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康乾盛世”的开创者，康熙帝主要的历史功绩，是为了完成国家统一(也是为了清王朝的统治)，同各种分裂势力，以及沙皇俄国对我国黑龙江流域的侵扰，进行了长达数十年的艰苦斗争。康熙帝远涉大漠穷荒，栉风沐雨，有时日食一餐，与士卒共甘苦，亲征不臣，决意平叛，取得了辉煌的胜利。乾隆帝继其未竟事业，终于完成了国家大一统之局，从而奠定了近代中国的领土疆域，包括陆疆和海疆。在康熙、雍正、乾隆三帝时期，清王朝国力强盛，国防巩固，经济繁荣，文化昌盛(也有文字狱，禁焚大量书籍)，是当时亚洲头等强大的国家，也是世界强国之一。

“康乾盛世”，气势恢宏，康熙是其开创者。乾隆帝评论乃祖说：“以守还兼创，居安不忘危。”曾国藩称颂康熙是“自古英哲非常之君”。又说，雍正、乾隆时，是承袭康熙之遗教而发展。要言之，由清初的社会残破，经济极端凋敝，逐步恢复发展，渐入鼎盛，是康熙一朝历史的主要内涵。而完成国家大一统，奠定近代中国领土疆域，则使康熙的历史功绩，彪炳于史册。

本丛书由台湾著名清史、档案学家陈捷先主编，延揽两岸清史权威分别执笔。它有别于目前市面上传记、编年、辞典等类别的清史书籍，可说是第一部结合传记、年表、辞典的工具书性读本。每册集中介绍一代皇帝及其制下的王朝，主要内容包含“皇帝小传”、“皇帝年表”和“皇帝辞典”三大部分。其中，“小传”简要评说这位皇帝的特色与经历，“年表”清晰地展现当朝的重大事件，“辞典”则条理清晰地介绍、解释走入重大事件中的人与事。书末还附有“后妃表”、“子女表”、“年代对照表”、“辞条索引”、“译名对照表”等，以便读者查阅检索。

本书为“清史事典”丛书之《康熙事典》。

出版说明

主编的话/陈捷先

前言

凡例

康熙皇帝小传

康熙皇帝事典

附录

 1.康熙皇帝后妃表

 2.康熙皇帝诸子表(一)序齿皇子

 3.康熙皇帝诸子表(二)未序齿皇子

 4.康熙皇帝诸女表

 5.年代对照表

 6.辞条索引

 7.译名对照表

后记

康熙帝爱新觉罗·玄烨，清世祖顺治帝第三子，生于顺治十一年三月十八日(1654年5月4日)，母孝康章皇后佟佳氏。康熙帝八岁继位，是清入关后的第二代皇帝。

康熙帝是一位雄才大略的君主，自幼好学不倦，从青年时起就处大事而不惊，敢作敢为。在位六十一年(1662～1722)，前期致力于国家的统一，战胜了一次又一次的分裂危机。在完成国家统一之后，康熙帝集中精力孜孜以求治，对政策进行调整，社会经济从清初凋弊状态中得以复苏和发展，出现了所谓的“康乾盛世”。乾隆称颂乃祖是“以守还兼创，居安不忘危”。《清史稿》卷八《圣祖本纪·论日》：“圣祖(康熙帝)……经文纬武，寰宇一统，虽日守成，实同开创焉。”康熙帝既是守成之君，更是开创之主。

曾国藩说：“我朝(清朝——引者)六祖一宗，集大成于康熙，而雍、乾以后，英贤辈出，皆若沐圣祖之教。”他认为，康熙是继清人肇祖猛哥帖木儿、兴祖福满、景祖觉昌安、显祖塔克世、太祖努尔哈齐、太宗皇太极、世祖福临之后，“集六祖一宗之大成”；而雍正、乾隆时之所以英贤辈出，皆得益于康熙之文教，受其遗泽。因此，康熙朝乃是有清一代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关键时期，其影响清代历史进程既深且巨。

