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如此谈论问题，难免挂万漏一，或者没有抓住要点，或者言不尽意。这不是说我的学问不够大，连亚里士多德先生都有聪明一世，糊涂一时的时候，柏杨先生自不便例外。所以经常接到读者先生来信，有的提出具体问题，要求答复；有的告以纠纷始末，恭请代为策划；有的则义正词严，大加谴责；有的大概急于表演点啥，下笔便破口大骂。我对之还是老规矩，凡是我看着不舒服的信，统统登记在案，以便机会一来，再作报复。凡是请教的信，则摘录记载，因许多问题的性质是相近的．可以集中在一块研究，不但省时，也可以省精力也。现在且分门别类，大放厥词，敬请拜而读焉。
来信提出问题，不外家庭、婚姻、爱情。关于这一方面，报上有信箱，杂志有专刊，到处可以获得帮助。不过家庭、婚姻和爱情的变化，实在太大，而又因为每人的个性都不是一样的缘故，同样内容，同样方案，适合张先生李小姐的，未必适合王先生赵小姐；适合周先生周太太的，未必适合孙先生孙太太。每一个人或每一个问题都是独立的，简直除了自己领悟外，非靠天老爷摆驾下凡不可。但问题是：天老爷不可能随时摆驾下凡，亲自为亿万众生解决每一个困难。它只要给我们原则就行啦，就在原则的实践上，看出人的智慧。
一个人的悲剧，往往是个性造成，一个家庭的悲剧，更往往是个性的产物。一位少妇来信要跟我面谈她的婚姻烦恼，我复信训之日：“如果是丈夫找你的麻烦，你要忍耐。如果是你找丈夫的麻烦，你要冷静。”后来没有再接到来信，大概发现我并没啥了不起。不过，脑筋沸腾，只能使自己痛苦，不能使自己幸福也．。
前些时有对中年夫妇，已有一个孩子矣，只不过为了应不应买一套沙发，吵起架来，竞写下了离婚之书，盖上手印，男的搬出．一走了之。柏杨先生闻讯，自告奋勇，前往调解。男的一看，以为女的派出大使，架子就更大啦。女的一看，以为男的派出说客，架子也同样猛往外端。男的努力宣传女的不是人，女的也努力宣传男的连禽兽都不如。做丈夫的非要妻子牺牲尊严才肯回家，做妻子的也非要丈夫牺牲尊严才肯允他回家，怎么开导，都不成功。
我鸣金收兵时，忽然想起了一段《伊索寓言》，寓言上日，有一个农夫赶一头驴子进城，走到山径上，一边是绝壁，一边是悬崖，农夫恐怕驴子掉下去，就请它靠里面走，驴先生硬是不肯，非靠外面走不可。农夫打它，它也不听。拉它，它反而大肆踢腾。僵持到最后，驴子脚下一滑，跌下万丈深谷，粉身碎骨。满头大汗的农夫叹日：“你胜利啦。”呜呼，有些人天生的驴先生性格，在婚姻纠纷中，大获胜利，一辈子往肚子里流泪。这么惨重的代价，只不过当初不肯往里面靠一靠而已，真是天下绝大的混蛋也。所以柏杨先生对于有些弃夫弃妇，根本就不同情。如果一言一行，都在硬逼对方下手，能怪对方遵照办理乎?
