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是中国近现代史上颇具影响的人物。他不仅是一个政治家、思想家，还是一位社会科学家。

陈独秀作为中国近现代史、中国共产党史与革命文学史上有影响的人物，他一生的经历及思想变化，早已为人们所关注且成为研究的课题。其中，研究他五四时期思想是一个热点。陈独秀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领袖和主将，他和《新青年》影响了整整一代人。

本书主要是写陈独秀生平，而一些历史细节对更完整地认识陈独秀，特别是更全面、深入、细致地认识陈独秀在大革命时期所犯错误的具体过程。

陈独秀的一生，据他自己划分的段落：康党—乱党—共产党。这也是中国近代社会发展的轨迹。甲午战争的惨败，促陈独秀关心国事；在乡试的考棚里，目击“抡才大典”的弊端，又使他由选学妖孽转到康梁派，则“于广座为康先生辩护”，被“乡里瞀儒”目为康党。1903年拒俄运动，忠君爱国，请缨赴前敌为国捐躯，竟被说成犯上作乱而被通缉。报国无门，遂转为乱党。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使他由乱党而为共产党。他自称“一生差不多消耗在政治生涯中”，并承认这大部分的政治生涯是失败了的。不过，陈独秀基本上尚属一位观念人，在思想文化方面颇有建树。本书主要是写陈独秀生平，而一些历史细节对更完整地认识陈独秀，特别是更全面、深入、细致地认识陈独秀在大革命时期所犯错误的具体过程。

写在前面的话

陈独秀传略

再访陈松年谈话记录

芜湖地区的辛亥革命

辛亥革命时期的岳王会

辛亥革命前的陈独秀

陈独秀没有参加光复会——兼谈陈独秀与同盟会的关系

陈独秀第一次留日考

陈独秀留学问题再考

《安徽俗话报》

陈独秀早期历史研究中的若干问题

苏曼殊与陈仲甫

陈独秀与邓以蛰

汪孟邹与陈独秀

陈钟凡与陈仲甫

陈独秀与章士钊

陈独秀与商务印书馆

沈尹默与陈独秀交往的几则片断

胡秋原建议陈独秀“继承五四之传统”

郑超麟与胡秋原的《隔海书简》

论陈独秀早期的民主思想

论陈独秀的伦理思想革命

陈独秀与基督教

别具只眼：论陈独秀发动新文化运动

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主旨——论陈独秀批康批孔

陈独秀与马克思主义

20世纪的革命特征

《中国人生哲学的重建》序——陈独秀、胡适、梁激溟人生哲学研究

陈独秀倡导体育

《陈独秀人生哲语》导言

亦谈陈独秀的“佚”诗与“隐居”

杂谈陈独秀的诗

是丹敦还是但丁

《革命文学史》究竟由谁编？——求证陈独秀有无这两首新诗

陈独秀艰难的晚年

关于陈独秀自撰的《辨诉状》

陈独秀出狱的“书面谈话”

后记

陈独秀传略

陈独秀是中国近现代史上颇具影响的人物。他不仅是一个政治家、思想家，还是一位社会科学家。

一

“累叶以书为业”之家

陈独秀(1879.10.9～1942.5.27)原名乾生，谱名庆同，字仲甫，曾用的别名、别号、署名有众甫、重甫、程重辅、由己、三爱、熙州仲子居士、陈仲、仲、CC生；二次革命失败后，又署：只眼、实庵；建党后，曾用程志孟；后期则以撒翁、顽石等署名，更别署：雪衣、三户、■儿等，别名：明宜、明夷、季丹等。1914年始署独秀山民，嗣后专用陈独秀为名。安徽怀宁人。

陈独秀出生于官僚世家，“习儒业十二世矣，而功名俱未显”。祖父陈章旭(字晓峰)只是个“盐提举衔候选知县”，未得实缺。仅其叔父中了举，官至候补道，为官致富，遂称安庆世家。父辈有兄弟四人，唯父亲衍中生独秀与长兄孟吉二子。独秀出嗣叔父衍庶(昔凡)为子。生父衍中34岁即逝世，时独秀仅3岁。

