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社会生活日趋商业化的今天，文学作为一种精神财富，开始越来越多的远离了大多数人的生活，而现在的文学领域在商业经济的感染下，鱼龙混杂，泥沙俱下，值得一读的优秀作品，往往又难觅踪迹。作为中国文坛十多年来的集大成之作，林建法主编的这本《2005中国最佳中篇小说(精)》由王蒙等文学界多位泰斗，对2005年发表在全国各主要期刊、报纸等媒体的短篇小说，经过层层筛选，反复评选出来佳作，予以结集出版，代表了2005年短篇小说的非常高的水准。本书以唯美深入的笔触，多样化的风格，带给读者崭新丰厚的文学享受。

太阳鸟文学年选，由著名学者王蒙出任主编，编委及分卷主编皆为文学领域卓有建树的专家学者。他们对发表于2012年的原创作品精读、精选，力求将最优秀的作品奉献给读者。

林建法主编的这本《2005中国最佳中篇小说(精)》，偏重呈现贴近现实生活的世情、世态。选本走的是平民化、大众化的阅读路线，以积极参与的姿态关注生活，体察民众的阅读心理。

报告政府 韩少功

世界上所有的夜晚 迟子建

中北路空无一人 方方

该你的时候 杨少衡

不过是垃圾 格非

十白羞的木头 孙春平

木蝴蝶 吕新

四季流光 宗璞

姑父 王瑞芸

落日低悬 丁伯刚

在水仙花心起舞 须一瓜

涂满油漆的村庄 李约热

存目

报告政府

韩少功

一

那天晚上闷热。警察把我的朋友送进2号仓，把我带到9号仓门前。我还在回想朋友刚才回头时恐怖的眼光，就听到一声大喝：“进去！”

身后有关门的咣当巨响，把我一个趔趄送进了黑暗。我在黑暗里摸索，瞳孔好一阵才慢慢适应昏黄的光雾，渐渐看清了这里的砖墙。房子高得像一口方方的竖井。沉淀在井底的一些活物醒过来了，纷纷坐起来，或者站起来。二三十颗人头中，年轻人居多，也有几张皱纹脸。他们大多剃着光头，目光一齐落在我身上，透出一种发现猎物时的饶有兴趣。

“又来了一盘菜。”有人打着哈欠。

“带了什么危险品？”这句话像是问我。

我摇摇头。

“你是不是冬瓜头的人？”

我还是摇摇头。

有人拽走了我腋下的棉毯，还有人开始翻我的衣袋，又在我的腰身和胯裆里摸了两把，一直捏到我的脚跟。他们肯定很失望，就像刚才搜我的警察一样，一边搜一边骂骂咧咧，气不打一处来。我真希望身上复杂一点，比方有成千上万的赃款被他们一举查获，起码也要有点凶器或者白粉什么的，让他们搜得顺心一些。我固然清白无辜，但总不至于乞丐一样可怜吧？可惜，我眼下偏偏就像个乞丐，很没面子，很没内容，只有刚领到的旧棉毯，一支牙刷也只剩半截。警察警惕一切金属物品，担心牙刷把也可以磨尖，长度足以抵达心脏，只给我一个没把的牙刷头。

“脱鞋！”这一声命令好像也冲着我来的。

我的鞋子肯定也会让他们扫兴。鞋底里没有什么夹层。一双胶鞋好几个月没洗了，一定臭气冲天。

“对不起了，各位兄弟，我今天什么也没有，很不好意思。不过，过几天家里人会来看我的。我知道该怎么办。我一定不会让你们各位失望。今天请你们多多包涵……”我的声音哆嗦。

“你还懂规矩么。”一个小脑袋对我阴阴地一笑，“不过你今天搅了老子的好梦，早不来晚不来，老子一梦到表妹你就来！”

这能怪我么？

我从没见过这么多光头，没见过这么多邪恶的笑。也许是太拥挤，还刚进夏天，他们全光着油汪汪的大膀子，喷发出一团团酸汗气，像一种半生半熟夹须带毛的咸肉刚出蒸笼。他们生活在蒸笼里，脾气想必都在高热和膨胀，哪怕是一句好话出口，都是凶狠狠的烙人。目光这么一盯，就能在我的身上戳个洞。咧开大嘴一笑，热浪就能在我脸上燎起火泡。这些阎王爷想收拾我那还不就是捏死只蚊子？

“各位兄弟，各位大爷，我确实是冤枉，确实倒了大霉。是他们抓错了人。我不过是偷看了一下妓女。”

“这家伙偷看妓女！”有人大叫一声，引起再一次哄笑。

“我身体不好，从小就贫血，三岁得过脑膜炎，八岁得过肺结核，十八岁时的体重还不到一百斤。我今天从早上到现在还没吃过东西……”我信口胡编，想引起他们的同情。

“少哕唆，你在外面打什么工？”

