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位希腊诗人将其所有对世人的奉献以及心中深藏的赐物，一并精确而直接地上升到了神圣的高度。注视着埃利蒂斯这样一位诗人，我们感到无比的震撼和发自内心的崇敬。为了弘扬并且树立他的语言和他所生活的土地所代表的永恒的地中海价值的权威，他坚持不懈地踏上了一条为了将他的力量与古希腊人的力量融为一体的创作之路。

埃利蒂斯坚信想象的巨大力量，毫不留情地排斥用艺术重复再现生活的理念，明确地主张要以艺术手段创造出一种完全不同的生活；他为所有那些信仰诗歌语言的价值以及孜孜不倦地通过这一语言探寻生活真谛、唤醒灵魂意识并且最终确立存在价值的人们提供了勇气和榜样。

他的诗歌以最透明纯净的方法．阐释和照亮了所有那些自荷马时代以来的、以爱琴海岛屿以及爱奥尼亚海岸为中心的、包含了精神、道德以及诗歌艺术在内的崇高美德。

在经历了整整三个星期的长途跋涉后，第一批骡夫终于到达了我们的前沿阵地。他们讲述了许多沿途各地的所见所闻，德尔维诺、圣萨兰卡和科尔察。随后，他们慌忙地卸下鲱鱼干和甜食，为了早一刻离开这鬼地方。群山间传来的隆隆炮声，战士们消瘦的脸庞和满脸的胡茬，这一切让他们惊吓不已，不可理喻。

其中的一个骡夫随身带了些旧报纸。我们便不经意地翻阅了起来。上面的消息早已不是什么新闻，什么首都的庆祝活动啦，什么获假返城的士兵被人们高高举起啦；白天，教堂钟声不断；夜晚，人们汇聚在剧院里，欢歌笑语；舞台上展现的时代生活，引来台下观众的阵阵掌声。

令人窒息的沉默终于降临到了我们中间。几个月来，在这茫茫荒野中，灵魂饱受折磨，变得异常粗鲁。尽管嘴上不说，但所有人都在心里盘算着剩余的时光。突然，佐伊斯中士流下了眼泪。他对着报纸中的世界新闻版面伸出了五根手指，摆出了一副不屑一顾的样子。我们大家啥也没说，只是向他投去了赞许的目光。

莱弗特里斯在一旁低头卷着纸烟。他那一脸忍辱负重的神情，仿佛要将天下的艰难全扛在自个儿身上。他抬头说道：“中士，有啥想不开的？生命中的一切都是命中注定。该吃鲱鱼干和甜食的人，整日离不开这些东西；该做文秘的人，整天都要处理那没完没了的文件；而那些命该躺在软床上享受的人，却不知为何活着。你可要明白，只有在灵魂深处与黑暗搏击的人，日后才能占有太阳的一席之地。”“你以为这背井离乡的痛苦好受吗，”佐伊斯不假思索地反驳道。“我的中士呀，一个人怕就怕逃避现实。失去的东西，再想挽留也无济于事。但是，心灵上的东西是永远不会消失的。你给我听着，眼下的牺牲正是为了重新找回失去的东西。本该属于我们的，迟早会被找回。”“那么，靠谁来找回这些东西呢？”“你和我，还有此时此刻在听我们说话的众多的弟兄们。”

刹那间，天空中传来尖啸的炮弹声。所有人立即扑倒在地，趴在荆棘上。我们早已熟记了那些看不见的物体的标志，学会了用耳朵判断炮弹着地爆炸的位置和时间。于是弹片没有伤着任何人。只可怜那些骡子被吓得立起了前蹄，四下跑散了。不一会儿，硝烟渐渐散去。骡夫们吆喝着向自己的牲口追赶而去。他们脸色苍白，慌张地卸下鲱鱼干和甜食，为了早一刻离开这鬼地方。群山间传来的隆隆炮声，战士们消瘦的脸庞和满脸的胡茬，这一切让他们惊吓不已，不可理喻。