陈的生父衍中(象五)束发受书时，值太平军攻占安庆。其母在流亡中仍为衍中、衍庶二子择师授读。并诫曰：“吾家累叶以书为业，毋至若辈而坠读书种子也。”衍中发愤自励，岁试为“优廪贡生”，但嗣后则屡困场屋。乃谆谆以训其弟衍庶，卒中举。衍庶在官宦之余，犹好书画，师邓石如、刘石巷、王石谷、沈石田，自颜其居日“四石师斋”。独秀出生于这样的家庭，“有充分的文学训练，对于古文很有根底”。

“选学余孽”到“康党”

陈独秀6岁由祖父启蒙，读“四书”、“五经”之外，更读《左传》，所幸者“三礼”尚未被列入重点。祖父对他要求甚严，每天背书不出，即要打手严责。母亲对他的期望更殷，常流着眼泪勉励他说：“务必好好用心读书……中个举人替你父亲争口气。”母亲的眼泪比祖父的戒尺更有权威，成了他用功读书的无声“命令”。9岁起，即由其年长9岁的大哥陈孟吉教他。迄十二三岁，按母亲的意愿温习经书、习作八股，以期应考。但独秀生性不喜欢八股文，阿弥陀佛的大哥即在独秀温习经书之余，教以《昭明文选》，独秀由此成了“选学余孽”。在1896年的县试、府试中，名次很低，到院试时，学院出了一道名为《鱼鳖不可胜食也材木》的“截搭题”。其意实在不通。陈独秀则以所读《昭明文选》和《康熙字典》上荒谬古文，牛头不对马嘴地凑了一篇不通的“皇皇大文”。其底稿给大哥看了直摇头。出乎意料，竞被学院的李宗师录取为第一名。这是昭明太子帮了忙，则使他更鄙视八股文。

为了遵从母命，第二年(1897)又随其大哥等一行数人，赴南京参加乡试，深尝了三场九天的“矮棚”滋味。“考个举人以了母亲的心愿”之志未遂，但他说“其结果却对于我意外有益！”这就是他在这九天应试中，仔细观察并研究了考生的怪状，领悟到“这班动物得了志，国家和人民要如何遭殃”。所谓“抡才大典”，“实是隔几年把这班猴子狗熊搬出来开一次动物展览会”。联想《时务报》上梁启超等人所发表的言论，觉得很有道理。于是由“选学余孽转变到康梁派”。

陈乡试落第回乡，即写《扬子江形势论略》。在康梁思想感染下，关心国家安危。当时帝国主义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为使南中国不被英帝瓜分，向当道者陈言，建立长江防务。此时他已接受康梁的“时务知新主义”，放眼观察世界，“始恍然于域外之政教学术，粲然可观，茅塞顿开，觉昨非而今是”。还“恒于广座为康先生辩护，乡里瞀儒，以此指吾辈(独秀自称)为康党，为孔教罪人，侧目远之”。

戊戌变法那年，陈随嗣父去东北，翌年闻母病，复仓促南返。时值义和团兴，帝俄侵占我东北。独秀抵家时，慈母已长逝。1901年乃东渡日本留学。

留学与革命

自陈于1901年东渡，到创办《新青年》前，是他的留学时代，也是参加民主主义革命的时期。

陈独秀东渡共五次，留学分三期。1901～1903年为第一期，中间返国一次。1906年暑期，陪苏曼殊赴日省亲，此属旅游。1907～1909年再次去日本继续深造，是第二期，中间亦返国一次。第三期是二次革命失败后的1914与1915年之间，应章士钊之邀，赴东襄编《甲寅》杂志，同时在雅典娜法语学院接受法国文明的洗礼。陈独秀在日本学了“法律、政治、文学”等，但均未毕业。1910年有诗云：“东邻有处子，文彩何翩翩；高情薄尘俗，人海求神仙。”是他留东的感怀。

