦田”便是指农村人想要走出农村融入城市的艰难。小说里的三个男主人公：八十年代的夏念祥，他走出了麦田，实现了人生价值，但却迷失在麦田之外，找不到了自我；九十年代的许运动则没有走出麦田，最终搁浅在麦田里面，被世俗的麦芒刺穿，成为一个疯子；而二十一世纪初的许依桐，参加高考却落榜，是属于想出麦田而不得，想回麦田也不得的尴尬处境。三个年代，三种命运。

麦田是一座大围城，迈出土门，走出麦田成了麦田人的理想。但经过千辛万苦走出麦田的人却找不到人生的门、心灵的门、爱情的门，迷茫地在农村与城市，高考与成功，爱情与事业、真挚与虚荣的N重门中困顿挣扎。

小说力图指向两大问题，农民问题及高考制度，作者潘沈斌用黑色幽默的笔法，及厚重灵性的笔调，对高考制度进行了无情的解剖和鞭挞，并对农民如何走出麦田，如何在麦田中存在，进行了感人至深的白描。此书阅读过程，是一个让人回归到过去的过程。从面世至今，已经感动了很多读者，很多读者都是边抹泪边读。

这本书除了把故事讲成功以外，还是一部当之无愧的诗歌小说。这是一部具有诗性的小说。好的文学作品一定是有诗性的。所谓的诗性是指语言可以穿越知识的谎言，直达真理，感性地呈现。写小说是需要丰富的知识的，特别是现实题材的，只是可以使小说更显真实，增强读者对小说的确定性。小说离不开知识，但小说的本质并非呈现知识。小说不是教科书。小说真正关心的是生命、生活、心灵、真理……这就如同诗，如此才可震撼人心，才可感天动地，也才能收获自身。《出麦田记》做到了，并且小说中的诗歌占据了很大一部份。

封阳县虽为县，却无县的实力。城区只有纵横交错的四条街道，高低不一的楼房好像胡牌后桌上的麻将，胡乱杂陈于街道两侧，这些房屋有的破烂不堪，有的富丽堂皇。封阳县县城虽然是弹丸之地，南关放屁北关可闻，但是属于封阳县辖区的农村面积却甚广，十多个乡镇广为分布，南北延伸百里之遥，且农村人多之极，若驱车下乡，每走几里便是一个村庄，有的一个村庄还未出去便又进入另一个村庄，庄庄重叠村村相望，不愁没人问路。村庄的规模却大相径庭，有一二百人占地为村，也有万余人聚居成镇。这些村庄好像人脸上大小不一的麻子，点缀在广袤的原野上。

封阳县除了贫穷无任何特点，土地不争气，除了五谷杂粮什么都长不出，一个县领导一上任，想燃几把火，下乡拼命考察想中药材奔小康，不料药农们栽种的药材好像缺钙，横竖长不成，那些药材好像公婆眼中刚过门的媳妇，左右都不是。一个县长屁股没暖热之后又调来一个新县长，开始提倡栽种果树，不料果树结出的果个个畸形，且果肉酸苦。封阳县宛如一个不争气的孩子，任你千般诱导均不成器。

再来的领导便鉴于前车之鉴，知道烧三把火的结果是烧了自己，到县政府报到之后便直奔主题，拿出我党的看党本领：开会，每日开会都是学精神喊口号，开过会之后便是写总结，然后再开会再写总结，如此循环乐此不疲，县电视台的记者都具有超强的报道本领，三个人的小常委会能把意义渲染成与联合国大会同样的重量，报道的语言都是几十年不变的激情万丈，有着郭沫若式的激情和蒋光慈般的狂热。而县长活动范围便是县政府周围三百米之内的各大饭店和大小会议室，除此之外便是轿车内，脚上皮鞋由于不见土地，三月不擦依旧锃亮。

县城原本有个酒厂，生产封阳酒，封阳酒年代久远，传闻当年苏东坡曾涉足此地，喝了封阳酒之后赞不绝口，苏东坡已死一千年，死无对证，所以封阳酒厂吹得理直气壮，酒盒背面印着苏东坡举着封阳酒对月，旁边配上那阙《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意思是苏东坡喝了封阳酒之后憋不住，才文思泉涌，涌出这么一首经典。上世纪八十年代酒厂风光无比，封阳酒一度上了人民大会堂国宴。一酒厂得势，整个封阳都升天。大约那酒厂觉得这样吹嘘下去令它感到很过意不去，于九十年代末自觉倒闭，倒闭起了连带效应，酒厂厂长等左右官员先后入狱。酒厂破产后每个县领导均分到许多陈年老封阳酒，后来这些老酒便频频出现在市一级领导的库房内，再过一段日子这些老酒又出现在省领导的餐桌上，看来礼行天下。

