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资本论》在西方国家和中国都引发了激烈的讨论。思想的交锋能够带来学术的进步。但可以预料的是，由于这场讨论涉及到贫富分化与收入分配、政府干预与市场秩序等敏感话题，亦有可能变成一场混战。中国的经济学辩论经常是“一场运动员、裁判和观众一起上阵的足球比赛，混战结束，留下的只是足球场上一堆无人认领的鞋子。”如果只是偏见之间的互相批斗，不会对学术研究的深入起到任何积极的作用。有鉴于此，何帆编著的《21世纪资本论导读本》试图对皮凯蒂新作中的主要内容进行系统梳理，并加以自己的简略评论，以期对参与争鸣的各方能有所参考。

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的新作《21世纪的资本》不但引爆西方国家，高居美国亚马逊畅销排行榜榜首，而且也掀起了中国读者的阅读热潮，中文版出版后迅速成为中国2014年度热书。然而，洋洋62万字、近700页的中文版，是一个逻辑性和系统性极强的理论体系，对很多读者来说是个不小的挑战。

著名经济学家何帆对《21世纪资本论》逐章逐节进行了深度解读，由表及里、由浅入深地解释了原书涉及的各种概念、原理和规律，在注重把握原书思想精华的同时，又有各方观点的展示，让读者可以全面、快速、透彻地了解《21世纪资本论》的观点精髓，并引发自己的思考。《21世纪资本论导读本》是您阅读《21世纪资本论》的有力工具。

前言

第一部分 各章解读

 导言

 第一章 收入和产出

 第二章 增长：幻象与现实

 第三章 资本的变迁

 第四章 从旧欧洲到新大陆

 第五章 资本/收入比的长期变化趋势

 第六章 21世纪资本与劳动的分离

 第七章 不平等与集中化

 第八章 两个世界

 第九章 劳动收入的不平等

 第十章 资本所有权的不平等

 第十一章 功劳财富和继承财富的长期变化

 第十二章 21世纪的全球贫富差距

 第十三章 21世纪的社会形态

 第十四章 反思累进所得税

 第十五章 全球资本税

 第十六章 公共债务问题

 结论

第二部分 九评皮凯蒂

 九评皮克迪之一：为什么21世纪有可能重蹈19世纪覆辙？

 九评皮克迪之二：为什么说21世纪会是镀金时

 九评皮克迪之三：当我们谈论资本的时候，我们在谈论什

 九评皮克迪之四：你站在收入分配的哪个台阶上？

 九评皮克迪之五：他们为什么那么有钱？

 九评皮克迪之六：拼搏还是拼爹，这是一个问题

 九评皮克迪之七：市场经济能否自发地纠正收入不平等？

 九评皮克迪之八：征收全球资本税是否可行？

 九评皮克迪之九：皮克迪讲的，和中国有什么关系？

附录 国外著名学者点评皮凯蒂

 这个十年来最重要的经济学著作：克鲁格曼谈皮克迪

 皮克迪是对的：索洛谈皮克迪

 肮脏而隐蔽的秘密？英国《金融时报》围绕皮克迪数据问题的争论

 r不一定大于g：萨默斯评皮克迪

 为1％声辩：曼昆评皮克迪

 那些关于资本主义发展规律的起起落落：阿西莫格罗评皮克迪

 没有马克思的资本论：大卫·哈维评皮克迪

后记

第五章 资本／收入比的长期变化趋势

皮凯蒂在第三章和第四章回顾了英国、法国、德国、美国和加拿大等发达国家资本／收入比的历史演进，得出的第一个基本结论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国家，资本的构成差异极大。18世纪，农地是最重要的财富形式，但随着农业社会过渡到工业社会，农地在总资本的比例已经微乎其微。如今，房产、金融资产成了最主要的财富形式。“一战”前夕，英法两国持有大量的海外净资产，而在美国，直到1865年，奴隶曾是重要的“资本”之一。第二个基本结论是，尽管资本的具体构成差异较大，但各个国家出现的一个共同现象是，资本／收入比在20世纪中期一度下降，然后开始不断提高，到如今已经回到了“一战”之前的水平。

