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根据出生在中国的加拿大外交家切斯特·朗宁的日记、笔记和回忆所编写的回忆录，该书前一大半是从慈禧太后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再到1951年的中国历史，后一小半是关于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的历史，书中所记录的是他的亲见亲闻。另外，本书还记载了些一般中国人也未必知道的情况，例如：毛泽东的农村包围城市的思想和欧洲正统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对立，毛所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和第三国际实际上的断绝等。

在中国，加拿大的形象与白求恩大夫紧密联系在一起。白求恩在中国人民的心目中耳熟能详，毛泽东主席的《纪念白求恩》让中国人民永远记住了加拿大。中加双边关系史上群星闪耀，除白求恩外，还有包括朗宁(Chester Ronning)、尤恩、文幼章和明义士在内的一大批加拿大人为建立和发展加中友谊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名垂青史。本书既为加拿大外交官司朗宁的生平传记。

献给英佳·玛丽·霍尔特

奥黛丽·朗宁·托平女士祝贺信

加拿大驻华大使罗岚的祝贺信

西南大学校长王小佳博士的祝贺信

切斯特·朗宁——一个加拿大外交官在中国的传奇故事/廖忠

1 缘起

2 旧中国的崩溃

3 大革命与1927年的血洗

4 长征与西安事变

5 重庆

 加拿大大使馆

 奥德朗的散文谈“榨油水”

 帕特坚克·赫尔利将军

 阁恩来

6 南京与重庆，1946年

7 南京，1947到1948年

8 牯岭，1948年

9 南京解放

10 和平与改革

 外国观察家的错误理解

 黄牛党

 高利贷

 军阀的苛捐杂税

 分田地

 疏浚河渠

 公众恶习

11 在中国的最后日子

 涉嫌制造骚乱

 卜辞甲骨

12 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承认

 加拿大的经验

13 加拿大在朝鲜战争和停战中的作用

14 1954年的两个日内瓦和平会议

 朝鲜会议

 和周恩来的谈话

 印度支那会议

15 老挝会议，1961-1962

16 华盛顿与河内，1966年

 加拿大主动提出“斡旋”

17 重返中国

 广州，重返中国的人口

 广交会

 东莞之行

 珠江三角洲

 温泉

 打穿岩石挑来的生命之血

 重见周恩来

 来自加拿大的中国英雄

 内蒙古草原

 深情樊城行

 合作社、公社和大跃进

 今日上海

译后记

1899年爸爸妈妈第一次休假，离开了中国。他们先是到挪威，然后又去了美国。到了挪威，哥哥内琉斯、妹妹艾尔玛和我都学挪威语。紧接着我们又到了依阿华州我妈妈家里，他们又逼我们学说第三种语言：英语。一年以后我们回到了中国，爸爸妈妈又要求我们坚持三种语言。一天三顿正餐妈妈都用英语跟我们说话，要求我们用英语回答，还要我们读英语书。而爸爸却用挪威语跟我们说话，要我们用挪威语回答，他还用挪威语给我们进行宗教教育。可是我们学得最好的还是中国话。一离开饭桌我们就恢复了跟爸爸妈妈说中国话的习惯。我们学了英语后，回到中国，爸爸学校里的高年级学生就不断来找哥哥和我，想学英语。他们中有不少人会读英语。不过，在他们向我们得意地大声朗诵时，我们却几乎完全听不懂。那倒更像在唱些没有意义的中国音节。他们是靠英汉对照和使用英汉字典学习朗读和理解英语的。他们收到过汉口学生寄来的关于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的小册子。我们学《独立宣言》实际上是他们教的。他们在翻译《独立宣言》时，用“慈禧太后”代替了“乔治三世”，列举了慈禧太后相应的罪行，这叫他们和我们都很开心。他们的父母可不敢像这样挑战奉天承运统治着他们的皇后娘娘。可是学生们却嘲笑那老妇人，拿她开涮。