酒厂倒闭无异使封阳失去它的太阳，封阳第一高中便在各部门万马齐喑的时候迅速升起。县一中原本处于封阳县城破败处，拥有一群老泰龙钟的最破败的教学楼，校园如炸弹炸过一般凌乱，处处显示着没有最破只有更破的真理，一度有个电视剧组想来这里做背景拍五六十年代的电视剧。县一中接收的大部分都是从农村来的学生，知学习不易，所以学起来全都是不要命的主，一中管理也效仿监狱式，采取封闭式管理折磨般教学，所以这里的学生一天除了拉屎撒尿吃饭等必须的生理活动外，全都在苦读圣贤书上下功夫。在老师往死里教学生往死里学的前提下，一中年年均出现几个高分高的吓人的考生，有恐高症的人都不敢听人家考的分有多高。随着招生规模的扩大，一中的知名度也逐年递增，开州市的家长均把一中看做是得道升天的风水宝苑，认为只要来到一中，便与北大遥遥相望。于是连开州市的学生也放弃城市教育，被吸引到这破县城来。

县政府始终怀念当年酒厂给封阳带来的风光，既然有了可造之材，那就不惜血本把一中打造成招牌菜。要发展首先得圈地，一中在县委撑腰下，在愚蠢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以当年俄罗斯强征远东的雄心，以并购，强征为手段，东张西扩南进北下，校区竟呈放射状扩大到两千亩。在这幅员辽阔的两千亩土地上，一中教学楼拔地而起，在县城以破败为主的灰色基调中，这些白色楼群耸入云霄气象万千。校领导建校建上了瘾，又开始筹建体育场，争取一年内赶上开州一中五年内傲视全省，校长周广青在动员大会上唾沫往八方飞溅，傲气不已，大有指挥封阳一高与哈佛耶鲁叫板的气势。

一中学生巨多，只高三一级，就纵横四十一班。若是把一中平移到南美北非，单是一校人口可以与几个国家对抗。一中采取精英式教育，注重学生的三六九等，从这四十一班中筛出尖子生，归为一班，号称北大班，再从校老师里挑出精干老师专门培育，入了北大班的学生自忖进了北大班出来便是北大人，有几位已经迫不及待穿上了印有北大的T恤衫。北大班的学生唯一的梦想就是北大，唯一的特长就是考试，一个月不考试便浑身不自在。

许依桐所在的班共一百二十余人，教室中塞得好像密封罐头，放眼望去，满是高低不一的书山和无尽人头，人头上挂着深浅不一熠熠放光的镜片，可见我国教育业也带动了玻璃业的发展。二十七班为正宗的普通班，每次校内联考，年纪排名均在倒数第一至倒数第五这个小范围之内，稳定的令人洗洗想睡。他的学习成绩在普通班中也是无比普通，稳定在四十名和八十名中间，呈波浪状起伏不定。许依桐刚上高中那会也有过雄心，要考取全校第一，稳居北大班第一排，高考时再以开州市第一名考取北大。不料理想总是为了破灭生的，依桐开始很在乎考试成绩，但是在乎一次受伤一次，高中考试多如牛毛，屡战屡败之后，伤痕累累的许依桐如受了挫折皈依我佛的高人般大彻大悟，自忖再这样在乎下去是很危险的，索性视考试成绩为粪土，一时心态沉稳的如同洛阳石窟。自己的考试成绩则被封阳的经济传染，任你百般努力就是萎靡不前。

许依桐的成绩已经长达八年陷入尴尬之地，最辉煌的历史记录还是小学五年级时考了个全校年级第一，虽然前提是全校年级只有一个班，一个班只有二十人，但儿时的昙花一现却给了依桐及其家人长远的荣耀和夸夸其谈。在以后依桐的成绩数次飞流直下甚至一下不回还时，整个南许村人还沉浸在当年的小许依桐带来的光环中，纷纷道：“许家那小子可以啊！还考过全校第一呢。”这给许依桐的感觉好比祖上出个人物，祖孙万代就都不是孬种。P1-3

李春平

一个陌生的作者。《出麦田记》，一部陌生的小说。不过，大凡新人都是陌生的，大凡新作也都是陌生的。所以这种陌生感也就不足为奇了。品读他的小说也有一种陌生感，不是通常我们看到的那种文学青年的小说习作，没有令人眩目的华丽辞藻的连串堆砌，没有那种个人情感在挣扎呻吟中的哀哀怨怨，没有在局促而狭隘的视野中的左顾右盼，与同龄人比较，潘沈斌的小说更接近于一个成熟作家的倾心之作。