陈独秀在1902年、1903年两次在安庆藏书楼开演说会，都是为了抗议帝俄侵占我东北三省，是拒俄运动的一部分。1903年的一次，规模空前，有二三百人与会，其中有一部分人竟在大雨中伫立聆听他的演说。会上发起成立爱国会。因清廷诬称“名曰拒俄，实则革命”，乃遭通缉。陈独秀在东京参加发起成立青年会(少年中国之意)。还曾与邹容、张继等人剪陆军留学生监督姚文甫的发辫，以惩罚其反对留学生的革命活动。1903年在上海与章士钊、张继办《国民日日报》，为《苏报》第二。1904年在芜湖创办《安徽俗话报》，这是他独自主编的第一个刊物，开始传播民权、自由与科学的思想，是《新青年》的先声。

1905年，陈独秀已由爱国转向革命，动员李光炯把办在湖南长沙的旅湘公学迁回芜湖，易名安徽公学。旋复与徽州志士合办徽州师范(徽州公学)于芜湖长街。联合官立的皖江中学，延聘国内知名的进步学者如刘师培、苏曼殊、周应鳞、敖嘉熊等来芜讲学，鼓吹革命思潮。同年暑假，与柏文蔚、常恒芳成立岳王会于安徽公学，为全省革命运动的中心。陈独秀任岳王会总会长，南京、安庆设分部，由柏、常为分部长。芜湖的革命声势，引起了江督、皖抚的注意，革命党人遂于1906年底纷纷离去。P4-6

陈独秀在撰写《孔子与中国》时，开篇即引用了尼采的话：“经评定价值始有价值，不评定价值，则此生存之有壳果，将空无所有。”他接着写道：“所有绝对的或相当的崇拜孔子的人们，倘若不愿孔子成为空无所有的东西，便不应该反对我们对孔子重新评定价值。”孔子有无价值，陈独秀回答说有。不过，陈所认为该肯定的价值，竟被湮没了，而该否定的价值，却被歪曲并造成社会的罪恶。以现代知识加以评定，应该把它颠倒过来。这就是陈独秀重新评定孔子价值之目的所在。

尼采曾宣布“上帝已经死了”！这是对欧洲中世纪基督教传统文化进行重新评定其价值，使人从上帝所厘定的价值观中解放出来。时代的进步，必欲使人超越自身的某些东西，以激励其潜力，冲破旧的枷锁。欧洲中世纪的枷锁是基督教会的专制和基督教义的奴隶道德。

耶稣基督文化之在欧洲与孔子儒教文化之在中国十分相类。陈独秀在清末与“五四”时期对儒家文化的批判，犹如宣告“中国上帝死了”。陈宣称儒家宣扬的“忠孝节义”为奴隶道德。奴隶因此视“轻刑薄赋”为“幸福”；“称颂功德”为“文章”；“拜爵赐第”为“光荣”；“丰碑高墓”为“纪念物”。一切是非荣辱，悉听命他人，不取决于自身意志。“个人独立平等之人格，消灭无存。”为求中国奴隶得解放，从自身做起，陈独秀为自己取名号叫“由己”。

向几千年的传统挑战，是震撼时代的强音。但传统有着深厚的潜力，并非一击即溃。传统的反弹，却足以致挑战者于死地。新旧的斗争呈拉锯状，它使时代的走向成漩涡。中国的20世纪就是一漩涡时代。在这漩涡时代里，英雄辈出。这些风流人物，对人类历史进程所起的作用，是正是负，是大是小，不加评定，则生存之有壳果，将空无所有。陈独秀的价值，是否经得起浪淘，就在评定中确认。

