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世界文坛中堪与莎士比亚、歌德、巴尔扎克并肩而立的作家当首推列夫托尔斯泰。他那三部鸿篇巨著无疑代表了19世纪世界现实主义文学的最高水平。列夫·托尔斯泰是俄国文学史上最伟大的文豪之一，他在文学方面的成就受到举世瞩目的认同。

《安娜·卡列尼娜》通过女主人公安娜追求爱情而失败的悲剧，和列文在农村面临危机而进行的改革与探索这两条线索，描绘了俄国从莫斯科到外省乡村广阔而丰富多彩的图景，先后描写了150多个人物，是一部社会百科全书式的作品。

《安娜·卡列尼娜》是俄国文学中希世的瑰宝，也是世界艺术宝库中璀璨夺目的明珠。

小说以安娜·卡列宁娜命名，她的形象在小说中确实居于中心的位置。安娜不仅天生丽质，光艳夺人，而且纯真、诚实、端庄、聪慧，还有一个“复杂而有诗意的内心世界”。可是她遇人不淑，年轻时由姑母作主，嫁给一个头脑僵化、思想保守、虚伪成性并且没有活人感情的官僚卡列宁。在婚后八年间，她曾努力去爱丈夫和儿子。而现在由于“世风日变”，婚姻自由的思想激起了这个古井之水的波澜。与弗龙斯基的邂逅，重新唤醒了她对生活的追求。她要“生活”，也就是要爱情。她终于跨越了礼教的樊篱。作为已婚的端庄的妇女，要跨出这一步，需要有很大的决心和勇气，虽则在当时上流社会私通已司空见惯了。但她的勇气主要在于，不愿与淫荡无耻的贵族妇女同流合污，不愿像她们那样长期欺骗丈夫，毅然把暧昧的关系公开。这不啻向上流社会挑战，从而不见容于上流社会，同时也受到卡列宁的残酷报复：既不答应她离婚，又不让她亲近爱子。她徒然挣扎，曾为爱情而牺牲母爱，可这爱情又成了镜花水月。她终于越来越深地陷入悲剧的命运。

一

幸福的家庭彼此相似，不幸的家庭各不相同。

奥伯朗斯基家一切都乱了套。妻子发现丈夫同前任法国女家教的私情，声称她不想再同他在一个屋檐下生活。这种状态已经持续了三天，不仅丈夫和妻子痛苦，其他家庭成员和屋子里所有的仆人也跟着受苦。他们都觉得住在一起没好处，任何一群在小客栈里萍水相逢的人也会比他们更有共同语言。妻子把自己关在房间里足不出户；丈夫成天不着家；孩子们不安分地满屋子乱跑；英国女家教和管家吵架，写信问朋友能否为她另谋一份职；厨子头一天在正餐时间出了门就再没回来；帮厨女佣和马车夫也扬言要离开。

同妻子吵架后的第三天，史蒂芬·阿卡蒂耶维其·奥伯朗斯基公爵他那个社交圈里的人叫他史蒂瓦和往常一样，在早上八点醒来了，但不是在妻子的卧室里，而是在他书房的摩洛哥式皮沙发上。他躺在松软的沙发上，转了转保养得很好的肥胖身体，紧紧抱着一个枕头，脸颊贴在上面，仿佛想再睡一大觉。但他突然睁开了眼睛，坐起身来。

“让我想想那是什么？”他极力回忆自己的梦境，“那是什么？啊，是的，阿拉宾在达姆斯达德举行宴会，不，不是在达姆斯达德，而是在美国的什么地方。啊，是的，达姆斯达德就在美国，阿拉宾在举行宴会。玻璃餐桌上摆放着食品，是的，客人们在唱《我的宝贝》……不，确切地说不是《我的宝贝》，而是更好听的曲子；还有小细颈瓶，那些瓶子其实是女人变成的。”这样想着的时候，他眼中闪现出快乐的光芒。“是啊，真是太好啦。还有好多美妙的东西，可我想不起来了，一醒就想不起来了。”他看到一束光线从百叶窗边缘射人，就愉快地放下腿，用脚在地上摸索那双金色小山羊皮制成的拖鞋(那是妻子去年送他的生日礼物，还在上面绣了花)。按照九年来养成的习惯，他还没站起身，就把胳膊往卧室通常悬挂他晨衣的那个方向伸。忽然间，他想起来他不是在卧室，而是在书房睡的觉，而且也想起来他为什么会睡在这里。笑容从他脸上消失了，他蹙起了眉头。