小说写了一个从乡村到城市的追梦故事。此类题材一些作家早已写过，比如路遥的《人生》。早在十年前，我也写过一部中篇小说叫《玻璃是透明的》，是写一个农村男孩远走上海寻找饭碗的故事，他在一个可以糊口的城市却看不到自己的家园。而此时，饭碗比家园更重要。当生存之忧袭来时，家园可以抛弃，饭碗却不能没有。可潘沈斌几乎毫不迟疑地把小说视点聚焦于农村青年对城市向往的旅途上。这个题目非常宏大。自工业革命始，城市的发展拉开了城乡距离，农村和城市就呈现出两种截然不同的表现形态，无论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它们存在的方式都有很大的差异。这种差异几乎就是先进与落后的差异，就是文明程度的差异。我国改革开放之后，特别是近几年来，乡村向城市的转移，已经成为一个非常活跃的社会话题。农耕文明的魅力变得极其有限，急于逃离乡村的年轻人，不再留恋那些田园风光，不再眷顾那些小桥流水，浪漫的、现代的、五光十色的城市不仅聚集着大批高端人才，也始终吸引着农村青年的目光，似乎只有奔向城市才是他们最理想的人生归宿。于是乎，成千上万的农村人以各种不同的方式涌向城市，他们在成为城市建设者的同时，也使城市规模不断扩张，城市的人口结构和文化元素变得越来越多元化和复杂化。除了进城打工，更多的年轻人是通过高考去实现城市梦想，这是一种更直接、更有效、更可靠的迁移途径。这个途径看起来是改变生存境遇，而实际上更多地体现出文化的转移或文化背景的转换，也是信息时代在中国的必然趋势。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农业国家，潘沈斌选择这样一个主题作为一部长篇小说的表现内容，是一种思考性的和智性的写作，整体意义是在向纵深掘进的，因为它抢占了思想和视野的制高点。今天的中国，正在大力推进城市化进程，从而引发了从乡村到城市的风起云涌的大迁徙，他们正在搏斗着，正在经历着各种精神煎熬和阵痛。这个庞大的社会群体的共同命运和喜怒哀乐，有多少作家真切地关注过？也许，这就是《出麦田记》的价值所在，也是潘沈斌的价值所在。

我还看到，在这部新人新作中，潘沈斌不同于其他一些年轻作者的是他会叙事，会讲故事。我平时接触过许多青年作者，他们中有清华、北大的高材生，有博士，硕士，也有普通高校的本科生。他们通过互联网把作品发到我的邮箱里，请我“修改或指导”，我对他们的状况比较熟悉。一个普遍现象是，他们的文学基础很好，语言华美，修辞典雅，但不能掩饰他们欠佳的文字功底和艺术感觉。他们最大的问题是不会叙事，不会讲故事。不会讲故事不是一个小问题，实际上是缺乏小说基本功的打磨。80后文学的代表人物，郭敬明和韩寒他们都不会讲故事，他们是靠个人小情感取胜的。潘沈斌不一样。他用笔较老道，叙事也从容，剪裁尚干净。这也是我欣赏他的地方。他的不足也很明显，比如语言不够规范，对细节的把握还不到位，等等。要知道，长达37万字的《出麦田记》故事并不好讲，涉及到农村，城市，学校，要去悉心捕捉农民，老师，学生，官员们的灵魂，小说网罗了社会各个阶层和各色人等，能把故事讲到有章法，有层次，讲到波澜起伏，是了不起的。

从资料上看，潘沈斌是河南商丘人，毕业于河南科技学院，中文是他的专业，这部小说写于他的大一到大三时期。我在一个普通高校教书，职业是作家也是教师，主要辅导学生的文学创作。平时接触到有志于文学的青年很多，全国各地都有。三年前的一个夜晚，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文学理论家温儒敏教授在汉江边和我聊天时，他曾经告诫我，春平，你指导学生的文学创作很好，但不要提出培养作家，高校是培养不出作家的，北大也不敢这样说。文学人才成功的要素很多。温老师的话很对。近几年来我国出现的一些青年作家，除了北大毕业的徐则臣，其他大都是学历不高的，即使他们考上大学，也是考不上名校的，比如风头正健的鲁敏和王十月。潘沈斌倒是受过正规高等教育的，从专业上看，文学是他的爱好。英雄不问出处。潘沈斌是否会成为文学界的后起之秀？从他现在的基础看，他已经有了一个漂亮的开头，下一步要扎扎实实地打底子。我们有理由翘首以待。

2011年7月2日于陕西安康

文学乱世是坏事，也是好事。如果是爱好，是为自己灵魂而写，它就有价值。作者的见解和文笔颇好！

——贾平凹

潘沈斌不同于其他一些年轻作者的是，他会叙事，会讲故事。80后文学的代表人物，郭敬明和韩寒他们都不会讲故事，他们是靠个人小情感取胜的。潘沈斌不一样。他用笔较老道，叙事也从容，剪裁尚干净。这也是我欣赏他的地方。

——《郎在对面唱山歌》作者 李春平

在浮华的时下，《出麦田记》让我读出了城乡社会转型与变革的痛感，这是潘沈斌审视、剖析生活的本领与绝招。挣扎出"麦田"而又陷入时代的麦茬地，和盘托出了一个沉甸甸、湿漉漉的社会主题，从而显示出了小说的价值和意义。

——《皇粮钟》作者 秦岭

看了这篇小说，很难想象这是一个二十岁刚刚出头的年轻人的作品。在这部小说中，作者以中国的城乡二元对立体制为靶子，表现了他对社会、对人性的全方位的反思和批判。作者在语言运用上非常自觉，整部小说语言很有特点，几乎单靠语言就能够把人带到特定的情绪之中。

——著名作家，河南省文学院副院长 墨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