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发展事关长远，事关经济社会发展全局。人口问题始终是中国社会舆论的焦点，大众对人口的认知也因人口发展数据的最新披露而更新。国家统计局于2023年发布的数据显示，中国人口已于2022年进入负增长轨道。这一变化对中国及世界经济发展至关重要。中国经济增长正处于迈入高收入阶段的关键时期，面临一系列严峻挑战。
经济学家蔡昉从中国经济面临的紧迫问题和特殊挑战出发，阐释长期的经济和社会发展问题，特别是从供需两侧的挑战出发，结合现代化的目标和发展的任务，分析人口负增长时代的发展机遇。首先，着眼于人口负增长和老龄化的深化，揭示这个人口转变结果作为新国情的性质、对于经济发展的转折点意义，以及对未来经济增长提出的挑战。其次，在继续关注经济增长供给侧挑战的同时，特别突出人口转变因素带来的全新挑战——迄今我们仍然准备不足的需求侧冲击，尤其是居民消费弱化对经济增长产生的制约。对此，这本书有针对性地讨论了三个分配领域的改革红利。最后，重点论述中国式福利国家建设这一主题，揭示这项制度建设任务的不可回避性和紧迫性。

序言
第一部分中国经济的新起点和新挑战
第一章 从警钟长鸣到紧迫挑战
人口趋势：普查、预测和现实
失去第一人口大国的头衔意味着什么
人口问题的错置、忽略和再发现
经济增长的舵和锚
第二章 认识外部发展环境的变化
全球老龄化：是通货膨胀，还是长期停滞如何重塑经济全球化引领全球化新格局的战略博弈
第三章 发展阶段变化中的中国经济
跨越中等收入阶段
发展阶段变化提出的新课题
从三个维度认识宏观经济
第四章 定义发展阶段的人口转折点
两个人口转折点及之后
从“生之者众”到“生之者寡”
从“食之者众”到“食之者寡”
人口负增长的国际经验
第五章 更严峻的供给侧增长挑战
影响潜在增长率的新因素
预测的启示：取乎其上，得乎其中
积极就业政策的更高版本
制造业早熟的代价
在结构转变中创造经济增量
第六章 需求侧制约的新常态
需求“三驾马车”的变化方向
高质量发展与比较优势转换
发展阶段变化与投资回报率
影响居民消费的经济社会因素
第七章 发展模式转变与认识范式转换
防止未富先老变为慢富快老需求视角：增长理论的范式转变从索洛悖论到凯恩斯悖论破解数字经济的“双刃剑效应”认识
地区差距的新致因政策选择：是“取其轻”，还是“取其重”
第二部分三个分配领域的改革红利
第八章 消除城乡二元结构
抓住消除差距的窗口期
乡村振兴的产业抓手
存在“城市化陷阱”吗
农业农村的要素供给和配置
真实的需求侧改革红利
第九章 提高社会流动性
橄榄型社会结构为什么重要
人口老龄化与社会流动性
拓宽家庭预算曲线：职业与照料
数字经济时代的劳动力内卷
阻断贫富分化的代际传递
第十章 再分配与基本公共服务供给
实现共同富裕的终极手段
以人类发展破解“生育率悖论”
人力资本积累的机会窗口
覆盖全民全生命周期的社会保障
劳动力市场制度建设
第十一章 创新向善的民生效应
如何实现创新与共享的统一
改变企业发展的目标函数
数字化、算法与向善
理念红利与善意助推
第三部分建设中国式福利国家
第十二章 发展阶段与社会福利水平
人口冲击是福利国家催化剂
“老人之老”和“幼人之幼”尽力而为和量力而行的统一社会福利支出恒等式
第十三章 “瓦格纳加速期”：规律与机遇
打破“弗里德曼周期律”国家竞争力的新制高点中国语境中的瓦格纳法则为人民群众的幸福感买单公共财政的可持续保障
第四部分人口负增长时代的发展机遇
第十四章 更高发展阶段的政府作用
经济社会发展的更高水平均衡
发展内涵转变：超越 GDP
从“做大蛋糕”到“分好蛋糕”
如何兼顾“创造”与“破坏”
第十五章 把握正在发生的大趋势
认识、适应和引领发展阶段
不确定性的经济学
政府政策、企业抉择和个人机会
短期与长期对接：如何回归常态轨道

第一章 从警钟长鸣到紧迫挑战
最新的统计数据显示，中国人口发展正在经历一个关键的转折，即人口总量达到峰值，随后常态化地转入负增长。人口是一个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层面，对经济增长来说，人口增长既是舵也是锚。说它是舵，是因为在特定的人口转变阶段，人口的动态和结构为经济增长的方向设定了既定的路径，只要把体制和激励搞对，经济增长终究可以在这个路径上推进。说它是锚，是因为人口增长为宏观经济确定了基准，即使宏观经济遭遇周期性波动，因一时的扰动处于下行态势，经济增长也尚有机会回归既往的轨道。
然而，一旦人口转变进入一个不同的阶段，特别是发生了重大的转折，经济增长路径就可能改变，短期的扰动也可能成为新常态。例如，人口总体或者特定年龄组的变化趋势—从增长变为缩减，就意味着人口总体或局部的增长率发生符号从正数到零及至负数的变化。相应地，经济发展阶段也必然转向另一种格局，