“哦，天哪，天哪，老天哪！”他回忆起所发生的事，低声嘟哝起来。与妻子争吵的详细过程，他无法摆脱的困境，以及最恶劣的一点他的罪过，在他脑海中一一浮现。

“不，她永远不会原谅我的，她不可能原谅我！最糟糕的是，这全是我自己的错我自己的错。可我并不觉得内疚！这正是悲剧所在！”他想。“哦，天啊，天啊！”他回想起这场争执中最烦心的细节来，绝望地咕哝着。当时他从剧院兴高采烈、心满意足地回到家，手里还拿着一个大大的梨准备给妻子吃，在客厅却没找到她，而且她也不在书房，他感到非常惊讶。最后他在卧室里看见了她，她手里拿着那封泄露他秘密的倒霉的信。那就是他最伤脑筋的一刻。

她坐在那儿。那个忧心忡忡、向来忙碌、他一直以为头脑简单的多莉手里握着那封信，脸上露出惊恐、绝望和愤怒的表情。

“这是什么？这个？”她指着那封信问他。每次回想起这件事，奥伯朗斯基感到苦恼的往往不是事情本身，而是他当时对妻子问话的反应。

当某桩丢人现眼的行径被人意外撞见时，大多数人身上会发生的情况那一刻也在他身上发生了：他的罪过被妻子发现了，他必须面对她，但却来不及摆出合乎情境的表情。他没有怒气冲冲、矢口否认，也没有编造借口、请求宽恕，甚至没有表现出冷淡态度怎样都比他所做的要好而是不由自主地(爱好生理学的奥伯朗斯基认为那是“大脑反射”)露出与平日一样和蔼、因而也是愚蠢的笑容。

他无法原谅自己的蠢笑。看到他的笑容，多莉就像被针扎了一样战栗起来，她突然激烈地骂出一长串尖酸刻薄的话，然后就冲出了房间。从那以后，她就拒绝见他。

“都怪我笑得太傻，”奥伯朗斯基心想，“但我该怎么办？我能怎么办呢？”他绝望地自问，一筹莫展。

二

奥伯朗斯基对自己很诚实。他无法欺骗自己，也无法让自己相信他对自己的行为感到懊悔。他，一个英俊多情的三十四岁男人，不爱只比他小一岁的妻子，他那五个活着和两个死去的孩子的母亲，对此他无法表示忏悔。他懊悔的只是没能在她面前好好掩饰自己的行为。不过，他还是感到境况不妙，觉得妻子、孩子还有他自己都很可怜。如果他早知道她了解真相会如此苦恼，也许会对她加以隐瞒。他从未仔细考虑过这件事，但模模糊糊感觉到妻子早就怀疑他不忠，只是一直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他甚至想，她不过是个贤妻良母，人老珠黄，姿色全无，一点儿也不引人注目。这么平庸的一位女性，仅就公平而言，也该对他宽大为怀。而事实却截然相反。

“多可怕！哦，天哪，天哪，多可怕！”奥伯朗斯基一遍遍对自己说，却得不出任何结论。“原先，一切多么顺利，我们生活得多么幸福！她和孩子们在一起，快乐知足。我从来不干涉她的事情，由着她对孩子和全家人呼来唤去，任意指使……当然有一点不太好，那女人以前是我们家的家教。真够戗！和女家庭教师调情可是件俗不可耐的事，可她当时多漂亮啊！”(他心中生动勾画出梅尔·罗兰漆黑顽皮的眼睛，以及她的微笑。)“而且，只要她在屋子里，我就没有任何越轨行为。最头痛的是，她已经……这一切怎么全搅和在一块儿了？哦，天啊，天啊，天啊！怎么办哪？”

他答不上来，除了生活对最复杂难解的问题惯常给出的那个答案得过且过，尽量忘却。他再也不能靠睡眠来忘却，至少白天不行，再也回不到音乐和小细颈瓶一样的女人的歌声之中，因此只能稀里糊涂地过日子。

“到时自然就会明白。”奥伯朗斯基心想。他站起来，穿上那件蓝色丝绸衬里的灰色晨衣，系上腰带，挺起宽阔的胸膛，深吸一口气，迈着一贯的有力步伐向窗前走去。虽然他体态肥胖，但步履还是很轻快。他拉起百叶窗，大声摇铃，他的老朋友和贴身仆人马修立刻应声而出，给他拿来衣服、靴子和一份电报。理发师携带剃须用具跟在他身后。