P37-38

1911年11月2日，在希腊克里特岛首府伊拉克利翁，一个小生命来到了人世，这个小生命就是后来成为伟大诗人的奥德修斯·埃利蒂斯。

埃利蒂斯从小就过着动荡的生活。他原籍小亚细亚地区的米蒂里尼岛。历史上的小亚细亚沦陷，给居住在当地的希腊人的心灵带来了难以弥合的创伤。1914年，他的父亲，一个当地小有名气的橄榄油和肥皂制造商，将自己的工厂迁往比雷埃夫斯港，全家也随之移居雅典。1917年，他进入一所私立小学读书。几乎每年的暑假，他都会去离雅典不远的斯佩彻斯岛游玩，领略那里奇异的岛屿风光。1924年，埃利蒂斯考入雅典男子中学，成了该校崇拜自然小组的积极分子。正是从那时开始，他喜欢上了诗歌，尤其是法国诗人艾吕雅和茹弗的作品。1930年，他进入雅典大学法律系。自1934年起，埃利蒂斯开始尝试诗歌写作，由此踏上了半个世纪的漫漫创作历程。

诗人最初的一些作品发表在雅典《新文学》杂志上。20世纪30年代，正是现代主义艺术和文学思潮在世界许多地方风起云涌的时候，希腊也不例外。1935年，诗人结识了当时希腊超现实主义诗歌的先驱恩皮里考斯，他们结集了其他一些志同道合者，以《新文学》杂志为阵地，形成了30年代希腊现代主义诗歌崛起的主力军。1936年，他亲手制作了6幅拼贴画，参加了当年举办的希腊超现实主义画展。翌年，当巴尔干半岛上的战争火药味愈来愈浓的时候，诗人毅然放弃大学毕业考试，转入科孚陆军学校。1939年，埃利蒂斯的第一本诗集《方向》问世，它与诗人的另一本诗集《万物之首的太阳》(1943)一起，代表了诗人早期的诗歌创作追求，具有强烈的超现实主义色彩和浓郁的地中海地域风情。“果实抹红了嘴唇／大地舒张着毛孔／滴滴淌落的水珠旁／一棵巨大的植物仰视着太阳！”(诗歌《夏日的躯体》)。在类似的作品中，诗人对阳光产生了一种神秘的内心体验并力图揭示它超自然的属性。在他看来，幻想就像光明那样，在揭示事物本质方面具有无限延伸的穿透力；而在永恒的光明中，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中的一切现象都可以得到阐释。为此，诗人曾在他的论文集蚣开信》中表白，我从来就不是超现实主义的追随者，我不过在那里找到了一些合理的成分，并把它们注入了希腊的光明之中，就像“欧洲人等西方人总是在黑暗和夜色中发现神秘，而我们希腊人却是在永恒的光明中找到它”(《光明的对称》)。

1940年12月，正当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烽火在欧洲大地熊熊燃烧的时候，埃利蒂斯作为希腊第一军团的陆军中尉，被派往反法西斯战斗的最前线。这一经历对他日后创作思想的转变产生了根本的影响。从此，他将关注的目光更多地从大自然转向社会和人本身。发表于1945年的长诗《献给在阿尔巴尼亚牺牲的陆军中尉的英雄挽歌》，就是这一创作转变的标志。在这首诗中，诗人用非现实主义手法和独特的内心体验来表现战争的残酷和荒谬，其中的许多场景和意境后来进入了史诗娌所当然》。从这一点上看，《英雄挽歌》完全可以被视为《理所当然》的前奏曲。在此之后的近40年时间里，诗人又先后发表了包含《蟹呈所当然》在内的许多诗集，例如《对天七叹》(1960)、《光明树和第十四个美人》(1971)、《玛丽亚。奈弗丽》(1979)、《看不见的四月的日记》(1984)。除此之外，诗人还出版了一部美学论文集《公开信》和一本译诗集《第二写作》。战争结束后不久，经同时代的另一位希腊诗人，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塞弗里斯推荐，埃利蒂斯出任了战后新成立的希腊全国广播公司的节目负责人，为电台撰写了不少有关诗歌和绘画的文章。1948年，诗人取道瑞士移居巴黎。在那里，他先后结识了勒韦尔迪、布勒东、艾吕雅、加缪、茹弗以及毕加索等文学艺术界知名人士，成了他们圈子里的常客。1957年，埃利蒂斯返回祖国希腊，隐居在雅典贝利尼大街的一所公寓里，开始了他长达两年之久的史诗《理所当然》的潜心创作。1959年，《理所当然》问世并因此获得了次年的国家诗歌大奖。20年后即1979年，埃利蒂斯荣获当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他还在1980年被巴黎大学授予名誉博士称号，在1981年被英国皇家文学院授予平森银质勋章。1982年，为感谢埃利蒂斯对希腊乃至世界文化所做出的巨大贡献，希腊作家协会一致推举他为名誉会长。1996年3月18日，在走完了85年的人生历程后，诗人就像日落下山那样，默默地离开了我们，但热爱他的人们心里都明白，第二天清晨，他又会像旭日一样，从大海上冉冉升起。

