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前后，国民党空军飞行员先后有40多架、100多人次驾机起义。作者寻访了其中30位驾机起义的人员，详述起义过程，介绍起义后的经历。本书充分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巨大的感召力与历史的功勋。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前后，国民党空军飞行人员冲破严密的控制，先后有40多架各种类型的飞机、100多人次驾机或随机起义归来。

本书讲述了其中的30例驾机起义人员的故事。他们中的很多人是抱着孙中山倡导的“航空救国”的美好愿望，到美国求学，从事飞行训练，回国后驾机抗击日寇的侵略。他们阅读了国内外进步书刊，了解了共产党和解放区。当国民党发动内战时，在中国共产党正确政策的感召下，他们义无反顾地驾机起义，投身建设新中国的行列，为人民空军的创建做出了重要贡献。

本书的材料来自当年驾机起义人员的回忆，并附有80多张珍贵的历史照片，还有部分当事人的手迹，亲切、真实、生动！

共和国不会忘记(序)

1.1946年6月26日，刘善本等7人从成都驾机起义

 首举义旗飞向延安

2.1948年9月23日，杨培光从北平南苑驾机起义

 人民空军的第一位战斗机试飞员

3.1948年l2月16日，俞渤等5人从南京驾机起义

 南京上空的惊险一幕

4.1948年12月29目，谭汉洲从青岛驾机起义

 绝对不能带走一架有毛病的飞机

5.1949年1月3日，谢派芬等5人从杭州驾机起义

 人民空军运输航空兵部队的拓荒者

6.1949年1月12日，高平(高金铮)从杭州驾机起义

 一生痴迷于祖国的航空事业

7.1949年1月14日，阎承荫(阎磊)从南京驾机起义

 “野马”回归

8.1949年1月15日，刘焕统等3人从青岛驾机起义

 走到一条光明路上来了

9.1949年1月27日，周梦龙(周正)、李廷森从杭州同时驾机起义

 双机编队飞向解放区

10．1949年2月2日，李愚等2人从上海驾机起义

 飞机虽然没有飞过来，但破坏了

11．1949年2月3日，张雨农等4人从上海驾机起义

 和古老的北平城一起获得了新生

12．1949年2月19日，徐骏英等4人从上海驾机起义

 他曾驾机送共产党的代表周恩来

13．1949年2月22日，杨宝庆从西安驾机起义

 竟然运来一机舱银元

14．1949年3月7日，王玉珂等3人从上海驾机起义

 振翅西飞北上

15．1949年3月7日，唐宛体等3人从汉驾机起义

 曾经相约以“母亲”为暗语找党

16．1949年4月9日，刁光弟等7人从上海驾机起义

 七人共同的心愿

17．1949年4月17日，杜道时等2人从台湾新竹驾机起义

 孤舟矢志觅归程

18．1949年6月15日，毛履武从陕西省南郑驾机起义

 战机早已掌握在共产党人的手中

19．1949年10月16日，江富考等4人从台湾嘉义驾机起义

 新中国诞生后第一架献礼飞机

20．1949年10月17日，魏昌蜀从台湾冈山驾机起义

 尽最大的努力把飞机保全下来

21．1949年12月26日，岳哲安从台湾台中驾机起义

 《义勇军进行曲》的召唤

22．1950年1月3日，李纯从台湾冈山驾机起义

 引游子渡过茫茫雾海

23．1950年1月9日，黄永华从台湾台南驾机起义

 航向270_300度

24．1946年4月20日，王延洲从徐州驾飞机误落解放区

 河北省清河县，1983年12月经中国人民解放军

 空军审定，享受驾机起义人员待遇

 他既击落过日本战机又击落过美国战机

25．1951年9月12日，刘希尚从台湾冈山驾机起义

 人生航线的转折

26．1953年12月18日，陶开府等2人从台湾冈山驾机起义

 为了少数民族的滑翔事业

27．1955年2月23日，宋宝荣等2人从台湾虎尾驾机起义

 飞回大陆去

28．1955年5月18日，何伟钦从台湾屏东驾机起义

 展开双翅腾飞

29．1956年1月7日，韦大卫等3人从台湾松山驾机起义

 他驾驶蒋纬国的游览专机从台湾归来

30．1956年8月15日，黄纲存从台湾冈山驾机起义

 “母亲呀！久别的游子回来了！”