一年以后我们回到了中国，学生们虽然在历数慈禧罪恶时嘻嘻哈哈，却是非常认真。有一天年纪最大的学生董子佩把内琉斯和我邀到了他的房里。他是从乡下来的，原在乡下死背中国经书，准备参加老式的科举考试。到他爸爸付不起老师的学费时，我爸爸就让他进了我们的学校。子佩是个刻苦而聪明的青年，他通过接受信上的指示在当地创建了孙中山有名的同盟会的一个支部，高年级学生全参加了。中国革命早期的一些领袖和后来的有些领袖都是教会学校出身的。

有一天董子佩在向我们解释他们的目标时，突然身子一躬，让身后的辫子越过头顶，甩到面前，“你们看看这个一切爱国的中国人的耻辱标志吧！”他大叫道，“你们叫它‘猪尾巴’，它确实就是猪尾巴。他们强迫我们蓄这个丢人的玩意儿，正因为我们已经变成了猪，向满洲人表示了卑躬屈膝。”他抬起头，伸出手指做出剪刀的样子说，“我们要像这样把它剪掉。我们想蓄你们这种短头发。我们要团结全中国的学生推翻满清王朝。”

会议结束前他叮咛我们别告诉“胡子大爷”(我爸爸)。他说自己以后再告诉他。他以为爸爸很可能不喜欢听说他们想闹革命，但是听到要让中国变成北美合众国那样的共和国时，我爸爸肯定会高兴。

那是我第一次跟中国的革命者接触，但并不是最后一次。

有时候有人间我们是怎么变成了加拿大人的。简单说就是因为1901年我们要回中国，路过了加拿大。我们要坐一艘加拿大的太平洋旧轮中国皇后号从温哥华去上海。到了卡尔加利，火车在加拿大太平洋铁路老站上煤加水。我们在木楞板的月台上走来走去，从一群人身边经过。他们正在用挪威语激动地议论着什么。我父亲问他们是哪儿来的。原来他们最近在爱德蒙顿东南的某个地方弄到了自耕农场，他们把那地方命名为巴尔多。原来他们是从巴尔多来的(巴尔多在挪威极北，靠近现在已叫巴尔都佛斯的地方)。人群中有个叫约翰·安徒森的人碰巧是彼得·安徒森的堂兄，而彼得·安徒森是我爸爸在明尼苏达州红翼神学院时的同学。约翰坚决主张我父亲在加拿大太平洋铁路的巴尔多地区投资买半份土地：32。英亩。等到某一天我爸生了病，或是退休了，肯定会需要一个家的。那土地3块钱一英亩就可以买到，二十年付清，利息也极低。

在破旧的中国皇后号上，爸爸和妈妈几乎天天都在讨论那种可能性。设想中的草原、森林、牛羊、马匹和未来的家庭使我们大家都越来越激动。到了维多利亚以外的第一个港口横滨时，爸爸给彼得·安徒森发了一封电报，要他在巴尔多给我们买下一份土地。  1907年妈妈去世之后爸爸决定让哥哥内琉斯和我到姨妈在依阿华州拉德克利夫的家庭农庄去。我们俩要从七年级读起，第一次接受正规教育。在离开中国以前，我只穿过中国衣服，现在却从美国寄来了“洋”服，是亲戚们给我们这次旅行的慷慨赠与。爸爸护送我们到了上海，用“洋”外套和帽子把我们打扮了起来。

爸爸把我们留在了太平洋邮轮蒙哥利亚号的甲板上，自己往外滩走去。我们正站在那里向送客艇上的爸爸凄凉地挥手呢，大风猛然刮来，把我那崭新的帽子刮进了长江的黄色浊流里。直到今天我一没有了帽子，就看见那顶美丽的帽子像蛋壳一样颠簸着顺流而下，向黄海漂去。

