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比较文学在20年的发展中是和一个人紧紧联系在一起的，她就是北大的乐黛云教授。本书对20年来整个比较文学的总结，从比较文学的理论、比较诗学的理论、个案研究等方面选取最有代表性的学者的代表性文章，最好的呈现了比较文学的学科发展。今年也是乐黛云教授诞辰七十五周年，我们用这种非常严谨的方式来表达对乐黛云教授的无限敬意。

今年是比较文学学会成立20周年，从1995年比较文学学会在深圳成立以来，以乐黛云教授为学术领袖的中国比较文学在各个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以自已的方式加入到世界比较文学学术前沿，让国外学界听到了中国学者的声音；二，把国外最前沿的学术理论介绍到国内，活跃和更新了我们本土的学术；三，比较文学的方法对很多的传统学科带来了革命性的意义，促进了传统学科的现代性转化工作。

中国比较文学在20年的发展中是和一个人紧紧联系在一起的，她就是北大的乐黛云教授，她用自己的方式介入到最前沿的比较文学的建设中，她就像一面大旗，招呼着中国各界学者介入到比较文学的研究中来，她鼓励，参加，介入，推动。有时一个人的贡献远远大于她所表达的全部，如果没有乐黛云教授的积极推动，中国比较文学远远没有现在的功绩。

这本书是对20年来整个比较文学的总结，从比较文学的理论、比较诗学的理论、个案研究等方面选取最有代表性的学者的代表性文章，最好的呈现了比较文学的学科发展。今年也是乐黛云教授诞辰七十五周年，我们用这种非常严谨的方式来表达对乐黛云教授的无限敬意。

前言/严绍■(1)

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研究

 比较文学的(语言)危机/J·希利斯·米勒(1)

 论中西比较文学/高旭东(16)

 80年代以来中西比较文论研究评述/蒋述卓 闫月珍(29)

 关于比较文学学科基本理论的再思考/刘象愚(43)

 全球化语境下的中国比较文学/孟庆枢(54)

 比较视域与比较文学本体论的承诺/杨乃乔(71)

 比较文学学科理论发展的三个阶段/曹顺庆(85)

 论当代比较文学学科理论体系的建构——兼及巴斯奈特的“危机论”/方汉文(96)

 文学：作为一种艺术/D·佛克马(108)

 2000年“世界文学观念”述评/马利安·高立克(113)

比较文学个案研究

 “文化语境”与“变异体”以及文学的发生学/严绍■(123)

 “虚无党小说”：清末特殊的译介现象/陈建华(137)

 《神曲一脔》赏析/浦安迪(147)

 旧迹茫茫——满族亲王奕谡诗歌与生命中的悲情世界/苏衡哲(154)

 科学一人生观论战中的柏格森/王柏华(168)

 决不要娶大脚女人——人类的共性与比较文学/明克·席伯尔(184)

 作者本意和本文本意——解释学理论与翻译研究/谢天振(198)

 当代文学思潮中的“别、车、杜现象”/温儒敏(208)

 从马雅可夫斯基到贺敬之/犹家仲(215)

 文化影响的“宫廷模式”——《三国演义》在泰国/饶■子(226)

 用整个生命深深地领受奇迹——《十四行集》与《伍子胥》合论/张辉(231)

 1925年前英国浪漫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及分析/张旭春(247)

 时势论：英雄无心影——梁启超传记的阐释策略/赵白生(259)

 无根者之梦：海外小说中的飘泊主题/赵毅衡(271)

 美国诗人盖瑞·史耐德的美亚洲巫祝观/钟玲(282)

 德国的忧郁和中国的彷徨：叶圣陶的小说《倪焕之》/顾彬(301)

 中国近现代留日学生与中国新文学运动/贾植芳(308)

 禅与朝鲜、日本、越南汉诗/孟昭毅(319)

 启蒙作家与儒家文化/钱林森(326)

 曹禺戏剧与契诃夫(节选)/朱栋霖(333)

 20世纪中外文学关系研究中的“世界性因素”的几点思考/陈思和(342)

 席勒与“古今之争”/曹卫东(362)

比较诗学个案研究

 从西方文论看中国词学/叶嘉莹(368)

 印度诗学阐释方法/郁龙余(381)

 存在于“语(言)(边)境”之上——“存在”的翻译与翻译的存在/伍晓明(390)

 历史指涉的诗学大纲——以西方的观点为参照谈明清时期的“索隐小说”/陈珏(401)

 诗学翻译的宿命与策略性突围——以某些中国诗学概念的英译为例/陈跃红(413)

 比喻与意识形态/高辛勇(427)

 巴赫金诗学理论在中国的流布/汪介之(439)

 中西神游诗论/徐志啸(450)

 文论与诗学的不可通约性/余虹(457)

 “诗可以群”与“谈何容易”：一种隐喻政治修辞学的诠释/张沛(464)

跨文化与跨学科研究

 论全球化和文化/弗雷德里克·詹姆逊(476)

 “后理论时代”西方理论思潮的走向/王 宁(487)

 我们今天为什么讲道家精神/叶维廉(503)

 18世纪一场关于中国人起源论争的启示/孟华(512)

 “男性主体意识”的心理分析与文化解构——《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中的“性欲”与“权力”/谭国根(522)

 文化比较与政治哲学：市民阶级的身份认同与普遍性叙事/张旭东(536)

 “过渡哲学家”的“过渡作品”?——西美尔与《货币哲学》/陈戎女(554)

 钱钟书的中西文化观/龚 刚(565)

 中西文化早期交往的复合媒介者——“扶南”的媒介特点与作用探兼论基督教文化最早入华的上限问题/孙景尧 罗璇(575)

 明末天主教传教著作中的儒学概念：仁与爱/刘耘华(584)

 “笑”的颠覆性与神学逻辑——《玫瑰之名》的神学批判/杨慧林(592)

 超验的政治：柏拉图理想主义自以为是的被动性/克莱斯·G·瑞恩(603)

 全球化的本土化与文化传承——还中国哲学以本来面目/安乐哲(619)

后记/特辑编委会(629)

在乐黛云先生作为一个批评家和学者的生涯中，她一直为文学的艺术性辩护。把文学作为一种艺术来考虑，她相信文学可以超越社会和文化的差异——这一观点在传统的欧洲美学以及马克思对希腊经典的判断和恩格斯对巴尔扎克的辩护中也可以发现。

然而，对文学的艺术性的研究并不多见，在西方比在中国还要少。许多学者倾向于加入当下最时髦的批评，这些新兴的批评方式大多数受政治兴趣的刺激，而不取决于对文学作品的新的洞察。对文学的艺术性的研究被弗雷德里克．詹姆逊(Fredric Jameson)这样的批评家指责为过时的、反对进步的。但是这种对文学的艺术性的轻视阻止了我们对很大程度上尚未开发的思维能力的探讨和对一种交流方式的思维判断，这种交流方式即使在政治视阈下也可能得到高度的评价。

