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脉》由白宇良所著，在“八·一三”淞沪战役打响三个月后，上海沦陷，这批国宝又紧急西撤，但由于数量大、时间紧，无法全部撤走，最终将二千九百余箱文物遗留在南京朝天宫中，华中沦陷后，以日本之贪婪，在极短时间内便将宁、沪两地的文物抢夺一空，连朝天宫正殿屋脊上的构件“吻鸱”都拆下运回了国内，三千箱国宝级文物怎能幸免于难呢？然而史实是，一直到抗战胜利结束，这些国宝都安然地留在了南京，只是将存放地点改到了北极阁中央研讨院内，这中间隐藏着什么样的谜团？是什么人创造这样的奇迹？国宝有灵，请鉴证那些无私无畏的先驱们在烈火中以身护宝的巍巍功绩吧。

《根脉》由白宇良所著，《根脉》的内容如下：

国家危亡，百姓在凶残的炮火下悲咽，侵略者的目标远不止于杀人取乐，他们要控制中国的经济、政治、文化命脉。生死存亡之际，悲愤的勇士挺身而出，爱国的志士毁家纾难，他们携手在敌人心脏中顽强地抗争：处决卖国求荣的伪高官；抢回记录着南京大屠杀史实的照片等罪证；偷运大批武器弹药去新四军茅山抗日根据地；巧妙地挽救遗留在南京的三千多箱国宝……

温钰、黄静梅、周镐、曾妍希、鲁列、范济宽等一大批爱国青年以及国、共两党的地下工作者们，以卓绝的智慧和英勇的献身精神为了民族解放而战斗着。在鲜血的洗礼下，友谊和爱情都愈加纯美，就像晶莹的宝石必须诞生于炽热的岩浆中一样。

在老上海的闸北区，有一条南川虹路，民国成立后更名为光复路，其南侧紧邻着苏州河，各种货物及人员的往来十分便利，而河对岸就是公共租借区，那些洋人和大佬们闲暇时总爱沿着西藏路桥过河来这里购物、逛街打发时间，另外，此处往北的大片区域内，近年里蜂拥出了数不清的各类工厂、公司以及银行来，那里面更是造就出众多的新兴资本家、富裕的白领以及稳定的工薪阶层，这些人受到洋人们的影响，也都愿意把光复路、特别是西藏路桥这一带当做经常光顾的好玩去处，因此，在不长的时间内就烘托出了一个闸北区的小商业中心来，各种商号铺户林立在路的两边，逛街的人们也是中洋擦肩、穷富接踵，三教九流无所不包，其热闹景象在老上海很有名气。

就在西藏路桥的西北角上，伫立着一座斗拱飞檐的二层仿古铺面楼，从招牌上就能看得出，这是一家古玩店，匾额上三个烫金大字：“宝盛轩”，掌柜的名叫温趋荣，字千林，五十岁不到，瘦高的身材，做派很是老练沉稳。

民国二十五年，也就是公历一九三六年七月份，天气正热，这天上午“宝盛轩”照常开门营业，三个徒弟外加四个小伙计在店里忙前忙后、有条不紊，温趋荣本人则正在二楼的茶室里与客人谈生意，对方是一位殷富的洋派中年人，短袖衫配吊带西裤，凉爽而又时尚。

此番这位中年人似乎带来的是一套古籍，五本线装簿册套在一只锦匣里面，而其中的一本正被温趋荣小心翼翼地捧在手中，细细地翻阅着，这时忽然传来敲门声，温趋荣略有些不耐烦地吐了一个字：“进！”门一开，大徒弟房冬实跨进一步，规矩地捶手禀道：“师傅，北平故宫的堂叔来了。”温趋荣一愣，随即兴奋道：“是尚丘来啦？巧得很哩，快让他上来。”大徒弟应声出去了。

很快地，随着楼梯响动，一位四十几岁、穿长衫戴眼镜的儒雅先生推门而人，向着温趋荣叫了声“大哥”，温趋荣也起身相迎，嘴里问道：“尚丘，几时过来的？”

“昨天上午，因为事情太多，没抽出身来”，来人随意地回答，显得很亲热。温趋荣则笑日：“同根者同心也，我正在这里发愁，你就跑来救命了。”来人忙问：“什么奇珍异宝啊，居然把你都难住了？”温趋荣招手道：“过来一点，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广沪银行’的董事长陈启年先生，这位是我的堂弟温趋敏，过去是北大的教授，现在又兼任了北平故宫博物院的副院长，于古籍鉴考方面的学问是最精的。”

“久仰久仰”，陈启年抱拳拱手，敬佩道：“早听说温教授是目前鉴定古籍的头一号专家，想不到在此幸会，我就是通过读你的专著《古籍通考》才人的门，所以也算是你的学生哩。”大家都被说笑了，温趋敏急忙谦逊地说：“陈董事长取笑了，与您的伟业相比，我就是个书呆子而已。”