附录一 俞渤等同志驾机起义纪实——中共地下党工作者林城同志策动和组织国民党飞行员驾机起义的回忆

附录二 难忘的历程——谢派芬的妻子王得忠回忆丈夫驾机起义后，党组织营救其归来的事迹

附录三 国民党军空军驾机起义人员一览表

附录四 参加本书编写、采访、提供资料的人员

后记

1915年1月25日，刘善本出生在山东省安丘县泊庄(现属昌乐县)一个农民家庭里。1946年6月26日，刘善本为反对国民党打内战，毅然驾机起义飞向延安，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员。他先后在人民空军担任过航校副校长、校长，航空兵部队师长、空军训练部第二副部长和空军指挥学院副教育长等重要职务。参加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受阅飞行、我军东北第一所航空学校的组建和抗美援朝战争等重大军事活动，为人民空军的建设和发展竭尽心力。

抗日有志，报国无门

刘善本读初中时，相继发生“九·一八”、“一·二八”事件，刘善本非常仇恨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

1932年秋，刘善本考入北平大学附属高中。由于该校共产党的地下工作比较活跃，“反帝大同盟”是半公开的组织，刘善本经常看到共产党的宣传品，目睹一些进步的同学因共产党嫌疑被捕，接受了进步思想的教育。

1933年，刘善本在假期回家时，曾鼓动一位亲戚去沂水县联络农民暴动，那位亲戚不幸被捕，刘善本的父亲受牵连入狱，家中用财物买通官吏，才得取保获释。此事使刘善本对旧社会的黑暗有了亲身体会，产生了对统治者的不满。

1935年秋，刘善本高中毕业，正是日本加紧侵略中国，民族危机日益严重之时。日本帝国主义继侵占了东北四省之后，又侵占了冀东，日寇制造的所谓“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就设在北平东郊的通州。

北平的局势也紧张起来了，亡国奴的命运就在眼前。因此，刘善本再也没有什么心思考大学了。他怀着“航空救国”的理想考入国民党中央航空学校(1932年9月1日，中央航空学校在杭州笕桥正式成立，1939年3月，改称空军军官学校，1948年迁至台湾，简称官校)第八期。可是一到学校里，看到了美国、意大利顾问，陆军还有德国顾问，刘善本怎么也想不通？德、意、日是轴心国，请日寇的同盟国当军事顾问，哪里还会有抗日的味道？他曾苦闷，悔恨自己不该听信“航空救国”的宣传。由此，刘善本一度热心于复习物理、数学和英语，准备再次报考大学，对飞行却没有什么兴趣，想快一些作技术淘汰。

1936年，刘善本在航校自修英语时，从一本英文杂志上看到美国记者斯诺写的一篇《共产党领袖毛泽东访问记》。毛泽东在答记者问中，不仅表示了坚定的抗日决心和必胜的信心，而且分析了敌我双方的情况，指出了抗日终将胜利的前途，提出了组织抗日统一战线、动员全民抗战等一系列抗日的方针和策略。这和他在国民党军队里经常听到的失败、亡国等论调，形成鲜明的对照。刘善本认为这些崭新的抗日救国思想对全国人民也是非常宝贵的，应该大力宣扬。于是，他一口气把那篇文章翻译出来，用化名寄给了天津的《大公报》。同时，刘善本也觉得找到了对抗日寇的理论武器，增强了抗日胜利的信心。他把自己学飞行同抗日联系起来，学习飞行技术，钻研飞行理论的积极性上来了。

“七·七”事变后，刘善本随国民党空军军官学校由杭州辗转到了昆明。刘善本先飞歼击机，后学轰炸机，练就了一身本领。日本鬼子的飞机也时常空袭昆明，刘善本决心用自己的飞行技艺打击日寇。一次空袭警报一响，人们都往机场外跑，惟独刘善本往机场里跑，他怀着满腔的报国热情，想驾驶一架飞机去痛击日寇。在一个飞机库房里，刘善本找到一架侦察机，很可惜机枪子弹根本不能上膛。他又找到一架刚出厂的新飞机，飞到天空才察觉机上尚未装机枪。此事被校领导发现后，刘善本险些受到严厉处分。