我们无论是加入玛萨·纽斯邦(Martha Nussbaum)在《发展中的人性》(1997)中关于文学能引导读者带着同感、同情甚至怜悯去看待他人的讨论，还是追随鲁迅20世纪20年代的一个定义：“除了标题、口号、公报、电报和教科书，革命还需要文学——仅仅因为它是文学”，①文学都被看作一种特殊的交流形式。作为文学批评家和理论家，阐释这一特殊的交流形式是我们的任务。在我们的《文学研究与文化参与》(应北大乐黛云教授之邀所做的演讲集，1996年版)一书中，文学的特殊性问题不是中心论题。诚然，那本书中探讨了美学惯例的思想。我们所争论的是，美学惯例的影响之一在虚构文学中要比在所谓的真实情况中得到更大的宽容。我们也要指出毫无遮掩的陈词滥调中的诗歌潜能，①但是我们对文学文本的本性仍然不够清晰。在我们后来以英文出现的《知识与任务：文学研究重在问题的方法论》一书中，我们阐释了这个问题，并且在我的这篇论文中，我会尽力阐释得更为清晰：以我的观点看，什么是文学品质的精华。

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就在于：是什么使读者决定采取一种美学的态度?是什么激活了读者关于美学惯例的知识?

美学态度(包括文学一美学的阅读方法)至少依赖于三个因素：第一，应该有一个有益的社会环境；第二，读者应该懂得什么是文学一美学阅读方式并愿意运用它；第三，待读文本应该被允许作文学一美学的阐释，并且有望于使读者获得一个有趣的阅读效果。

上个世纪的欧洲文学阅读史显示了对这三个因素侧重点的变化。

欧洲学术传统一开始注重的是文学文本的艺术层面，在一段时间里，一种错误的观点甚嚣尘上，认为文学性可以从写作技巧和手法中发现。1921年诺曼·雅各布森(Roman Jakobson)发表了一个关于诗歌的观点，表达了他对形式的重视，他把这一艺术手法称为文学的科学研究中“唯一的英雄”。②然而，在后来的阶段中，雅各布森感到文学不是一个特殊的文本范畴，文本的文学性至少部分地由读者决定，读者们会采取一个美学的态度，从而使他们把词作为词本身来经历，而不是作为一个事物或一种情感的代表来经历。雅各布森非常著名的口头交流模型理论1960年由托马斯·希比亚克(Thomas Sebeok)作为单行本出版，③给读者留下了以各种各样的方式介入文本的可能性。从这里我们可以推出，如果读者看出采取美学态度的理由，并关注信息的传达方式，那么他们就会得出结论：这个文本是一个文学文本，或者更准确地说，根据美学的惯例阅读文本是有益的。许多读者已经把某些(经常是同样的)文本带入文学一美学的阅读视野下，并且发现这样阅读有创造性、有价值，这一经验事实使“文学”观至今仍保鲜活。

从20世纪60年代起，有关“文学”的争论分成两派，其中一方以符号学家如尤里·洛特曼(Yury Lotman)为代表，他一直寻找那些通常被称之为文学文本的鲜明特征。另一方以传统理论家如西格弗里·希米特(Siegfried Schmidt)和斯坦利·费希(Stanley Fish)为代表。我探讨的是参与论辩的分裂的双方，因为只看他们的一面之词，无论是形式主义者还是保守主义者都不能使我完全相信。总的来说，文本的质量和读者对待文本的态度一样重要。或者说，从不同点来说，尽管任何文本都能引起一个美学的反应，但是某些文本比其他文本更能在普通的读者群中引起这样的反应。很清楚的是，在有些情况下对美学惯例的反应比在其他情况下更有价值。这不仅是通过经验研究确立的事实，①也是一个逆反推理的结果。因为如果一个文学文本的作用和意义与其他文本的作用和意义相同，为什么被文学动机驱使的作家要创作那么多的文本呢?如果它只能产生任意的什么结果，为什么作家还要全身心地投入写作的艰苦劳动中呢?

那些认为美学惯例没有多大价值的人看来忽视了各种惯例之间的不同，一些人几乎无法逃避，而另一些对此很放松。戴维·洛奇(David Lodge)曾经提醒我们文本的历史境域(我把它作为第一个因素指出)，它可能会抵制对美学惯例的自由选择。在《现代写作模式》一书中，他指出：“重要的一点是文学不是能偶然生成的文体，也不是我们能自发地决定用某种方式去阅读的文本0”②

其中暗含的意思是，根深蒂固的惯例会操纵那些不怎么严格的惯例的发展和使用。在受过教育的读者中形成的一个根深蒂固的惯例就是把特殊的文本看作文学，把文学看作艺术。这一惯例又可分割成一些小的惯例，比如说区分事实与虚构的惯例，以及用这样的方式阅读虚构文本的惯例：不去适应检测事实的正确性和当下的实际运用情况，而是适应一种认知的观点和对整个信仰、行为模式的情感考虑。

有些批评家已经强调，对一个文本的美学阅读意味着对文本现实性的拆解和对具体情境的拆解(脱离了作家的社会联系)，通常紧接着是在阐释过程中对文本的重建(吸收了读者的生活世界)。当一个文本改变了，人们就会更加关注剩下的东西、文本的特征、词语以及词语间的特殊组合——像雅格布森以及洛特曼“常规结构的语义化”这一概念所表明的。③因此，对所指功能的忽视被对其他方面的重视所补充，尤其是被“新批评者”以及其他人所证明的文本的内在联系所补充，这是由于“文本间性”(文本与其他文本符号系统之间的关系)这一理论概念的发明。

如果文学不是首先由社会现实或情感所构成，那就是由这样一种语言所构成：通过较旱地指称外部世界(这些较早的指称又可以指称更早的指称等等)来间接操作的语言。因此，语言艺术的材料总的来说不是语言，而是使用的语言，比如在较早的时候已经说出或写下的语言。换句话说，文学的材料包括前文本(潜文本或互文文本)，也包括宗教小册子、科学出版物、政见、文化垃圾、俗语、名言和广告词等，而不一定是文学性的。如果使用的材料是一个存在着的故事、诗歌或戏剧这类容易辨认的材料，“重写，，这个术语看来就是合适的。以我的观点来看，“重写”在文学建构的总体方法中是一种更为特殊的情况，事实上可以被看作是“文本间的”，尽管我意识到了这样一个事实：我所使用的术语多少与原来朱莉亚·克里斯蒂娃(Julia Kristeva)所构想的这一术语不一样。①

文本间的关系为我们的文学史提供了一个可信的框架，因为它们把我们带到离埃肯鲍姆(Eikhenbaum)学会“如何建立一个文学文本”②这一目标更近的地方。“重写”揭示了后来文学文本之间的宗系关系，把一个新的结构和一个同时发生的新的理解加给了旧的文本。迈克·里法代尔(Michael Riffaterre)用更普遍的术语大胆地说：“文本总是指用不同的方式，在不同的地方说出的某些东西。”③

这里对字与字，段与段，文章与文章之间的常规联系的重视是由一种美学的阅读方式，即以美学的态度对待文本的方式所造成的。当前文本显然属于文学传统，就有另外的原因使“重写”文本适用于美学的阅读，因为“重写”提醒了读者这个传统，它看起来是邀请读者对“重写”文本也采用一个美学的态度。因此，对存在的前文本的美学阅读加强了对新的“重写”文本的美学阅读。这又是第一个因素——有益的社会历史境域——所起的作用。

在这种条件下，是否还有可能将社会现实与政治阐释联系起来呢?

