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直面死亡冷酷无情，对待尸体一视同仁。他们插科打诨脏话连篇，率真诚实嫉恶如仇。他们被街头百姓白眼嫌弃，遭警局高层出卖牺牲。他们与疑犯斗法、跟证人周旋、同律师角力，他们是践行正义的巴尔的摩警探，是一群不够坚定但足够可爱的理想主义者。
巴尔的摩是全美犯罪率最高的城市之一，平均每三天就有两个人死于非命。这让该城警局重案组成为政治、新闻、腐败和善恶的漩涡中心。大卫·西蒙是有史以来第一位被允许无限制跟踪报道巴尔的摩警局重案组的新闻记者。他用纪实手法，根据自己1988年以实习警察身份深入警局一整年的调查报道写就《凶年》一书，对于美国的社会犯罪现象以及警察的执法行为做了真实披露。作品一经推出即广受好评，后被改编成美剧《火线》《凶案组：街头生活》等，并被誉为美剧黄金时代的代表作。

大卫·西蒙，美国著名电视剧监制、编剧及作家。前《巴尔的摩太阳报》记者。他的纪实小说《凶年》荣获1992年度爱伦坡纪实犯罪小说奖。根据《凶年》改编的《凶案组：街头生活》和《火线》都成为了经典剧集，被誉为美剧黄金时代的代表作，彰显了美剧在文学性及社会批评方面的可能性。

《凶年(上下)》无目录

《凶年(上下)》是以巴尔的摩城为描写对象。大卫·西蒙用本书记录下了巴尔的摩市警局凶案组的一年，但他所做的可不仅仅是闲逛：他在那里扎下了营。作为一位记者和编剧，西蒙相信，上帝才是最优秀的小说家。人们如果见证了上帝所炫耀的故事素材，那非但无可厚非，还是件值得称颂的事情，亦是“为真道打了美好的一仗”。

濒死之前
理查德·普雷斯①
杰米·布里斯林曾经如此评价达蒙·鲁尼恩②：“他所做的正是所有优秀记者会做的事情——四处闲逛。”大卫·西蒙用《凶年》一书记录下了巴尔的摩市警局凶案组的一年，但他所做的可不仅仅是闲逛：他在那里扎下了营。作为一位记者和编剧，西蒙相信，上帝才是最优秀的小说家。人们如果见证了上帝所炫耀的故事素材，那非但无可厚非，还是件值得称颂的事情，亦是“为真道打了美好的一仗”③。西蒙是一位优秀的故事素材收集者和事实阐释者，但他也是一位“瘾君子”，而他所欲罢不能的便是做一位见证者。
我觉得我有资格这么评价他（作为同行，我对他深有了解），他所患之瘾具体来说是这样的：无论我们在街道上——和警察一起，和街角男孩④一起，和那些仅仅试图在这个布满地雷的世界中保护自己家人并生存下去的人们一起——见证了什么，它们都只能激起我们见证更多事体的欲望。我们所追求的是一座都市的本真，在这条上下求索的无尽道路上，我们会和任何遇到的人物相处相待。我们总是在床头祈祷：上帝啊，请你再赐予我一个白日、一个夜晚，让我看见、听见那将成为关键的事体，那将统领象征整个故事的最佳细节吧。而任何堕落的赌徒都明了，这事体、这细节就好比一盘骰子赌局，你总以为下一盘就会赢。真理就在那里，它在下一条街道，下一次不经意的街头走访，下一个无线电呼叫，下一次面对面的毒品交易，下一卷展开的犯罪现场封锁胶带……它总是有待出现，而那头名为巴尔的摩、名为纽约、名为美国都市的野兽，却正像不知满足的斯芬克斯，一边言说着晦涩难懂的谜语，一边继续吞噬着一个又一个不幸的灵魂。
或许吧，我们只是无法按截止时间交稿而已……
我第一次见到西蒙是在1992年4月29日，那是“罗德尼·金暴乱”⑤之夜。在此之前，我们都刚出版了颇具影响力的著作：西蒙的便是现在你手头的这本书，而我的则是一本名为《黑街追捕令》（Clockers）的小说。我们是通过我们共同的编辑约翰·斯特林认识的。他把我们介绍给彼此的那一刻颇具喜剧意味：“大卫，这位是理查德；理查德，这位是大卫。你们哥俩应该成为朋友——你们的共同点着实太多了。”所以，我们相识后做的第一件事便是迅速过河直奔泽西市，那是当晚暴动最为严重的区域之一，我们在那里遇到了拉里·穆尔兰，他是哈德逊县凶案组的警探，也是我之前三年写作生涯里的王牌，为我提供着源源不断的灵感。大卫的父亲在泽西市长大，穆尔兰一家和大卫一家很有可能上几代便有过交往，于是他们自然就熟了。泽西市的暴乱并没有扩大化，我们总能在街头巷尾发现暴乱的痕迹，却无法亲眼见证它，那一夜给我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是西蒙对见证的痴迷，这让我觉得他好像就是我失散多年的孪生兄弟一样。 我们的再度见面是时隔多年之后的事了。在此之前，南卡罗来纳州发生了“苏珊·史密斯杀子事件”①，我想以此为基础写作小说《自由之地》（Freedomland），当时正在调查这起美狄亚式②的案件。我记得，巴尔的摩也发生过类似的悲剧：一位白人母亲杀死了自己的两个混血女儿，她在她们仍在深睡时点燃了自家的排屋。她声称自己的动机是为了和她的新任男友在一起，后者不喜欢她的两个孩子（在此之后，他否认了这一说法），于是她清除了两人真爱之路上的障碍。
大卫为我打了好几通电话，把我介绍给了所有能够接受采访的主要相关人士——负责逮捕的警员、母亲的男友、三度丧失亲人的祖母、那个街角商店的阿拉伯老板——事发之后，那位母亲正是逃到了商店，貌似恐慌地拨通了911电话。（商店老板说，她的第一个电话是打给她母亲的，第二个才报了警。）从新闻报道的角度来看，这个故事早已过时了。然而，为了能让我了解到这个故事，西蒙还是切换到他的工作模式中去了。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必须竭尽全力才能在精神和生理双方面跟上一位街头记者；除了成功采访了上述所有人物之外，我们还试图骗取警察的信任，让他们允许我们进入仍在看守的犯罪现场，但这以失败告终了；于是，我们放弃直接进入的想法，展开迂回对策：我们绕道来到房子的后院，攀过栅栏，来到被熏黑的排屋中；我们登上残留的楼梯，来到那个小小的卧室，那两位女孩正是在这里被烟熏窒息而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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