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本中英文对照读物，收录的是美国小说家亨利·詹姆斯的两部代表长篇小说：《野姑娘黛茜·密勒》和《跨国婚姻》。两部小说均讲述了一个以悲剧结尾的爱情故事。

本书适合广大想提高英语阅读水平的读者阅读。

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1843—1916)出生于纽约，1876年定居伦敦，1915年加入英国国籍。英国文学史将他列为英国小说家，而美国文学史则将他列为美国小说家。他凭1879年创作的中篇小说《野姑娘黛茜·密勒》一举成名。小说描写了美国姑娘黛茜·密勒游历欧洲时的遭遇。她天真浪漫、热情开朗的性格招来了许多误解和麻烦，最后使她客死他乡。小说将美国人的天真浪漫与欧洲人的世故奸诈进行了比较，肯定了前者，讽刺了后者。

《跨国婚姻》讲述了两位年轻美貌的美国姐妹韦斯特盖特夫人和贝西与英国年轻人兰贝斯和博蒙特之间的交往。她们曾经在波士顿热情招待了这两个英国青年，后来两姐妹到了英国，兰贝斯和贝西心生爱意，相互倾心，但是由于双方文化的巨大差异，贝西和兰贝斯最终分道扬镳。

本书收录的就是这两部作品。

野姑娘黛茜·密勒

跨国婚姻

瑞士小镇沃韦有一家极其舒服惬意的酒店。诚然，此处酒店很多，因为旅游接待是该地的主要生意。成千上万的游客来过这里，他们肯定记得，小镇坐落在一泓碧水之滨——正是这潭美丽的湖水吸引游客来此驻足。湖滨一线，各利，饭店鳞次栉比，错落有致。最时髦的“豪华酒店”，正面装饰得雪白一片，露台多达百座，屋顶飘扬着数十面旗帜；瑞士传统的旧式公寓，小巧玲珑，粉色或黄色的墙面上以德文字样镂着它们的名称，内设花园，花园的一角还有一处简陋的凉亭。然而，在沃韦的这些大小酒店之中，有一家古店闻名遐迩，既富丽堂皇，又古色古香，显得与左邻右舍那些暴发户似的建筑迥然不同。六月的沃韦，美国游客如潮似水，我们确实可以断言，此时的沃韦镇颇似美国的滨水胜地。在这里纷繁的景象与嘈杂的声音，令人想起美国的避暑胜地纽波特和萨拉托加。这里可以看到时髦佳丽来回穿梭，还可以听到衣裙花边摩擦的窸窣声响、清晨就开始的音乐跳舞之声以及无时不在的尖细的叫喊声。在“三冠”这家一流酒店里，你会感到自己仿佛住进了观海楼或国会大厦。必须补充说明的是“三冠”酒店自有与上述截然不同的其他特征：这里有穿戴整洁的德国男侍，他们看起来酷似使馆秘书；有俄罗斯贵族小姐，她们正闲坐在花园之中；有活泼可爱的波兰少年，他们在家庭教师的带领下正闲庭信步；当然，从这里也可以看到米第山顶的灿烂阳光和西隆城堡中风景如画的众多尖塔。

两三年前，一位美国青年就坐在“三冠”大酒店的花园里，悠闲地环顾四周，欣赏着我刚才提到的那些美景。但到底是富丽堂皇的建筑还是那与众不同的特征吸引了这位青年，我就不得而知了。那是一个夏日的早晨，阳光明媚，不管这位青年在从何种角度欣赏这些风景，他肯定是被吸引住了。他一直住在日内瓦，前几天，他刚乘小汽船从日内瓦来到这里，探望姑母。他姑母就住在“三冠”大酒店。但是他姑母患有头痛病——习惯性头痛。现在她正把自己关在房问，吸樟脑止痛，因此这位青年可以自由自在四处走走。他大概有二十七岁的样子。朋友谈到他时，说他在日内瓦“上学”。敌人谈到他时——哦，他没有敌人，他是一个和蔼可亲的小伙子，走到哪里，都会受到欢迎。我只是想说有部分人谈到他长期居住在日内瓦的原因时，会肯定地说，他深爱着一位住在本地、年龄长于他的外国女子。诚然，我想只有极少或者根本没有任何美国人见过这位女子，不过倒流传着有关她的各种稀奇古怪的故事。其实，青年温特伯恩对这座信奉加尔文主义的大都市一往情深。他从小就在这里学习，后来还在这里上了大学，因此他在这里结识了许多青年朋友。他与其中好多朋友保持着交往，这带给他无穷的乐趣。

敲开姑母的房门，看到姑母仍然身体不适，他就到镇里四处遛了遛。然后他回来吃了早餐。早餐吃罢后，一位使馆随员模样的男服务生给他端来一杯咖啡，放在花园里的小桌上，他就喝起咖啡来。喝罢咖啡后，他点了一支烟。这时从小路上走来一个小男孩——一个九或十岁的小男孩。男孩身材矮小，与他的年龄不相称，他面色苍白，轮廓分明，看起来略显成熟。他穿着一条灯笼裤，脚上的红袜子使得他那干瘪的双腿更加细长。他还系着红领带，手里拿着一根长长的登山杖。他一边走，一边用登山杖的尖头到处乱戳，戳戳花坛，戳戳公园里的长椅，也戳戳少女的裙裾。他走到温特伯恩面前，停了下来，用那双明亮而锐利的眼睛打量着温特伯恩。