当然有，只是要通过间接的途径。这里准确地说是通过对其他文本和通过其他文本的棱镜所折射的社会现实的双重指向(创造一种模糊性，允许一种新的理解事物的方法)，文学一美学的阅读从而可能导致政治的觉醒。这里我同意温弗瑞克‘弗拉克(winfried Fluck)的观点，他运用穆卡罗夫斯基(Mukarovsky)的术语体系，认为“唯一一个能使美学对象具有社会、政治功能的有意义的途径是把它作为使用由采取美学态度所造成的特殊的交流可能性的美学对象。”④

文学史学提供了很多例子来说明文学一美学的阅读方式是怎样产生政治影响的。荷兰文学中有个例子是穆尔达托克(Multatuli)的小说《迈克斯·哈佛勒》(MazHavelaar)(1860)，该小说是对荷兰在东印度群岛的殖民政策的一个感情丰富的起诉书，①曾被译为多国语言，英文本是D·H·劳伦斯为其作的序，②它的影响不可估计。还有些不太明显的例子，比如说萨特的《苍蝇》(1943)，是对爱列屈拉(Electra)和俄瑞斯特斯(Orestes)故事的重写，同时也是对马歇尔(Marshall Pfitain)亲纳粹政府的猛烈批评。③我敢冒险地总结说，最终的例子表明了所有的文学一美学阐释都影响读者的道德和政治立场，不是直接的，而是间接的——通过被文学阅读所鼓动的看待事物的新方式。(P108-112)

展现在各位面前的这部规模宏大的论著是国内外比较文学研究者为祝贺我国北京大学乐黛云教授七十五华诞而共同编纂的纪念文集。数十年来，乐黛云教授在以“比较文学”为中心的人文学术的研究领域中建树了卓越的业绩。这部厚重的文集的结集刊出，生动地表现了我国学术界与国际学术界对乐黛云教授的真诚的敬意和美好的祝愿。

我国的比较文学研究，自上个世纪70年代末期应时代之需要而得以■醒，在近三十年的时间里从星星点点的个体研究和个别的表示，终于发展成为今天这样一个具有完整体系的学科，并且构建起了与国际学术界对话的平台，成为国际比较文学界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在三十年间艰苦曲折却又是满怀喜悦充满生命力的学科创建历程中，乐黛云教授以她对学术的忠诚和对学术的敏感和智慧，以她坚忍不拔的献身精神和充满信心的乐观主义，始终高擎着“比较文学”的学术大旗，引领着这支队伍的前进。

我可以这样说，中国比较文学三十年间发展成今天这样的规模和这样的气势，乐黛云教授具有擎旗之功。当然，中国比较文学假如没有乐黛云教授的参与，在这三十年间顺应时势之需要也会发展起来，但我也可以肯定地说，三十年间没有了乐黛云教授参与的中国比较文学，一定就不是今天展现于世界学术界的这种生动活泼的现状了。这并不是为了贡献于乐先生七十五华诞而作的一个随意性的说法。我相信不抱偏见的学者，不管是赞成乐先生学术理念还是与乐先生的学术思路尚有商榷之处者，都会与我具有同感，一定会赞成我的这一结语的。

现今，作为具有完整体系性的中国比较文学学术，是以它在大学中建立起了具有系统性的研究人才的培养机制、在国内外研究成员中形成了既是广泛的又是有机的学术联络、以及公刊了足够的体现本国研究业绩的研究论著和出现了由国内外学术界认定的学术领导人作为其标志而展现于世人面前的。一般说来，这四大系统的状态也正是国际上考察学术是否构成独立体系的基础性标准。三十年来，乐黛云教授正是以中国学界急切期盼的献身精神，执著顽强又乐观通达地活跃在比较文学领域的各个层面中，作出了必定会记载于我国人文学术史的贡献。

1981年1月，北京大学出现了我国比较文学史上第一个学者同盟——北京大学比较文学研究中心。同月23日北京大学第40次校长办公会议批准了这一研究中心。尽管它是一个“虚体建制”，但可以说这是一棵引发后来近三十年间中国比较文学鲜花盛开的伟大的“种子”。因为后来最早建立的作为我国培养比较文学学术人才的实体性机构即北京大学比较文学研究所，以及后来作为中国比较文学界研究者的广泛的学术同盟即中国比较文学学会，都是由这一棵“种子”绽开的花朵。乐黛云教授以“知天命”之年担任了这一学会的秘书长，辅佐季羡林先生和钱钟书先生，从事着“研究中心”的实际工作，开始主编《北京大学比较文学研究丛书》，走上了她在比较文学领域中思考学术理念、培育稚嫩幼芽、结集研究队伍的第一步。

乐黛云教授多次鼓励我说：“季(羡林)先生是到七十岁才开始真正进入学术写作的，我五十岁走上比较文学之路，你四十岁跨入这个学科，应该更有作为啊!”她描述的是三代人进入这一学术殿堂的不同的年龄段，典型地体现了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期中国人文学术的时代特征，背后隐藏着的则是多么深厚的却又是难以一言解明的文化语境。本文不讨论上述三代人以不同的年龄段却在同一个时间段中层次不等地触摸到比较文学学术的复杂的文化语境。其实，熟悉乐黛云教授的人都能体验到，她对于我国人文学术的忠诚和执著，并不是从这时候才开始的，而是深深发自于内心且一以贯之于生命之中的。上世纪50年代中期，她完全有机会走上新中国外交事业的道路，成为一名女外交官。这并没有什么不好，时至今日也仍然是许多知识者所向往的处所。乐黛云教授之所以在当时没有接受有关方面的这样的好意，完全在于她对于中国人文学术的憧憬和对于我国国民精神的人文主义的关怀。这二者对于她来说，具有作为她生存理念和生存方式的本质主义价值。如果我们探讨她在1957—1958年所谓的“反右派”斗争中所遭受到的严重的冲击，其人生哲理的根源其实也在于此。即是她内心的此种本质主义精神形态与当时的主体意识形态以及相应的主流话语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其后二十年间的政治冲击和动荡无定的生活，并没有磨损她内心的憧憬和追求，只是以更加深沉的形态沉积在心灵的更深处。此种沉积抑郁一直到了中国当代史上一个伟大时代的来临，此种人生哲理便在她的心中以三十年的积蓄喷薄而出，构成为巨大的精神能量。在我的记忆中，从这一刻起，她就永不知疲倦，永远有追求，理性与热情浇注着她的全身，承接老一辈的智慧，启迪下一代的心扉。