“有部里的文件吗？”奥伯朗斯基拿起电报，在镜子前坐下问道。

“在您桌上。”马修疑惑而又关切地瞥了一眼主人，答道。稍停片刻，他狡黠地笑着说：“马车行老板那里有人来。”

奥伯朗斯基没有回答，但从镜子里瞟了马修一眼。他们的目光在镜中相遇，显然对彼此的心思都心知肚明。奥伯朗斯基的表情似乎在说：“为什么跟我说这个？好像你不知道似的！”

马修把手插进短上衣的口袋里，叉开一只脚，带着淡淡的微笑，望着主人。

“我让他下礼拜天再来，之前就没必要打扰您或麻烦他自己了。”他说。这话显然是他事先想好的。

奥伯朗斯基明白马修想开个玩笑，吸引别人注意。他打开电报读了起来，揣摩其中拼错的字词，这在电报中时有发生，脸色不觉明朗起来。

“马修，我妹妹安娜·阿卡德耶夫娜明天要来。”他说着，示意理发师将手移开。理发师正用那双丰满亮泽的手修剪他拳曲的长连鬓胡子，从中间剃出一道红润的印子。

“感谢上帝！”马修说。他的回答证明，他同主人一样清楚这次拜访的重要性，也就是说，奥伯朗斯基最喜欢的妹妹安娜·阿卡德耶夫娜，或许能帮助他们夫妻复合。

“她一个人来，还是同卡列宁先生一起来？”

理发师忙着剃他上唇的胡子，因此奥伯朗斯基无法答话。他竖起一只手指，马修在镜中对他点了点头。

“一个人来。要收拾好一个楼上的房间吗？”

“问问达娅·亚历克山德罗夫娜。”  “达娅·亚历克山德罗夫娜？”马修重复了一遍，似乎很疑惑。

“对，告诉她。把电报给她，看她怎么说。”

“您想试探她？”马修本想这么问，但只说了声，“好的，先生。”

奥伯朗斯基洗好脸，梳好头发，正准备穿衣服，这时马修手里拿着电报，又慢吞吞走进房间，脚下的靴子吱嘎作响。理发师已经走了。

“达娅·亚历克山德罗夫娜让我对您说她准备离开。‘随他便’也就是说，随您的便。”他说，只有眼睛在笑；接着，他把手插进口袋里，脑袋歪向一边，‘注视着主人。奥伯朗斯基一言不发，然后，俊朗的脸上浮现出一丝和善却非常忧伤的笑容。

“啊，马修！”他摇摇头说。

“别介意，先生，船到桥头自然直。”

“自然直，哦？”

“就是这样，先生。”

“你这样认为？谁？”听到房间外面一阵的女人的裙裾声，奥伯朗斯基问道。

“先生，是我。”一个愉快而有力的女声应道。孩子们的保姆玛特琳娜·菲莉莫诺夫娃，从门外探进她那张严厉的麻脸。

“什么事，玛特琳娜？”奥伯朗斯基朝她走去，问道。

虽然事情错全在他，他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但几乎屋子里每一个人，甚至连保姆达娅·亚历克山德罗夫娜最好的朋友都站在他这一边。

“什么事？”奥伯朗斯基沮丧地问。

“先生，您能不能再去试试？看在老天的分上，您也许可以补救的！她受的苦太可怕了，看到她的样子叫人同情，屋子里全都乱七八糟。您该想想孩子们！索性认了吧，先生，没法子了！要取乐总得……”

“可她不肯让我进去！”

“尽力而为，上帝是仁慈的。向他祈祷，先生，祈祷吧！”

“好吧，现在就去。”奥伯朗斯基说，突然涨红了脸。

“我得穿好衣服。”他转过身对马修说，随即利落地脱掉了晨衣。

马修托起衬衣，像举着马轭一样，吹了吹上边的灰尘，虽然什么灰也看不见，然后很愉快地把它披在主人精心保养的身体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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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夫·托尔斯泰(1828—1910)是19世纪伟大的思想家和艺术家，是世界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天地中最后的也是最为高大的一座山峰。在对全世界文学有巨大影响的俄国文学作家中，他的创作时间最长，作品数量最大，影响最为深远，地位也最为崇高。他是人类文化史上少数的巨人之一。