陈独秀的一生，据他自己划分的段落：康党—乱党—共产党。这也是中国近代社会发展的轨迹。甲午战争的惨败，促陈独秀关心国事；在乡试的考棚里，目击“抡才大典”的弊端，又使他由选学妖孽转到康梁派，则“于广座为康先生辩护”，被“乡里瞀儒”目为康党。1903年拒俄运动，忠君爱国，请缨赴前敌为国捐躯，竟被说成犯上作乱而被通缉。报国无门，遂转为乱党。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使他由乱党而为共产党。他自称“一生差不多消耗在政治生涯中”，并承认这大部分的政治生涯是失败了的。不过，陈独秀基本上尚属一位观念人，在思想文化方面颇有建树。

当陈独秀崭露头角时，即创办报刊，“惊钟适铎”，“开通民智”。他倡导的新文化运动，本质是爱国救国。他组织政治团体——岳王会与共产党，是“直接行动”与“牺牲精神”的付诸实践，与武装暴动相去尚远。他在思想文化领域里所提出的革命理念，在当时曾发生过空前的震荡，影响也十分深远。至于他的思想有否系统的理论，其理论是粗抑或是精，则见仁见智。不过，能对时代起有巨大震撼力的是适时之论，也与当时的社会发展条件相适应。

陈独秀对问题的洞察，有卓识也有讹误，他能在反思中勇于承认自己的失误，也是一种超越。胡适说他是一位“终身的反对派”，他坦然认同，表明他不与世俗妥协，义无反顾。他一生有毁有誉，但毁过于誉。值得注意的是，对他的毁，多半来自萧墙。有人说他“谤积丘山，志吞江海，下开百劫，世负斯人！”他孤寂一生，终身潦倒，是他的超凡脱俗。他拒走别人为他规定的路，是他的明智。他特立独行，赢得人们的尊敬，也致使有人无可奈何。他在南京监狱里为友人所题的联语：“此骨非饥寒所困，一身为人类之桥。”这是他的自我写照。

陈独秀逝世已56年，明年是他诞辰120周年。20世纪行将结束之际，已是他各方面“恩怨将尽之时”，他的社会权威和“俗世名声”，正在迅速沉淀，我们可以平心静气重新评定其价值。还有一点亦是十分重要的，国际环境的变化，使我们已可以用自己的准绳来评价陈独秀问题，毋需再借用他人的尺码。

1997年10月，我们邀集全国研究陈独秀的学者在合肥讨论“陈独秀与中国文化的近代化”。这本集子，就是这次会议的产物。社会上关心陈独秀的人，若不为成见所囿，则均可参与评定。评定就是研究。倘若不愿让陈独秀成为空无所有的有壳果，我们这本论集则或可持续下去。

原载《陈独秀研究》第一辑，东方出版社1999年出版。

本书是我几十年来探索陈独秀的论文结集，其中有其传略和有关其生平事迹的考证，以及思想文化的论析。按我国史学典籍所定规范，似可以“传论”命名。

传者，文字记载也。《孟子·梁惠王·下》：“齐宣王问曰：‘汤放桀，武王伐纣’，有诸？孟子对曰：‘于传有之。’”嗣后，即把“传一人之生平者”，谓之传记(赵翼《廿二史■记》)。刘知几说：“夫人之生也，有贤不肖焉，若乃其恶，可以戒世，其善可以示后。”(《史通·人物》)人是历史的主体，传记是史籍所必备，正是我国史家的苦心孤诣。刘知几还说，“如二人行事，首尾相随，则有一传兼书，包括令尽”(《史通·列传》)。即是说：“传”不仅“传一人之生平”，还可以二人合传，以及变体的类传、附传等。我撰的《苏曼殊与陈仲甫》、《陈独秀与章士钊》等，都是“二人行事，首尾相随”的合传。章学诚在《文史通义》中还说，包举一生可以为之传，随举一事也可以为之传(《文史通义·外编》)。凡属个人事迹，无论详简，都谓之传。