展望21世纪，资本／收入比还会继续上升吗？21世纪会和19世纪一样，再次出现贫富分化、低度的收入不平等吗？

资本主义第二基本定律

为了回答这一问题，皮凯蒂提出了资本主义第二基本定律，即：β=s／g，其中β为资本／收入比，s是储蓄率，g是经济增长率。

举例来说，如果一国的储蓄率是12％，经济增长率是2％，那么该国的资本／收入比就是6，换言之，该国的资本规模相当于其6年的国民收入。

这一公式告诉我们，如果储蓄率高，经济增长率低，那么资本／收入比就相对较高，而如果储蓄率低，经济增长率高，那么资本／收入比就相对较低。欧洲的资本／收入比高于美国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欧洲的经济增长速度低于美国。

关于皮凯蒂的资本主义第二基本定律，下面需要再做一些补充说明。

首先，我们在第一章介绍过资本主义第一基本定律（α=r×β，其中α是资本在国民收入中的比例，，是资本收益率，β是资本／收入比）。这是一个会计恒等式，或者也可以被视为对α，即资本在国民收入中的比例的定义。不管在任何时候，这一关系式都是成立的。资本主义第二基本定律则是一种理论上的预测，它的意思是说，给定储蓄率、经济增长率，假以时日，一国的均衡水平的资本／收入比将会趋于这一公式的预测值。换言之，这是一个长期规律，不能只看短期。在某一年份，经济增长率可能会突然提高（经济过热），或是出现下滑，但这对资本／收入比的长期趋势没有太大的影响。时间会慢慢熨平经济波动的影响，到最后还是会趋于均衡水平。

其次，既然讲的是长期，那么资产价格的波动对资本／收人比的影响也不能高估。在个别时期，资产价格会出现泡沫。比如，日本在20世纪80年代出现了严重的股市泡沫和楼市泡沫，西班牙在欧洲债务危机之前重蹈了日本的覆辙，房价疯狂上涨，美国在20世纪90年代经历了互联网泡沫。但只要是泡沫，最终一定会破灭，资本／收入比还是会回归到正常的轨道。

最后，皮凯蒂的资本主义第二定律只考虑通过人的行为能够积累起来的资本，而没有考虑不依靠人力的自然资源（土地、石油、矿产资源等）。作为自然资源的土地，指的是在没有经过人工开发之前的处女地。这部分土地在总的资本中所占比例并不高。如果一个国家的石油或其他资源充足，即使该国的储蓄率不高，其资本／收入比还是有可能达到一种较高的水平，欧佩克成员就是典型的例子。皮凯蒂在稍后的章节对此还有更详细的讨论。

总之，资本主义第二基本定律说的是，长期来看，一国的资本／收入比从根本上讲是由增长率和储蓄率决定的。而增长率又是人口出生率和人均产出增长率之和，所以人口因素、技术进步等因素也间接影响到资本／收入比。但是，其他两个因素对资本／收入比的变化也起到了重要的影响：一个是发生在20世纪中期以后的国有化，以及随后的大规模私有化，这种财富转移不仅仅影响到资本的构成，而且影响到资本的总规模：二是发生在“二战”之后的金融管制、价格管制，以及20世纪七八十年代之后出现的金融自由化、放松管制，这使得资产价格从一个较低的水平上涨到较高的水平。私有化和资产价格上涨这两个因素说明，政治风向的变化和政策的重大调整，对资本／收入比和收入分配，有着深远的影响。