康熙朝是清代历史发展进程中的重要时期，其辉煌的历史功业，彪炳于史册。

一、康熙继位与四大臣辅政

顺治十八年正月初七日(1661年2月5日)子夜，顺治帝因患痘症(天花)病逝，年仅二十四岁，遗命立皇三子玄烨为皇太子，即皇帝位；命内大臣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鳌拜为辅政四大臣。正月初九日(1661年2月7日)，寅时，玄烨升太和殿，即皇帝位，改明年为康熙元年(1662)，尊祖母博尔济吉特氏(孝庄文皇后)为太皇太后。

孝庄文皇后苦心孤诣扶持她的儿子六岁的福临和孙子八岁的玄烨两个幼君继位。鉴于顺治时以近支亲王摄政，摄政王多尔衮“代天摄政，赏罚等于朝廷”，威权自专，对皇权和幼君构成严重威胁，故康熙帝幼年继位，孝庄文皇后果断地对清人祖制进行更张。清太祖努尔哈齐曾规定由八王共议推举国君的汗位(皇位)继承原则，故太宗皇太极、世祖福临均由诸王议立(议立过程矛盾尖锐)，遵遁太祖所定遗规。而康熙帝之嗣位却不由诸王议立，而是沿袭历代立太子为储君继帝位之制。努尔哈齐又规定“八王贝勒共议”，“商议处理国事”，所以“从来国家政务，惟宗室协理”。故顺治帝六岁继位，由宗室近支亲王睿亲王多尔衮、郑亲王济尔哈朗两位叔父摄政。多尔衮摄政，一切政务，批票本章，“不奉上命，概称诏旨，擅作威福”，幼君只是傀儡。为惩摄政王之太专，确保皇权与皇位，孝庄文皇后决定以皇帝所属的上三旗异姓四大臣辅政，取代近支宗室亲王摄政体制。

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鳌拜四大臣辅政。鳌拜日益专横，结党营私，施威震众，忤己者辄置之死地。康熙六年七月初七日(1667年8月25日)，康熙帝“躬亲大政”，辅政大臣仍行佐理。鳌拜欺凌冲主，更加专横，甚至罗织罪名，诛杀同居辅政的苏克萨哈及其族人，而置康熙反对于不顾。康熙帝深感鳌拜“欺朕专权，恣意妄为”，于是用青壮太监习布库(摔跤)计擒鳌拜。康熙八年(1669)五月，将鳌拜幽禁，不久，死于幽所。康熙亲政不到两年，辅政大臣“仍行佐理”即告终止。清除鳌拜集团后，康熙才真正掌握大权。其时，康熙年仅十六岁，少年天子果毅决断，遇大事沉着冷静，敢作敢为的魄力，在有清一代受到高度称颂。用“布库”计擒鳌拜也被编成剧目，以后每年“宫中年节宴，必习演之”，以展示康熙帝的英武决断，而少年皇帝用计擒鳌拜，“不动声色而除此巨慝”，也预示着一位雄才大略的君主登上了历史舞台。

二、完成国家统一

康熙亲政之初，清廷虽然基本上统一了大陆，但国家的完全统一还未完成，各种分裂势力仍然严重地存在。在南方，有业已坐大的三藩；东南海上，有台湾郑氏抗清力量；在东北，沙皇俄国侵扰我国黑龙江流域长达三十余年；在西北，厄鲁特蒙古准噶尔部上层分裂势力日益嚣张，其影响波及到喀尔喀蒙古、内蒙古、青海和西藏。总之．在中国境内仍然存在着各种分裂势力，严重地威胁着清王朝的统治和国家的统一，而威胁最大的首先是三藩。亲政伊始的康熙帝对三藩势力忧心忡忡，日夜难安，他说：“朕自听政以来，以三藩及河务、漕运，为三大事，夙夜廑念，曾书而悬之宫中柱上。”