1938年底，刘善本从官校毕业后到了成都。1940年，他被分配到国民党空军惟一的远程轰炸机第八大队。虽然日寇飞机经常到成都疯狂轰炸，但他们仍然是不抵抗，其任务是驾驶着飞机逃跑。1941年，他们被迫驾机逃到兰州，以后又驾驶飞机逃到新疆的安西。等再回兰州时，破损的飞机没有剩下几架，就在兰州闲呆起来。联想到老家山东的几个弟弟、妹妹也都参加了八路军，在敌后抗战。刘善本深切地感到自己抗日有志，报国无门，苦闷至极！

1942年，刘善本与周叔璜结婚，婚后住在兰州市。当时，刘善本与新婚的妻子周叔璜都看到了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认识到真正打日本救中国的是共产党。为此，刘善本曾经和杜道时、李鑫淼等几位密友商定，先到八路军兰州办事处，然后去延安参加抗战，并分工李鑫淼去联系。办事处的负责同志伍修权赞扬了他们这种抗战的热情，并劝告说：“现在正值国共合作、统一抗战时期，如果你们起义后，国民党坚持向我们要人，那会对你们生命安全不利。只要一心抗战，在哪边都一样。”起义计划就这样放弃了。

1943年，根据美国的《租借法案》(即同意给同盟国以军事支援，赊销军火和培训飞行员)，国民党空军将组建一个重型轰炸机部队。要选派飞行员赴美，接收轰炸机，并接受飞行培训，学制一年半，刘善本就是其中之一。在美国近两年的时间里，他深化了航空理论和飞行技术的学习，学习成绩优异，美国教官曾几次向中国领队官员提议提升他为飞行领队。

刘善本身在异国，却时刻关心国内形势。他从美国《华侨日报》上了解到被国民党政府封锁的解放区的一些情况，曾与同去的好友相约，回国后去解放区。刘善本写信告诉妹妹说：“一定要把我们的力量用在推动社会进化，促进人类文明这些方面。”他盼望尽快回国加入抗战的行列，用所学本领杀敌报国。

1945年1月，国民党以赴美受训人员为基础组建了空军八大队，下辖第三十三、三十四、三十五三个飞行中队。刘善本被编在第三十五中队，任上尉一级飞行员。5月培训结业，刘善本终于等到了离开美国的这一天，他和同学们驾驶着崭新的B-24型飞机绕道印度回国。

飞机到达当时印度的卡拉奇后，八大队的弟兄们曾饮酒狂欢，以为可以将自己所学之长报效祖国了。可是，国民党当局却让他们“就地待命”，已经飞到了祖国的大门口为何却不让进去？他们心里真不是滋味！刘善本利用这段时间，读了几本进步书籍，直到日本投降后，他们才接到火速回国的指令。

刘善本驾驶飞机踏上日夜思念的国土，最后在上海大场机场安全着陆。令他百思不解的是：抗战胜利了，但所见所闻没有丝毫和平建设祖国的景象，而是国民党当局杀气腾腾地准备发动内战的气氛。比如，刘善本看到美国军舰正从上海把国民党军队运到东北，飞机正从四川、武汉把国民党军队运输到北平。日本投降了，美国和国民党倒空前忙碌起来了。一次，国民党航空委员会主任周至柔到刘善本所在的八大队“训话”，说“我们有40个美式装备的机械化师，有美国给的几十架作战飞机，3个月内一定消灭共产党。”

周至柔一语道破了天机！刘善本这时才弄清楚了多年来报国无门的原由：当日寇的飞机轰炸到头顶上时，国民党按兵不动，保存实力；当他们学成回国，要求报效祖国时，却不要他们回国抗日。原来这一切都是为了一个不可告人的目的，保住实力攻打坚决抗日的共产党。面对这种严峻的形势，刘善本常想：天理何在？刘善本暗中发誓：“我堂堂七尺之躯，不能为祖国人民效力死于抗击侵略者的疆场，却要被人驱逼着向自己的同胞，尤其是抗战有功的共产党军队投掷炸弹，杀害中国最优秀的儿女，我决不能！”