《哩所当然》出版后并未立刻产生诗人所期待的轰动效应。尽管首版八百余册很快售罄，但诗歌界和评论界对其好像无动于衷，而事实上，并非人们对它不感兴趣。面对这样一部结构庞大、内容浩繁、技巧多变、典故无穷、诗人耗时十年构思和创作的长篇史诗，人们当时大多感到的是震惊和困惑，大部分人采取了敬而远之的态度。这也许就是造成诗人在长诗问世20年后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原因吧。在文学史上，一部伟大的作品，在它诞生许多年后才被世人所认知，也不是什么稀罕的事情。《理所当然》问世后的第二年，希腊当代最著名的作曲家塞奥多拉吉斯为之谱曲，将它改编成了一部极具宗教气息的音乐作品。1964年，该音乐作品首次公开演奏并灌制了唱片。而在此之前不久，埃利蒂斯针对公众和评论界对其诗歌作品在理解上的某些偏差，发表了长篇自传体文章《十年回忆》，全面阐述了他在诗歌创作观念上的演变。这两件事促使公众读者尤其是评论界，开始重新审视和感受《理所当然》所具有的内在价值和魅力。在此，我们再一次体验到了诗歌和音乐的内在联系。诗歌起源于音乐，而音乐感又是诗歌不可分离的有机成分之一。当这种音乐感将文字作品的总体气氛和意境，一并转换为音乐语汇时，它无疑会加深及扩展人们对原作的理解。

如何向广大读者评说这部史诗的问题一直困扰着我，这使我不禁想起了自己在整个翻译过程中时常遇到的尴尬。文字的莫名，典故的怪异，诗行的颠倒，乃至意念的模糊，通通一起向我袭来并使我深感疼痛。痛定思痛，我想，何必再将这样的尴尬和疼痛转嫁给读者呢？也许，我更应该尝试着做一把钥匙交给读者，就像只身前往迷宫、绝杀米诺斯公牛的提修斯从阿利亚妮手中接过的引路线那样，尽可能地帮助读者打开《理所当然》这扇迷宫的大门，并引领他们走到迷宫的尽头。

《理所当然》是一项在创作时间上大跨度的诗歌工程。它的最初灵感来自诗人曾经战斗过的阿尔巴尼亚前线。它的总体蓝图构思于伦敦，而作品最终直到1957年才完成于诗人在雅典的寓所里。对于这样一部诗歌巨著，我们完全有理由想象，它不是一气呵成的，甚至不是按现有顺序写成的。由于有了结构上的“蓝图”，大部分零部件就可以“预制”和“组装”。相反，在“预制”过程中，诗人还可以根据内容和题材的需要，对原有的蓝图作适当的修改。从这层意义上讲，《理所当然》也无愧为～座宏伟的诗的建筑。

《理所当然》既具有音乐性，又具有建筑性。因而，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部抒情史诗既可以读(文字艺术)，亦可以听(听觉艺术)和看(视觉艺术)。《理所当然》的整体结构由三章组成——“创世”、“受难”和“赞美”。假如将它比作音乐，那么“创世”就是引子，“受难”是主旋律，而“赞美”则是尾声；倘若将它比作建筑，那么它看起来更像是一座纪念碑，“创世”就是碑座，“受难”是碑身，而“赞美”则是碑楣或碑冠。无论读者选择何种方式，或读，或听，或看，都可以得到美妙而又不同的享受。读来抑扬顿挫，听来波澜起伏，看来错落有致。

《理所当然》的主题思想——“这个渺小的，这个伟大的世界”——贯穿了全诗的首尾。它像一根主线，将作品各部分的内在逻辑巧妙地连在一起。正是因为这根主线的存在，使得其中的各篇章一方面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同时又不偏离全诗的整体性。正像诗人在《公开信》一文中引用太阳系整体和局部的关系来说明诗歌的结构关系那样。在《哩所当然》这样一个稳定而永恒的天体系统中，运行着无数个行星。它们各自具有相对的位置和动态。在这部作品中，诗人将这一主题思想与基督教有关生命的神秘观念融汇贯通，从生活实践而非宗教玄想的角度，揭示了诞生一受难—死亡一复活一永生的奥秘，阐明了渺小和伟大之间的辩证关系和对立统一。