一到拉德克利夫公立学校，我俩就失去了方向，完全成了陌生人。我们对美国生活方式一无所知(不过我们马上注意到男孩子只戴便帽，不戴礼帽。这倒解除了我丢失了唯一的礼帽的痛苦)。我俩每天都受到大量的关注，一种可疑的荣耀。第一次休息，当地学生便都来招呼我们。他们异口同声地大声唱道：

大清朝的中国佬，吃的是死耗子。

咬得耗子嚓嚓地响，像啃着姜饼子。

我们没有把这种欢迎仪式告诉姨妈。那天晚上无法抑制的泪水默默地流淌，浸湿了枕头。我渴望回中国去，那里的人友好，不把我当外国人看。

我们俩终于为拉德克利夫的学校社会所认可，是在我们在托尔伯特姨父的土地上学会了套马种玉米地之后的事。可即使在那时，老师问起中国问题，我们仍然像蛤蜊一样闭紧了嘴。

在依阿华州过了一年，哥哥便和我去了加拿大的新家。一个月后爸爸和五个弟妹也直接从中国回来了。爸爸得到尊贵的法兰克·奥利佛先生的帮助，加入了加拿大籍，我们也成了加拿大人——奥利佛先生希望在竞选活动中得到爸爸一票，他成功了。

特别是对内琉斯和我而言，从美国到加拿大，进了加拿大学校，就意味着再次适应新的人群。不过那适应却没有我们在依阿华州那么痛苦了。其差别在于：现在我们既被看做了中国人，也被看做了美国人。

作为美国人我们学到的是：我们的革命战争每一回打的都是胜仗，1812年的战争也一样。我们推翻了不列颠帝国的枷锁，拒绝了不享有代表权的纳税。而到了加拿大，他们告诉我们的却是：1812年的战役，加拿大和不列颠每次取得了胜利。亲英的美国人被归人“叛徒”一类，曾被驱逐出美国；而在加拿大，他们却被看做“大联合王国保皇党”，受到尊敬。我们向相反的观点调整的过程很痛苦，却很彻底，最后我们终于完全转变了。我对我爸爸接受尊贵的法兰克·奥利佛的邀请变成了加拿大公民丝毫不曾后悔过。加拿大成了我们全家人的永远的家。多少年以后，我做了加拿大驻挪威大使，爸爸可能为此高兴，可惜我还在中国做加拿大大使馆代理大使时，爸爸就已经去世了。在挪威和冰岛的职位之后，我还做过七年加拿大驻印度的高级专员。P6-9

切斯特·朗宁——一个加拿大外交官在中国的传奇故事

在中国，加拿大的形象与白求恩大夫紧密联系在一起。白求恩在中国人民的心目中耳熟能详，毛泽东主席的《纪念白求恩》让中国人民永远记住了加拿大。中加双边关系史上群星闪耀，除白求恩外，还有包括朗宁(Chester Ronning)、尤恩、文幼章和明义士在内的一大批加拿大人为建立和发展加中友谊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名垂青史。

加拿大外交官司朗宁1894年出生在湖北襄阳一个传教士家庭，从小在襄阳长大，接受中国文化的熏陶，讲一口地道的湖北话。1923一1927年曾在襄阳樊城中学任教。1927年回到加拿大，任卡姆罗斯路德学院院长，1942--1945年任加拿大皇家空军情报分析处处长。1945年抵达重庆，任加拿大驻重庆使馆参赞，是加拿大大使奧德朗将军的高级政治顾问，后任加拿大驻南京使馆临时代办。1951年回国后任加拿大外交部美洲及远东司司长，1953年出席联合国成立大会，任加拿大代表团特别政治顾问，后任加拿大驻挪威和印度大使，1966年任加拿大大使级特别代表，出使西贡和河内。朗宁的一生与中国结下了不解之缘，他是加拿大最权威的中国问题专家。朗宁出生在中国、了解中国，对中国有深厚的感情，他与加拿大总理皮尔逊、特鲁多，共产党方面的周恩来、陈毅、董必武、乔冠华、黄华，国民党方面的蒋介石、陈立夫等都有密切的接触和交往，他的一生为推动加拿大承认中国做出了杰出贡献，特鲁多政府1970年正式与中国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特鲁多总理曾说：“我们都为加拿大同中国建交感到高兴，最为高兴的加拿大人要数朗宁了。这位退休外交官多年来一直在孜孜不倦地呼吁加拿大承认中国。”加拿大前任驻华大使碧福认为：“朗宁把他的一生都献给了中国人民的事业，甚至当他在其他国家工作而与中国没有直接关系时，他也从未放过任何一个机会来宣传中国。”