“传”，还有解释与阐述之意。《广韵·■韵》：“传，训也。”我之对陈某一事或某一方面所作的专论，亦可用“传”名之。前者为生平之序述，后者乃专题之训释，两者相合，即为“传论”。因此题本书为《陈独秀传论》。

当前所出版的人物传记以“传论”命名的，据我所知，有《胡适传论》，作者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文学研究大家。他说他是“以传为纲的论”。这与我题解之基本精神不悖。但他又说，“实际上就是为胡适‘画像’”。他不满既有对胡适所作的评传，亦即不满既有为胡适所画的像，而欲以“实录”的原则为胡适“立传”或“画像”。时人认同他的“以传为纲的论”之义释题，并认为“论以充分”、“品格高雅”，在学术界别树了一帜。不过，画人像或谓“传神”，《世说新语·巧艺》即论述此道，是一种艺术。艺术画像的方法可以是写生素描，亦可以是漫画，美化是艺术，丑化同样是艺术。其水平的高低，还容易识别，要是有“隐”、“扬”的曲笔，个中蹊跷唯有行家才能识别，也只有行家才能纠偏。我不懂艺术，只有谨循史学学术之道，序陈独秀的一生，训陈独秀的有关史事与文化思想。

我以陈独秀作为研究对象，完全是出于偶然的机遇。我最早听说陈独秀其人，是于1948～1949年在武进县北乡小新桥中心小学任教时。同仁中一位高瑛女士，抗战时随父避乱于大后方四川，曾在江津白沙镇见到过陈独秀，是当作一种奇遇。当时是作为传奇故事讲述的。但因我是在沦陷区成长的，读书时教科书上有孙中山等人的事迹，而不知有新文化运动，更不知有陈独秀其人。所以对这奇遇故事未留下深刻的印象。不久我考入了华东军大，继而上了大学，所得知的陈独秀已是一边倒批判的对象。1958年9月分配到安徽，在中国科学院安徽分院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历史室工作，分工作辛亥革命的研究，临时抽调编修省志(工业志)。出于工作的需要，出入于省图书馆、省博物馆、档案馆等有资料可寻的地方，偶尔发现了《安徽俗话报》，又在潘赞化、房秩五等人的回忆录中，知道《安徽俗话报》是陈独秀所办，“三爱”是其署名。还有一个重要的条件是，在我组内有一位雇员丁兴■先生，是当地人，建国前曾任过合肥县教育局局长(对文字学有研究，其父丁洽民是老安大中文系教授)，这时应聘在所内工作，他就成了我这个外来人员的指引者。当时亲身经历过辛亥革命的，或目睹此政权鼎革的人健在者尚多，他们中有些还与陈独秀有过交往，经丁兴沪先生的介绍，就成了我采访的对象。就此我把陈独秀与辛亥革命列为自己研究的课题。工业志搜集资料需要外出调查，我去了安庆、芜湖等地，在搜集工业志资料的同时，也访问陈独秀早期活动的史迹。曾在旅馆中遇到审干的人事外调者，他们说是外调历史问题，我说我也是调查历史问题，这固然是随口的应答，却把学术与政治似是而非地相提并论。两者确实同是为了弄清历史问题，不过我调查的是历史人物与历史事件，是学术；他们是审查在职干部的过去，是政治。学术要求客观，实事求是，政治必须服从利害与需要。两者实是不同的。“审干”，在当时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我正是以这“神圣”的掩护，得以避开当时政治运动的锋芒，“暗度陈仓”。

