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的忧伤(民国初年的宪政传奇)(精)》推荐：学者作家祝勇以新散文代表作家的笔力和学者的知识结构，把民国的历史做一次彻底的重构。让我们清晰理性地知道，清末的积重难返，不会因革命的成功而有所改善。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王朝，建立了现代的国家架构，建立了多党政治的平台，却不等于就此建立了现代的民主制度。一个对话的、调和的、服从的机制并没有建立起来。这是我们今天读这本书的根本意义。

《民国的忧伤(民国初年的宪政传奇)(精)》由祝 勇著，本书以无比同情的心情回望民初宪政那段历史，回望那些在民初的混乱局面中为实现宪政梦想而努力挣扎的人们，领会和理解他们的痛苦和纠结。他们的功绩，丝毫不逊于那些抛头颅、洒热血的革命者，只是在以革命为主导的历史叙述，没有给他们一个合适的地位。那些人不是消逝了的人，而是现实中的人，举手投足，都可以耳闻目见，或者说，这些人，就是我们自己，因为他们生命中的所有际遇与抉择，都有可能发生在我们的身上。

《民国的忧伤(民国初年的宪政传奇)(精)》适合文学爱好者阅读。

自序

传奇一 迷宫

传奇二 子弹

传奇三 天命

传奇四 残局

传奇五 歧路

传奇六 呐喊

传奇未完 选票

参考文献

唐绍仪决定出走。

作出这个决定以后，唐绍仪没有犹豫。他干净利索地换上便装，没有通知任何人，只带两三个随从，走出麻线胡同3号的宅院。

胡同仿佛麻线，把他的心紧紧缠住。他的心里很闷，想摆脱那些麻线的纠缠。车夫似乎懂得了他的意思，跑起来了，越跑越快，他突然有一种失重的感觉。人力车从一条胡同折向另一条胡同，像在迷宫里穿行，接踵而至的粗重的墙总是令他感到恐惧，但车夫总是能够敏捷地避开它们，像一条鱼，在墙的围困中游来游去，慢慢地，他才适应人力车的速度。他觉得自己的身体变轻了，兜风的布篷似乎成了一只风筝，带着他，忽忽悠悠地飘了起来。

民国元年，北京城密如蛛网的胡同里，这是无数辆人力车中的一辆。没有人注意，车上坐着的，是这个国家的政府总理。

对于这个新生的民国来说，没有人比唐绍仪更能胜任国务总理这一职务了。唐绍仪每天5点起床，逢星期一、三、五召开国务会议，二、四、六谒见袁世凯。唐德刚先生说：“他具有现代政治家所应有的国际知识和经验，他和袁的长期友谊，也赢得了袁的高度信任。孙中山对他的尊重和乡情更是难能可贵。同盟会中的高干对唐也表现得极其友好，并竭力邀其加盟。由黄兴和蔡元培介绍，唐也于3月30日在一片热烈的掌声中，宣誓加入同盟会。”对此，袁世凯是默许的，按照民国报人陶菊隐的说法，因为他需要唐绍仪成为“他与同盟会之间的一个中间型人物”。

武昌起义以后，唐绍仪是作为袁世凯的代表，与孙中山的代表伍廷芳在上海进行谈判的。正是这场谈判，终结了大清王朝的统治，把袁世凯送入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位置上。在复杂的局势中，他能敏锐地找到被荒草覆盖的捷径。帝制结束了，小皇帝退缩到宫殿的一隅，粗砺坚固的城墙不再守卫帝制的威严。革命也结束了，民国的第一任总统肥重的屁股坐在太和殿的西式皮椅里，安静地签署各种命令，卸职后的孙中山回到了他的故乡，在广东省香山县翠亨村的大榕树下，与老人们放声地高谈阔论。似乎一切都已尘埃落定，回到了它应有的轨道上，一道难解的方程，终于被化繁为简，求出了最大公约数。几乎同时，所有人都长吁了一口气。

谁也没有想到，事情不是越来越简单，而是越来越复杂。

唐绍仪的女婿顾维钧曾说：“尽管唐先生和袁总统是多年拜把兄弟，非常友好，但他们看问题的角度不同，一接触实际问题，他们之间的冲突几乎是无法避免的。”…

袁、唐之间的冲突，需要追溯到《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修改——武昌起义之后，由各省代表团(1912年1月28日改为临时参议院)制订《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在这些革命党中，形成总统制与内阁制之争——“宋教仁，这个30岁的小家伙，那时雄心勃勃地想做中华民国第一任国务总理，所以力主内阁制。但是中山认为，既然建立民国是要驱除鞑虏、推翻王室，则中国政府就没有再设虚君的必要，所以坚持采取美国的总统制。”由于孙中山在革命党拥有独一无二的声望，这个新政权最终效仿美国宪法，采用了总统制。但是，孙中山和宋教仁都没有想到，他们不闹了，但总统与总理两制之争却会一直闹下去。府院(即总统府与国务院)之间的矛盾一再周期性地上演，使民国的政治生态陷入恶性循环，最终只能以枪炮来收拾。直到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以后，段祺瑞以“临时执政”名义总揽大总统和内阁总理的职权，府院之间才偃旗息鼓。