“记者，实习记者。”

“那你是大学生？”

“当然。”

他们又笑。有意思，记者也坐牢，教授也坐牢吧？什么时候抓几个教授来，让我们也听听教授放屁，看是玫瑰屁还是茉莉屁。有人这样说。

二

我注意到他们当中的一个人，一直伏在大床台的那一端，旁边有两个人正在侍候他，一个给他打扇，另一个在他背上按摩，把他侍候得皇帝一样，只差没站上几个太监和嫔妃了。这个人一身精瘦，撅着个小屁股，背上和胳膊有刺青文身，是梅花或鳄鱼什么的。一只眼浑浊不明，还有点斜视，因此两眼放出的目光处于交错状态，一道正面射过来时，另一道朝右上方斜过去了，照管着墙上一个堆放杂物的隔板。我注意到，犯人们笑过以后都把目光投向他，似乎在恭候指示。

他懒懒地说了句：“说话还乖巧。也会唱歌吧？”

我不知道他交错的目光是在看哪个方向。

小脑袋立即冲着我大吼：“问你话呢！聋了？”

“是问我么？”

“当然是问你。”

“是问……唱歌？”

“就是！问你能不能唱歌！”

“能，当然能。”

“唱一个听听，唱那个莫斯科。”

床上又丢来一句，懒懒的圣旨。

我还是犯糊涂，不仅没法对接发令者交错的目光，而且不大相信自己的耳朵。莫斯科，是指《莫斯科郊外的晚上》？这是什么意思？枪战片突然切换成烹调节目，夜总会里冷不丁分发儿童课本，一定是视频信号乱套了。几个犯人不容我检查视频，又冲着我大吼：大哥要你嚎春，你耳朵打蚊子？你娘的敬酒不吃吃罚酒？是不是要我们给你提提精神呵？……有人揪住我的耳朵往上扯，朝我屁股踢了一脚，让我把腰伸直一点，把胸挺高一点。他们只差没有塞来一支话筒并且升起大幕。P1-3

从一个选本看2005年中篇小说

张新颖

林建法从2000年编选年度中篇小说、短篇小说，到现在，已经是第六个年头了。每年编两本书，也许不算什么，尤其在这个有那么多文学年选的出版小潮流中，这似乎是件随意和容易的事；随意和容易的事，是不需要坚持的，做就做了，不做就拉倒，犯不着怎样怎样。但林建法坚持了六年，你就不能说是随意的了；你也不敢说是容易的了，在这个加速度变化的时代里，能够持续这么长的时间的事情，有多少是容易的呢？

我愿意强调时间的力量：必须具有一定的时间的量，才能够使得有些事情的意义和价值慢慢累积起来、慢慢显现出来。而慢慢的累积和显现，需要的是人的坚持。林建法既已坚持了这么长的时间，他大概还会再坚持下去，一如他编《当代作家评论》，个人的坚持和时间的持续，让一本刊物的具体编辑工作变成了中国当代文学的一项事业。

时间能够慢慢累积意义和价值，时间也会一点一滴地销蚀和侵吞生命。“生命的酒酿不断地一滴一滴消失／生命的树叶不停地一片一片飘落”，宗璞在《四季流光》中，借《鲁拜集》里的诗句发出悠长而感伤的喟叹。《四季流光》写五十年前四个女生，她们经历了社会和时代的变迁，在变迁中遭遇苦难和命运，到最后，在衰老和疾病中安度残生，而有的已经先行去了另一个世界。

时代和社会强加到人身上的劫难和对于个体生命的摧残，对于二十世纪的中国人，对于带着这种经历走进二十一世纪的中国人来说，实在是一个很熟悉的话题，也是一个说不尽的话题，中国当代文学里的叙述也屡见不鲜。但是，文学怎样来叙述历史记忆和苦难，仍然是一个需要深思的问题。“文革”结束后，“伤痕文学”勃兴，以粗糙、稚拙的文学形式，把个人的创伤疼痛直接地反映出来，生命创痛的直接性表现是这一时期文学的显著特征。不久，对时代和历史的理性分析逐渐压倒了以个人遭遇来表现生命创痛的叙述，文学的文化、思想反思逐渐代替了文学表达的直接性，被称之为“反思文学”的潮流走上了主流地位。这一过程的得得失失，是不可用简单的发展进步观来论定的，理论和思想的力量诚然巨大，个人遭遇的直接性、生命的血肉之痛，对于时代和历史的刺穿却也无可替代。