接下来，我们就分别讨论增长率和储蓄率、私有化、资产价格这三个因素对资本／收入比的影响，并预测21世纪资本／收入比的变化趋势。

P69-71

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ThomasPiketty）的新作《21世纪资本论》成了街谈巷议的热门话题。这本厚达600多页的学术著作，一直高居Amazon畅销排行榜榜首。各大报刊纷纷发表对这本书的评论。著名经济学家克鲁格曼为这本书写了三篇评论。他说，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讲，皮凯蒂这本书将成为本年度最重要的经济学著作，甚至可以成为这10年最重要的一本。老一辈的经济学大师索洛也力挺皮凯蒂，尽管皮凯蒂的书中对索洛的增长模型提出了不客气的批评。当然，反对的声音也很多。哈佛大学经济学家曼昆就说，皮凯蒂的政策建议是出于意识形态的激情而非经济学的逻辑。著名经济学家萨默斯、阿西莫格罗（Acemoglu）等也对皮凯蒂论证中的缺陷提出了批评。来自美国企业研究所等保守派智库和金融界的指责就更多了。围绕着皮凯蒂的这本新作，一场思想的风暴将会袭来。

可以预料，皮凯蒂的新作在国内也会引发激烈的讨论。思想的交锋能够带来学术的进步。但是，同样可以预料的是，由于这场讨论涉及到贫富分化与收入分配、政府干预与市场秩序等敏感话题，亦有可能变成一场混战。如果只是偏见之间的互相批斗，不会对学术研究的深入起到任何积极的作用。中信出版社在推出《21世纪资本论》中译本的同时，还邀请我写了这本导读本。这本导读本试图对皮凯蒂新作中的主要内容进行简单的梳理，以期帮助读者朋友们更好地了解皮凯蒂的观点，并对参与争鸣的各方能有所参考。

从长时段看大历史

皮凯蒂1971年出生于巴黎，18岁进入巴黎高等师范学院学习数学和经济学，22岁获得博士学位。1993－1995年，皮凯蒂在麻省理工学院经济系担任助理教授，但他很快就感到美国的经济学界过于学院派，只关心发表论文，不关心现实问题，因此，他于1995年回到法国，在法国国家科学院（CNRS）继续经济学研究。现在他是法国社会科学研究院（Ecoledeshautesétudesensciencessocials，简称EHESS）的教授，2006年他还创办了巴黎经济学院（ParisSchoolofEconomics），并任其经济学教授，主要研究领域是收入分配和税收。《21世纪资本论》是基于他和他的合作者过去15年的工作完成的。该书首次利用18世纪至今长达200多年的跨国历史数据揭示了发达国家不平等演化的路径。

先从人口的变化来看。19世纪以来出现的一个重大变化就是人口数量突然开始增加。这带来了深刻的社会影响。皮凯蒂讲到，人口剧增是法国爆发大革命的历史诱因之一。目睹法国人口暴增导致的政治动荡，才促使马尔萨斯写出了《人口原理》，主张停止对穷人的救济、限制穷人的过度生育。21世纪，全球人口变化又会出现一个新的革命，即全球人口规模将在达到一个峰值之后逐渐回落。全球人口出生率在1950-1970年间创下了1.9％的历史最高纪录，然后逐渐下降，预计到2030年会降至0.4％,到2070年会降至0.1％左右。21世纪后半叶，即从2050年到2100年，预计全球人口出生率平均为0.2％，这其中，人口的净增长全部来自非洲（人口出生率大约为1％），美洲的人口出生率为0％，欧洲和亚洲则出现负增长（分别为-0.1％和-0.2％）。

人口的变化会带来两个重要的影响：一是经济增长速度会随之放慢。二是不平等程度会随之提高。前一个影响已是众所周知。何以会出现后一种影响？一则，子女少，则遗产继承更容易导致财富集中；二则，如果人口多，偏好会更多样，社会流动性相对更强，年轻一代会和上一代更不同，机会相对更多，间接地有助于减少不平等。

