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儿子回家特别早，还买了一条一斤多重的黄鱼、一斤蛋糕，还有四只清亮的螃蟹。这些都是母亲最喜欢吃的。
“今天是你的生日啊。”儿子大声说。
“哦，我都过糊涂了，怎么连生日都忘了。”母亲欣喜地说，“今天我五十岁了！”
“妈，今天是你七十二岁生日。”儿子纠正道。
“我明明是五十岁嘛。”母亲拍拍自己的头，自责道，“难道我又犯病了？”
“妈，今天你休息，我来做饭。”儿子说。
吃饭的时候，母亲挑起眼皮儿，喜滋滋地看着桌上的饭菜。儿子把最大的一只螃蟹剥开，把盖儿里的蟹黄剔出来，放到母亲跟前。母亲刚吃了一口，泪水便从低垂的眼皮儿后面溢出来，吧嗒吧嗒地落在饭桌上……儿子知道母亲的心情，拍拍母亲的手背儿，又握握母亲的手。儿子还想说句什么，母亲已经开始吃第二只螃蟹的蟹黄了，有一小块蟹黄还沾在嘴边儿。
“妈，告诉你个好消息！”儿子替母亲揩揩眼泪，又擦擦嘴边儿，然后压低嗓音说，“特务抓着啦！”
“啊！”母亲手里的螃蟹掉在炕上，她并不理会，嗵地一拍桌子，“这些天我就盼着这个消息了，狗特务，害得我儿遭了多少罪……”
“这是不是好消息啊？”儿子打趣地问。
“是！”母亲回答干脆。
“高兴不高兴啊？”儿子问。
“高兴，高兴！”母亲声音更大了。
“这才是个小特务呢。”儿子赶忙嘘的一声，示意母亲轻声，“万里长征第一步，小特务后面还有大特务，大特务后面还有特务组织呢。”
母亲高兴得两只手来回舞动，做出热烈鼓掌的样子：“特务招没招啊？”
“妈耶，这是组织纪律，我不能说了。”
“妈懂，妈懂。”母亲赶忙说。
接着，母亲叮嘱着：“对付这帮狗特务，就得来点革命暴力，给特务上老虎凳、灌辣椒水、过电，还有，用通红通红的烙铁烫，让他的臭肉吱啦吱啦地直冒烟儿看他到底招还是不招……”母亲的眼皮儿气得直抖。
儿子一咧嘴，笑了，知道母亲想起了电影里的一些片段：“妈，现在改啦，现在是戴高帽儿、喷气式、阴阳头、吃大头针……方法比以前多多喽。”
“什么是戴高帽儿啊？”母亲问。
“妈，我表演给你看看。”儿子今天特有兴致。
儿子在屋子中间摆好架势。母亲又拿过两支火柴棍儿，左手一支，右手一支，共同挑起左眼皮儿，以便看得更加全面。
儿子拿过一张《人民日报》，展开，麻利地叠起一个纸帽儿。纸帽儿高高的，尖尖的。儿子把它扣在头上，然后深深地弯下腰……儿子边做着动作边说：“这叫戴高帽儿，脖子上再挂上大牌子——有的牌子还是铁板呢，写着黑名字，打上红叉。”
“当时我们土改斗地主，就这么干！”母亲肯定地说。
“这叫喷气式。”儿子把腰更深地弯下去，撅着屁股，两臂后举，十指冲天。
母亲乐了，边乐边示意儿子起来。
“我再给你看一个。”儿子继续表演着，满头是汗。
“还有唱的哪，这支歌叫《牛鬼蛇神歌》。”儿子清了清喉咙，腆了腆胸脯，还哆嗦哆味咪哆地找了找调儿：
“我是牛鬼蛇神，我是牛鬼蛇神。我有罪，我有罪。我对人民有罪，人民对我专政，我要低头认罪。只许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我要是乱说乱动，把我砸烂砸碎，把我砸烂砸碎。”
这支歌的曲调儿怪怪的，母亲听了直乐。
她很久没这么高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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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小说创作的困境日益严峻，突围的可能越来越艰难的时刻，陈昌平异军突起，他以举重若轻的文字和机敏的想象、轻喜剧的风格和内在的紧张，书写了普通人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卑微心理和悲凉人生。
——著名文学评论家、沈阳师范大学特聘教授孟繁华
《肾源》里有一把雪亮的人性锋刃，搭在紧绷的弓弦之上，使得一个自私的阴谋，展现出恣肆的架势。对大集团老总生活描写如此汤骨入味，心理的勘探如此精深细微，艺术的难度可想而知。但是都被陈昌平自觉的结构意识和娴熟的叙事功夫所掌控，这一类商界人性题材小说的空前之好属于《肾源》。它撕破了中国某些风光人土的伪饰，拨开了脆弱的内心。“肾源”是现时代资本积累的一个绝好的隐喻。
——著名文学评论家、《人民文学》主编施战军