我自己当时是小于乐黛云教授近十岁而一直生活在北大圈子里的一个“知识青年”，受到乐先生精神的鼓舞，萌发对于人文学术新精神的向往，从她那里第一次听到了“比较文学”的概念，参加了由她主编的《国外鲁迅研究论集》的翻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81年出版)，兴趣勃发，并以《中日禅僧的交往与日本宋学的渊源》和《日本古代小说的产生与中国文学》两篇论文作最初的试探，试图涉足“比较文学”这一新的学科，受到乐黛云教授极大的鼓励。她对我说：“你做的这些就是比较文学!”我欣喜之极，茅塞顿开，便把自己正在从事的“日本中国学”渐渐地纳入到了“比较文学”的序列中，由此走上了不归路。

1981年夏天后的三年，对于乐黛云教授的“比较文学”观念的进一步的认定和扩展，或许是具有重要意义的。她作为中国第一名派遣前往美国哈佛大学研修的学者，到达了半个世纪前为我国人文学界造就过“哈佛三杰”的学术重地。历史的进程总是具有内在的自我意志，显示出内聚的庄重性和严肃性。它的进程在一个短时期内人们或许会觉得不可理解，但是，从它的总体推进中人们终究会意识到它的有序的特征以及一时不能解明的因果关系。人们称之为的“巧合”，事实上就包孕在历史自我的进程中。20世纪20年代中国学术界有被称为“哈佛三杰”的陈寅恪、汤用彤和吴宓三学者，他们曾受学于美国“新人文主义”的旗手又是哈佛比较文学的创始者之一的白璧德教授(Prof．Irving Babitt)。三先生回国之后，在中国学界创导“昌明国粹、融化新知”，为中国文化与欧美文化的汇合开辟了一个具有新意的学术空间。透视乐黛云教授的人生哲理与学术理念，她与“新人文主义”和“哈佛三杰”创导的“中西融化”观念有着内在的承传关系和表现出隐秘的痕迹，并且与她自己生活的“时代文化”执拗地纠缠在一起，发而为对人文学术的忠诚追求甚至有些狂热，发而为对国民精神的人文主义的关怀甚至有些固执。这可能是她的家学渊源和她师承关系的双重层面，与中国人文的广阔的“学术场”相互作用反复渗透的结果。意想不到的是历史继续推进着这些联系与撞击，由隐性的关联发展为日益彰明。当乐黛云教授进入哈佛大学开始她的学术研究的时候，当时几乎没有人意识到这种“学术巧合”将会产生什么样的思想力量，几年后它却以生动的形态展现在中国比较文学的发展轨迹之中了。

当“小农”思想仍然作为社会普遍的思维的内容和思维的形式的时候，“留洋”(哪怕是由国家派出的“留洋”)常常会遭遇到现今的人们匪夷所思的猜测和评价。我认识一位年轻的朋友在1990年到国外去读研究生课程，在办理手续时，大学的共青团委竟然当着他的面把他的“团证”撕得粉碎，扔到了写字台旁的垃圾桶里，作为“叛徒”被清除了。何况乐黛云教授是在1981年就出去“留洋”了呢!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学界的一角忽然传出了“乐黛云一去不会归来”的各种消息。当时，我正受乐先生的委托在处理她主编的《国外鲁迅研究论集》后期出版的一些杂务，感到莫名惊诧。在此之前的十五年间，即从1966年起，我与乐黛云教授一起迎接了20世纪中国政治史上最强劲的狂风暴雨，在“工人阶级占领上层建筑”和北京大学处于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代表”控制下的时候，我们被分配在同一个“红卫兵班”上接受“清理阶级队伍的审查”；在江西鄱阳湖畔全国“血吸虫”与“血吸虫病”最高发生的区域——百里无人的“鲤鱼洲五七干部学校”中，面对着龙卷风和大洪水、遭受着热浪与寒潮的阵阵袭击，我们在同一个连队中“背朝苍天、面向黄土、战天斗地”；我们又被编制在同一个小分队中经受了从鄱阳湖到井冈山数百里徒步行军的“战斗洗礼”，在井冈山顶的茨坪住进人民币三分钱一天的茅草屋共同迎接“红太阳”的升起，在“金色的草棚”中共同创建“社会主义的新大学”。依凭在这样漫长的“革命生涯”中我对她的理解，我深知社会普遍的物质生活的匮乏并不使她感到十分的痛苦，她内心的企盼和忧虑是如何真正地成为对国家和民族有用的人，乐先生正是这样的充满东方古典主义的女性，她为此而焦急，为此而努力。现在稍稍年轻的朋友听我说这样的信念，有时候觉得不可思议，甚至会觉得“矫揉造作”。那是因为你没有经历那样的时代，因为你与她不是同一种生存经历。读过乐黛云教授的自传To the Storm，你就能明白这种精神的真实。当那些谣传发生的时候，尽管熟悉她的人觉得很是无聊，但谣传却以“更加真实”的形式展开了。她所在单位里的一位教授要到美国去开会，领导嘱咐他说：“你看到老乐，对她说，只要回来，一切就不谈了。”这好像老乐真的“有事”了，只是领导的“宽大”与“开恩”，就一切“不谈了”。等那位教授归来，询问他执行任务的情况。他说：“我碰到老乐了，看到她很开心的样子，她说了她的很多收获，我觉得这个问题不存在的，我就说你安心做你的研究吧。人家好好的，我怎么能说那样的话!”他们两个人在会见时体现的正是同一种精神。我不明白我们有些朋友为什么老是习惯于用猜度他人是否具有“爱国心”来表现自己的“爱国热度”。我不好用诸如“心理病态”或“性格缺陷”之类的概念来对他人定性，但我想这些朋友一定是把“外面的世界”看的比“中国”好吧，于是便用自己可能产生的“留恋忘返”的神秘之感，去解析他人的生活模式，真是一种“懦弱的趣味”!其实，他们很不理解乐黛云教授的生活信念。乐先生对我说：“我最能产生思想、最能写作的地方，就是自己家里的那间书房里的那张桌子和那张椅子。”这是把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内心最炽热的感情做了最朴实的表达。1984年夏天乐黛云教授从美国回到北京，带着她对于人文学术特别是对比较文学的许多新的思考和希望回来了。但是，当她意识到自己可能正面临着某些“语境作用”的时候，她立即把她的企盼和希望转移到中国社会转型的前哨——深圳，在深圳大学允诺下建立了“深圳大学比较文学研究所”，以实践自己的学术理想。乐黛云教授在深圳大学比较文学研究所走出了推进这一学术的切实的一步则是主编了《比较文学丛书》，共有十二种。这是这一时期中国比较文学研究最早的具有体系性的成果。记得深圳大学校长罗正启先生后来对我说：“老乐他们来的时候，深圳大学还是推土机轰鸣的时候，学校像又一个‘五七干校’，老乐他们来这里想搞一个‘比较文学研究所’，我欢迎一切对国家有利的新学说新思想，我也愿意协助老乐实现她的理想。”这是我国大学史上第一个称之为“研究所”的“比较文学”的研究机构，当然遗憾的是它还与北京大学的“比较文学研究中心”一样，也还只是一个“虚体建制”。这一举动很典型地显示出乐黛云教授的性格和学术观念，它内在地具有“义无反顾”的“勇往直前”的特征。