再看人均产出的变化。大致来说，人均产出的变化和全球人口的变化方向一致，也会出现一个倒U型的钟型曲线。但是，和人口变化的趋势略有不同的是：第一，人均产出的增速达到峰值的时间会晚于人口的变化。大致来说，在18世纪，人均产出的增长速度几乎为零，到19世纪开始缓慢增加。20世纪人均产出的增长达到高峰，这主要是因为出现了两次赶超。第一次赶超是二战之后，欧洲（也应该包括亚洲的日本和四小龙，甚至包括苏联早期的经济增长）赶超美国；第二次是最近20多年，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赶超发达国家。如果没有赶超，从长时段来看，人均产出的增长速度是相当平缓的。从1700到2012年间，全球人均产出的年增长速度为0.8％。第二，人口增速会跌至零，甚至出现负增长，但人均产出的增长速度不会降到零。皮凯蒂认为，全球人均产出的增速在21世纪很难超过1.5％。

考虑到人口的变化和人均产出的变化，可以得出一个结论：21世纪全球产出的增长速度一定会放慢。事实上，1950-1970年是全球产出增长的一个高峰时期，年均增速为4％。1990-2012年，全球产出的增速已经滑落到3.5％，预计2030-2050年会进一步降至3％，2050-2100年则可能跌至1.5％。

经济增长速度的放缓本身并不值得担忧。皮凯蒂反复谈到“复利”的力量，只要能够保持正增长，假以时日，人们的生活水平仍然会有巨大的提高。但是，值得担忧的是，在财富增长和经济增长之间的赛跑中，经济增长的速度将低于财富增长的速度。

皮凯蒂在此书中经常将资本与财富混用。他所谓的资本或财富，是指一个社会中能够在市场上交换所有权的所有的非人力资本的资产。通俗地讲，包括了土地、房产、厂房、设备、股票、债券、银行存款、专利等等。

从长时段来看，资本或财富的构成变化较大，资本的收益率也有起有落。19世纪的时候，在英国和法国，财富的主要构成是土地和公债。当时的土地主要是农业用地，富人的财富来源主要靠到各地的农庄收租。之后，公债的规模不断提高，比如在拿破仑战争期间，英国的公债规模占国民收入的比例达到200％。19世纪尚未出现通货膨胀，公债的利息给得又高，养活了一大批剪息票的食利阶层。美国当时地广人稀，土地价格低廉，贫富差距程度也较低。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一书中就提到，这是美国更有民主精神的重要原因之一（但美国富人拥有大量的奴隶财产）。20世纪之后，资本的构成有了很大的变化。土地在财富中的重要性一落千丈，但取而代之的是住宅和商业房产，以及工业生产中的资本品。20世纪通货膨胀一度非常猖獗，因此购买公债不再是诱人的投资机会。发达国家在很大程度上是靠通货膨胀、剥削公债投资者，逐渐降低了其债务的规模。

从长时段来看，与19世纪相比，21世纪的资本构成或已今非昔比，但资本的收益率却旗鼓相当。19世纪，地租的收益率大致在4-5％，如今，房租的收益率也与此相当。19世纪，公债的利息收入可以有3-5％，如今，股票市场的收益率应该在7-8％左右。按照皮凯蒂的估计，粗略而论，资本的收益率大致在4-5％左右。

因此，皮凯蒂的结论是：r>g，即资本的收益率（r）将会超过经济增长率（g）。资本得到的越来越多，贫富差距会越来越大。

不平等的历史

19世纪的时候，尽管缺乏详尽的数据，但人们还是能够直观地感受到收入分配的变化。在《悲惨世界》、《大卫·科波菲尔》、《萌芽》等小说中，我们均能感受到当时的贫富落差。当时，收入分配是一流的经济学家关心的最重要的问题之一。从马尔萨斯、李嘉图到马克思，无不关注贫富分化及其对社会可能带来的巨大影响。但是，到了20世纪后期，这一问题却渐渐地淡出了经济学家的视野。1954年，著名经济学家库兹涅茨在美国经济学会年会上，以主席的身份宣读了一篇论文，提出了流传甚广的“库兹涅茨曲线”。根据库兹涅茨的研究，从1913年到1948年，美国收入不平等的程度有所下降。收入最高的10％人口的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例从45-50％下降到了30-35％。库兹涅茨据此提出了他的假说。“库兹涅茨”曲线的形状为倒U型：随着经济增长，一开始收入分配会恶化，但渐渐地就会改善。所以，不必担心收入分配，经济增长自己就会解决这一问题：河水会把所有的船都抬高。