一天黄昏，刘善本和唐世耀在黄埔江畔漫步，江面上停泊的军舰、运输舰、登陆艇高悬着美国、英国国旗。唐世耀指着这些忿忿不平地说：“我真讨厌它们！管他什么党当政，谁有本事把外国佬赶出中国，我就拥护谁。”刘善本赶忙拉了拉唐世耀的衣襟，示意他说话放低一些声音。

“老弟，趁当前年轻力壮多学点技术，日后总有用。”唐世耀当时并未解其话中之意，后来才知道刘善本是个有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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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中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前后，国民党空军飞行人员冲破严密的控制，接连不断地驾机起义，先后有40多架各种类型的飞机、100多人次驾机或随机展翅回归，飞向新中国。

如今，当年驾机起义的小伙子有的人已经作古，健在的人也年事已高。最近，笔者有机会拜访他们中的一些老同志，重提往事，驾机起义人员深切地感到自己当初选择的正确性。

听老同志的讲述，每一次驾机起义的行动，是那样的惊心动魄；每一位驾机起义的人员，都经历了生与死的考验。比如，杜道时驾机起义进入飞机驾驶舱后，就拿出手枪推上膛，郑重地递给同伴郝子仪，指着自己的太阳穴严肃地说：“万一飞机起飞出了问题，你就冲这儿打。”

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老人的名字也许会渐渐被人们淡忘，但他们驾机起义的英雄壮举却长留人民心中。

共和国不会忘记！

中华民族不会忘记！

一、多种方式，百鸟回归

在国民党当局的严密控制下，当年国民党空军飞行员的驾机起义极不容易。

大家知道，飞机分单座和多座两种机型。驾机起义时单座飞机飞行员可以个人寻找机会；而多座机型则要想办法说服或者战胜整个机组。像刘善本、徐骏英等驾驶的重型轰炸机和运输机就是多座机型，必须设法多联络几个人一块行动。

(一)“一人瞒过了十人”

1946年6月26日，国民党空军飞行员刘善本首次驾机起义，飞向延安。

当时，刘善本面对一个机组的同事和其他搭乘飞机的人员，充分利用飞机前后舱隔离、人员互不相识的特点，在飞机上机智巧妙地发动了起义。其结果是刘善本“一人瞒过了十人”，把飞机安全降落到了延安。

(二)有组织的行动

不少驾机起义人员的行动，是在中国共产党地下党组织的直接领导下有组织地进行的。如地下党组织交给飞行员俞渤的任务就是“组织起义，炸毁大校场和伪总统府”，并再三叮咛他们要提高警惕，头脑清醒，准备应付可能发生的突然变化。

1948年12月16日，俞渤等按照党的指示，根据预定方案，在南京上空扔下5颗炸弹。然后，俞渤等驾驶着飞机，于17日凌晨两点多钟在石家庄机场降落，终于回到了人民的怀抱！

(三)结伴同行

谁是驾机起义的同心者？如何识别？这可是慎重之事。

飞行员张雨农在考虑驾机起义时想来思去，觉得可以用对俞渤起义的看法作为试探，而当时任永荣就是第一个与之商量的伙伴。后来，几个人找到一起，一谈即合。

1949年2月3日，正值北平举行隆重的人民解放军入城式之际，张雨农等四同志从上海驾机起义归来，和古老的北平城一起获得了新生。

(四)比翼齐飞

周梦龙与东北的同学李延森，多次商量过驾机飞向解放区的事情。1949年1月27日，两人利用飞行训练的机会，从杭州双双驾机起义，李延森着陆不到1分钟，周梦龙也跟着着陆了。李延森将飞机停在合肥机场的西北角，周梦龙也将飞机滑向他的左侧。两人同时跨出座舱，笑逐颜开地站在飞机的机翼上，迎接解放区欢迎的群众。

