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故余氏大娘地券》：

《宋故余氏大娘地券》为南宋光宗绍熙元年（1190）地券，长为30厘米，宽为30厘米，厚约3.5厘米。共分10行，每行约11字，共计105字，查阅历史可知：宋光宗是南宋第三位皇帝，而光宗即位仅五年时间，只此一个年号，故“绍熙”年号较为稀缺，对研究此段历史及民间书法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和借鉴意义。

从地券文本内容可知，该地券是公元1190年，即光宗绍熙元年，再从正文第六行，判定墓主人是“余氏大娘”，因地券没有明确的碑文题额，常理拟定名称为《宋故余氏大娘地券》。

文中第四行的“建昌军、南城县、雅俗乡、长安里”，据笔者资料查阅，北宋开宝二年（969），南唐李煜在南城设建武军，太平兴国四年（979），取其“地连建川”（今福建建阴地区一带），会与南昌之意，改名“建昌军”。

江西省南城建县，早在西汉高祖五年（前202），刘邦的大将灌婴在南昌设置豫章郡，为了拱卫郡城，选中南城这块地方建县，因县城建在郡城之南，所以叫南城，城址在今县城东南二十五公里的硝石石下（现洪门水库库区内）。宋《淳熙志》载：“南城故县治，在可封乡三十九都石下，石山横绕如半城，觉罗寺二里间当名故县，而横***县前、上营云。”硝石处赣闽要道，县治在此维持了482年。

《宋故邹公十四郎地券》：

《宋故邹公十四郎地券》左上部用线较粗，右下部整体线条细劲，可推测石质的软硬不一，刻工在刻时难以把握石头的力度，在无意中形成了现在所见的整篇粗细对比明显的特点。此碑体积较小，刻制略显草率，亦可判定墓主人身份不高，多数线条边沿有毛糙的刀痕和石头的崩裂，转折处多用方笔，可知，其刀具角度呈现较尖的锐角，刻制时直接以单刀用力迅猛，却因使力轻重不一，节奏也有差别，导致了线条的粗细差别较大，疏密视觉反差强烈，线质变化丰富率性而又自然果感。

以该地券为首的民间风俗及刻工，不再拘泥于庙堂庄重的文字规范和书仪制度的礼法，反而更加彰显民间手书的自然天趣，这种原生态的天然趣味可与当下书法创作的出新求变相接轨，能引发书法创作者与书史研究者的兴趣，也是推陈出新的幸事。

《宋故邹公十四郎地券》在行文中笔者注意到，该地券与其他宋代地券有列的地方，该地券在行文中以“公讳文礼十四公……”为首语，打破了往常的“维皇宋……”的行文规范，从这样的行文中也可以推测如下：避讳是一种古老的礼法制度，也是中国古代特有的历史现象，避皇帝名讳为“公讳”，避父母名讳为“家讳”，避圣人名讳为“圣讳”。《礼记·曲礼上》：“君所无私讳，大夫之所有公讳。”郑玄注释说：“辟君讳也。”在《礼记·玉藻》中也说：“于大夫所，有公讳，无私讳。凡祭不讳，庙中不讳，教学临文不讳。”郑玄注释说：“公讳，若言语所辟先君之名。”因此可知，该地券主人是为避国君之讳，而注为：“公讳文礼十四公……”。公元前十一世纪，周武王克商灭纣，封于宋地立国，定都商丘，以供奉商汤宗祀，至后五代五世孙叔梁纥时，以邑名邹为氏，是为“邹”姓，尊微子为邹姓始祖，称“邹穆公”。邹为质依据《史记》《中华姓氏通书》而得知，该地券为避周朝先帝而为“公讳”。

《宋故邹公十四郎地券》虽然有竖向界格，但字字依靠上下字的字势随势生发而自然书刻，界格也仅是个辅助作用，对结字的影响不大。全文章法松散，字距较疏朗，在松动的章法之外还呈现出较为明显的粗细变化，多处字势和重心都不做正局，但整体章法和谐，浑然一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