陈昌平以其对历史与生活的特殊审视和理解，使叙事成功地摆脱了对社会表象结构的复制，并进入幽暗逼仄的文化记忆深处，以反讽式的话语呈现出个人与历史的荒诞性存在图景。
——著名文学评论家、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洪治纲
1980年，旅大市（现大连市）教育局举办“祖国颂”征文比赛，旅大二十一中学高一学生陈昌平的一篇《礁石》懵里懵懂获得了一等奖。那是按照杨朔散文套路写出来的作文，以礁石寓意军民团结、铜墙铁壁什么的。主题是祖国的，荣誉是自己的。现在想来，一定是那次获奖，让这个地理课代表的心里滋生了一些超过语文的、与文学相关的愿望。所以，在接下来的1981年夏天，填写高考志愿的时候，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中文系。
中国的历史上几时有过这样的命名——文学时代？八十年代就是这样一个时代。文学坐在时代列车的头等车厢，作家成为全民敬仰的明星。前有泯灭人性的“文革”，后有延续至今的拜金。历史闪出了一个空前绝后的档期，给了文学一个它几乎不能承载的重任，也赋予了它难以为继的荣誉。历尽劫波的人们，像二十年后对待金钱的态度一样对待小说和诗歌。可以想象，对于那个年代的中文系大学生，不写作，几乎就是耻辱。
我就是在这样的风云际会里，爱上了文学。
只是，我得坦言，中文系并没有教会我写作。或者这样说，当年的中文系并不以培养一个作家为自己的任务。何况，东北师范大学的宗旨是培养戴眼镜、留分头的人民教师。从这个意义上说，当年的学霸与班级的差生，前者距离文学比后者似乎更加遥远。我非学霸，也不算差生。我只是一个热衷于阅览室里的当代文学期刊的普通学生。我这样说的意思，无非是想以一种更客观的心态，感谢坐落于长春自由大街的那所大学。
四年大学，在我眼前展开了无比广阔的精神世界。卡夫卡、契科夫、贝克特、张贤亮、印象派、《新华文摘》、王蒙、诗歌朗诵、柴可夫斯基……这些陌生的名字像一盏盏路灯，照耀并指引着我上课、下课。更为重要的是，他们所汇聚成的人道主义精神和自由主义情怀，决定了我的人生态度，奠定了我最初甚至也是最终的文学理想。
那个时候已经开始小说创作了。最初的写作，更像是跟自己的虚荣心较劲。既然发表是最终的目的，退稿就理所应当地成为了常态。幸运的是，1984年6月，包头的《鹿鸣》杂志发表了我的小说处女作《父亲从山里来》——一篇稚嫩的描写大学生与农民父亲代沟的故事。至今，我都保留着编辑的来稿采用通知，也清晰地记得，第一次目睹自己的手写文字变成铅字时初恋一般激烈的心跳。
大学毕业后，我被分配到了一所大学，几年后又调到了报社，期间陆续发表了几篇小说。此间，目睹伤痕文学、寻根小说、先锋派写作的异彩纷呈、潮起潮落，艳羡八十年代作家们丰厚的写作资源，痛感自己的贫乏。理想与现实之间，愿望与能力之间，有着越来越大的落差与紧张关系。如果说用写作来标志对文学的爱，那么，1990年之后，我得说我离开了文学。也读余华和莫言，也读《百年孤独》和博尔赫斯，只是，整整十年，没有写一篇小说。
离开文学，但不会离开生活。那一个十年，波诡云谲之后就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了。我的名片也由报社编辑，更迭为部门经理、副总之类的。我既任性又自尊地调整着自己的生活，一度车接车送，宛如成功人士。只有在晚上，灯下，捧起文学杂志，目光在铅字之间游弋，才觉得跟某个组织失去了联系，不觉怅然了。
已经萌芽的梦想可以沉睡，但不会熄灭。对于注重仪式感的我来说，需要一个契机。这个契机或许是一个顿悟、一次挫折、一顿大酒，或许是一声无意插柳的棒喝。总之，文学以命运之名拉扯了我。2001年秋天，我在刚买的笔记本电脑的键盘上敲打起了小说。转过一年，早春三月，《作家》和《上海文学》分别发表了我的中篇小说《复仇记》和《第一次任务》。
有了十年的沉寂和磨砺，重新开始的写作获得了不一般的起点和高度。2002年之后三年，我完成了迄今为止我最重要的几个中短篇小说——《英雄》《汉奸》和《国家机密》，自然，也包括收录在本书并作为书名的《特务》。