“给我吃一块糖，好吗？”他声音虽小，但语气尖锐强硬，听上去虽不成熟，但已失去了稚气。

温特伯恩瞥了一眼身边的小桌，看到咖啡杯旁还留着几个糖块，就说：“可以，你可以拿一块，但我觉得小孩吃糖不好。”

小男孩走上前去，仔细挑了三块令他垂涎的碎糖，把两块装进灯笼裤的口袋里，另外一块迅速放入口中。他像耍长矛似的用登山杖戳在温特伯恩的长椅上，竭力想咬开嘴里的糖块。

“哇，硬，真硬！”他喊叫道，把这个形容词念得稀奇古怪。  温特伯恩立刻感觉到小男孩可能是他的美国同乡。于是他满怀慈爱地说：“小心，不要把牙齿崩了！”

“我没有牙齿了，伤不着的，牙都掉光了。我只有七颗牙。昨晚上妈妈数过。刚数过，就又掉了一个。她说如果再掉的话，就扇我耳光。我也没有办法，欧洲这个破地方，水土不同就要掉牙。在美国我可没有掉过牙。都是这些旅馆惹的祸。”

温特伯恩给逗乐了，说道：“要是你吃掉这三块糖，你妈妈肯定会打你耳光的！”

“那她就会给我奶糖，”小男孩回答道，“在这个地方我买不到奶糖，买不到美国奶糖。美国奶糖最好。”

“美国小男孩也是最好的吗？”温特伯恩问道。

“我不知道，不过我是美国男孩。”

“我看你是最棒的美国男孩！”温特伯恩哈哈大笑。

“那你是美国人吗？”活泼的小孩接着问道。看到温特伯恩肯定地点点头，他就郑重地说，“美国大人也最棒。”

温特伯恩谢过小孩的溢美之词，此时小男孩骑在登山杖上，四下望了望，开始吃第二个糖块。温特伯恩也是在这个年龄段来到欧洲的，因此他开始思忖自己的幼年是否也是这个德性。

过了一会，小男孩喊叫道：“姐姐来了！她也是美国人。”

温特伯恩顺着小路看去，看到一位妙龄少女，婷婷袅袅地走了过来。“美国妞也是最棒的。”他喜笑颜开地对小男孩说。

“我姐姐可不棒！”他郑重其事地说，“她常常对我吹胡子瞪眼。”

P9-13

两千五百多年前，遥远而神秘的东方土地上，一个美丽的姑娘收拾好自己的行装，准备出发。看着自己成长的地方，到处都留下点点滴滴成长的记忆。突然心里弥漫着一种说不出的怅惘，从此之后，这里再也不是属于她的地方了。而且她在这一瞬间明白了一个道理，那就是——这里从来就没有属于过她，因为今天她才真正要回归到属于自己的家园。前半生就是为了这一天的到来，这一天到来之际，自己的生活才真正开始。

那天，是她一生中最美好最灿烂最绚丽的一天，阳光明媚，爱抚的光芒洒遍每一个角落。放眼望去，满眼都是灼灼的桃花，开得那样的热情而又热烈，好像她的命运与这桃花有着某种默契。耳畔传来了悠扬的歌声：“桃之天天，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

她终于找到了自己的归宿，阳光下，一切都是那么美丽，充满了色彩的生机。所以，没有人愿意去想，桃花开到最艳丽的时候，等待着它们的将会是什么。没有人肯承认，桃花的艳丽是一个姿态优雅的谶语，阳光背后隐藏着它的忧郁。所以，占今中外美丽的神话传说最后总是用千篇一律的一句话收尾——从此，他们过上了幸福的生活。总之，花开花落，一时的繁华过后，等待着守获的人儿，期待着沉甸甸的果实，饱满而甜蜜。就像《诗经·桃天》中的那个女孩子，春华秋实，回到了属于自己的家。从此，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时光流逝，爱情的基调却就这样固着了一般，新翻的曲子永远在这个调子上婉转流动，始终无法摆脱它的纠缠。

然而，我们也许是习惯了在美丽虚幻中麻痹自己，不想去面对桃之天天过后还可能出现的其他情形，比如雨打桃花、落红满地，比如华而不实、有花无果，甚至有始无终、始乱终弃，那些悲悲凄凄的惨状，有谁愿意面对？何况还有更加令人痛心疾酋惨不忍闻的故事。现实中受够了痛苦的人，怎么会愿意在别人故事里再去揭开刚刚复原的伤口。所以，无数人面桃花相映红的故事在流传着，鲜艳欲滴的花儿旁边播出的是满心欢喜的爱情剧，戏里戏外的人都在快乐地欢笑中忘掉了悲与愁。