皮凯蒂利用更长时间的数据对库兹涅茨的研究做了推进。他发现，美国的收入不平等在1913-1948年间的确有了显著的下降，但在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之间，收入不平等趋于稳定，没有进一步的下降，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收入不平等的程度开始增加，到2000年，收入不平等的程度已经回到了1913年的水平。

值得指出的是，皮凯蒂在研究收入不平等的时候没有沿用库兹涅茨的方法，也没有采用经济学家惯用的基尼系数，他最关注的指标是资本/收入比，即资本（财富）与国民收入的比例。为什么呢？皮凯蒂认为，基尼系数将所有的不平等都笼统地归在一起，但并非所有的不平等都是不好的，努力工作的人比懒汉赚更多的钱是应该鼓励的，不好的不平等是那些不靠自己的努力，而靠财富，甚至是继承来的财富生息，导致的极度富裕的阶层（比如，最富的1％）和广大民众之间的不平等。

资本（财富）是一个存量的概念，是多年积累的结果，国民收入是流量的概念，只计算一年之内一国的收入。按照皮凯蒂的计算，在19世纪和20世纪初期，欧洲的资本/收入比大约为6-7倍，或者更直观地说，欧洲的资本总量相当于6-7年创造出来的国民收入，美国为4-5倍。一战之后，欧美的资本/收入比均开始下降。到20世纪50年代，欧洲的资本/收入比已经降至2-3倍之间，美国则在4倍以下，但之后又开始上升，尤其在欧洲，上升的速度更快。到2000年，欧洲的资本/收入比已经上升到5-6倍之间，且有可能继续上升。按照皮凯蒂的估计，全球范围内的资本/收入比到21世纪末将达到6.5。

这跟收入不平等有什么关系呢？如果我们知道资本/收入比，而且又知道资本的收益率，就能知道资本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例（α=r×β，α是资本在国民收入中的比例，r是资本收益率，β是资本/收入比）。比如，假设一国的资本相当于其国民收入的6倍，而资本收益率为5％，那么国民收入中将有30％是资本拿走的。资本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例更高又有什么问题呢？资本带来的收入会越来越多地集中在少部分富人的手里。富人的储蓄率比穷人更高，富人的钱更多，投资的机会也就更多，富人可以把更多的钱留给自己的子女，他们的子女就会比穷人的子女提前起跑，把和穷人子女的距离拉得更远。如果你是一个靠工资吃饭的人，那就惨了。你的工资增长速度应和你的劳动生产率（人均产出）同步增长，这意味着你的工资增长速度注定比经济增长率低（经济增长率包括两个部分，除了劳动生产率的增长，还有人口的增长）。

但是，皮凯蒂凭什么预测21世纪全球的资本会越来越多呢？长期来看，如果储蓄率提高，资本/收入比将上升。如果经济增长速度下降，资本/收入比将上升（β=s/g，β为资本/收入比，s是储蓄率，g是经济增长率）。在皮凯蒂看来，未来的世界恰好是一个低增长和高储蓄的结合。经济增长的放缓易于理解，毕竟，人口的减少和老化会在很大程度上吞噬掉增长的潜力。为什么储蓄率会较高呢？皮凯蒂认为，从历史数据来看，发达国家储蓄率一直稳定在10-12％左右，而且，人口老龄化越是严重，储蓄率相应地也就越高。低增长加上高储蓄，决定了全球的资本/收入比会逐渐提高。