80年代中期的中国文化学术界，出现了一种国民在摆脱了“镣铐”“枷锁”之后全民跃进的“文化狂欢”。各个层面上的民众对于“文化”“知识”“理论”“思想”的渴望，可以说是如“潮涌”般地升腾。就是像我这样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人做一个讲座，听者常常也会数百上千。记得我作为“中国文化书院”的讲师在南京大学和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作文化讲座，江苏省和安徽省各地的听众会自己乘火车汽车赶来。讲课者不作疯子般的挥舞拳脚，听课者也不摇头晃脑狂呼乱叫，数小时的讲课在偌大的厅堂中一片肃穆，显示出民族要求启智开窍，要求接受人类智慧，要求走向文明世界的一片至诚。这样的全民族的文化升腾，为中国比较文学学术的新的崛起，创造了最适宜的文化语境。或者说，正是这样的文化语境为中国比较文学作为一门学科进入人文学术领域提供了合时的条件。当然，从70年代后期开始从事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老中青三代学人的奋进，本身就是这一文化语境的重要成分。1985年国家教育部发出(85)教高一字013号公文，正式批准原“北京大学比较文学研究中心”改建为独立建制的实体性的研究机构，定名为“北京大学比较文学研究所”，同时国家学位委员会批准该研究所为“(比较文学)硕士学位培养点”；同年，国家体制改革委员会发文批准成立“中国比较文学会”。乐黛云教授被北京大学任命为比较文学研究所所长，同时在深圳举行的中国比较文学学会第一届全国大会上被选为副会长兼任秘书长(当时，杨周翰先生任会长，1989年杨先生去世后，乐黛云教授接任会长至今)。这是中国比较文学史上具有划时期标志意义的两件大事——中国的比较文学从此正式进入了大学的讲堂，列入了国家学位序列，而分散的研究者开始结集成学术同盟。乐黛云教授自然地被学术的浪潮推举到了顶峰层面，由此而为乐黛云教授实践自己的学术理想提供了一个宽阔的空间。二十年以来，乐黛云教授正是依凭这一学术空间，引领众多的有兴趣的研究者在艰难曲折又充满乐趣的奋斗中把中国比较文学建设成具有体系性的学术，并把它推向了世界。

这二十年历程中乐黛云教授为未来的“中国比较文学史”留下了许多可以彪炳后世的业绩，而其中有些经历我以为是必须载入本学科的史册中的。

第一件必须记录于史的是关于我国比较文学学科中第一个“博士培养点”的诞生。这倒不是因为我是北京大学四十余年的教师而对此特别钟情，实在是乐黛云教授在这个过程中表现出的对中国比较文学的热爱与忠诚让所有明白这个过程的人士都为之感动。

我国大学学科建制在上世纪80年代初期开始确立“学士、硕士、博士”三级学位制度，以确认相关研究成员的学术水平资格，为此便在相应的教授中建立起“导师”制度。其中最为瞩目的便是“博士培养点”的确立和“博士导师”的认定，便成为展现与识别一个学科和一位教授的水平的最显著又是最简单的符号。乐黛云教授从上世纪50年代初期起师从王瑶先生，于中国现代文学造诣甚深。北大现代文学专业在80年代第一批获得“博士培养点”资格，本来，乐黛云教授完全可以在这个博士点上评定为“博士导师”。事实上许多人也都劝她“先在这里评个博士导师，再慢慢地申请比较文学博士点”。这完全是合情合理和合法的。但乐黛云教授坚持自己“与比较文学博士点同时上”的决心。她认为自己如果先当上了现代文学的“博导”，必将影响比较文学学科申报的力量，延晚“比较文学博士点”的建立，对学科发展不利。作为这一事件的见证人，经历了在她引领下为创建比较文学学位点的奋斗进取的整个历程，我深深地感受到她对学科的执著和期望是深入心扉的，感到她精神的深处真的具有“与比较文学学科同存亡的决心”。学者们大多很留意于自己外在的名声，随着社会的转型和市场观念的泛化，更有为数不少的学人开始了对自己的夸张性包装，琳琅满目的头衔五花八门无奇不有。而乐黛云教授却对我说：“如果在我这一辈子中比较文学评不上博士点，我就一辈子不做博士导师。”乐黛云教授就这样年复一年地不求个人闻达于诸侯，只求学科建树成规模。在学科基本队伍的组成层面上，她在严家炎教授的协助下，邀请了法国巴黎第四大学比较文学博士孟华和美国康奈尔大学文学博士张京媛到北大比较文学研究所任教，构成为“文学的国际关系研究”领域和“诗学理论研究”领域的中坚力量，由此而把这两个领域中的课程教育和学术研究推进到了本学科的前沿。在学科研究层面上，她在1987年主编出版《比较文学丛书》12种、《北京大学比较文学丛书》10卷的基础上，又主编了《中国文学在国外丛书》6种、以及《中外比较文化丛书》9种。她本人还公刊了《比较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和《比较文学原理》两部著作，不难想见这其中倾注了多少辛劳，显示了新兴学科中所蕴藏着的新兴的学术力量。我虽然不把这样的意志力表述为“可歌可泣”，但我确实觉得这在我们学术圈子中实在是称得上铿锵的言辞和切实的行动。1993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以公正之心评审通过了北京大学比较文学研究所为我国第一个“博士学位培养点”，乐黛云教授成为了我国比较文学学科中第一位“比较文学博士导师”。接着，乐黛云教授终于率先在北大比较文学研究所完善了从硕士到博士到博士后这一培养比较文学高级研究人才的三级系统。由此至今，有35位研究者在本研究所的这个博士学位点上获得了“文学博士”学位，有2位研究者在本研究所“博士后流动站”获得了“出站证书”。今天环顾四周，大学中几乎遍布了“比较文学博士点”。我国“比较文学”高级研究人才的养成终于成为全国学界的共同事业。然而每当念及当年乐黛云教授为创建第一个博士点的情景，透过星星点点的场面，她对学术的执著、对困难的耐心以及为此而做出的个人的付出和牺牲，总是使我肃然起敬，深感自己不能企及的羞愧。