可是，在遥远的西方却有着完全不同的爱情故事。在那里，故事里的花是断亍根、剪了枝、打了包、带了修饰的，故事里的人却是真真实实的存在。人生无常，命运多蹇，该是什么就是什么，没有粉饰没有遮掩。本来，爱情就难得看到一个圆圆满满的收梢，何必非要让它粉墨登场呢？

于是，一幕幕的悲剧开始上演……

虽然真实与虚幻没有严格的界限，但爱情的果子一定不会只有一种，酸、甜、苦、辣，五味俱陈，而它之所以让人心驰神往，就在于着了魔的人正处于期待中。桃之天天给予人的是启示，表明爱情都有那浓艳耀眼的一刻；同时它也有暗示，群芳过后必然是狼藉残红，谁也无法遮住爱情的无奈和凄凉。

这次，我们选取国外多篇著名爱情小说，汇编成《罗密欧与朱丽叶·奥赛罗》《卡门·高龙巴》《红字》《曼侬》《傲慢与偏见》《呼啸山庄》《麦琪的礼物》《了不起的盖茨比》《魔沼》《野姑娘黛茜·密勒》十种，并做成英汉对照版，以期使读者在阅读一篇篇震撼人心的爱情故事的同时，也能潜移默化地提高自己的英文水平。

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1843—1916)出生于纽约，1876年定居伦敦，1915年加入英国国籍。英国文学史将他列为英国小说家，而美国文学史则将他列为美国小说家。他凭1879年创作的中篇小说《野姑娘黛茜·密勒》一举成名。小说描写了美国姑娘黛茜·密勒游历欧洲时的遭遇。她天真浪漫、热情开朗的性格招来了许多误解和麻烦，最后使她客死他乡。小说将美国人的天真浪漫与欧洲人的世故奸诈进行了比较，肯定了前者，讽刺了后者。

《跨国婚姻》讲述了两位年轻美貌的美国姐妹韦斯特盖特夫人和贝西与英国年轻人兰贝斯和博蒙特之间的交往。她们曾经在波士顿热情招待了这两个英国青年，后来两姐妹到了英国，兰贝斯和贝西心生爱意，相互倾心，但是由于双方文化的巨大差异，贝西和兰贝斯最终分道扬镳。

近年来，笔者先后重译了《精神分析引论》、《国富论》等世界名著。笔者的朋友以及同事在祝贺的同时眼神里流露出不解的神情。他们纳闷这些著作既然有了译本，为什么还要重译呢？是否多此一举，浪费资源？事实上，持这种观点的大有人在，笔者觉得很有必要对此做一回答。

回顾中国翻译史，重译现象在20世纪30年代非常普遍，重译本的数量占翻译著作出版总数的一半多(参考乐黛云、王向远《比较文学研究》)，许多著名翻译家如鲁迅、郭沫若、茅盾、郑振铎、梁实秋等不仅参与了名著重译，而且就此发表了自己的观点。鲁迅在1935年写了《非有复译不可》一文，对翻译界存在的那种独占选题，在报纸上登广告，声称“已在开译，请万勿重译为幸”的现象进行了辛辣讽刺，说这些人“看得翻译好像结婚，有人译过了，第二个便不该再来碰一下，否则，就仿佛引诱了有夫之妇似的。”鲁迅坚决提倡复译，发表了“非有复译不可”，其中提到：“复译还不止是击退乱译而已，即使已有好译本，复译也还是必要的。曾有文言译本的，现在当改译白话，不必说了。即使先出的白话本已很可观，但倘使后来的译者自己觉得可以译得更好，就不妨再来译一遍，无需客气，更不必管那些无聊的唠叨。取旧译的长处，再加上自己的新心得，这才会成功一种近于完全的定本。”(参考《鲁迅全集》第六卷)

在笔者看来，重译不仅可以让不同的译本展开比较和比赛，更重要的在于每一部不同的译作都是对原作的重新解读，它们延长了原作的生命，参与了经典的塑造。按照解释学观点，人类的理解具有历史性的特点。理解是以历史性的方式存在的，无论是翻译者还是翻译者赖以翻译的原文，都是历史的存在，都处于历史的发展变化之中。这种历史性使得对象本文和翻译主体都具有各自的历史演变之中的“视界”，理解也就变成了本文所拥有的诸多过去视界与主体的现在视界的叠合，即“视界融合”。理解的历史性特点加上翻译主体的创造性叛逆使得不同的重译本具有了独立存在的价值。所以，莎士比亚作品拥有6套汉译全集、《国富论》拥有十多个汉语译本、《共产党宣言》十多部汉译本，也就在情理之中。

经典小说需要慢慢品评，夜深人静时，品茗思古，书香遍地，时空逆转，置身作家所描绘的那个年代，与主人公展开心灵交流，娓娓细叙，或紧张激动、或泪雨滂沱、或感慨万千、或叹息哽咽……这就是艺术的文字给我们带来的美丽。

贺爱军

2009年3月于宁波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