《四季流光》写这四个女生半个多世纪的坎坷遭遇，并不多么用力于理论的反思和批判，相反多的是感慨，伤怀，是不甘心又无可奈何，是百感交集：多么美好的生命，就在这样那样的情形下，一点一点消失，走到了尽头。笔调温婉而忧伤，一句一句诉说着四季女儿，一个一个从“公主”的花团锦簇的热闹中走出来，越走花朵越少，越走树叶越少，花也少叶也少，只剩个自己，而自己所剩的时间也越来越少。用柔弱的生命和生命的变化去直接面对历史和苦难，用生命尽头的感伤和感伤中的质问去直接面对时代和遭遇，似乎力量不成对比，其实却也可能造成力量对比的反转。

宗璞是1928年生人，《南渡记》写完的时候还不到六十周岁，就说过自己是“一个只能向病余讨生活的人”；今年5月，多年不出远门的她到上海来参加复旦大学中国当代文学创作与研究中心举办的“宗璞作品研讨会”，我见了这位需要人陪伴照料的老人，虽是“文坛秀气”，却自有“秀气”的力量。否则哪里会拖着病体写四卷《野葫芦引》，“痴心肠要在葫芦里装宇宙，且将一支秃笔长相守”。

迟子建《世界上所有的夜晚》也写生命的伤痛。第一人称叙述者的丈夫死于车祸，由此开始了她的哀伤：“我想把脸涂上厚厚的泥巴，不让人看到我的哀伤。”小说就是这样开篇的。接下来是“我”为了排遣哀伤而旅行，在乌塘和三山湖遇到了一些人和一些事——在这里，悄悄发生了一个了不起的转折，就是，这个内心包藏着哀伤的人，没有只盯着自己内心的哀伤，她看见了别人的生活，看见这么多的人和事，看见了这么多人和事中的哀伤。个人的生命伤痛和更多人的生命伤痛连到了一起，这哀伤差不多就成了广阔生活的基调一样的东西，它变得厚重、基本和普遍了；与此同时，个人内心包藏着的哀伤也可以散发出来，见过那么多带着生命的伤痛而生活着的人，“我突然觉得自己所经历的生活变故是那么那么的轻，轻得就像月亮旁丝丝缕缕的浮云。”一个人能够从本来可能压垮她的哀伤中自救出来，获得继续生活的力量，而这种力量的重新获得，不是对哀伤的抛弃，而是哀伤转化为力量的结果。

迟子建是一个带着生活世界的生动信息和丰富能量而成就自己的文学的作家，而当她的个人生活遭遇不幸之后，她从这种不堪的不幸中走出来，也本能地依靠了广阔的、基本的生活世界的力量。在这样一种伤痛中对生活世界的重新“看见”，我想，对她以后的创作会给予更为强大的支撑吧。

迟子建的朋友蒋子丹为《世界上所有的夜晚》写了一篇《当悲的水流经慈的河》(《读书》2005年第10期)，知其人而评其文，那里面的意思说得很好。

生活世界是怎样的呢？你要“看见”它，不用说，得有一种能力，穿透庸常表面的覆盖，“看见”下面的东西。须一瓜在《在水仙花心起舞》中，再一次显示了她那种在电光一闪中目击生活秘密和人性秘密的擅长。阿丹，一个轻度弱智的美发师，人们只知道他的发型做得好，家里人只知道他养水仙花，而这颗弱智心灵的独特感受和丰富却没有人懂得。小说叙述了阿丹在五个青春女性的引导下飞扬起舞，青春骤然觉醒，爆发出对美丽生命的礼赞的一次经历。这一经历何其短暂，却影响甚至是左右了阿丹此后的生活。这一核心经历，它的性质是唯美的，激情的，纤尘不染的，同时也是脆弱的，似乎脱离现实，不堪现实一击；实际上却又成为一个人在现实中生活的执拗的力量支撑，因而看起来特别不现实的东西却成了现实，哪怕是一个弱智心灵的现实。

何言宏论须一瓜的小说，著文《重新逼近我们的现实》，以如何逼近现实为重心做了非常有意义的探讨(《上海文学》2005年第11期)。从须一瓜的小说，我们也许可以看到，逼近现实和潜入创作者个人的内心，并非是相反的两个方向，现实的秘密也正可能是个人内心的秘密。如同迟子建怀着个人的生命伤痛而发现了更普遍、广大的生命伤痛，须一瓜之所以能够在平凡现实和被忽略的人生中发掘出超凡脱俗、纯真耽美的激情，应该也可以说是她内心就有这种性质的东西吧。如何重新逼近我们的现实？如果不能发现创作者个人内心和现实的相通节点，也许还要在到底是“向内转”还是“向外转”这样的争论中持续下去而无所适从吧？