二、特定时期，原因有别

驾机起义是特定情况下爱国的、革命的、正义的行动。国民党空军飞行员驾机起义，是国民党政权腐败、独裁专制的必然结果，也是中国共产党正确政策的影响，人民解放军节节胜利形势的鼓舞，以及深入虎穴的地下党组织长期艰苦工作的结果。飞行员以深刻的影响，促使他们尽快走向光明、投人人民的怀抱。

(二)人民解放战争节节胜利的强大吸引力

1948年底，中国人民解放军相继发动了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国民党赖以生存的军事机器开始土崩瓦解，人民经过长期艰苦卓绝的斗争，即将获得决定性胜利，使国民党空军官兵看到了人民的力量和前进的曙光。

单1949年这一年，从国民党统治下的南京、上海、杭州、青岛、西安、汉口、台湾等地，飞向解放区的飞机就多达20架53人次，在国民党空军中形成了一个驾机起义的高潮，很好地配合了人民解放军在各个战场取得的胜利。

(三)地下党组织卓有成效的分化瓦解工作

1948年1月8日，周恩来同志明确指出：“组织空军起义，扩大我军声威，加速蒋匪内部崩溃，减少对人民的危害。”

正当一些国民党空军飞行员考虑自己选择走什么道路的时候，中国共产党地下党组织适时把工作的重点放在基层，直接做一架飞机、一名飞行员、一个机组的工作。

地下党组织经过深入细致的了解，积极而又慎重地秘密发展了俞渤、周作舟、郝桂桥、唐宛体、谭汉洲、禹庆荣、刘继广、王玉河、毛履武等一些国民党飞行人员入党，并在国民党空军八大队和国民党空军军官学校建立了中共临时党支部。依靠这些党的组织和党员，我党在国民党空军建立了下层联系，团结和影响了一大批国民党空军飞行人员。

(四)解放区家庭亲友的劝告

1948年12月，阎承荫接到堂姐从天津发来的信，沉闷的心扉终于开启了一个透气的天窗。虽然多年未见堂姐，阎承荫知道她早就参加了共产党。堂姐在信中说：

“姐唯望你在把炸弹投向自己同胞的时候，伸手摸一摸自己的良心”，“能堂堂正正做一个正直清白的中国人。现在气候变化很快，望你珍重。如你感到不适，可想办法找姐……”

阎承荫读过堂姐的信后，自己决心冲破政治牢笼，寻求新生。

(五)逼上梁山

1948年9月23日，刚吃完中午饭，与杨培光要好的中队长，将一份公函交给杨培光看，其内容是要传讯杨培光到军法科去审问。杨培光看完后就说：“我走了！”

杨培光只拿了一张地图、一顶飞行帽、一个保险伞，自己开着汽车就上机场了。天黑前，驾机飞行到东北解放区四平机场着陆，受到当地军民热诚的欢迎。

杨培光在自传里写道：“说起来咱是逼上梁山的。”“如果要说是什么人介绍我参加解放军的话，那就是国民党军法科的法官。”

三、独特贡献，永载史册

从刘善本同志驾机归来开始，党和政府以及各级领导对驾机起义人员政治上是充分信任的，工作上注意发挥他们的技术特长，并委以重任。

几十年来，驾机起义归来的同志在各自的岗位上勤勤恳恳、兢兢业业，没有辜负党和人民的期望与重托，人民空军和国家民航事业的发展壮大凝聚着他们的心血，军队和国家建设中留下了他们的足迹。

在人民空军的初创时期，国民党空军飞行员连人带飞机一同归来，应该说是非常难得的，一是直接提供了人才，二直接带来了装备。许多起义人员带着飞机参加航校建设，他们和航校的指战员一起，艰苦奋斗，为培养人民空军的飞行员和其他技术骨干贡献了自己的一份力量。  建国前夕，不少人加入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新组建的第一个飞行中队，担负着保卫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和开国大典空中受阅飞行的任务。

其中，参加开国大典受阅飞行的20多名飞行员中，驾机起义的人员就有刘善本、杨培光、阎磊、王延州、谭汉洲、毛履武、王玉珂、杨宝庆、谢派芬、徐骏英、杜道时、任永荣、邹耀坤等10多名，占了一大半。此外，还有邢海帆和赵大海两名飞行员是从地面归来的。特别是阎磊和赵大海由于兼负着防空警戒任务，还破例带弹参加受阅飞行。