1958年毛泽东巡视安徽，我曾在合肥三孝口欢迎队伍之列，目睹他老人家与曾希圣站在汽车上挥手致意的风采。他在安庆时，召见地委书记，问及是先有独秀山还是先有陈独秀，并问及其后人的情况，当听到陈的三子、在窑厂当会计的陈松年有经济问题时，则说家庭有困难，应予补助。于是陈松年每月享受30元(后增加为50元)补助。由于“御言”的关照，陈独秀的后裔，唯陈松年这一支在历次政治运动中有了安全保障，太平无事。我也曾去安庆窑厂访问过陈松年，先寻访到其天后宫的家，见到其夫人窦氏，当问及其公公陈独秀的情况时，她十分诧异，因当时前来访问调查的均是延年、乔年二烈士。调查陈独秀是破天荒。

我在调查工业志与辛亥革命资料的两年期间，完成了《辛亥革命时期的岳王会》和《芜湖地区的辛亥革命》二文，证明陈独秀在1905年在安徽组织了一个革命组织岳王会，还在芜湖办了《安徽俗话报》，都是学术界以前所不知的。后一篇发表在我们历史室主办的《安徽史学工作通讯》(1959年第6期)，引起了日本、香港和欧美等地的学术界的注意，而在国内则毫无反响。前一篇《岳王会》也曾想找一个地方发表。我的一位同学在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工作，曾想在他们的《文史论丛》上发表。因为是陈独秀的史事，不敢也不能刊用。有个老编辑向我建议，在文中加些批判性的言词，或可被刊用。我因对陈的史事知之甚少，撰写这两篇文章，不过是把搜集调查所得资料整理编次而已，所知一边倒的批判，与他早年的历史风马牛不相及，安不上，无从批。于是尘封抽屉，压了20年。

陈独秀早年从事这些活动时，年仅二十五六岁，比我当时年龄尚轻。时维清末，曾遭通缉，依然坚持不辍，令人敬佩。他之早年革命，晚年竞挨批，这批判并多来自萧墙。联系自身的感悟，不禁产生一种模糊的、粗浅的直觉：“同是天涯沦落客”，并对其评价前后反差现象之所以出现，一直有着自我求解的冲动。这也许是我一生没有放弃这个课题的原因所在。

1958年，对我与对陈独秀研究都是重要的一年，毛泽东对安庆地委书记重申了陈是中国普列汉诺夫的历史地位，对陈松年提供了安全保障。我在此时完成的两篇文章，是我对陈独秀研究的开端，也是我学术研究文章的处女作。

1958年还是工农业生产大跃进运动的开始，也是“三年自然灾害”的开始，接踵而至的是由生产运动重归政治思想运动，1959年的反右倾，60年代初开始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最终迎来的是“文化大革命”运动，一个一个纷至沓来。科研单位不务正业，也搞运动，所长亲自带队下乡参加社教运动。我是在“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才从农村的社教运动中回单位的。“文化大革命”斗、批、改，最后“改”的结果是散伙，社会科学研究没有存在的必要。我下放农村再当农民，重操庄稼旧业。直至三中全会，新阶段开始。

我从1979年开始继续旧课题，先在省内，继而去了南京、上海、杭州等地搜集资料与调查访问。在上海访问了一些与陈独秀有关的人，尤其是见到了汪原放，恨相见已晚，他当时已失去了记忆。其家庭已呈现出文化败落的景象，书籍、旧稿、日记簿，狼藉杂陈于庭前的天井，无人问津。不几日即进入医院，我还未离开上海，他就去世了。汪原放生前撰有亚东六十年回忆录，题名“《六十多年来：回忆亚东图书馆》汪原放试编”。“文革”中汪挨批斗，他的检讨、交待，在宣传部、公安派出所等处已无从查找。只探悉他的回忆亚东手稿今存于辞书出版社，我请周谷成老师通过夏征农的关系看到了此手稿，但当我要对有关部分复印时(当时刚开始有复印机)，经办者请示其领导，答复是，他们自己要出版，只许手工摘抄。在上海档案馆，发现陈独秀1937年在南京出狱前致上海申报馆的“书面谈话”(手迹)，同样是不准复印。在南京造访了二档馆，查阅了在监狱的档案等资料。这些都是探索、研究的基础，巧媳妇难为无米之炊，我的陈研文章大部分是在此以后撰写的。