托尔斯泰的一生是充满矛盾、充满激情、不断追求、不断探索的一生。1828年9月9日，他出生在一个贵族地主家庭，但自幼热爱劳动，在与农民和大自然的接触中初步形成了自己的世界观。18岁时，他放弃大学学习，回家致力于改善农民生活，但因身为地主，主观与客观上均困难重重。50年代初，他毅然投军，去高加索作战，企图深入生活，进一步了解自己，了解人民。这时他开始创作，并一举成名。在早期的《一个地主的早晨》等作品中，他提出了地主阶级与农民的矛盾问题。1857年，他赴西欧考察，对西方社会的阶级压迫深感厌恶，这种情绪表现在短篇小说《卢塞恩》等作品中。回国后，他在自己的雅斯纳雅、波良纳庄园内办农民学校，想以此找到社会改造的出路，后来又为此再次出国考察。1861年农奴制改革时，因维护农民利益，他遭到宪兵的搜查。60年代，他基于自己对人民历史地位问题的思考，创作了不朽的巨著《战争与和平》。70年代又写出《安娜·卡列尼娜》，深刻地反映了俄国资本主义制度的形成与发展，也反映出作家自身的深刻的思想矛盾。80年代，他毅然放弃贵族立场，成为俄国千百万宗法制农民的代言人。这时，他写出《伊凡·伊里奇之死》《黑暗的势力》《教育的果实》等作品，强烈控诉黑暗社会，也表现出自己思想深处的探索和思考。这一时期心灵深处痛苦的追求，反映在《克菜采奏鸣曲》《魔鬼》《谢尔盖神父》以及1889年开始写作的《复活》等作品中。这时他的名声与影响日益增长，俄国一位反动文人那时曾说：“我们有两个沙皇，尼古拉二世和托尔斯泰。尼古拉二世对托尔斯泰束手无策，而托尔斯泰则能够动摇尼古拉二世的宝座。”1901年他73岁时，俄国东正教教会开除了他的教籍，但这只是更加扩大了他的影响。1908年，全俄国对他80岁诞辰的庆祝成为各派政治势力的一场较量，而声名显赫的托尔斯泰仍在自己内心进行着激烈的探索和斗争。1910年10月28日，在长期剧烈的思想矛盾和家庭冲突中，托尔斯泰手执木杖，冒着漫天风雪，离家出走，去寻求思想的出路和灵魂的安宁。然而他力不从心，数日之后，客死在一个小火车站上，终年82岁。这位复杂而又单纯、现实而又浪漫的伟大人物就此结束了他的一生。

列夫·托尔斯泰是一位文学天地中艰苦卓绝的劳动者。他在60年的创作过程中，从未脱离生活。他十分熟悉自己笔下所描写的俄国贵族和农民，写作态度谨严，一丝不苟，像《战争与和平》这样的宏篇巨著，他整整写过七次。对一篇晚年所写的短文，他改过一百余遍。他的原稿和排好的校样都满是修改和重写的笔迹。他终生孜孜不倦地阅读、思考和写作。他为全世界作家树立了一个如何写作的不朽典范，也为全人类树立了一个如何生活、劳动、创造的不朽典范。

作为艺术家，托尔斯泰有洞察一切的深邃目光和高瞻远瞩的立足点，他善于把握现实人生的重大问题，并把它们通过具体生动的艺术形象显现出来。“大处着眼，小处着手”是他毕生创作中的一个特点和奥秘。托尔斯泰的作品外表上朴素无华，这座大山不过是常见的土石林木聚成；然而它却巍然矗立，千古不朽，令人仰止。托尔斯泰在描写生活与人物时从不标新立异，他严肃、真诚而执著地用现实本来的面貌来反映现实，他的描写像镜子一般忠实可信，难怪许多人用镜子来恰当地比喻他。但他又绝不是一面冷冰冰的镜子，在他具体生动的描绘中融贯着他的真知灼见，他笔下的许多形象成为人所共知的真实动人的典型。从他最早的作品《童年》中的尼古连卡，直到他最后的伟大名作《复活》中的卡秋莎和涅赫柳多夫，至今仍然全都活在人们的心中。而且，托尔斯泰高人一筹的艺术本领往往使他能把深刻的思想直接以思辨的推理形式水乳交融地容纳在形象描绘中。从他的许多作品里，我们领悟到形象思维和逻辑思维的联系和统一，而不像一般文学教科书中所说的那样彼此难容。《战争与和平》中有动辄数万言的历史观的阐述，《复活》中有许多详尽的人物自我审查和相互争论，以及法院的案件分析与验尸报告。这些都是抽象的议论，但又是构成艺术形象体系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这种描写手法是托尔斯泰独有的艺术风格。这种风格从某种角度上体现了托尔斯泰思维的特点和他作品的深度与重量。