朗宁不仅获得了加拿大阿尔伯塔省最高荣誉勋章，并于1972年获得了由加拿大总督颁发的加拿大一级联邦勋章，以表彰朗宁为推动加拿大承认中国所做出的杰出贡献。朗宁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1973年周恩来总理在人民大会堂亲切会见并宴请了朗宁及家人。朗宁的著作《朗宁回忆录——从义和团到人民共和国》由外研社在中国国内原文再版。

1.朗宁的重庆岁月

1942年到1945年朗宁担任加拿大皇家空军情报分析处处长，他负责的加拿大情报分析机构迁往首都渥太华。随着战争临近结束，盟国对战后的政治安排提上了议事日程，加拿大情报与外交部门之间的工作联系和沟通多了起来。朗宁和时任加拿大外交部副部长的休姆·朗时有接触。日本投降后刚几天，休姆·朗副部长向朗宁提到，加拿大驻重庆使馆已经建立4年了，那里人手不多，奥德朗大使一直向外交部要人，希望能派精通汉语的人到重庆去，外交部物色了两个候选人，希望朗宁能帮助外交部测试候选人的汉语水平。朗宁发现两个候选人的中文水平都不能与中国人进行有效的交流，这个结论让外交部陷入了困境，而加拿大驻重庆使馆催得很急，副部长突然想到，为何不让朗宁到重庆工作呢？这个念头改变了朗宁的一生……

1945年11月，朗宁经过短暂的外交工作培训后，从蒙特利尔乘一架由加拿大皇家空军轰炸机改装的客机经过爱德华太子岛、纽芬兰、亚速尔群岛、非洲西海岸、马耳他抵达埃及、随后改乘英航的飞机经幼发拉底河谷、迪拜到达印度加尔各答，经英国陆军和美国领馆的帮助，朗宁拿到了飞往重庆的机票。在机场，朗宁遇到了出席联合国成立大会之后返回重庆的董必武和章汉夫，三人共同乘坐中国中华航空的C-54道格拉斯飞机飞往昆明。董必武是湖北黄安人，听出了朗宁的湖北口音，三人结伴而行，一路上三人从攀老乡谈到天气，从天气聊到政治。飞机最后降落在重庆白市驿机场，机场班车把朗宁送到美国陆军司令部，加拿大驻重庆使馆的车早已等候在那里。使馆的车把朗宁送到神仙洞街97号加拿大使馆，奧德朗大使和使馆王作人员列队迎接朗宁的到来。朗宁的房间在使馆二楼，只有一个公共卫生间，热水也要定量供应，房间没有暖气，泥巴墙千疮百孔，窗户凸出墙外，站在窗前可以一览神仙洞街的全境，还可以清晰听到对面饭馆和茶馆顾客的大声喧哗。来到重庆的第一个晚上，朗宁在他的新居睡得很香，早上醒来，只见肥皂盒里的肥皂已被老鼠啃得乱七八糟；第二天晚上，几只老鼠列队站在小衣柜上，朗宁只好抓起皮鞋扔过去，那些老鼠一溜烟蹿回洞里，不久后又溜了出来，朗宁又将皮鞋扔过去，最后只好开着灯勉强睡了一觉。早上朗宁见到大使后报告老鼠夜袭。大使淡然一笑，说到：“这里的老鼠比两年前少多了！1943年我刚来时，每天能见到30多只老鼠，现在每天也不过只见到三四只。”