全诗的第一章“创世”由七节组成，按照上帝用七天时间创世的顺序，叙述万物和人类的诞生。最先出现的是光和诗人，“那正是太阳之轴驻我心间／光芒四射／呼唤八方／而他正是曾经的我……”随后又出现了土地、海洋、岛屿、滋润万物的水、各种花草和飞鸟，还有“像卵石那样美丽赤裸平滑”的少女以及被她们唤醒的沉睡的爱情。为了认识这多变的世界，诗人“埋头于纸堆和无底的书海”，体验着灵与肉的搏斗。他终于发现了一个平衡点，“就像天秤座要平分光明和本能”。一天夜晚，诗人嗅到了血腥味。他从上帝创造的人类整体身上，悟出了个体存在的必要性和使命感。为把“谋杀的空白留给正义的审判”，诗人告别了故乡的小天地，奋勇投身到全民族的反法西斯战争洪流中。

第二章“受难”起着承接转换的作用，是全诗的展开部分。它总共包括交叉排列的18首赞美诗、12首颂歌和6篇朗诵文。六的倍数体现了不同文体之间的和谐与对称。而抒情与叙述又在它们之间相互转换着，极具韵律与节奏的变化。在赞美诗中，诗人更多地讲述了个人的受难经历：战争毁灭了家园，扼杀了短暂的爱情。这使他意识到“无辜者的命运就是自己的命运”；在战场上，他听到子弹发出的“基督复活”的呐喊，并陷入了对“荷马语言”的怀念和沉思；他希望“亡灵的愤怒和岩石的雕像”能叫侵略者胆颤心惊；面对破门入室的强盗，他感到更可怕的是“看不见的犹大”；面对死亡的威胁，他躲进民族传统中寻找慰藉：他对上帝倾诉凡人的痛苦，并在上帝的启示中，悟出了人生的快乐就是创造和责任。而颂歌部分则从整体和普遍意义上表现全民族的受难经历：分裂，奴役，孤独，绝望，空虚，死亡。人们恳求正义的太阳不要忘记这苦难深重的国家。为此他们流血牺牲，前赴后继。“走向前线”等6篇朗诵文，分别从不同的侧面展示了希腊人民反法西斯战争的艰苦卓绝和英雄壮举。第二章“受难”为全诗的主题思想提供了丰富的依据。在这里，个体融入了整体，个人的命运与民族的命运息息相关。正因为如此，个体才能代表整体，个人才能成为民族的化身；诗人也才能够获得巨大的创作空间，自由地以他个人的经历来反映全民族的受难史。值得一提的是，埃利蒂斯在“受难”一章中，明显受到基督教思想和东正教教堂祈祷仪式的启发，大量采用了《圣经》典故和祷文形式。其中的部分赞美诗在形式上更接近自由体，在风格上近似旧约的诗篇，节奏沉稳平缓，具有宗教忏悔的格调。而颂歌部分则采纳了拜占庭时期教堂的短歌形式，原文用花号断行并以斜体字印刷，具有合唱的风格特征和进行曲的节奏。这一点恰巧反映了诗人的用心所在，即由个人情感上升到群体意识的过渡。

第三章“赞美”是全诗的结尾。它颂扬了在受难中得到新生的卑微渺小的世界。人们在历尽磨难之后仿佛霎那间意识到，诞生的使命就是受难，而受难的结局必将是永生。这三者有着必然的内在联系。诗人没有在幻想中去追求空洞的永恒和抽象的伟大，而是在渺小的事物中、在短暂的生命里捕捉伟大和永恒的意义。他终于在战争实践中发现了生命战胜死亡进而通向永恒的道路。没有渺小就没有伟大，没有个体就没有整体，没有短暂就没有永恒，没有现在就没有未来。埃利蒂斯以其对人生的独特感受告诫我们，永生是靠我们每一个人每时每刻的努力实践创造出来的。理所当然，人的灵魂应当赞美这既短暂又永恒的事物，赞美这既渺小又伟大的世界。

刘瑞洪

2007年5月10日于上海

2007年5月10日清晨，我终于合上了埃利蒂斯的抒情史诗《理所当然》的翻译手稿。掩卷长思，复杂而激动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两年来，我与诗人“朝夕相处”，不知度过了多少个日日夜夜。在整个翻译过程中，我始终强烈地感党到他就在我的身旁，激励我，开导我，迷茫时为我指明方向，沮丧时为我抹去泪水。他就像一座灯塔，引领我徜徉在“理所当然”浩瀚的诗海里；从“最初是光”的起点出发，直到抵达大海的彼岸“那个渺小而又伟大的世界”；从“创世”的开天辟地，到“受难”的艰苦卓绝，再到“赞美”的恢宏博大，我追随着诗人，去探索、思考大自然和人类的命运。

