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思路开阔，穿越时空，兼顾真实性与文学性，以大量史实还原岁月现场，书写了种种血与火、欢与悲、泪与歌、初心与宏愿、爱国与担当的故事。同时，构筑了一个花开花落、人来人往的斑斓艺术长廊，从中可以领略到南开大学成立百余年来，严修、梁启超、张伯苓、胡适、梅贻琦、张彭春、周恩来、张学良、曹禺、陈省身、杨振宁、叶嘉莹等众多杰出人物的人生片段与爱国主义精神侧影。多元交织，情景再现，为读者带来了反思、追问、求索，以及对于未来的深邃梦想……

黄桂元，1982年毕业于南开大学中文系，文学创作一级，天津市作协副主席，第八届、第十届茅盾文学奖评委。在百余家海内外报刊发表文学作品与批评文章约三百万字。部分作品曾被《新华文摘》《小说月报》《散文海外版》《散文选刊》《作家文摘》《读者》等选刊转载，入选各种年度中国最佳散文或随笔选本十余次，曾获百花文学奖（散文奖）、《文学报》“新批评”优秀评论奖等，出版长篇小说、文学评论集、散文随笔集八种。

序章 校殇刻骨
第一章 暗夜炬火
第二章 乱世“清流”
第三章 起飞姿态
第四章 风景所在
第五章 体育铸魂
第六章 民国“新剧”
第七章 潮涌时代
第八章 文化地标
第九章 壮哉南迁
第十章 巴渝岁月
第十一章 沧桑北归
第十二章 无远弗届
尾章 家园永在

一册山河，大师远影；岁月征尘，家国日新。本书收录了校殇刻骨；暗夜炬火；乱世“清流”；起飞姿态；风景所在；体育铸魂；民国“新剧”；潮涌时代；文化地标；壮哉南迁；巴渝岁月；沧桑北归、无远弗届等十四章内容。

家国从来不是一个简单的地理概念。
家国的称谓源于《逸周书·皇门》，后逐渐纳入“家庭一家族一家国”的意涵，象征同构、同质的社会政治理想模式，循此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家国的维度由主权、领土、尊严和血性构成。
在家国视域中，有长河落日、高天厚土、苍翠根脉、岁月红尘，更有生生不息的骨肉族群，孕育于斯，歌哭于斯，繁衍于斯。
在民族存亡的关头，血浓于水的家国意识，会凝聚一切不愿做奴隶的人们，同仇敌忾，生死相依。
南开人的家国意识，在1937年的7月显得更为强烈。
那个夏季，似乎格外漫长、难熬。
7月7日，日本军队在夜幕的掩护下向驻守卢沟桥的中国军队发动突袭，炮口指向宛平城。瞬时，震耳欲聋的炮声划破北平的沉沉夜色。此举相当于向中国政府掀桌子，亮底牌。世界震惊。一时间，平津地区生活秩序大乱，民心惶惶，传言纷飞。
此时的南开大学已安排暑期放假。校园空寂而清冷。热浪铺天盖地，无孔不入。声声蝉鸣，阵阵蛙语，惹人心烦意躁。依然是朗朗晴空，楼宇挺拔，绿树参天，荷花飘香，却失去往日特有的勃勃生气，隐隐约约显露出浓浓的不祥迹象。
之前，校长张伯苓接到通知匆匆赶赴江西庐山，与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以及胡适、罗家伦、傅斯年等一干教育界要人共聚牯岭，出席蒋介石火速召集的国防参议会。日本人粗黑的魔爪越伸越长，得陇望蜀，欲壑难填，大家深感形势凶险，华北或将大难临头。中国何去何从，命似悬丝。会议氛围被一片悲情笼罩，张伯苓、梅贻琦、蒋梦麟三位校长更是眉头紧锁，神色凝重。他们一再恳求中央政府早日决断，挽救势如累卵的平津与华北，确保名校与大师、名师不被殃及。
张伯苓是参会的唯一一位私立大学校长。天津形势危在旦夕，他的失眠日益加重，心事重重，眼睛布满了血丝。会后，张伯苓从庐山飞抵南京稍留，在焦虑中本欲返津，却被友人劝住，说日本人早已对南开怀有敌意，一旦回津，难免树大招风，极不安全，于是作罢。
赴庐山前，张伯苓把看家的任务托付给南开大学秘书长黄钰生、理学院院长杨石先，他们是深得其信任的两位助手。黄、杨本是年富力强、术有专攻的专家、教授，在非常时期，也只能尽书生的绵薄之力，风雨同舟，坚守这方圣土。大家深知责任重大，却无奈“树欲静而风不止”，北平已经扛不住，天津也在告急，时局动荡，前景莫测。
九一八事变以来，一直对中国领土虎视眈眈的日本军国主义，信奉“军刀既已拔出，焉能不见血而入鞘”的强盗逻辑，不断寻找各种“碰瓷”理由，得寸进尺，变本加厉，如今更是撕下伪装，龇着獠牙，明火执仗，有恃无恐，把中国人的克制与忍耐逼到了极限。蒋介石终于被日本人激怒了，分别紧急召集军方和各界要人商讨对策，决意不再忍让，摆出一副强硬的全力抗战的架势。 而此时，驻在北平的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与三十八师师长兼天津市市长张自忠，抱着“不愿演出大流血的惨剧”的善良想法还在与日寇周旋，摇摆于“战”与“和”之间举棋不定，心存侥幸。
九一八事变刚爆发时，主战与主和的争论就没有停息过。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和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胡适就曾公开亮明观点，认为现今中国的军事力量远非日本的对手，应当尽量避战，忍痛求和，就两国之间的悬案谈判拖延，谋求10年的喘息与和平，以图发展军事工业，达到阻止日本吞并中国的目的。这种观点在国内有一定市场。宋哲元、张自忠作为军方最初对此也是认同的。他们把蒋介石发来的拒绝退缩、共赴国难的指令搁置一边，幻想用“和谈”妥善处理“卢沟桥”一案的遗留问题，宋哲元甚至下令拆除多年劳民伤财修筑于通衢路口的防御工事，试图用“诚意”换取日军的信任，表达己方放弃警戒，不与之殊死一战的“和善”姿态。殊不知，这种矛盾心理正落人日本人早已设计的陷阱，致使北平完全陷落，天津危在旦夕。
终于，宋哲元、张自忠两位将军意识到此路不通，在醒悟、痛悔之余，坚定了抗战决心。特别是毕业于天津北洋法政学堂的山东汉子张自忠，主动请缨，冲到一线，视死如归，率部与日军鏖战七个昼夜，取得名垂史册的台儿庄大捷，尽显铁血将军本色。1940年5月16日，张自忠在与日军惨烈激战中身先士卒，血染疆场，捐躯殉国，成为一代感天动地、名垂史册的抗日名将。
7月25日，日军按照既定部署，由北平继续派兵，先是利用绝对的空中优势攻下廊坊，继而状如恶虎下山，直扑天津。
日本人视天津为囊中之物，谋划已久。这次入侵行为，在他们看来天经地义、顺理成章，甚至还在东马路至日租界地段举行了气派十足的“人城式”。依照国际公法，天津属于“和平”占领的城市，无辜平民手无寸铁，不应被加害于武力，但不可一世的日军哪里会管这些，硬是把黑洞洞的枪口炮膛，对准了这座不设防的中国北方名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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