朗宁经常陪同大使到中华大学发表演讲并担任翻译王作，中华大学从武昌迁来，学生多为湖北人，他们对朗宁这位加拿大人的湖北口音太熟悉了，朗宁讲了他和湖北的渊源，台下不时爆发出热烈掌声；朗宁经常为奥德朗大使会见中共驻渝代表担任翻译，有机会见到叶剑英和中共南方局外事组组长王炳南。1946年1月和平协议签署后，周恩来邀请奥德朗大使和朗宁到周公馆做客，1946年4月，周恩来在重庆再次宴请了奥德朗大使和朗宁，这是朗宁第三次见到周恩来，朗宁认为周恩来真诚可信、热情感人，没有丝毫做作，谈话直率、尖锐，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同年4月23曰，加拿大驻重庆大使馆关闭，驻南京大使馆同时开馆。1946年10月，朗宁开始担任加拿大驻南京大使馆临时代办，成为加拿大驻华的首席外交官。1973年9月周恩来总理在人民大会堂会见并宴请了来访的朗宁，随后朗宁故地重游，访问了重庆，并游览了长江三峡；1975年10月朗宁再次访问了重庆和成都等地。

2.加拿大驻南京使馆临时代办朗宁为黄华担任翻译

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城楼宣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的成立。l0月3曰，南京军管会把各国留在南京的原使馆官员召集到外侨处接见厅参加新闻发布会，身着解放军军装的军管会外事处处长黄华向各国正式宣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消息。宣布完毕后，黄华就坐了下来，大厅里一片沉寂。澳大利亚大使站起来说道：“黄华先生，在座各位除去加拿大使馆的朗宁外其他人都不懂汉语，能否让他把你刚才说过的话译成英语？”澳大利亚大使的话说完后黄华没有答话，过了片刻，澳大利亚大使又站了起来，把他的意思又重复了一遍，黄华还是没有反应。这时朗宁站起来，用汉语对黄华说：“黄华先生，澳大利亚大使说，他们都不懂汉语，想问问你，能不能让我把你说的译给他们听？”黄华同意后，把一开始讲过的那些话重复了一遍，并说几天后会以书面形式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公告》和周恩来外长给各国外长的信交给各国驻南京使馆。朗宁这位加拿大外交官成为把新中国成立的消息用英语传递给全世界的第一人。

黄华先后曾担任中国首任驻加拿大大使、首任驻联合国和安理会代表、外交部部长、国务院副总理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等职务。黄华和朗宁建立了深厚的友谊，新中国成立后黄华曾经在颐和园专门设宴款待来访的老朋友朗宁及家人。

3.保护中国殷商甲骨功不可没

加拿大传教士明义士(James Menzies)博士1910年来华传教，与中国古代的甲骨文结下了不解之缘，从此终其一生致力于中国古文物的收藏和对中国古代文化的研究，在甲骨文研究领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成为一位杰出的甲骨学专家。明义士博士1917年撰写出版的《殷墟卜辞》是西方学者研究甲骨文的第一部专著，他为扩大中国文化在加拿大乃至全世界的影响做出了重要贡献。明义士收藏了50000多片甲骨，北京故宫博物院现藏有明义士早年所获甲骨20364片。