建国后，刘善本、阎磊、王延州、谭汉洲、周正等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参加了轰炸大、小和岛的作战，并击落过美国战机；谢派芬、徐骏英、杨宝庆、魏雄英、周震南等参加了进军西藏、开辟拉萨航线、抢险救灾以及执行党和国家领导人专机飞行等重大任务。谢派芬、徐骏英、杨宝庆、王延州、周正等立功受奖，王玉珂、魏雄英等在执行任务中以身殉职，为革命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驾机起义人员中，即使后来转业到地方工作的同志，也都把自己的青春年华和聪明才智贡献给了祖国的建设事业。1955年驾机起义的何伟钦，转业在河南安阳滑翔学校工作时，为了抢救国家财产勇赴火海，烧伤面积达90％，伤愈后，仍以顽强的毅力恢复驾驶技术，重上蓝天，创造了航空史上的奇迹。

在推进祖国统一的大业中，许多同志利用自身的优势向港台及海外亲友、同学、同事积极宣传党的方针政策，介绍祖国大陆的情况，收到了较好的效果。

尽管“文化大革命”中驾机起义人员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特别是刘善本同志被迫害致死，但驾机起义人员身处逆境始终没有动摇，爱国初衷没有改变。

粉碎“四人帮”后，党中央、中央军委对落实驾机起义人员的政策极为重视，相应地调整和提升了一些同志的职务，不少人还当选为地方、全国的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对已经牺牲病故的同志的亲属子女也给予了照顾。

1983年12月12日，为了表彰和肯定驾机起义人员当年爱国的正义行动，在北京隆重举行了颁发驾机起义人员证明书大会。14日，党和国家领导人邓颖超、习仲勋、王震、杨尚昆、余秋里、宋任穷等亲切会见了出席大会的驾机起义人员和已经牺牲病故的驾机起义人员的亲属，向他们表示问候。参加会议的同志深受感动地说：“虽然几十年来历经风雨，但党和人民始终没有忘记我们。”

是的，驾机起义人员的独特贡献将永载共和国史册！

萧邦振

2004年4月16日

2002年年尾，解放军出版社的资深编辑谢钢告诉笔者，希望有人能写写建国前后国民党空军飞行员驾机起义的事。他说这些人曾经为新中国做出过重要贡献，是推动过历史前进的平凡的“小人物”，现在有的人已经作古，在世的也年事已高，应该像抢救文物似的抓紧为他们出书立传。

对此，笔者有同感。我在空军指挥学院学习和工作期间，有机会接触到驾机起义的飞行员，还采访过其中参加开国大典空中受阅飞行的老同志。从与他们的接触中逐渐加深了解和认识，并且产生了敬意。因此，我欣然答应利用退休前的一年多时间，尽可能完成此项重任。

过去，由于保密等历史的原因，对驾机起义人员宣传不够。1995年5月空军组织编写，解放军出版社公开出版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军起义投诚·空军》一书，首次公开了国民党空军飞行员驾机起义的内幕，为笔者撰写本书提供了可贵的参考。但那本书仅局限在驾机起义方面，未能涉及驾机起义人员的个人完整情况，以至驾机起义人员后来的情况社会上不清楚，形成很多不准确的传说。

笔者在青岛采访何伟钦老先生时，他深有感慨地说：“我驾机起义过来后，台湾宣传我摔死了；我参加油库救火后，又有人造谣说我烧死了；‘文革’中还传说我被整死了。如今，我何伟钦80多岁了，每天坚持下海游泳，活得非常健康！”

这更证实了为驾机起义人员写这么一本书的必要性和紧迫性。笔者认为此事不能再耽误了，以后了解情况的人就更少，自己作为一名空军军事理论研究人员有责任弥补空军这方面的史料空白！