一个人的名字与命运的关系，或许仅仅在命名的那一瞬间。而一个小说的名字却是作品的提示、暗示或浓缩。从我小说的名字，大致能看出我建构与解构的对象。我的主要作品都弥漫着历史感。这与男性作家的家国情怀有关，更与自己的经历密不可分。任何一个作家的写作都无法摆脱童年的影响，这个影响至少有两层意思。第一，童年的经历塑造并影响着作家；第二，作家总是要借写作清理自己的童年记忆。我的青少年时代就是在“文革”中度过的。抗大小学、学工学农、批林批孔、黄帅、四人帮、四化、高考……毫不夸张地说，我个人的命运与祖国的命运休戚相关。我们就是历史的一部分。我们既是受害者，理所应当地，我们也应该是清理者、书写者。我相信，任何一个有良知的作家都不能无视那个特殊年代造成的文化灾难和精神创伤。略萨说过，小说家不选择主题，而是被主题选择。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作品里的历史意识，既是我的主动选择，更是记忆的召唤。
这本小说集收录了两个中篇，六个短篇。最早的是发表于2003年的《特务》，最晚的是发表于2013年的《地下》，跨度正好是十年。这十年，我写了近五十万字，完成了三十余篇中短篇小说。本书结集的，就是这十年的代表作。
人生有几个十年？一个作家又有几个写作的十年？这个十年，我早已从报社辞职，亦远离商界，生活中最重要的事情唯有小说了。也是这个十年，获了几个奖，又回到了校园，又站到了讲台前。2010年搬家，蓦然发现写字台下面的地板被写作时焦虑的双脚磨出了一片新鲜的木茬，感慨与欣慰之情油然而生。我怀念这个十年，那里有着我生命最刻骨铭心的年轮。
这期间我出版了三本小说集，三本书里有两部是中篇小说集。中篇一直是我比较喜欢的体例，比短篇厚实，比长篇简约。因为两部中篇集子里都收录了我早期较有影响的三部中篇小说——《英雄》《汉奸》和《国家机密》（有两本集子均以后者作为书名），所以本书只收录了我2007年之后的两部中篇——《肾源》《非生意关系》，题材没有先前的宏大，但主题却一而贯之——或许更为透彻与痛切。用评论家洪治纲先生的话说：“陈昌平以其对历史与生活的特殊审视和理解，使叙事成功地摆脱了对社会表象结构的复制，并进入幽暗逼仄的文化记忆深处，以反讽式的话语呈现出个人与历史的荒诞性存在图景。”用评论家孟繁华先生的话说：“在小说创作的困境日益严峻，突围的可能越来越艰难的时刻，陈昌平异军突起，他以举重若轻的文字和机敏的想象、轻喜剧的风格和内在的紧张，书写了普通人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卑微心理和悲凉人生。”
相比中篇，短篇更加灵动，也更讲究技术。短篇小说是作家最好的学校，只是现在少有人操练了。当下在商业利益驱动下泛滥的长篇写作，使出版业看似琳琅满目，但读者却总是饥肠辘辘。是的，我敬重短篇。短篇以其市场属性的寡淡，更凸显了艺术品位的纯粹。写短篇过瘾，看短篇也过瘾。惟其如此，我得感谢现代出版社能以一种更阔大的视野与魄力，出版这本以短篇为主打的小说集。
我的作品并不轻松。轻松的东西有太多的供应商。作家，或者说有一种作家就应该奉献一些不轻松的东西。我坚信作家应该是时代的追问者。追问不仅是一种写作要求，更是一种精神品质。它可能让生活不愉快甚至纠结难过，但是却让小说散发出诚实的光芒。我深知，在如此纷扰的世界，任何一个诚实的、负有良知的作家，在写作里感受的苦难要远远地多于甜蜜。甚至，这就是写作者的宿命。好在，在这宿命般的苦难里，写作者同时感受到了心灵的涤荡和生活的饱满，并且获得一次机会，把自己从人性的幽暗里一点一点地拯救出来。
距离处女作的发表，已经32年了。即便写作没有给我带来财富与荣耀，我也要感谢文学。这也是我用了不少的字数，在前面哕嗦自己如何走向文学之路的原委。生性浮躁如我，倘若离开写作，大概会活得热闹、过得轻松，或许快乐但会浅薄。是写作唤起了我，给了我信仰的力量、追求的决心与拒绝的勇气，是写作让我重新找回了八十年代憧憬过的生活，所以我在一篇访谈里说，我是六十年代生人，但我是八十年代之子。
再一次感谢现代出版社，是你们让我感到自己并不是在踽踽独行。
2016年4月
《特务》收录了作家陈昌平的8篇作品，其中《肾源》《非生意关系》为中篇小说，其余为短篇小说。这些作品是作者于2003年至2013年间创作的作品，已经在《收获》《人民文学》《作家》《小说月报》等文学期刊发表过。
陈昌平的小说以其对历史与生活的特殊审视和理解，使叙事成功地摆脱了对社会表象结构的复制，并进入幽暗逼仄的文化记忆深处，以反讽式的话语呈现出个人与历史的荒诞性存在图景。
《特务》收录了陈昌平的8篇作品，其中《肾源》《非生意关系》为中篇小说，其余为短篇小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