南京博物馆所藏的2390片明义士甲骨曾于1937年12月曰军攻克济南前埋藏在齐鲁大学校园内，1945年齐大复校，藏品重见天日，为齐鲁大学收藏，并由外国传教士赖恩源代为收藏。1948年济南解放前夕，赖恩源将一箱甲骨共2390片由济南运到上海，后又转运到南京加拿大大使馆保存。1950年朗宁在关闭加拿大驻南京大使馆回国前清点使馆财产和打包储藏时，他发现一个旧柜子里有许多骨头碎片，是明义士留下的，他觉得这些东西像是商朝的用作占卜的甲骨碎片，上面有甲骨文。由于当时中国宣布在外交上一律不承认原有的外国使馆，朗宁和南京其他国家的外交人员的地位都很尴尬，中国在解放初期实行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对西方集团持敌对态度。特别在朝鲜战争爆发后，社会上弥漫着强烈的反美英及其西方盟国的空气，在这种时候归还一个西方传教士收藏的国家特级文物无异于引火烧身，如何处理这一箱烫手的宝物，这个棘手的难题使朗宁彻夜难眠，当时一些尚滞留在南京的西方国家的外交官甚至建议他干脆毁掉这箱老古董，以免惹祸上身。朗宁经反复思考决定求助于时任南京市政协副秘书长的老朋友杨宪益，委托他把这箱甲骨转交南京市博物馆。朗宁为这事受到了南京市公安局的反复盘查，离境时他又受到种种非难，非但他的行李受到彻底检查，还在深圳罗湖桥被边防警察搜身，从里到外从上到下搜了个遍。作为外交官，他受到了不应有的侮辱，他的所有私人照片的底片都被没收，还差一点不让他出境。朗宁为保护和归还这批中国国家级特级文物功不可没。

4.朗宁的故乡阿尔伯塔省与重庆建立密切合作关系

朗宁故居位于加拿大西部的阿尔伯塔省卡姆罗斯市，朗宁从位于阿尔伯塔省首府艾德芒顿市的阿尔伯塔大学获得了教育学硕士学位，并经常在阿尔伯塔大学就中国问题发表演讲。加拿大国家电影局拍摄的纪录片《中国使命——朗宁在中国的故事》首映式即在阿尔伯塔大学进行。

阿尔伯塔大学从2004年起与重庆市政府在干部培训领域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目前已为重庆培训了180多名中高级领导干部和高校教师。阿尔伯塔大学校长弗雷泽博士曾于2004年访问重庆，艾德芒顿市市长曼德尔也于2005年来渝参加了亚太市长峰会，并与王鸿举市长签署友好协议，在两市之间建立正式友好合作关系。从1945年朗宁出使陪都重庆，到半个多世纪后加拿大在重庆设立领事馆，朗宁母校阿尔伯塔大学和艾德芒顿市与重庆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这些仿佛是跨越时空的历史巧合与必然，也是我们对朗宁这位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最好的纪念。

廖忠

本书是出生在中国的加拿大外交家切斯特·朗宁的回忆录，原是作者在晚年写给儿女和孙辈读的，其根据是日记、笔记和回忆。因此简单、质朴、明白，没有顾忌，没有渲染。

他所谈的经历前一大半是从慈禧太后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再到1951年的中国历史，后一小半是关于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的历史。记录的是他的亲见亲闻。

书名原文是A Memoire of China in Revolution(《革命中的中国回忆录》)，副标题为From the Boxer Rebellion On to the People's Republic(《从义和团到人民共和国》)，从标题看，作者显然着重的是前一半。

作者切斯特·朗宁(Chester Ronning)1894年出生于中国的樊城，父母都是到中国来传教的传教士，原来都是挪威血统的美国人，在美国读书，后来入了加拿大籍。由于在中国多年，全家人都会三种语言：汉语、英语、挪威语。

朗宁小时候是在中国孩子群里长大的。跟他们一起在教室里进进出出；跟他们一起念着顺口溜“牛骑背，马骑腰，驴子骑的屁股梢”。往牲口背上爬；也跟他们一起光着脚丫满山乱跑，见到牛粪就用小脚丫拍扁，让它快干，以免被屎壳郎拱成圆球推走。