孙中山将临时大总统职位让给袁世凯之后，参议院急匆匆地对《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进行修改，将总统制改为内阁制，为的是减少和制约总统的权力。所谓内阁制，实际上就是把总统当成摆设，只具有象征意义，而政府实权，掌握在内阁总理手里，总理对国会负责。总统权力，如任免官员、发布法律命令等，必须经由内阁副署，才能产生效力。时人说：“约法用总统制，孙中山当时可适用；袁世凯的专制行为，则非责任内阁不可，而且非组织国民党的责任内阁不可。”

《临时约法》规定，临时参议院在正式国会召集前是国家的立法机关。临时参议院成立后，在10个月内，临时总统应根据临时参议院所制定的国会选举法，进行国会的选举。国会成立后，应进行正式总统的选举，并制定宪法以代替《临时约法》。早在1912年1月5日，临时参议院议决了国会采取两院制。到8月10日，以总统名义公布了国会组织法及参议院、众议院议员选举法。

这种因人而异的制度设计，表明了西方民主制度刚在中国着陆时的水土不服。他们从不掩饰对袁世凯的公开怀疑，而对于袁世凯这个深谙官场之道的旧官僚而言，南方所设的种种牵绊，显然不是一种真诚的合作态度。他们虽有让贤的诚意，却缺乏合作的诚意。并且，他们过分低估了北洋系的实力尤其是忍耐力，为未来埋下无穷的祸患。这个为袁世凯精心设计的纸手铐，注定会被袁世凯撕得粉砰。

唐德刚说：“实质上，这是同盟会所掌握的参议院对未来的大总统所投的‘不信任票’，如同大相国寺菜园里的一群张三李四想对新到的和尚鲁智深来个下马威，乘他立足未稳，便把他摔到粪窖里去的一厢情愿的安排。”这种小孩子的把戏，亲历过清末改革、见多识广的袁世凯一眼便可以看穿。但他深知政治的火候。在他心里，真正的大事业，都需要文火慢熬，心急吃不了热豆腐，像孙中山那样火烧火燎的，什么事情都办不成。

3月10日，袁世凯在北京宣誓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任命唐绍仪为第一任总理，并组成内阁，30岁的宋教仁出任内阁农林总长。政府成员中既有前清官僚和北洋军人，也不乏革命党。这些人在几个月前还曾在奏折、书信上势不两立，在战场上拔刀相向，现在却心情复杂地站在同一个队伍里，见证中国的华盛顿的诞生。

P1-5

滴血的宪政

本书是《辛亥年》的姊妹篇。两书的承继关系，是历史本身赋予的，即民国初年建立宪政的各种努力，可以被认为是晚清新政的延续，甚至许多人物都是重合的。尽管随着中华民国的建立，他们对各自的立场进行了调整，比如梁启超这个曾经的君主立宪论者，已经成为民主立宪的代表人物，与杨度(从前的盟友)代表的君主立宪派势不两立，但建立宪政仍然是中华民国未完成的使命。清末的积重难返，不会因革命的成功而有所改善。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王朝，建立了现代的国家架构，建立了多党政治的平台，却不等于就此建立了现代的民主制度。一个对话的、调和的、服从的机制并没有建立起来，宪政文化和专制文化的冲突一如既往。宪政与专制、宪政与革命、民主立宪与君主立宪之间的斗争，远比清末更加惨烈，民国的政治版图也远比清末更加纷乱和复杂。当年出洋考察宪政的清朝官员端方在与罗斯福总统会见后，一语道破了皇帝和总统的区别——“惟以一身事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但到了民国时代，无论是孙中山这位激进的革命者，还是袁世凯这位激烈的立宪派，都不愿意自己的权力受到限制，让人想到清朝皇帝的那句名言，“天下大权，惟一人操之，不可旁落”，也证明了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的著名判断：“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到遇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这至少证明了革命的限度，即革命不是特效药，它只能把矛盾遮蔽起来。就像中华民国第一任总统就职的时候，那些在几个月前还势不两立、拔刀相向的人，心情复杂地站在同一个队伍里(见本书《传奇一》)，这使这个新兴的国家至少在视觉上给人愉悦感。但这些深刻的矛盾终究是遮蔽不住的，它们很快就会暴露出来，展开新的厮杀。