已经尘封了半个多世纪的事情，要重新收集相关的资料，由于当事人工作及其住址的变化，寻找起来相当困难。

笔者先走访几位家住北京的老同志，以了解驾机起义人员的近况，并听取编写本书的意见。笔者得到阎磊、朱京蓉同志的支持，我请他们两位作为本书的编写顾问。在他俩的指导下，我从祖国的东北到中南，逐个展开采访。

2003年4月19日，我和妻子杨民英准备从重庆乘船到武汉，电视里传来“非典”猖獗的消息，小孙女欣欣也在电话里呼喊爷爷奶奶快回家，我们不得不中断采访从宜昌返回北京，一进宿舍区就实行封闭式管理，连人都出不去了。报纸上每天都有“紧急寻人”的公告，说某日某时乘坐过某列车、轮船和飞机的旅客应速到当地医院体检，我查阅自己的车、船票，不禁也有些后怕。我的采访任务才完成一半，还能不能继续下去，一时心里也没底。

这时，接到任永荣老人的来信，他深情地说：“自己多年不写信了，但一定要给你写几句，感谢你为我们这些即将入土的人写下这些故事。”我还想起在东北采访现已病故的周正，那时老人刚刚出院，就提笔为我赋诗一首，并恭敬地向我行礼告别。还有杨培光之子杨旗，说他父母留下一点钱，兄弟们商量全用于与父母有关的事，愿意为写父亲的书提供资助。所有这些事情都激励着我，必须坚持完成撰写任务。

因此，“非典”期间我一直坚持上班，“非典”过后即开始走出去采访。同时，我还利用学院放暑假的机会委托学员和就近的战友帮助采访，以弥补耽误的时间。

前后历时一年，笔者终于摸清楚并撰写出30多个驾机起义的故事，过去只在统计表格上有个名字的王延洲，读者在文章里也能见到了。同时，还意外地发现了一些与此相关、从未公开披露过的事情，作为附录收入本书，使读者对驾机起义有个全方位的了解。

为了确保本书的历史价值，笔者在撰写过程中，严格尊重客观事实，尊重当事人的回忆，对一些细节问题反复核对，多方走访，尽可能准确无误。未经当事人证实的事情，绝对不搞“戏说”。  本书封面上的作者只是笔者一个人的名字。其实，本书的编写是众多人集体劳动的成果。

在采访中，笔者得到驾机起义人员及其亲属的热情支持，他们毫无保留地提供了保存多年的照片和文字资料。为此，书的后面专门拿出一页的篇幅列出了参加本书编写、采访、提供资料和介绍情况的人员名单。没有他们的支持和帮助，难以成书。

空军指挥学院副院长刘海南少将，副部长王聘明、王明亮，王勇、何世华、彭东海、吕长江、肖明礼、李树雪大校，田庆上校、牛锐利上尉等给予了大力支持和帮助。

解放军出版社的资深编辑谢钢，从本书编写的提起、策划到编辑，付出了艰辛的劳动。

在此一并表示诚挚的谢意！

此外，本书少数照片选自《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军起义投诚·空军》一书，特此说明并致谢！

在编写过程中，笔者常常为驾机起义人员的事迹所感动。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这些同志在“文革”中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和迫害，但1983年后基本上落实了党的政策。现在这些同志中，不少人享受国家厅、局级干部待遇。所到之处，大多数驾机起义人员的住房宽敞，生活安定，普遍心情不错。

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5周年，也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成立55周年，笔者完成此书稿时已年满60岁，按规定即将退休，本书是笔者在职期间自觉完成的最后一项工作，也算了了一个心愿。谨以此书献给我们伟大的祖国母亲，献给自己有幸工作40多年的人民空军！

鉴于此书的篇幅以及本人的精力所限，本书仅以写领头驾机起义的飞行员为主，同机其他起义人员的情况比较少。同时，此次未能写全所有驾机起义人员。对此，笔者表示歉意！如果读者喜欢和条件允许，笔者准备再写续编。

本书写的只是驾机起义人员一个侧面，虽然已尽力所为，想写得好一点，但受本人水平和对情况了解的限制，书中肯定存在不少问题，特别是史料方面的差错，恳请读者和知情者批评指正，以便修订。

萧邦振

2004年6月6日

于北京西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