1899年父母第一次休假，带了他在义和团“杀洋人”的恐怖口号声里离开了中国，1900年他又回到了樊城。逐渐成长后他才知道了治外法权，知道了老百姓对慈禧太后的厌恶，听见了父亲的学生在翻译美国的《独立宣言》时，用中国的“慈禧太后”代替了英国的“乔治三世”，列举了慈禧太后相应的罪行……拿那“老丫头”开涮。他开始同情中国革命，憎恶满清政权。

1907年朗宁回到美国，以后又到加拿大务农，教小学，在坎罗斯的路德学院读书，1918年他应征人伍，作了工程兵、飞行员。“一战”结束后，他在阿尔伯塔大学和美国的明尼苏达大学读书，获得了理学士学位。

1922年朗宁到北京语言学校学习，1923年回到樊城，在一个教会学校作校长。那时他对中国革命已是十分熟悉。他为军阀的混战和横征暴敛而愤怒，为中国老百姓遭受的苦难而痛心。他同情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支持自己的同事和学生到农村去“唤起民众”。

1927年，北伐军占领汉口，取消了治外法权，切斯特·朗宁再次跟别的外国人一起撤离中国，回到加拿大，在母校路德学院作了院长。

他一直关心着中国的局势。知道蒋介石对革命的叛变，对革命者的血洗，五次“围剿”和反“围剿”。他同情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人所领导的革命，关心二万五千里长征和西安事变。

这书还记载了些一般中国人也未必知道的情况，例如：毛泽东的农村包围城市的思想和欧洲正统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对立，毛所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和第三国际实际上的断绝。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切斯特·朗宁以加拿大大使馆一等秘书的身份第四次来到中国，住在陪都重庆的神仙洞街，过着“斯巴达式的生活”，白天跟各界人士来往，关心国际国内的大事，晚上和耗子的骚扰作斗争。

他和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章汉夫、廖承志、冯玉祥等人都有过直接的交往，在和他们交谈、为他们作翻译、听他们辩论里接触到各种观点，以一个外国外交家的身份从不同的角度逐渐深入地了解着中国。

1946年他主持了大使馆去南京的搬迁，又以代理大使的身份留驻南京。先是眼见马歇尔八上八下庐山斡旋和平失败，然后是眼见穷兵黩武的蒋介石的崩溃。

他上过庐山，作过蒋介石的上宾，也跟中国人一起遭受过物价飞涨的痛苦。他逼近地看见了蒋介石在战场上、经济上与政治上的一意孤行和溃败。直到亲眼见到南京解放，蒋家王朝覆灭。

然后他在不断遭受蒋介石轰炸的南京城等待机会和新中国的政府谈判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问题。可是朝鲜战争爆发了，志愿军入朝，承认中国问题暂时没有了希望，他被命令关闭了加拿大驻南京大使馆，离开了中国。

这五十多年正是书名“从义和团到人民共和国”的时期，这个时期他有一半住在中国。他从现实的生活里认识了满清王朝、北洋军阀和蒋介石政权的狰狞面目。尤其是蒋介石政权的残忍、专横、反复无常和敲骨吸髓的剥削，其中最狠毒的是1948年的“金圆券改革”，以欺骗和强制的手段在几个月之内搜刮尽了全国老百姓手上的黄金、白银和美钞，逃到了台湾。在本书的短序里他说了一句很动人的话：

“那时的贫穷、疾病、营养不良、饥荒、剥削和不公正太多，我从没想到还可以见到一个能够正面打击这类邪恶的中国政府。”

在这样的思想状况下，他看见了南京解放后的种种措施，感到了一个真正属于人民的政府的成就，于是有了天大的惊喜之感。以后他又数次回到中国参观访问，体会到了中国的天翻地覆的变化。

于是他明白了中国革命对老百姓的深刻意义，推而广之，也理解了亚洲各殖民地国家人民争取自由独立的斗争的深刻意义。

这就是他一直向加拿大政府建议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一直在各种外交场合为中国人说话的根本原因。他太懂得旧中国的苦难，太理解革命成功的来之不易。他仗义执言，在国际上为中国的革命政权说话，也为殖民地国家的革命政权说话。