我与诗人埃利蒂斯有着近三十年的神交。早在1978年考入上海外语学院攻读希腊语言文学专业时，我就接触到了这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和他的诗歌。1982年，我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开始尝试翻译并先后发表了他的一些诗歌作品。1988年，我开始着手翻译《理所当然》的第一章“创世”，其中的若干章节于次年登载在由中国社科院外文所吕同六先生主编、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奖诗人作品选》一书中。记得当时我将已经出版的埃利蒂斯诗歌的部分中译文，通过一位在雅典文学刊物做主编的朋友，转赠给了诗人。不久，我从这位朋友那里得到了诗人令人惊喜的回音：虽然我不懂中文，但从译文的格式和形式上看，我相信译者尊重了原文。同时，我还收到了这位朋友转来的、由埃利蒂斯本人亲手签名的几张照片。其中有诗人1980年在巴黎与法国超现实主义先驱阿拉贡的合影，还有一张是画家毕加索于1951年赠送给诗人的速描。这些珍贵的照片一直保存至今。如今，大师已逝，在他生前未能与其谋面也已成了我终身的遗憾，而这些照片则成了我对诗人永远的回忆和怀念。

正是在这样一种漫长的回忆和怀念之中，我完成了《理所当然》全文的翻译；今天，手捧此书的中文译稿时，我仿佛看见地中海彼岸的诗人在对我微笑，心中充满了无限的慰藉；我仿佛听见奥林匹斯山下的诗人在对我吟咏“这个渺小的、这个伟大的世界”。世界是多彩的，也是大同的；大自然是微观的，也是宏观的；人类是族性的，也是人性的。之所以如此，我们才需要在当今物欲横流的社会里，更多地聆听诗人的声音。听他讴歌渺小，更听他升华伟大。《理所当然》无疑是20世纪的诗歌巨著，是一部宏伟壮观的抒情史诗。也许，正如同我在翻译时常常为某些字句的理解绞尽脑汁一样，读者在阅读或聆听时也会对某些文字意思的深奥感到茫然。不过我相信，最终读者也一定会像我一样，得到一次精神的洗礼和灵魂的净化。

中国与希腊相隔遥远，地中海文化与黄河文化泾渭分明。这两个伟大的民族，作为东西方文明的发源地，在拜占庭时期借丝绸之路，产生了历史上的第一次文化碰撞。孔子与苏格拉底、老子与柏拉图，殊途同归，将他们的伦理和哲学共同纷呈在后人面前。今天，我们再一次听到了从古老的希腊传来的诗人的声音，他又会给我们带来怎样的思想和情感共鸣呢？今年是中希两国建交35周年，也是中国政府确立的希腊文化年，而明年我们将迎来举世瞩目的2008年北京奥林匹克运动会。在这盛事临门、千载难逢的大好时机，出版此书，作为献给两国人民的礼物，衷心地祝愿我们的国家国泰民安，世界永远和平。

刘瑞洪

2007年5月18日于上海

他的诗歌以最透明纯净的方法．阐释和照亮了所有那些自荷马时代以来的、以爱琴海岛屿以及爱奥尼亚海岸为中心的、包含了精神、道德以及诗歌艺术在内的崇高美德。

——瑞典学院

这位希腊诗人将其所有对世人的奉献以及心中深藏的赐物，一并精确而直接地上升到了神圣的高度。注视着埃利蒂斯这样一位诗人，我们感到无比的震撼和发自内心的崇敬。为了弘扬并且树立他的语言和他所生活的土地所代表的永恒的地中海价值的权威，他坚持不懈地踏上了一条为了将他的力量与古希腊人的力量融为一体的创作之路。

——劳伦斯·达雷尔

埃利蒂斯坚信想象的巨大力量，毫不留情地排斥用艺术重复再现生活的理念，明确地主张要以艺术手段创造出一种完全不同的生活；他为所有那些信仰诗歌语言的价值以及孜孜不倦地通过这一语言探寻生活真谛、唤醒灵魂意识并且最终确立存在价值的人们提供了勇气和榜样。

——马里奥·维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