上述夫妇后来的结果如何，不问可知，家庭问多的是这种无聊的是非。其实只要丈夫赔赔礼，或者妻子抱着丈夫鼻涕一把泪一把，啥事都可解决，却非弄得家败人散不可，叫人跺脚。
然而这不是说连自己人格都不要啦，关于这一点，《堡垒集》上似乎言之甚详，前面说的那位太太就凶凶地指着柏杨先生的鼻子日：“我自父母生下到现在，从没有受过谁的气。”我日：“你说这话好大胆，当一个人，天生是要受气的，不受甲的气，就得受乙的气，你不受丈夫的气，难道丈夫应受你的气乎?他也是父母生的也，如果真的谁的气都不受，造成弃妇之果，就只好自己受自己的气矣。”她勃然大怒，下令逐客，我就像《伊索寓言》上那个农夫一样，叹日：“你胜利啦!”拔腿而逃。盖夫妇问的纠纷，和朋友间的纠纷不同，往往并不涉及什么人格。我曾见过一个漂亮的太太当众打她丈夫一个耳光，其声清脆可闻，丈夫提出严重抗议，太太日：“你天生就是叫我打的。”那做丈夫的难道便没有人格，便被人看不起乎?很多人还羡慕他有人管教哩。P8-10
香华女士托人带话，叫我为新出的这套柏杨杂文集，写几旬前面的话。她认识的大陆名士达人很多，而我不是，只是这几年因为工作的关系，读了柏杨的一些书，是名副其实的读者——让一个读者为柏杨的书写几句话，放在书前，或者也是一种特别的美意吧。
我读鲁迅的书在先，读柏杨的书在后，所以，读柏杨的书时。就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这种感觉，并非是柏杨的文字风貌酷肖鲁迅，或者甚至是学步、影写、照搬等等。柏杨在投身文字生涯之初，其实是很难读到鲁迅的书的，鲁迅是当时宝岛统治者的宿敌，读他的书，即有“通敌”之嫌。柏杨似未立过志向，要做宝岛上的“鲁迅第二”，好像他的思想历程上，也从未发生过从什么论到什么论的转变。他之以杂文为武器，猛烈抨击中国传统精神文明中腐朽、丑恶的东西，抨击国民性中丑陋、顽劣的东西，抨击历史和现实社会中黑暗、腥秽的东西，进而使自己的文字作品成为一面“镜子”，一面与鲁迅的文字作品并列的照见中国精神文明的“镜子”，完全是“天然”的。
不只是中国文化，我想其他文化也大抵如此，一方面会感染，溃烂，扩散，另一面则也会有抵抗，疗治，新生。即使是“酱缸”吧，一面有人被“酱”住，昏天黑地；另一面，也会有人挣脱出来，奋力“砸缸”，希图救出更多的人。鲁迅是这样一位“砸缸”者，柏杨也是这样一位“砸缸”者，他们生活的时代有先后，生前未曾谋面，倘若泉下相逢，一定也会如战友相拥。这一点也证明，岁月虽然迁流，战斗却未结束。鲁迅活着的时候，他呐喊抛开“瞒”和“骗”，“睁了眼看”，要“唤起疗救的注意”；柏杨奋战的日子，依然是“瞒”和“骗”盛行，在“酱缸”中闭着眼睛，醉生梦死者滔滔皆是。“缸”体坚硬，“缸”基沉厚，“酱”汁浓稠，“酱”味熏人，皆绝非一时所能破解。
然而，中国终究还是在进步的，这就又用得着鲁迅已经“轰毁”过的进化论——后来的要胜过以往的，新生的要胜过腐朽的，只是较为迟缓而已，会用词的作者，把这称为“蜕变”。“蜕变”的过程痛苦而漫长，近代以来中国人都在体验这个过程，性急无助于事。鲁迅很懂得这个道理，他曾说：“要治这麻木状态的国度，只有一法，就是‘韧’，也就是‘锲而不舍’。”柏杨所做的事，便是这“锲而不舍”战斗之一部分。
柏杨由大陆到台湾，他的写作生涯滥觞于台湾，笔底游走的尽是台湾社会的众生相，后来，他的作品来到大陆，却受到了更多大陆读者的欢迎，大陆的老少读者从中看到的不止是台湾的种种弊病，更是中国人、中国精神文明的沉疴痼疾。他所热议的当年台湾社会林林总总怪象，今天的大陆也有，有些还愈演愈烈。这就应着有人说的，地无分两岸，都拖着传统中国长长的影子。柏杨一声“丑陋的中国人”，真使人如闻轰雷。人们从他“刮骨疗疮”的犀利文字中获取阅读快感、感受道德义愤的同时，也凝聚出一种强烈意愿，即是一定要努力改善我们中国人的社会文化环境，改善我们中国人的素质与种性，使之由丑陋变为美好。
我想，这大约也就是我们今天阅读柏杨作品的意义所在吧。
2014年11月
《红袖集》为柏杨响应读者来函所提有关爱情、婚姻诸多疑难杂症而写的，是《玉雕集》、《堡垒集》的延续。关于《立正集》，柏杨说集名与内容“风马牛不相及”，主要谈的是新观念，诸如节育、爱情、泛道德主义、亲子伦理等主题。《剥皮集》包含过年、剃头、对联、官场、保险、交通、婚变等话题，谈得很杂，但有一中心主旨：面向中国文化的灰色地带，想借种种生活事项警醒大众……《六十年代台湾社会现象(3)》是他第三本专栏文集，对事物进行了透彻分析。
柏杨，中国人熟悉的作家，其创作生涯大致可分为十年小说、十年杂文、十年历史、十年通鉴；它不仅是一名著作等身的作家，同时也是思想家、社会观察家和文化评论者；他不但是历史见证人，也是文化改革的行动者。如此丰富的人生经历不容易说得清，还是看他写的书吧！
《六十年代台湾社会现象(3)》是他第三本专栏文集，对事物进行了透彻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