三藩是指云南平西王吴三桂、广东平南王尚可喜、福建靖南王耿精忠，而以吴三桂势力最强。康熙帝鉴于历史上藩镇势力强大，屡屡称兵作乱，危害国家统一，认为必须撤藩。他说：“朕以三藩俱握兵柄，深恐日久滋蔓，酿成不测，故决意撤回。”康熙十二年(1673)三月，尚可喜因年老请归故里辽东(尚为辽宁海城人)，以其子尚之信嗣封，留镇广东。康熙帝不允，趁机令其撤藩归辽东。七月，吴三桂、耿精忠分别上疏佯请撤藩，以试探康熙帝旨意。康熙帝下廷议，诸王大臣慑于吴三桂的军威，多主勿撤，只有兵部尚书明珠等少数人主张撤藩。康熙力排众议，断然下令撤藩，他说：“吴尚等蓄彼凶谋已久，今若不及早除之，使其养痈成患，何以善后？况其势已成，撤亦反，不撤亦反，不若先发制之可也。”果然，撤藩令下，康熙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1673年12月28日)，吴三桂举兵反，靖南王耿精忠、平南王尚之信先后于福建、广东响应，是为“三藩之乱”。吴三桂主力至湖南，其旧部在他省任提督、总兵者，纷纷倒戈反清，半个中国陷入战火。清王朝面临着生死存亡的挑战。正当清军在各战场处于困难之际，察哈尔蒙古布尔尼乘机于康熙十四年(1675)三月举兵反，一时间辽河以西风声鹤唳，南北烽烟并起，战火燎原，“圣祖(康熙帝——引者)忧之”。四月，吴三桂授意达赖喇嘛上奏云：“若三桂力穷，乞免其死，万一鸱张，莫若裂土罢兵。”吴三桂欲利用清军战局失利，康熙帝处境艰难，公然要求“裂土罢兵”，割据南方，分裂中国。康熙对此痛加驳斥，谕日：“朕乃天下人民之主，岂容裂土罢兵！但(三桂)果悔罪来归，亦当待以不死。”康熙帝维护国家统一，经过八年战争，平定了三藩之乱，战胜了一次严重的分裂危机。

三藩之役后，清政府立即进行了统一台湾的行动。

台湾自古以来是中国的领土。明天启四年(1624)，荷兰侵略者占领台湾。顺治十八年(1661)，民族英雄郑成功驱逐荷兰侵略者，翌年二月，荷兰人投降，郑成功收复台湾，作为抗清基地。他写有《复台(即东都)》诗一首，以明其志。诗云：“开辟荆榛逐荷夷，十年始克复先基(原注：“太师会兵积粮于此，出仕后为红毛荷兰夷酋弟揆一王窃踞。”“太师”，成功父郑芝龙。——引者注)。田横尚有三千客，茹苦间关不忍离。不幸的是，同年五月初八日(1662年6月23日)，郑成功病逝，年仅三十九岁。

成功逝，世子郑经嗣位。康熙三年、四年(1664、1665)，清福建水师提督两次率军征台，遇飓风，无功而还。于是清廷循于招抚，以总兵官孔元章任招抚之责。康熙六年(1627)，郑经致书孔元章，断然拒绝清廷所许以的“八闽王及沿海诸岛”，认为是以“二说相饵”，公然宣称“东宁(台湾——引者)远在海外，非属版图之中”。“今日东宁，版图之外另辟乾坤”，他已“启国东宁”，在台湾自立为国，“王侯之贵，固吾所自有”，“又何慕于藩封，何羡于中土哉？”清廷若以“外国之礼见待，互市通好”，“比同朝鲜”，便可谈判，否则拒绝谈判。康熙帝严正指出：“朝鲜系从来所有之外，郑经乃中国之人……至于比同朝鲜……不便允从。”康熙二十一年(1682)，福建水师提督施琅准备规取台湾的前夕，郑军澎湖守，将刘国轩，遣人持书到闽议抚，又“请照琉球、高丽之例，称臣进贡”。康熙帝再一次批驳将台湾“照外国之例”的谬论，指出：“查台湾贼寇俱系闽地之人，不可与琉球、高丽比。”康熙曾征求李光地的意见，问能否透过谈判招抚台湾郑氏，李光地回答十分肯定：“不能。”康熙问：“何故？”李答：“彼恃海上风涛之险，一闻招安，他便说不削发，不登岸，不称臣，不纳贡，约为兄弟之国。”