托尔斯泰善于多层面、多角度、全过程地描写人物心灵深处的矛盾、变化、发展和探索。这就是一百多年来人们一再谈论的他的“心灵辩证法”。《童年》《少年》《青年》中伊尔倩涅夫内心状态的发展，《哥萨克人》中奥列宁对于个人与大自然的关系的考虑，《战争与和平》中安德烈·博尔孔斯基躺在战场上的反思，娜塔莎在月下窗前的遐想，《安娜·卡列尼娜》中女主人公临死前的内心挣扎……都是使形象获得不朽生命的篇章。心理描写是形象塑造的必要手段，而托尔斯泰的这种人物心理描写与作品内容的深度和广度密切结合的“辩证法”却与众不同，假如拿这种“辩证法”同其他俄国作家如屠格涅夫那种三言两语隐隐带过的瞬间心理活动描写，或如陀思妥耶夫斯基那种痉挛而狂乱的变态心理描写相比较，更能体现其独特的魅力。

强烈而鲜明的对比也是托尔斯泰创作的艺术特点。或许因为生活现象本身永远是在联系对比中展现的，所以对比便成为这位忠于现实的伟大生活描绘者的特长。《战争与和平》的主题本身便是一种重大的对比；《安娜·卡列尼娜》中两条情节线索和几组人物与两对情人命运的对比；《复活》中统治阶级与广大人民群众的对比；都深刻地揭露了现实的本质。即使短短数百字的童话故事，托尔斯泰也总是拿善恶、美丑、真伪来对比衬托。从对比入手，我们可以比较清晰地看出托尔斯泰作品布局结构上的特点。他笔下那些动人心魄的壮观场面几乎都是构筑在辽阔宏伟的对比之上。《安娜·卡列尼娜》中的拱门式双线条对比结构(中间嵌上一个奥伯朗斯基作为“拱顶石”)是小说结构艺术中的精品，托尔斯泰本人也引以为骄傲。艺术家托尔斯泰的天马行空的想像力使他这种结构本领运用得淋漓尽致。

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是19世纪俄国文学的基本和主要的特征，也是托尔斯泰创作的特征。人们往往因为托尔斯泰是世界批判现实主义的代表人物而忽略了他创作中和他性格上的浪漫主义的一面。事实是，浪漫主义精神贯穿在托尔斯泰的全部作品和生活中。他的早期名作《哥萨克》与普希金的浪漫主义长诗《高加索的俘虏》有许多内在的一致性和联系。他笔下大量的童话故事作品是他浪漫主义想像力驰骋的天地。《霍尔斯托梅尔》中马的形象，《哈吉·穆拉特》中牛蒡草的形象，都富有浪漫主义色彩；连他的“托尔斯泰主义”也是一种浪漫主义的理想。而他临终前的出逃，更是这位老人浪漫主义气质与性格的集中表现。

托尔斯泰学贯东西，从古希腊罗马哲学到黑格尔辩证法，都是他汲取思想力量的广阔源泉。法国启蒙学派思想家卢梭对托尔斯泰思想体系的形成有巨大影响。卢梭在《爱弥儿》中发挥的自然神论和自然教育论的思想，以及卢梭有关社会平等的观念，始终是托尔斯泰思想的组成部分。托尔斯泰曾经整天在胸前像挂十字架一样挂着一枚卢梭像章，他把卢梭奉为自己的导师。对于东方文化，托尔斯泰也十分留意，他研究过孔子的《论语》，翻译过老子的《道德经》。他探讨过人类社会生活中许多重大问题。他的思想构成一个庞杂而巨大的自我体系。托尔斯泰反对暴力，他是强权政治的不共戴天的仇敌，当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受到帝国主义欺凌时，他曾出面大声疾呼地支援过我们。在他反对的暴力中，也包括革命的暴力，这是他和当时无产阶级革命家在理论上的主要分歧。在对待政权问题的态度上，他往往倾向于无政府主义的乌托邦观点，这和19世纪中期以来的俄国社会思潮有着密切关系。托尔斯泰是俄国官方所支持的东正教会的强烈反对者，因此他看出官办教会是反动政权的支柱。他主张“上帝”在人的心中，这个“上帝”往往只是“良心”的同义语。因此不妨说，他的宗教观实质上是一种道德观。他晚年所著的《艺术论》明确提出，艺术要为劳动人民服务；为帮助人民分辨善恶和美丑，艺术必须真实地再现现实。80年代以后，他形成一整套“托尔斯泰主义”，其内容要旨是主张勿以暴力抗恶，追求道德上的自我完善和提倡全人类普遍的爱。其实这可以进一步概括为爱人、爱己和互爱三点。其来源可以从卢梭的政治观、自然神论和无政府主义等他一生所受到的主要西方思想影响中找到；也与我国古代哲学家墨子的“兼爱”、“非攻”理论有渊源关系；同时也反映了俄国宗法制农民既善良又软弱的幻想和希望。