等等，即使全球的资本越来越多，也不一定意味着财富就会向资本集中啊？经济学上讲，资本的投资收益率是递减的，如果资本能够赚到的钱越来越少，那么即使全球的资本多了，也不过是一批凄凄惶惶、无处容身的资本啊。皮凯蒂承认，从理论上讲，资本回报会递减，但关键在于递减的程度有多快。回忆一下：α=r×β，如果r的递减速度快于β的增长速度，则α反而会下降，但皮凯蒂认为，这是不太可能出现的。用经济学术语来讲，这取决于资本和劳动之间的替代弹性，如果替代弹性大于1，则尽管资本的边际产出会下降，从而导致r下降，但α还是会提高。换言之，收益递减的作用不如资本规模膨胀的作用大。什么情况下资本和劳动的替代弹性会大于1呢？通俗地讲，这意味着资本的投资机会更多。想象一下，资本正在周游全球，而且各地都在为吸引投资而互相竞争，技术进步会不断带来新的投资机会，一个更可能的结果就是，从长期来看，资本的收益率仍然会较高。因此，一方面，资本/收入比不断提高，另一方面，资本的收益率又较高，则资本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例也会越来越高。

总结一下，《21世纪资本论》一书最核心的观点就是：在整个19世纪，收入分配不公的趋势是逐渐拉大的。从19世纪初直到19世纪中叶，工人的工资基本上处于冻结状态。贫富分化的趋势到1870年之后才不再恶化，但也没有改善。二战之后，收入分配有了很大的改善，但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又开始逐渐恶化。这是一条U型曲线。如果继续现在的趋势，21世纪将会和19世纪一样：巨大的贫富落差、尖锐的社会矛盾、红旗到处飘扬、甚至引发社会动荡和战争。

可是，像1914到1945年之间不是曾经出现过收入不平等程度大幅度下降的现象吗？为什么未来就不会再有奇迹发生呢？皮凯蒂谈到，这一时期收入不平等程度的大幅度下降，不是市场经济自发形成的结果，而是因为受到了两次世界大战的冲击。首先，战争直接带来的损失。尤其在欧洲战场上，法国在两次世界大战中遭受的损失相当于一年的国民收入，德国的损失相当于一年半的国民收入。但这并非最重要的原因。其次，战争带来的政治、社会影响。这方面主要包括：海外资产大幅缩水（由于外国政府革命之后拒绝偿还债务，比如苏联；也由于海外殖民地出现的民族解放运动）；战争导致储蓄率急剧下降（富人财富受到冲击，不得不变卖资产度日）。按照皮凯蒂的估计，这两方面的原因能够解释这一时期收入不平等下降的2/3到3/4。第三，二战之后的政策变化，二战之后无论是房产还是股票，价格都处于很低的水平。房产的价格下跌是因为各国普遍实行了房租控制政策，股票价格下跌是因为二战之后国有化风行一时，而且对资本流动、证券交易都有严格的管制。按照皮凯蒂的估计，这方面的原因能够解释这一时期收入不平等下降的1/4到1/3。皮凯蒂也谈到，这一时期尽管收入不平等下降得非常显著，但却是资本主义的“安乐死”。这一段历史只是一个特例，很难进行复制。

拯救21世纪

悲观的预言带来激进的建议。皮凯蒂主张，为了改变21世纪贫富恶化的趋势，应该在全球范围内，对资本征收累进税。这个建议连他自己都知道是无法实行的，他承认，这是一种“乌托邦”想法。《21世纪资本论》一书受到的最猛烈的抨击就是皮凯蒂提出的征税建议。但是，抛开既得利益或是意识形态的影响，如果我们仔细去看，就会发现皮凯蒂的主张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激进。