可以并不夸张地说，切斯特·朗宁有着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革命者的灵魂，他的心跟被压迫民族的心息息相通。在西方世界的外交家里，他是最理解中国和被压迫民族的人之一。也许可以说，他有一颗中国心。

……

这书容易译，因为它根据的是日记、笔记和回忆录，文体朴实而自然，没有复杂的句法和难解的内容。

可这书也难译。它有两个难处：

一是有许多东方人的外国名字和西方人的中国名字要确定。例如T.V.Soong(宋子文)，H.H.Kong(孔祥熙)，Eugeng Chen(陈友仁)，He Peiheng(何北衡)，John Paton Davlies(约翰·巴顿·戴维斯)，John S.Service(约翰·S.谢伟思)，大卫。包瑞德(DaVid Barrett)等。这些都是历史人物自己的名字，音译不能解决问题，而字典上又未必能查到。还有些如Giap(武元甲)、Thieu(阮文绍)、Prince PetSarath(佩差拉特)、Lao Iserra(老挝伊沙拉，即自由老挝运动)、Neo Lao Haksat(老挝爱国战线)之类的名字，查起来也相当费事。好在都一一获得了可靠的解决。其中最难办的是u Enchotl这个名字，是托外交界的朋友查到的，原来是曾任中国驻捷克大使，对外友协副会长的李恩求。遗憾的是，到最后还有几个名字无法查实，只好音译了。如南朝鲜的外长Y.T.Pytm，译做了Y.T.尹，周恩来的弟弟Chou Enchu译作了周恩初，都注明是音译，请读者原谅。

另外一个难处是：正因为是日记、笔记和回忆录，行文粗放，不大考究，所以有时会出错，只好予以订正。最简单的例子如深圳，原文拼作ShenChuan，显然是把“圳”读做了“川”了——这个方言字太生僻，深圳刚划为特区时，那“圳”字许多人都不认识。

但是有些错误就比较麻烦了。比如把信阳(按照作者使用的威妥玛式拼音体系应该作Hsinyarlg)拼写为Hsingyang(多了个g，成了荥阳)，宜城(应为YlChCng)拼写为IChang(近似宜昌)，南漳拼写为NanChang(近似南昌)，都只能根据地理实际予以订正，并加注解说明。

最费事的是朗宁老家樊城附近的岘山和干山。岘山原文为Pierl Shan，似乎该译作“偏山”之类；千山原文为Chien Shan(Sharp Motmtain)，译为“尖山”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委托朋友查询了襄阳城外这两座山的名字，却发现实际上是“岘山”和“千山”。——提供资料的朋友就家住在岘山，名字是可靠的。只好根据实际情况作了订正，甚至没有管作者的Sharp Mountain的说明。岘山拼成Pian Shan只能用原稿破损来解释。

原稿破损形成的错误还有一些。比如国共谈判时代表国民党在停战协议上签字的人，原文作Governot Chang Ch'un，似乎应该译作“张春省主席”什么的。但是那时并没有这样一位姓名相近的大员，只好猜测，最后确定为“张治中主席”，因为那时他是蒋介石西北行辕主任兼新疆省省主席，在历史上他也是停战协议的签订人。治中变成了Chun只能是由于破损。破损造成的错误还有一些，我们都分别予以订正，必要时加注说明，如果订正不当，应由译者负责。

有一处原文为“had dealined to put for ward acceptaue ploposals，”意思应该是：拒绝提出可以接受的建议，意义与语境刚好相反。译者怀疑原文出现了笔误，把declined(拒绝)当做incuned(倾向于)用了，径自作了修改，并注解说明。若有错误当由译者负责。还有一处在描写牯岭的树木花草时把luXurious(奢侈)当做luxuriant(繁茂)用了。是明显的笔误，只作了订正，没有加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