第二件事情必须记录于史的是北大比较文学研究所在乐黛云教授的策划和组织下，在1995年10月承办了由34个国家参加的国际比较文学学会(ICLA)第十四届理事会。这次理事会是以“文化对话与文化误读”的学术研讨为中心主题，同时穿插着许多工作会议和工作小组活动。这次会议的规模和内容，超越了以往的“双边研讨”和国内大会邀请外来学者的“穿插研讨”。这次是国际学界以整建制(理事会)的阵容参与对话，新颖有致，别开生面。开会之日，国家教育委员会主任朱开轩先生还特地到会致贺，这是中国比较文学史上首次真正意义上的“国际研讨”。北大比较文学研究所是一个规模不大的研究所，它经历了十年的学术磨练而开始具有了与国际学术同行进行学术对话的能力，并且具有了把世界主要国家的这么多的比较文学家邀请到本土本所展开多层面的学术对话的能力，实在是令人振奋的。从实质上说，它不是北大比较文学研究所一个所的业绩，这无疑表明了中国比较文学学术的整体素质已经展现于世界的面前，已经有能力建构相应的学术平台与如此众多的国际学者就共同感兴趣的有价值的学术课题进行广泛而又生动的学术对话，它显示了中国比较文学学术正在发展成长为国际学术的一支重要的力量。

在我国比较文学学术与国际学界相互认知的过程中，乐黛云教授始终承担着沟通双方的“学术桥梁”的作用。她从开始进入比较文学学术以来，就十分关注这一学术在国际间的沟通和对话。我国人文学界至今仍然在不少的学科部类中把“国际交流”当作是装饰学科的花边。乐黛云教授从学科本质出发，把比较文学的国际沟通和对话看成为学术本体的内容。她多次对我说：“比较文学的基本立场就是跨文化，它的研究对象存在于跨国界和跨民族的极其广泛的文化之中。这个学科如果失去了国际间的联系，就好比人停止了呼吸一样。”在乐黛云教授的学术观念中，比较文学的国际沟通正是学术表现的一种生命形态。

国际比较文学会是创建于上个世纪50年代中期，它体现着比较文学学术的主流话语。乐黛云教授在1988年继杨周翰先生之后成为第十二届ICLA的理事，继后在1991年的日本大会上当选为第十三届ICLA副主席，1994年在加拿大大会上连任ICLA副主席。这是中国学者在ICLA获得的最高的学术领导职务，杨周翰先生与乐黛云先生在这个历来以欧美学者为主体的学者同盟中担任副主席，开始发出了中国学者的声音，冲击着ICLA中长期存在的西方霸权话语。乐黛云教授有一个心愿则是把ICLA的理事会安置在中国进行，从而使ICLA直接感受中国学术和听到更加广泛的中国学者的声音。在1997年乐黛云教授连任两届副主席后，我国孟华教授又以她的学术和在国际学界广泛的人气，在乐黛云教授的支持下，继续在ICLA担任理事。她们这样不懈的努力而构筑起中国比较文学学术的广阔的天地，产生了广泛的国际影响。最近，日本文部科学省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一位教授在评价北京大学比较文学研究所的时候说：“有的学科的研究者，头顶的只是自己的天，脚踩的只是自己的地。北京大学比较文学研究所与此不同，他们的背后是一片世界!”我不评价这如诗一般的评语，我只是把这位日本教授所说的“北京大学比较文学研究所”一句解读为“中国的比较文学学术”，那么我很感谢他已经意识到中国的比较文学事业已经与国际学界连接在一起了。在这样一件宏伟的工程中，我们是不能忘记了乐黛云教授二十余年来的铺路架桥的不朽的业绩的。

第三件事情必须记录于史的是2004年8月国际比较文学学会第十七届世界比较文学家大会在我国香港召开。这是在中国的土地上第一次召开“世界比较文学家大会”，有四十几个国家的近千名比较文学家云集香港，而中国学者第一次成为了世界比较文学家大会上的“集团主力”。但是，在这展示我国比较文学学者多维度学术见解的盛大集会的背后，我们许多人其实并不了解乐黛云教授和孟华教授为此进行的艰难的斗争和付出的辛劳，不明白个中极为复杂的经历。

国际比较文学会在上世纪90年代之前所召开的所有的“国际比较文学家大会”都是在欧美举行的，典型地表现出“西方文化中心论”。1991年第十三届大会在日本举行，引发了中国学者的思考。1994年在加拿大举行第十四次大会时，乐黛云教授与我国学者商量争取在20世纪结束之前，能够在中国本土举行一次世界比较文学家大会，使中国比较文学学术融合于中华民族文化复兴与崛起的伟大潮流之中。此事一旦操作就遭遇到了“西方文化中心论”的狙击。1997年在荷兰举行的第十五届国际比较文学家大会上，乐黛云教授代表中国提出的议案受到多种挑衅，孟华教授代表中国给予了严厉和猛烈的批驳。这一场申报虽然比不上申请奥林匹克的尖锐，但事实的本质意义其实是相同的——西方主义者、殖民地怀旧主义者们把“学术”作为“政治”牌来打，他们联合起来就是不让在20世纪的最后时刻相关的各种世界性大会在中国举行。

在荷兰大会申请失利之后，在南非16届大会上，经过复杂的磋商，终于决定十七届世界大会在中国香港举行。国际比较文学学会会长川本皓嗣(Kawamoto Koji)先生在会后专门访问中国，在北大比较文学所举行的“全国大学比较文学研究所所长和研究中心主任新世纪学术恳谈会”上特别表示“美丽的香港是中国的领土，我们为第十七届世界比较文学家大会能够在中国举行感到十分的高兴。它表明中国比较文学的研究已经成为国际学术界的重要的力量”。他还说：“我特别要感谢乐黛云教授和孟华教授，这两位女士在为中国举办第十七届世界大会的工作过程中表现出的勇气和决心，表现出的理智和聪明，使我们十分的感动。”

此时乐黛云教授因为在ICLA连任两届副主席已经退职，但她仍然是以满腔的热情关注香港会议的准备进程，诸如大会主题的设定、成员的配置、国内与会者经费的筹措等等，都倾注了心血。直至2004年8月大会的前夕，她与孟华教授还特意把香港大会的组织者岭南大学的欧阳祯教授夫妇请到北京，亲切慰问百般叮嘱，令我这个在场的非当事人也十分的感动。2004年8月在骄阳似火的香港，第十七届世界比较文学家大会正在热烈地进行，参与者正全神贯注地投入。我望着湛蓝的天空，深深地吸一口气。世界比较文学学术的主流学者，此刻几乎都聚会在这里，乐黛云教授和孟华教授为此几乎付尽了生命的能量，她们终于实现了让国际比较文学研究的“主流阵营”移师中国。此刻，离中国比较文学事业的复兴再生，恰好为四分之一个世纪。