皮凯蒂并不是主张建设人人平等的空想世界，也不是要回到政府对经济的全面干预。他甚至不认为政府的规模会出现较大的扩张。20世纪中期，全球范围内政府的规模已经出现了一次大跃进。1900-1910年，在英美法等发达国家，税收占国民收入的比例不到10％，但从1910-1980年出现了强劲的增长，到20世纪80年代之后逐渐持平。如今，发达国家的税收占国民收入的比例大约在30％到55％之间。税收的大幅度增长伴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而展望21世纪，在经济增长速度逐渐放慢的前景下，税收不可能会有大幅度的提高。

但是，皮凯蒂认为，政府亟需强化其承担社会职能。19世纪政府基本不管教育和医疗卫生，因此大部分人的受教育程度较低，医疗卫生条件也较差。如今，政府投入已经是教育、医疗卫生经费来源的支柱。19世纪，政府也基本不管养老，如今，对于大多数退休者来说，从政府领到的养老金是其老年的主要收入来源。但是，如今的教育已经从增加社会流动性，转变为压制社会流动性，富人的孩子能上更好的大学，穷人的孩子则高攀不上。哈佛大学学生的父母平均年收入是45万美元，相当于美国收入最高的2％人群的水平。20世纪中期建立的“现收现付”（payasyougo）制度也无法持续，因为未来的老年人口会比年轻人口多很多。

为了更好地承担这些社会职能，政府应考虑税收改革。直白地讲，人们还是要多交税。但是，贫富严重分化会导致人们不愿意交税。因此，皮凯蒂的建议是，应考虑征收累进的所得税。发达国家在二战之后都曾经提高了所得税的最高税率。1914年前，欧美国家的所得税最高税率大约为2％左右，但在20世纪20年代之后就开始猛增到50％以上。这一时期，美国的所得税最高税率尤其增长迅猛。1933年，罗斯福总统一上台，就把所得税的最高税率提高到63％，1937年又增至79％，1942年增至88％，1944年再度增至94％。但是，20世纪80年代之后，所得税的最高税率开始下降。如今，由于全球范围内的竞争，所得税不仅不再是累进的，甚至成了累退的。在法国，收入最低的50％人口所得税率为40-45％，收入更高的40％的人口，或曰中产阶级的所得税率为45-50％，但到了收入最高的5％以上的超级富翁，他们要缴的所得税率反而开始降低。收入最高的0.1％的超级富翁，所得税率仅为35％。巴菲特也曾经说过，他交的税还没有他的秘书交的税多。

这种累退的所得税导致财富进一步集中，而且会让全社会感到不公平，尤其是被迫承担最高税率的中产阶级。如果人们感到不公平，就不会愿意交税。人人为自己着想，反对各种税收改革。在经济低迷的时候，税收改革本来就很困难，这下子更得不到民众的支持了。

皮凯蒂进一步提到，其实对所得征收并不完美。因为超级富翁们并不会如实地汇报他们坐拥财富得到的收益。欧莱雅（L’Oreal）的继承人贝当古（LilianeBettencout）可能是法国最有钱的人。她拥有的财富达300亿欧元，但她每年申报的收入不超过500万欧元，不到其财富的万分之二，可能吗？这就是他主张对资本，而非所得征税的原因。他主张对资本征税的另一个考虑是，如果对资本征税，人们会更准确地申报资本所得，这有助于在全球范围内更好的对金融行业进行监管，避免出现像2008年那样的金融危机。

有人会说，对富人征税，会影响到他们的积极性，反而对经济增长有损害。适度的财富能够鼓励勤奋，但过度的财富只能鼓励寄生虫。有人会说，有钱人赚那么多的钱完全靠自己的本事。但是，皮凯蒂和他的同事们的研究表明，大企业的CEO拿钱多少，和企业的业绩没有太大的关系。再说，就算巴菲特和比尔·盖茨的钱都是自己赚的，那么，他们的儿女，孙子孙女，一样有资格享受世袭的巨额财富吗？等到一个社会里1％的人占有99％的财富，而其他的人全无立锥之地，这样的社会还会得到人们的珍惜和呵护吗？从根本上说，财产自由和民主政治并非完全一致的，就看你想要什么。皮凯蒂认为，为了维护民主政治的稳定，必须采取行动，遏制财富过度地集中到少数富人手里。这是避免出现社会动荡的最佳方案。