托尔斯泰无疑是充满矛盾的。他的民主主义与他的无政府主义及泛爱论混合在一起，既反对少数人在物质上和精神上剥削多数人，又号召人们以非暴力方式去求取解放，用“人家打你左脸，你把右脸也伸过去”的办法‘感动”敌人；他在实际行动上处处同情和支持着劳动人民的革命事业，许多民粹派和无产阶级革命家是他的亲密好友。早期他身上也充满着一种战斗的叛逆精神，却又用一套所谓“道德自我完善”和“全人类的爱”的枷锁来约束自己和别人；身为一个全人类公认的伟大艺术家，到晚年他却竟然公开否定艺术，否定诗歌，否定莎士比亚，甚至否定他自己所写的全部作品；他看到并承认科学与文化的进步对人类发展的意义，却又主张回到原始的自然生产方式中去，只因为资本主义制度下掌握在剥削阶级手中的科学成果给人们带来灾难和穷困。应当说，艺术家的托尔斯泰往往表现得比思想家的托尔斯泰更为完整和统一，这是因为形象思维具有一种使艺术形象超过作家主观思想的力量。但是作家的创作活动毕竟与他对客观世界的看法不可分割，他的思想矛盾当然也要在他的作品中表现出来。比如，在《战争与和平》中，他客观地写出了人民在历史上的作用，但却同时连篇累牍地宣扬历史唯心主义；在《安娜·卡列尼娜》中，他描述了一个“一切都乱了套”的社会的巨大变化，却又同时美化列文的田园牧歌式的陈旧理想；在《复活》中，他全面暴露了沙皇政权的腐朽，指出“吃人的事不是在森林里而是在政府办公室里开始的”，但同时又鼓吹抽象的人性论和阶级调和论。托尔斯泰终其一生都在苦苦地追求和探索，但至死都不能求得内心的平衡。

然而，列夫·托尔斯泰的影响是巨大的。他的思想与艺术的力量在全世界各国的文学史和思想文化史上刻下印记。奥地利著名作家茨威格说得好：“(托尔斯泰的影响)如激流出自天国的中心……(托尔斯泰的思想)孕育着20世纪的各种精神活动。”在中国现当代文学中，托尔斯泰的影响也随处可见。比如，鲁迅的《一件小事》中，有托尔斯泰式的自省与忏悔；冰心的《一个忧郁的青年》中，主人公很像是《少年》里的伊尔倩涅夫；她的另一名篇《超人》中的母亲形象，可以说是托尔斯泰式的爱的化身；其他如叶绍钧的《倪焕之》、茅盾的《三人行》、庐隐的《海滨故人》、王统照的《微笑》、许地山的《缀网劳蛛》等中国现代文学优秀作品中，都有托尔斯泰的泛爱论和劳动观、人性观的反映。比较文学的民族接受论认为，文学在民族之间的影响与接受必然受到接受者的民族主观因素的制约，人们总是在自己民族的历史传统和现实需要的支配下接受其他民族的影响。一个真正的文学家决不会是一个其他民族作家的简单模仿者。卢卡契在谈论罗曼·罗兰和托马斯·曼如何接受托尔斯泰的影响时也曾经指出，他们并没有因此变成了俄罗斯人，而是成为更加具有本民族特点的伟大作家，这对我们应当有所启发。

19世纪是世界文学继往开来的世纪。托尔斯泰肩负着把文学从一个时代引向另一个时代的历史使命。重情节、重典型、重写实、重批判的文学时代，在他的笔下达到顶峰；而新的文学思潮正在他的身边一个又一个诞生，并从他身上汲取营养而发展壮大。从后来文学的许多名篇中，以及从中国现代文学的许多杰作中，我们都能够体会到托尔斯泰智慧的感染力。

华东师范大学外国文学教授

王智量  2006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