民主的脆弱，赋予革命以正当的理由，这一点，与清末如出一辙。于是，20世纪的中国史，便被革命不断推动和翻新，成为“不断革命”、“继续革命”的历史。中国历史的现代化框架，也被革命书写所置换，革命与否，成为唯一的价值标准。中华民国国民鲁迅在《小杂感》里写：“革命，革革命，革革革命，革革……”他以调侃的口吻，表达了对于革命的怀疑。在我的成长经历中，蒋介石一直是革命的对象，是“反革命”，后来从事历史研究，越来越多地看到蒋介石的讲话、日记，惊讶地发现，这位“最大的反革命”居然时时刻刻以革命者自居，动辄大谈革命。在革命的流水线上，一个旧的革命者必然会成为新革命者的革命对象。本书并非要对革命作出简单的价值判断，只是意在强调革命的目的不是建立新的专制，而是为宪政的展开铺设一个更好的平台。否则，革命就走向了自己的对立面，走向了异化，证实了梁启超在辛亥革命前做出的革命必然导致混乱，而混乱又会被新的专制所终结的判断。  对于这个有着坚硬的专制传统的国家来说，只有宪政，才是货真价实的革命。因为只有宪政，才能追求一种更优越的民主生活，实现社会利益的最普遍化。宪政与革命，并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也不应水火不容。从《辛亥年》到《民国的忧伤》，从晚清到民初，我试图通过自己的写作证明宪政在晚清以来中国历史中的贯穿性意义，尽管这一意义经常性地被革命打断和遮蔽。与革命相比，政治改革更加艰难，需要更大的勇气、更长远的眼光和更细致的操作，以超人的耐心和理性，控制和支配各种不确定性。我们不能设想有一个“纯洁”的时代(所谓的“条件成熟”)来安放宪政梦想，因为这样一个“纯洁”的时代是永远不存在的，宪政需要通过打破现实利益的屏障来实现。时代的迷局各有不同，而迷局永远存在。本书始于“迷宫”，而这，也是对今天的写照。今天的中国，是晚清以来国人为建立现代制度而奋斗努力的一个延续，韦森教授在他新近出版的《大转型——中国改革下一步》中表示：“一个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权力不受任何实际约束的政府，可能比计划经济条件下的政府在长期来看更容易出问题，甚至可以讲更加危险。在无宪政民主政制的政府的治理之下，民众的福利肯定不会太高，且该经济社会的长期发展绩效也可能比计划经济体制更为糟糕”，势必导致普遍的腐败困境和政权的合法性危机。吴敬琏先生最近也说：“在当今的中国，如果不能采取果断的经济和政治改革措施来制止权贵对国库和各阶层人民的掠夺，纾缓社会矛盾，就有可能发生顾准所说的‘进化受到壅塞时的溃决’而某些枭雄式的人物正好可以利用这种情势，用‘打土豪、分田地’一类极端‘革命’的口号，误导深受权贵压榨因而热切希望获得公平正义的大众，把他们引向逆历史潮流而动的歧途，使建设现代中国的进程遭到中断。”温家宝曾经在深圳的一次讲话中指出：“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就会得而复失”，“停滞和倒退不仅会葬送三十多年改革开放的成果和宝贵的发展机遇，窒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勃勃生机，而且违背人民的意志，最终只会是死路一条。”为了避免重新陷入历史怪圈，韦森一针见血地指出，宪政的首要问题是政府守法，而不是公民守法。“政府守法，受预先制定的规则约束，就是宪政。”如此，当我们回顾民初那段民主探索的时候，内心就不会再感到痛苦和纠结。

本书不是一部学术著作，而是一部历史非虚构著作，延续了《辛亥年》以人写史的写法，把人物放在历史舞台的中心，去体会他们的欢笑与悲哭，使历史重新拥有情感的温度。历史不是教科书，历史是用生命和血肉铺垫出来的。钱穆先生说：“本来政治应该分为两方面来讲：一是讲人事，一是讲制度。人事比较变动，制度由人创立亦由人改订，亦属人事而比较稳定，也可以规定人事；限制人事。”“要讲一代的制度，必先精熟一代的人事。若离开人事单来看制度，则制度只是一条条的条文，似乎干燥无味，无可讲。而且已是明日黄花，也不必讲。”本书以无比同情的心情回望民初宪政那段历史，回望那些在民初的混乱局面中为实现宪政梦想而努力挣扎的人们，领会和理解他们的痛苦和纠结。他们的功绩，丝毫不逊于那些抛头颅、洒热血的革命者，只是以革命为主导的历史叙述没有给他们一个合适的地位。那些人，不是消逝了的人，而是现实中的人，举手投足，都可以耳闻目见。或者说，这些人，就是我们自己，因为他们生命中的所有际遇与抉择，都有可能发生在我们的身上。

祝勇

2013年3月17日于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