未解之谜

公允地讲，皮凯蒂的预言只是一个狂野的猜想。21世纪究竟会发生什么，谁都无法预测。21世纪的经济增长速度会始终低迷吗？考虑到人口的变化，很有可能。但是，如果出现了一次巨大的科技革命呢？如果非洲突然开始经济腾飞了呢？21世纪的储蓄率会一直很高吗？也很难讲。在皮凯蒂的模型中，储蓄率和经济增长率在长期内是没有关系的，到底是否如此，我们并没有可靠的证据。还有，皮凯蒂认为资本的收益率在长期内是稳定的，而且一定会比经济增长率高，这更是令人将信将疑。

皮凯蒂试图从全球范围内研究不平等，但是他研究的主要是英国、法国、美国和德国，对发展中国家很少涉及，甚至对其它发达国家，比如南欧国家、日本都很少提及。这样的图景肯定是不全面的。如果把发展中国家考虑进来，一方面会影响到对全球增长和收入分配的判断，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的收入不平等有其独特之处，和发达国家的贫富分化并不完全一样。如果按照皮凯蒂的分析思路和政策建议，分析发展中国家的收入分配、解决发展中国家的贫富分化，只怕会有隔靴搔痒的尴尬和无奈。

皮凯蒂新作中最大的未解之谜就是历史。他把19世纪和21世纪做了对比，处处暗示，21世纪可能会重蹈19世纪的覆辙。这一判断令人为之色变。19世纪的确是一个全球化的黄金时代，史称第一次经济全球化。但当时也是贫富分化越来越严重、无产阶级贫困化的时代。就在经济全球化狂飙突进的时候，突然出现了各种社会矛盾，各国从拥护自由贸易纷纷改为贸易保护主义，继而开始军备竞赛，最终走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深渊。这之间到底有什么内在的联系？贫富不平等究竟会对社会稳定带来多么大的影响？这是我们想从历史研究最想知道的。

本书从2014年7月下旬开始写作，到9月中旬交稿，历时两个月。为了赶上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中文版的上市，写得过于仓促，很多地方未能详尽展开，在观点、论据方面也有诸多疏漏之处，敬请各位读者谅解，亦请各位方家指正。

感谢中信出版社卢俊同志的邀请。我本来没有写这本书的计划，今年我正埋头在历史资料之中，打算写一本关于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国际经济史的书，但卢俊同志跟我讲了他们的想法之后，我觉得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我读完皮凯蒂的书，总体上感到他提出的问题非常有意义，但又觉得没有完全被说服。我期待着有更多的学者去关注并进一步研究收入不平等问题，但为了避免出现不知所云的“聋子与聋子的对话”，花些时间去理解皮凯蒂到底说了些什么是有必要的，这也是我想尽的微薄之力。

感谢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彼得·德赖斯代尔（Peter Drysdale）教授，他为我提供了在澳大利亚国立大学访学的机会，我在他那里的研究计划主要是中国对外投资和对外贸易政策。当他听说我在写一本关于皮凯蒂的书之后，马上表示支持，还提供了很多好的建议。感谢我的学生朱鹤、韦茜、朱振鑫、罗知、黄懿杰、郭强等人，他们对我的初稿提出了很多修改建议。感谢《上海书评》的张明扬、“澎湃”的单雪菱、FT中文网的霍默静、《国际经济评论》的田丰和李君伟，我在这些报刊上陆续发表了一些关于皮凯蒂的评论，对本书的写作亦有帮助。感谢“学术独立团”、“人民币交易与研究”等微信群里的朋友，我们关于皮凯蒂及相关的问题有很多讨论，惠我良多。

2014年9月11日

于堪培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