历史的进程终于成就了中国比较文学事业的兴旺发达，这是数代学人在同一个时间中奋斗的成果，同时，也是乐黛云教授以自己最忠诚的信仰和毕生的力量引领这一学术所达到的境地。历史是大众创造的，而大众是需要有引路人的。在我们庆贺乐黛云教授七十五华诞的时候，我总是忆起这一最朴实的历史辩证法的法则。  当我以这样冗长的篇幅在讲述我个人对中国比较文学事业的发达与乐黛云教授的个人之间的相关意义的时候，我偏重的是我对于整体学术事业的感悟。在近三十年间，乐黛云教授作为这一学术的引领者和带路人，她作为“学者”的本身，在学术的理念的建树和研究成果的表述方面所显现的高度的睿智和重大的成果。正是她的这些业绩构成为作为学术引路人的精神品格和学术力量，这二者的融合才铸造出了乐黛云教授的“比较文学”的较为完整的形象。

我从乐黛云教授的学术发展的基本逻辑体验到，她走上“比较文学之路”至少是在两个学术层面上受到了广泛和强烈的文化刺激。一个层面是乐黛云教授长期从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和发展，存在着极为广阔的文化语境。其中古今中外文化观念的极为复杂和生动的冲突和融合，成为此种文化语境的核心内容。事实上不少作家文人在他们众多的作品和文谈中，透露出他们对于文化多样性难题的许多复杂的思考，并且以艺术的形式表现出来。我想乐黛云教授以她独到的聪明和睿智，从中汲取到许多智慧，从而造就她观察文学和文化的多层面的宽阔的视野。这一层面对她学术观念和学术视野的冲击，可能已经存在很长的时间了，并积累着很多的思考了。另一层面是在自上世纪20年代以来，欧美比较文学学术作为“学科”已经在清华大学等陆续开设成“课程”，并有相应的教材成为读本，在30年代法国比较文学的代表性学者如Frederi Loliee(罗力耶)的《比较文学史》、Paul Van Tiegham(保罗．梵．第根)的《比较文学论》等已经被翻译到中国学界。我相信乐黛云教授一定受到这些论说的影响，而在70年代末期和80年代初期，在新时期文化潮流的推动下，以钱钟书先生的《管锥篇》为首，人文学界的诸大元老如宗白华、杨周翰、季羡林、金克木、范存忠和王元化等，从各自研究的侧面，以“比较文学”和“比较文化”的视野，展现自己的研究观念和业绩。这一文化现象极大地刺激了乐黛云教授的学术思考，激发了她的学术智慧，把她多少年来沉积在中国现代文学领域中的思索调动到了“比较文学”的层面上加以追究。

我个人作为乐黛云教授的学术伙伴，我体验三十年间乐先生的“比较文学研究”具有先后相承彼此相关的三个展开的层面。

1981年乐黛云教授在《北京大学学报》上刊出了作为她走上比较文学研究的具有标志性的论文《尼采与中国现代文学》，产生了相当强烈的社会学术效应。我把它称为“乐黛云教授比较文学的第一层面”。假如我在这里表述的学术逻辑基本准确的话，那么，乐黛云教授比较文学的学术研究的这个层面，有三个基本点是非常值得注意的。第一，她开始从事比较文学研究，是以在中国现代文学领域中长期的学术积累和学术思考为基础的。因此，她在起步时期的学术业绩就表现为具有“厚重性”特征；第二，乐黛云教授在比较文学研究起始的时候，已经对比较文学的基本论说例如法国学派的理论，以及先辈学者的相应的研究有相当的把握，因此，她在处理自身研究对象时具有相当的“稳重性”特征；第三，乐黛云教授在涉足比较文学领域的时候，就像作为她的标志性的论文《尼采与中国现代文学》以及1987年出版的大著《比较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那样，是以广泛意义上的“文学关系”作为她的研究的出发点的，是从众多的原典性文本中提纯自己的理论见解的。有人把乐黛云教授仅仅作为“比较诗学”的研究者，实际上忽视了乐黛云教授自身的学术轨迹。这一轨迹正好表明了“文学关系研究”是在最本质的意义上构成“比较文学”领域中所有学术层面的研究基础。

以乐黛云教授所具有的学识和智慧，她的研究当然不会仅仅局限在“文学关系”层面上。她在研究“尼采与中国文学”关系的同时开始主编《国外鲁迅研究论集》(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此书编译美国、日本、捷克、荷兰、澳大利亚、加拿大和苏联共二十位学者关于鲁迅研究的论文。乐黛云教授自己说：“我在这些论文中真像发现了一个新天地……使我初步预见到对并无直接关系的不同文化之间的文学作品进行‘平行研究’的可能性。”(《我的比较文学之路》)，1988年乐黛云教授出版了大著《比较文学原理》(湖南文艺出版社)，由此而开辟了广泛意义上的“比较诗学”研究。

以我浅薄的学识体验到的乐黛云教授从事“比较诗学”研究的本体目标，则一直致力于建构中西诗学对话的学术平台，致力于打通中西诗学对话的学术通道，致力于使西方学术界能够理解中国诗学原理。以她为主要力量编纂的《中西诗学大辞典》，则在使中国学者理解并把握西方诗学范畴和概念，在对中国传统诗学范畴作出近代性阐述等层面上提供了具有整体规模的学术导航，并相应地撰著了一系列的著作。作为乐黛云教授“比较诗学”本体目标的基础，则她一直非常注目于对中国文化经典的新的解读，她以极大的精力指导她的博士生如张辉、刘耘华、王柏华、张沛等诸位前仆后继持之以恒地沿着这个方向努力，鞠躬尽瘁为中国比较文学学术养成“诗学”研究者，时至今日他们已经成为我国“比较诗学”研究行列中以“经典解读”为基础而各有成就的学者了。

上世纪90年代是乐黛云教授在比较文学学理上实现重大提升的时代。她在此前将近十五年到二十年的学术实践的基础上，以她生存的全球时代作为综合语境，把“比较文学”研究全方位地推进到“跨文化”(乐黛云教授特别强调的是“非同一体系文化”即“异质文化”)视野中的“文化研究”层面上。乐黛云教授提出“比较文学”的本质意义在于“在相互交往的全球意识正在成为当代文化意识的核心这种形势的推动下，各民族多在寻求自身文化的根源和特征，以求在世界文化的对话中，讲出自己独特的话语而造福于新的文化转型时期。”(《读书》1991年第2期)。在此基础上，又经过十余年的学术实践和思考，乐黛云教授把“比较文学”的范畴界定为“比较文学的根本特征是以维护和发扬多元文化为旨归的跨文化的文学研究。”(《比较文学发展的第三阶段》，载《北大一复旦比较文学论坛》第一卷，北京大学出版社即出)这是在我国比较文学界学人们关于“比较文学”的定义、内涵、范畴的无休止的争论中发出的超越传统意义上关于对“比较文学”理解的最深刻的再思考，也是最具有乐黛云教授自身人文意识特征的学理表述。这一学理定义，对中国比较文学界甚至国际同行来说，确有振聋发聩之效。我以为这是乐黛云教授从事“比较文学”学术在第三层面的，也是目前她的思考的最具有综合性特征的表示，具有这样几个特别明确的特征：