“哪里话？你不但学问好，而且还携领博物院的管理之职，实乃栋梁之材呀”，陈启年的语气很是诚恳，温趋敏还待要再客气回应，堂兄却伸手制止了他，笑道：“算了算了，在我这里你们二位都不是外人，客气话说多了反倒疏远了，尚丘你不知道，陈董事长酷爱收藏，特别是对古籍善本，已经痴迷了多年，我们经常在一起切磋的，前几天他拿来一套《欧阳文忠公集之书信九十六函》，我一看，无论是从纸质、字形、油墨和刻印技法上；还是从装帧、钤章以及牌记内容上看，似乎确是出自南宋周必大之手无疑，不过我们都晓得，周必大刻印的《欧阳文忠公集》在国家图书馆和几个大学图书馆都有收藏，其中并没有这九十六封书信呀？真是搞不懂了。”

听了这番话，温趋敏面露喜色，他一步跨到桌前，小心地拿起匣中的古籍，前后左右地仔细审视，直到将五册书都验看了一遍，这才放回到匣内，然后转向陈启年，拱手笑道：“恭喜陈董事长啊，您可得到宝贝了”，陈启年不明所以，连忙问：“此话怎讲啊？”旁边的温趋荣也瞪大了眼睛，盼听下文。

温趋敏不慌不忙地开始给二人解惑：“周必大是在1196年编纂刻印的《欧阳文忠公集》，一共有153卷，出版后被日本的留学使臣看到，当时日本的镰仓幕府正在修建‘金泽文库’，专门用于收藏从各国买去的优秀书籍，其中以南宋版为最多，在购人后一经研究，他们发现了一个问题，在此之前他们曾经收购了欧阳修遗留的96封书信手稿，而在这部全集中并没有被收录，于是他们便携着书信手稿又返回南宋，并找到周必大，花钱请他另行刻版，好将这些书信也纳入到全集之内，周必大照办了，印好后交给日本人，使他们得到了一部完整的《欧阳文忠公集》，并且按照约定，刻板也一并交给了日本人，据日本宫内厅书陵部的记载，当时将刻板运回后没再刊印过，并且随着幕府的权力更替，刻板以及那套原书都流失了，其他部分还好说，因为内容上都还有留存，唯独这96封书信，后人一直认为将永成憾事了，想不到啊，今天它却落到了您的手里。”

这一席话使两个听者惊喜无限，温趋荣向着陈启年连连拱手：“这可得恭喜了，本来真本宋版就是一页一两金，您这不但是真本，而且还是孤本、绝本，它的收藏价值就不用讲了，单是这史料研究价值更是了不得，这回您可要大大出一把风头了。”陈启年此刻喜得心花怒放，一时竟不知说什么是好，温趋敏接口道：“大哥说得没错，这套孤本的史料研究价值远高于收藏价值，因为与诗词歌赋相比，书信所承载的时代信息更多，何况像欧阳修这样的大家，王安石呀苏洵这些人可都是他的朋友，说不定通过这些书信就能了解到他们真实的一面，所以说希望陈董事长暂时先不要急着脱手，等我们博物院云过风清了，在下想提请理事会同意拨一笔款子，把这套书收归国有，不知您的意下如何？”

陈启年似乎有些激动，严肃地说道：“温年兄是否太轻看陈某了，既然它这么有用处，我怎么能转出去呢？这样吧，我就在此许个愿，等到局面稳定了，你们故宫的文物也不再做‘沪上寓公’了，我就把它无偿地捐给博物院，你看如何？”

这回轮到温趋敏激动了，他连连拱手致谢：“陈董事长真乃大义之士，国幸民福啊，在下深感钦佩，到那时全国文物界的同仁都会向您称谢的。”

“言重了言重了，不过能让全国文物界的人都晓得我陈某人，这份荣誉可比卖几个钱更馋人哦”，陈启年诙谐地说。大家都笑起来，最后陈启年在愉悦的气氛中携宝离去了，温氏兄弟二人一齐送下楼去，并看着他乘上私家卧车走远，这才转身返回店中，并重新上楼，人茶室中落座，开始说起他们自己的话题。

P1-3

“九·一八”之后，日本的铁蹄紧跟着踏入山海关、占领了热河，平、津一带顿时便暴露在了倭寇的炮口之下，为了确保故宫文物能免遭战火的毁坏，民国政府行政院下令将其中最精华的部分遴选集中，包括故宫、颐和园、国子监、国家图书馆及文献馆的文物、古董、历朝档案、文献资料等绝不可遗失的国之根脉，一共装入一万九千五百五十七箱，动用五趟专列火速南迁，开始分别存入了上海法租界和英租界的两处库房，后又运抵南京“朝天宫博物馆”，在“八·一三”淞沪战役打响三个月后，上海沦陷，这批国宝又紧急西撤，但由于数量大、时间紧，无法全部撤走，最终将二千九百余箱文物遗留在南京朝天宫中，华中沦陷后，以日本之贪婪，在极短时间内便将宁、沪两地的文物抢夺一空，连朝天宫正殿屋脊上的构件“吻鸱”都拆下运回了国内，三千箱国宝级文物怎能幸免于难呢？然而史实是，一直到抗战胜利结束，这些国宝都安然地留在了南京，只是将存放地点改到了北极阁中央研讨院内，这中间隐藏着什么样的谜团？是什么人创造这样的奇迹？国宝有灵，请鉴证那些无私无畏的先驱们在烈火中以身护宝的巍巍功绩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