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甲子的未亡人》书中一句话，也是张敏之家人从大陆去澎湖后的境况。
1949年6月上旬，张家随同山东流亡师生抵达澎湖，由大陆渡海而来，欲避开岁月的险恶，却迎面撞上了无妄之灾。9月15日，张敏之因抗命军方强征学生入伍，被澎湖防卫司令部关押囚禁，军方施以刑讯逼供，捏造“罪名”，又于11月移送台北保安司令部侦办。随后，张敏之的夫人王培五女士便带着六个未成年的儿女去了高雄友人家中暂时落脚。王培五明知丈夫的罪名是“莫须有”，起初以为到台湾后便能为他洗清，奔走台北以图斡旋营救，先是求援于张敏之昔日的恩师，时任“财政部司长”的崔唯吾。崔的太太是“国大代表”，王培五在求援信中说：“生以孤立无援，叩天乏术，敢乞吾师代为剖白，设法营救，倘蒙为力，请派代表前来，拍电已属无及。临表涕泣，不知所云。”崔唯吾邀集了山东来台的“省府委员”“议会议长”“立法委员”“国大代表”等要员名流，联名致函，向当时台湾最有权势的陈诚、彭孟缉陈情鸣冤，未得到任何回复。做过山东省参议会议长的裴鸣宇老先生，奔走各方，提出了26项对被告有利的证据，指出判决书14项错误，也于事无补。当年12月11日，张敏之蒙冤罹难于台北马场町，成了这里最早的一批政治殉难者。此处两蒋时代施以“国家暴力”的死亡之地，现已辟为“马场町纪念公园”，新建的纪念碑日：“1950年代为追求社会正义及政治改革之热血志士，在“戒严”时期被逮捕，并在这马场町土丘一带枪决死亡。现为追思死者并纪念这历史事迹，特为保存马场町刑场土丘，追悼千万个在台湾牺牲的英魂，并供后来者凭吊及瞻仰。”死难者的英魂亡灵受到礼遇，标示了台湾社会今天取得的进步，也是对为追求社会正义而献身的志士们的告慰。
张敏之遇害的次日，暂住高雄气象站的子女们尚不知情，母亲去了台北。当张彬看到当天报纸上登载的一行“台湾岂容奸党潜匿，七匪谍昨伏法”的粗大黑体字时，不知所措，浑身发抖，他猛然意识到再也见不到温良慈爱的父亲了。他赶紧去找姐姐张磊，姐姐也已知道了噩耗。收留他们的管伯伯无奈地说：“长官交代，这里是不能再住了，容留‘匪眷’会招来麻烦。”张磊央求说：“让她和弟弟妹妹多住两日，妈妈回来就离开。”六个孩子焦虑地等着母亲的归来。仅比张彬长一岁的大姐对大弟弟说：“彬啊，你是长子，以后这个家，就要靠你了。”张彬听了，心中更加沉重与茫然。巨大的创痛延至今日，张彬说，他从来不想去看任何与父亲有关的书籍和影像资料，一看就有锥心的疼。
两天后，匆促料理完丈夫后事的王培五回到高雄，带上一家人就此开始了逃难生活。王培五在高雄火车站找到张敏之昔日的一位学生，说明了身背“匪眷”之名有可能给他带来的麻烦，这位年轻人痛快地答应师母一家先安顿下来。可是没多久，“警总”人员尾随而至，以解聘相威胁，张家只好离去。前路茫茫的寡母走进了教堂祷告，这位虔诚信仰基督教的女性，在走投无路中冀望于神的护佑。接待他们的牧师甚表同情，清理出一间小房子，安置下母子七人。随后麻烦又来了：当局限令离开。难道上帝的使者也在无孔不入的威权面前胆怯了？妈妈那么虔诚地信奉上帝，妈妈不生气吗？幼小的张彬这样想。这位坚强的女性带着孩子们走出教堂，没有抱怨，没有丧气，她的坚强与忍耐让一家人等来了转机。张敏之昔日的同学李先良，从台中发来电报说，前青岛保安旅高芳先将军率部驻扎彰化，愿意照料张家母子。高芳先擅武术技击，先是组织民间抗日武装大刀队，让日伪军闻风丧胆，山东抗战期间有“崂山之狮”的称誉，后改编为正规军，虽一路擢升至少将师长，仍不改江湖侠气。张敏之担任青岛市参议期间，为高芳先上过课，高感念旧谊，在故旧家人落难之时伸出援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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