P19-23

清朝是帝制中国的最后一个朝代，也是中国专制与民主政体的分水岭，因此清朝在整个中国史中具有承先启后的地位与作用，这是毋庸置疑的。在历史长河中，清朝确实也是中国由强变弱、由先进变为落后、由主权独立变为半殖民地的转折时刻，而日后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民族等等的问题，又大都与清朝有着分割不了的关系，不是清朝演化的，就是清朝延伸的，这就使得清史研究至今仍有其学术与实用价值的主要原因。

然而清朝的史事纷繁，有宫廷的，有国内的，有边疆的，有国际的，有政经文教的，有军事外务的……真是不一而足，包罗万象。同时这些历史事象又能反映巨大世局的变化，更有深刻的历史内容，因此一个人若要研究清史，往往真有翻读《二十五史》的感觉，“不知从何开始”。清朝的史料也是浩如烟海，有汉文的，有满文的，有其它少数民族的，也有东洋与西洋的，要搜集、整理、编印、利用这些资料，实在不易。同时清朝史料还有内容失实的、伪造的、互相抵牾的、简略疏漏的，不经专家学者精心考证分析与去芜存菁，势必不能取得有益的、可信的素材，根本写不出让人共信的历史。

所幸近几十年来，清朝深宫大内的珍藏，中央与地方的档册，非汉文的多种国内外语文史料，逐渐编辑或翻译成书了，而专家学者们的研究成果也日新月异的陆续问世了，这给治清史的人提供了不少参考之资。不过这些学术论文、专书与史料汇编，有的过于专精艰深，有的分散不易获得，对研究、教学及一般人士的利用，仍有不便之处。台北远流出版公司为服务各界，特发起编纂《清史事典》丛书，邀约清史学者多人，分别执笔，以清朝历代皇帝为单位，用年表式开列其在位期间的重要大事，再以辞典式文字来详解人、事、时、地的内容，使读者一目了然，容易掌握当年的史实。本丛书出自多人之手，写作时间又不多，疏忽与错误之处在所难免，尚望方家君子不吝指教，以便再版时修正。

上个世纪末，尔康和王思治教授等老友共同撰写《清朝通史》，思治兄写康熙朝，尔康写雍正朝，完稿之际，尔康在《清朝通史·雍正朝卷》的《后记》里说到众友合作愉快，自家的心情乐也融融。今次与思治兄再度连手编撰，情分更浓。我们因默契有自，故而只作了最简单的分工，即思治兄写康熙前三十年史事，笔者涂鸦后三十一年的，成稿后各自交给远流出版公司。笔者遂投入紧张的写作之中。

一朝之史，包罗万象，写起来有两个难点，第一是本书的文字有限，难以过多的容纳，于是对史事要有选择，如何选择？既要尊重事象本身的重要性，也要根据自身的学养与兴趣，在这两者兼顾之中，尔康对后一方面看得又重一些，特别表现在“小事典”的立目上，原则是必要、通俗和有趣，很自然地将目光放在了人物、社会事件、政事、图书等方面，而对各种案件、民运尤加关注，此外，鉴于是在台湾枣梨，有关台湾史的内容就有所关照了。有所取，就得有所失，这是常理，若以此来原谅自己，亦非尔康所乐于采取的态度。这就要说到第二个难处，历史的方方面面，尔康不懂得的太多，时间的紧迫，又不允许去补课，所以中外关系史的事情涉及得少一些，这是不得已而为之，是不能也，非不为也。

尔康在不止一部书的“后记”中说过，每当脱稿，是亦喜亦忧，今日此书杀青，不是喜忧参半，而是有着某种不安：深知写作匆忙，误失必然不少。本书类似于工具书，史实应当绝对准确，但是查阅参考文献不够，不能保证做到，深有感焉！

本书写作过程中，主要利用《清圣祖实录》、《清史列传》等历史文献，也参考了时彦的清代编年史和工具书，在此特致谢忱。

冯尔康谨识

于南开大学顾真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