经济增长的稳态也将发生变化。本章将描述中国人口的转折性变化，阐释其背后的政策含义。
人口趋势：普查、预测和现实
近年来，人口问题始终是中国社会舆论关注的焦点，大众对人口的认知也因披露和更新的有关人口发展数据而不断刷新。2007年，权威的《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提出，中国的总和生育率为 1.8左右，按照这个生育率水平来预测，中国人口总量将在 2033年前后达到峰值，届时人口总量为 15亿左右。 联合国于 2019年主要依据中国官方提供的数据和参数，根据 1.6～1.7的总和生育率假设进行了一次预测，把中国人口总量达到峰值的年份提前到 2025—2030年期间。
简单来说，一个国家的总和生育率是指妇女在适龄阶段平均生育的孩子数量。不难理解，在一位女性或一对夫妻至少生育两个孩子的情况下，人口才能保持增长。因此，考虑一些统计因素后，人口学家把 2.1这个水平设定为更替水平的总和生育率。既然我在前面提到的人口预测所依据的总和生育率显著低于更替水平，那么经过一个增长的惯性期后，人口总量必然达到峰值，进 而转为负增长。可见，一个国家的人口总量什么时候达到峰值，关键在于对总和生育率的估算和判定。
早在 20世纪 90年代初，中国的总和生育率即降低到 2.1以下。在学术界和政策研究领域，人们对此均没有什么争议。对于那以后总和生育率的变化，则既没有正式发布的信息，在理论和政策讨论中也缺乏共识。尤其是对于进入 21世纪以来的总和生育率究竟处在什么水平，人们常常做出大相径庭的判断。根据 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统计的数据，计算得出的总和生育率为 1.22；根据 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统计的数据，计算得出的总和生育率为 1.19。很多学者在对普查统计的数据进行一定的误差修正后，计算得出的总和生育率为 1.4～1.5。但是，正如《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和联合国预测的依据所表明的，官方认可的总和生育率长期停滞在 1.6～1.8的范围内。
正是由于对总和生育率的莫衷一是，当 2020年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公布总和生育率仅为 1.3时，人们颇感震惊，原因之一是这是一个极低的生育率水平。人口学家通常认为，总和生育率低于 2.1这个更替水平便属于低生育率，低于 1.5为很低生育率，低于 1.3则为极低生育率。从国际比较来看， 2020年联合国把各国分成“最不发达国家”、“不含最不发达国家的欠发达国家”和“较发达国家”三组，从平均数来看，总和生育率分别为 4.02、 2.16和 1.51。根据该口径，中国 2020年的总和生育率低于任何一个国家分组的平均水平。
另一个让人对总和生育率 1.3感到震惊的原因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如此低的总和生育率绝非一朝一夕达到的，也就意味着中国的总和生育率多年来一直处于很低的水平，而一些研究者做出总和生育率早已降到 1.4～1.5的估计无疑是可靠的。由此推论，中国人口总量达到峰值已近在咫尺。不出所料，国家统计
局发布的 2021年的数据显示，人口自然增长率仅为 0.34‰。在统计意义上，可以说人口增长已经极不显著，由此人们有理由做出 2022年或 2023年人口达峰的判断。
人口数据出乎人们的意料，还在于实际发布的情况与联合国的预测差异颇大。联合国下设的经济和社会事务部人口司专门负责对各国进行人口预测，根据其于 2019年预测的结果， 2020年中国的人口总量为 14.4亿，而 2020年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显示，2020年中国的实际人口总量仅为 14.12亿。此外，国家统计局发布的 2021年人口数据中的人口老龄化水平高于联合国当时的预测，并且可以预期的人口总量达峰时间也早于联合国当时的预测。
2022年，联合国适时地更新了对各国人口的预测，其中正合时宜且与时俱进的部分无疑是对中国人口进行的最新预测，增强了其关于中国的人口预测数据与实际数据之间的一致性。换句话说，这两套数据之间的差异已经细微到可以忽略不计。用联合国的最新预测数据和中国已发布的截止到 2021年的人口数据相互印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