以上是我个人从事陈研的经历，从中亦反映了时代的艰辛步伐。迄八九十年代，已属早春，天气虽乍暖还寒，毕竟可以在坎坷的道途上踽踽而行。

在我所撰的陈研文章中，尚有几篇未收入本书，原因有几种：《辛亥革命时期的陈独秀》，原载1979年《江淮论坛》第10期，并已被收入齐鲁书社《历史论丛》和河南人民出版社的《陈独秀评论选编》(上)。因其撰写时间早，所用资料不甚确切，可由《辛亥革命前的陈独秀》(载《学术界》1992年3期)一文取代。《陈独秀的早期活动》，载《文史资料选辑》113辑，因其内容与其他文章重复。《陈独秀对联合战线的歧见》载《江淮论坛》1993年第10期，这是我论述陈有关党内政策方针路线的唯一文章，因当时的资料不足，仅管中窥豹，略见一斑。现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自1997年开始，翻译出版《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提供了足够的资料，可以解释过去百思不得其解的许多问题。陈独秀对联合陈线的歧见，应以新提供的资料，予以重新思考。《思想彗星——陈独秀》是为《安徽近代名人传》所撰，撰于上世纪90年代中期，此书因故未曾问世，其中《批康批孔》一节，收入本书。另有两篇：《建国后陈独秀研究综述》，载《陈独秀研究》第1辑；《陈独秀研究的历史与现状》，发表于《学术界》2002年第4期，均因不属对陈独秀本人的研究而不录。

收入本书的《传略》，是为《晋阳学刊》编辑部所编《中国现代社会科学家传略》丛刊所撰。该丛刊是一部社会科学综合性的人物传记，“起自五四，迄于当今”。共收录了279人，出了十辑。“凡在现代社会科学史上有过一定影响的，凡在某一领域有所建树……均在收录之列。”既是社会科学家传略，所以我在序其生平之后，又专门介绍了他在教育与文字学方面的成就与贡献。我平时对陈的探索，正是把他当作社会科学家看待的，着重于文化思想方面。如与邓叔存、苏曼殊的合传，是文学与艺术；汪孟邹与商务，是有关学术与出版；章士钊与陈钟凡，是思想与文字学家。专论方面有伦理与进化论、人权一民治主义、社会主义的近世三大文明，宗教及新文化等。值得一提的是《陈独秀与商务印书馆》，是奉张元济的哲嗣张树年先生之命而撰。我在撰述中，深感张元济与商务印书馆在近代中国书业独领风骚，与陈独秀的关系，纯属出版家与作者的关系。这正是学术界少有涉及的方面。

陈独秀一生的活动，有文化的，有政治的，相间而行。民国以后，本拟以文化运动创建政治基础。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政治别有新的方向。及其晚年，仍想完成《新青年》未竞之业。他对文化运动的贡献，或谓无与伦比；他自称“一生差不多是消耗在政治生涯中”，但大部分是“失败”的。他的政治活动，是政治文化理念的实践，晚年的反思，是对其实践的总结。我的这些探索，不过涉及了其中一部分而已。

本书的写作时间，跨度较大。每篇文章都是在占有一定资料的基础上，结合当时的认识与理解、感悟而思考的结果。每篇均数易其稿，或有所反复。在今天读来，虽均感不足，但对其论述的观点，均一仍其旧。犹如对历史人物的研究，应放诸当时的历史环境中考察一样，作者的探索观点包括立论在内，不仅有水平问题，同样还有受时代制约的痕迹。在技术层面的讹误则作订正，包括文句之表达更为确切方面。由于本书是一人的传论，所论一事在独立成篇时，交待原委必面面俱到，汇集成册，为减少过多的重复，则保其主干，其余尽量删繁。尤其对误判而致误用的资料，亦予纠正，以免贻误于人。

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