我们到底置身于什么样的现实之中呢？韩少功的《报告政府》，方方的《中北路空无一人》，杨少衡的《该你的时候》，格非的《不过是垃圾》，孙春平的《怕羞的木头》，所写的人物、事件和场景，离我们个人的生活看上去有远有近，有亲有疏，可是你能说这不是包围着我们个人生活的现实吗？你能说这与我们个人的生活不是息息相关吗？而当作家以文学来进行叙述的时候，创作者个人内心的感受又是怎样影响着、甚至是决定着叙述的？

就拿《中北路空无一人》这篇小说来说吧。我们依稀还记得“工人阶级”这样的词吧，曾几何时，大家是很羡慕工人的；可是时代的变迁，使得与工人连在一起的气派的厂房、壮观的场景逐渐从现实中消失，最后只能退隐到一些人的记忆中去。方方做过装卸工，她说过去的同事，“老的大多已经去世，年轻的大多已经下岗。…‘每次我听到他们的消息时，没有多少欢欣，心里反倒有更多的疼。”(《想说的并不多》，《上海文学》2005年第5期)而今天的现实所改变的，并不仅仅是一些人的境遇和命运，还有深入到日常生活中的感情、思想、观念、行为方式等等几乎无所不在的方面。方方的这篇小说，还有孙春平的《怕羞的木头》，呈现出现实的巨大缺陷，这些缺陷是那样明显地存在着，甚至连阴谋和丑恶也堂而皇之地存在着。在这样的现实中，我们，我们每个人，不知不觉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借用话剧《青春禁忌游戏》里的台词来说，“你们学会用现实世界的缺陷给自身的卑鄙包装了……道德的低能儿！”多数人与现实的缺陷和阴谋妥协，不肯妥协的人将变为孤单的人，而孤单是可耻的。在不讲道德的现实中，你为什么要坚持道德？也许这个问题本身就是对这个问题的解答：现实世界所以需要道德，就是因为现实是有巨大缺陷的，就是因为坚守道德是非常困难的。一个人被剥夺到对整个世界都束手无策、内心也空空荡荡的程度，不应该把他最后一点基本的坚持也剥夺掉吧。

谈文学而谈到道德，早就让人烦了。这也是我们今天的文学现实之一种。

面对现实当然也就意味着面对历史。王瑞芸的《姑父》和丁伯刚的《落日低悬》写的都是背负着历史重压的人。《姑父》里的姑父不但被几十年来的历史完全扭曲、摧毁了，按理说这样的命运让人同情，可是这样的命运同时也使他变成了一个连亲人也恐惧和厌恶的人。姑父终于死了的时候，年轻的“我”大大松了口气。似乎历史终于成为了历史，过去了。可是，历史的寒气真的就不会渗透到现实甚至是未来吗？《落日低悬》就写出了现实中的历史。以为已经过去了的人与事，也许一个偶然的机遇，就能借尸还魂，纠缠住你不放。俗话说不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历史的鬼随时可能叩叫现实的门。

吕新写作那么多年，基本的状态是沉浸在中国北方的乡土记忆中而孤独地叙述着，《木蝴蝶》也是这样的作品。历史是什么？它不是一个“大词”，而是个人的记忆，是普通生活的记忆，是土地漫无边际又无声无响的记忆。文学因为这样具体而散漫的记忆——以及由此而发生的想象——而对抗着被惯常的历史叙述而空洞化和格式化了的历史。文学不是为了给这样的历史叙述完成填空和演算才存在的，文学叙述历史，文学叙述现实，却并不是以对历史和现实的臣服而存在的，当然更不是以对某些关于历史和现实的叙述的臣服而存在。

历史和现实，说得简单而具体一点，就是让人清醒地意识着你从哪里来，你是谁，你怎么样，如此等等的基本问题；也就是在这样的基本问题上，文学也应该有它自觉的意识。事实当然并不是这样的。李约热的《涂满油漆的村庄》不妨看作是当代文学和艺术的一种寓言：从一个荒僻、贫瘠、苦难重重的村庄，走出了一个热爱电影的少年。十年后，这个山村少年如愿以偿成为导演，要回来拍电影。令他的父母、兄弟和山村所有人都不明白的是，他要拍的并不是这个破落的山村，而是一个搭建起来的、用油漆涂得光亮耀眼的村庄。

不用说，在当代文学和艺术中，确确实实搭建起来了一些涂满油漆的村庄。岂止是涂满油漆的村庄？与国际接轨的富丽堂皇的建筑也不知搭建了多少，连涂满油漆的人和非人也到处可见。当代的文学艺术家，要是他不知道自己是从哪条路上走来的，忘了自己是谁，搞不清也不想搞清自己怎么样，谁又能拿他有什么办法呢？

2005年11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