第一，大约自90年代以来，乐黛云教授把“比较文学”学术自觉地放置于“全球文化”与“文化的全球化”的总体语境中加以思索考量，从而使“比较文学”突破了囿于“文学”的范畴而以人类总体文化作为研究材料和研究对象。

第二，乐黛云教授把“全球文化”置于“比较文学”研究的视野中，其学术目标在于寻求表述各民族文化的根源和特征，以求在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中，捍卫各民族文化的独立和保持各民族文化的多样性风格特征，具有明确和强烈的批判“西方文化中心主义”的价值观念。

第三，在面对当前由于各种利益矛盾而引发的各种文化冲突面前，乐黛云教授主张以“跨文化”的基本视角，既反对“文化霸权主义”也反对“文化原教旨主义”。她承接中国古代哲学智慧中“和而不同”的价值观念，促进文化多元化的发展，加强人类生存中的理解与宽容。

第四，基于以上对于“比较文学”理念的思考和对“比较文学”学术目标的设定，乐黛云教授对“比较文学”学术的前途充满信心，她认为只要学术界能够在这样的层面上理解“比较文学”并沿此学理展开研究，那么，“(比较文学)必将在消灭帝国文化霸权，改善后现代主义造成的离散、孤立、绝缘方面起到独特的重要作用。”

第五，乐黛云教授认为，法国作为“比较文学”的起始国而成为比较文学“第一阶段的中心”，美国作为在欧洲“文学传播研究”和“文学影响研究”之后创导“文学平行研究”而推进了“比较诗学”的发达构成为比较文学的“第二阶段的中心”，那么，随着我国比较文学的研究把比较文学的根本学理和目标推进到“以维护和发扬多元文化为旨归的跨文化的文学研究”的层面，构成为“全球第三阶段的比较文学”，其学术的“中心点”则便会聚于中国。

乐黛云教授积近三十年对“比较文学”学理的思考和在世界范围内的学术实践，以高屋建瓴，雄视全球的视野，对传统的“比较文学”的范畴和概念做了一个具有“创新性的颠覆”。从乐黛云教授关于“第三阶段”比较文学学理的思考，我们可以深深地感觉到她对于人类命运的最深沉的关怀，感觉到她把对人文学术的忠诚与对21世纪世界的前途的注视结合在一起。正如我前面所说的，这二者本来在她的生命中是一以贯之的。乐黛云教授在学术中表现出的这种极为炽热的民族意识和国家意识，或许正是当代我国人文研究中需要积极创导的精神。她关于比较文学“第三阶段”学理的论说，是一种展现于学坛不久的理论，可能会有所研讨，但其中所具有的人文关怀、深邃思考和深刻的逻辑表述，可以概述为乐黛云教授在比较文学学术研究中的最核心的业绩，它也向国际学界展示着作为中国比较文学学术的引路人的乐黛云教授的精神意识。

乐黛云教授喜临七十五华诞，她的学生们相聚而议，作为对乐黛云教授的祝贺，莫过于在这个喜庆的时刻向辛勤哺育自己的老师贡献一份小小的业绩，于是有杨乃乔博士、刘耘华博士、王柏华博士及海外伍晓明博士诸位倡导编辑一本纪念文集贡献于先生。我在其中是年龄最大的一人，因为虚长了数十岁，大家推举我做篇前言。我真是惶恐万分，我与乐黛云教授虽然相识已经三十余年，也时时受她的精神与思想的启迪，在我的心目中，她的思想与学识，总不是我所能企及的。虽不是把乐先生作为巍巍乎高山，也实在是我最尊敬的先辈之一，所以踌躇再三，万难动笔，生怕由于我的文字而损害了我心中长辈。我现在只是依据我所感知的乐黛云教授，托事写实。在写作的过程中，三十余年来的往事又历历展现，在无限的情感中涌现出悲壮的过程。我希望以自己的感知向读者朋友讲述我国人文学术中一位杰出的学者，她对中国比较文学所怀抱的情感、作出的牺牲和获得的成就，希望学界记住中国比较文学创业的维艰和永恒不朽的业绩，从而以更加踏实的步履开创未来。我想这应该是对乐黛云教授七十五华诞最适宜的庆贺了吧!

是为前言。

2005年7月酷暑撰于

北京西郊北京大学蓝旗营跬步斋

为乐黛云教授在她75寿辰出版一部学术文集以纪念她所走过的学术历程，这是我们几位学生的愿望。我们曾就这个愿望征求了乐黛云教授本人的意见，乐黛云教授认为最好不要出，由于我们一再坚持，她还是同意了。但是，乐黛云教授提出，如果要出，不要以褒扬她个人为中心而结集一部溢美之辞的文本，她建议我们不妨借此机会邀请国内外优秀的比较文学研究者每人提交一篇优秀的学术论文，以一种务实的态度为比较文学的科研与教学提供一部集纳比较文学学科理论建设、比较文学、比较诗学、跨文化与跨学科个案研究的学术范本。

我们遵从了这个建议。

随后，就具体操作的策略、方法及在国内外学术界所应该注意的学理性常规，我们又征求了北京大学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严绍■教授、孟华教授与台湾大学外文系张汉良教授、新西兰坎特伯雷大学伍晓明教授的意见，并得到他(她)们的鼎力支持。在紧张的前期准备下，杨乃乔、伍晓明、刘耘华、王柏华与周荣胜承揽起这个艰巨的任务，同时，这项工作从创意到进入实施状态又得到了北京大学出版社及这部特辑的责任编辑高秀芹博士的鼎力支持。

当我们把邀请函通过电邮发出后，得到了这部特辑所有参加学人最为迅捷与热情的回应；在短期的有效时间内，我们收到了海内外全部参加者的汉语与英语两类文稿。在具体操作过程中，国外学者的英语文稿是由比较文学系的多位研究生翻译完成的。需要提及的是，当我们邀请严绍■教授为这部特辑撰写序言时，严绍■教授给予我们最为诚恳的帮助，另外，清华大学外文系的王宁教授也在组稿的过程中也给予我们提供了方便。

这部80万字的“纪念乐黛云教授诞辰75周年特辑”不仅是我们对她个人为中国比较文学发展做出的贡献所表示的尊重，也更是中国比较文学在全球化时代呈现出蓬勃发展之态势的一个里程碑式的见证。

特辑编委会

2005年7月15日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